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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旅美作家，好莱坞编剧。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原作者，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原作者，《天浴》《梅兰芳》原作者及编剧，《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多，部部大红大紫。但在她眼中，自己做编剧并不合适。“我写作时不会考虑是不是要拍成电视剧、电影，能有多少的票房。我只是注重诚实的写作，这是我的原则。”
上次见到严歌苓，是在电影《归来》首映当天，一袭白衣的她款款走来，让人顿时明白气场、气质之类的词并非虚言。这一次，则是新作《床畔》（原名《护士万红》 ）首发式。前来为她站台的嘉宾是刘震云，两人在台上的对话妙趣横生。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严歌苓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笔下所阐释的东西方文化场景，碰撞中又有融合。笔触涉及各个阶层的同时，对于底层人物、那些边缘化的小人物也不乏人文关怀。《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等部部精彩。
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多，部部大红大紫—根据《少女小渔》改编的电影斩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从中篇到电影剧本到长篇，《金陵十三钗》经过多次重写，最终成为后来轰动一时的电影。和影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让这位高产、高质作家的作品为大众所熟悉。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并取得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成功—严歌苓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活得坚强，活得漂亮。
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给自己下的定义是“边缘人”。“我虽然生活在海外多年，但我所创作的作品、所讲述的人与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因此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我就是一个边缘人；而在国内，由于我没有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我还是一个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心态也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每次回国，我看到的中国社会，即使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很新奇，很巨大的。”
严歌苓说，自己的文学观念很简单：“把自己民族的，自己所遇见的故事用最好的语言写出来，使中文越来越美。”
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
从起笔到付梓，严歌苓用20年时间完成了作品《床畔》。《床畔》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西南小城，19岁的万红刚从护校毕业，就受命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连长这位 “活烈士”。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捞政治资本、入党提干”的误解，吴医生的追求，甚至是“英雄”概念的颠覆，都没有让她动摇过离开床畔的念头。“我觉得万红身上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她脱胎变骨。我始终认为，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严歌苓说。
在小说《床畔》里，严歌苓塑造了无数英雄。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严歌苓写在了《床畔》的后记里：“我自己理解的英雄主义包括勇敢、忠诚、舍己为人，超乎寻常的人性美，《辛德勒名单》里的辛德勒，就是难得的英雄。此片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制片人曾说，辛德勒身上有一种善良，这种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觉得辛德勒身上的这种情怀和品质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义。”
她补充说，在这部作品中，自己想要剖析的主要是人性的从众，见风使舵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英雄观，我之前在大学演讲，讲到董存瑞与黄继光，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大家觉得这种英雄主义似乎过时了。其实我认为只要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危急时刻，在处于两难绝境中做出电光火石般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
更乐意去写小说
作为一个写作者，严歌苓很高兴能够通过影视作品来反映自己的小说作品。但她很少看自己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并不是担心改编后产生的失望，而是自己长时间生活在国外，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国内的影视剧。
五月，严歌苓刚刚完成了《妈阁是座城》的剧本初稿。虽然曾经拿下过亚太国际电影节和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项，但在严歌苓眼中，自己做编剧并不合适。“有时候，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也未必是好事。”
严歌苓认为，文学创作完全靠作者自己的艺术直觉和灵感，但影视作品是要跟导演的意图磨合，这种创作和小说完全不一样。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旦要改编成剧本，自然就要改动小说原本的思想。
“小说是十分个人的，是非常自由的。尤其是创作，一个人在自由的想象力下和非自由的想象力下是截然不同的。我写作时不会考虑是不是要拍成电视剧、电影，能有多少的票房。考虑这些东西的话就没法写作了，我只是注重诚实的写作，这是我的原则。”
对于中美两国编剧市场的差异，严歌苓笑言，美国的编剧市场规范，说好改两稿就是改两稿，而国内没有合同制约，但如今国内市场好，稿酬高，所以自己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即使是成熟的写作者，要保持勤奋也并非易事。严歌苓坦承，要是写命题作文，比如影视剧本的创作，就会有压力，会累，因为不愿意去驳人家面子。“我还是更乐意去写小说的，因为小说可在每天控制，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说到维持精神状态的秘密，她笑称自己有躁狂症、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生活的体验者
熟悉严歌苓的人都知道，每次写作重大题材之前，她都会去亲身体验故事里的生活。“我一般在写作之前都会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结合自己的经验做大量的功课。”她笔下《补玉山居》的原型就在京郊的平谷。第一次去是大概十年前了，写作时又去了一次。为了写《妈阁是座城》，严歌苓还专程去了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第二次去就全输了。但她也因此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 如今，严歌苓在北师大的文学课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原本她觉得自己面对陌生面孔会惊慌失措，没有办法给学生们授课，但是几次课教下来，她发现教学还是很有意思的。“也许将来不写作，会试着进校园教课。”
提到自己的生活态度，她用一次做指甲的经历做出了回答：做指甲的时候，严歌苓的电话响了，面对旁人的提醒，她的回应却是，“就让电话响吧，对方说的什么话，会比我现在要做的事还重要呢？”
年过半百，却依然长发、美衣，气定神闲，公众场合的严歌苓总是恰到好处地时刻保持着自己的优雅。她将自己的保养之道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保养，特别爱锻炼爱体育；另一个是心灵的保养，就是阅读、看电影、听音乐，和朋友交谈。”
严歌苓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庭和陪伴女儿的成长上。我问她，除了写作还有什么让自己保持热情的事？她想了一下说：“做饭。”
[对话严歌苓]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坚守
记者：女人最应该被珍视的特质是什么？
严歌苓：女人都应该善良，这个不应该被恶意竞争的社会破坏掉，不应该变得很算计，很有进攻性。多读好书，大概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善良。
记者：你曾在作品里提到“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这也是你个人的价值观？
严歌苓：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坚守，你认为最让你幸福和满足的是什么，那就认定是什么。我不会因为邻居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名牌包、买了一辆好车就心生羡慕，那不是能使我满足的东西。
记者：《床畔》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你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才重新开始把未完成的作品继续写完？
严歌苓：如果一旦把过去的稿子拿出来写，就证明我有很充裕的时间了，把旧作和没写完的东西重新拿出来看或者思考。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悠闲，有一个全职保姆，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比较长，不像在欧洲。在欧洲，孩子放假的日子比较多，也没有保姆，我就比较累一点。
记者：在台湾生活，给你什么样的不同感受？
严歌苓：在那儿生活的感觉就是，对他们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台湾人有很多的坚守。比如舞蹈、话剧，对一些小剧场的坚持，即使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因为着迷于这些，他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充实。这是我在内地很少看到的那种坚持。还有就是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和坚持，比如说对诗词记得特别牢。
记者：在生活上，你的底线有哪些？如何看待妥协这个词？
严歌苓：我这个人的是非观念比较淡。对自己有很多要求，对别人没有太多要求。我交了很多朋友，经常妥协，对家里人也经常妥协。人既然生成了这个样子，不要多讲，讲了他也改不了，不要增加内心的裂痕，也不要增加哀怨情绪。为了使自己高兴，对别人不作要求，这都是妥协。我的朋友和熟人里都没有触及底线这个问题，没有让我不能容忍的地方。他们都是比较诚实、比较正直的人。
旅美作家，好莱坞编剧。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原作者，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原作者，《天浴》《梅兰芳》原作者及编剧，《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多，部部大红大紫。但在她眼中，自己做编剧并不合适。“我写作时不会考虑是不是要拍成电视剧、电影，能有多少的票房。我只是注重诚实的写作，这是我的原则。”
上次见到严歌苓，是在电影《归来》首映当天，一袭白衣的她款款走来，让人顿时明白气场、气质之类的词并非虚言。这一次，则是新作《床畔》（原名《护士万红》 ）首发式。前来为她站台的嘉宾是刘震云，两人在台上的对话妙趣横生。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严歌苓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笔下所阐释的东西方文化场景，碰撞中又有融合。笔触涉及各个阶层的同时，对于底层人物、那些边缘化的小人物也不乏人文关怀。《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等部部精彩。
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多，部部大红大紫—根据《少女小渔》改编的电影斩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从中篇到电影剧本到长篇，《金陵十三钗》经过多次重写，最终成为后来轰动一时的电影。和影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让这位高产、高质作家的作品为大众所熟悉。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并取得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成功—严歌苓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活得坚强，活得漂亮。
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给自己下的定义是“边缘人”。“我虽然生活在海外多年，但我所创作的作品、所讲述的人与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因此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我就是一个边缘人；而在国内，由于我没有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我还是一个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心态也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每次回国，我看到的中国社会，即使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很新奇，很巨大的。”
严歌苓说，自己的文学观念很简单：“把自己民族的，自己所遇见的故事用最好的语言写出来，使中文越来越美。”
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
从起笔到付梓，严歌苓用20年时间完成了作品《床畔》。《床畔》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西南小城，19岁的万红刚从护校毕业，就受命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连长这位 “活烈士”。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捞政治资本、入党提干”的误解，吴医生的追求，甚至是“英雄”概念的颠覆，都没有让她动摇过离开床畔的念头。“我觉得万红身上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她脱胎变骨。我始终认为，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严歌苓说。
在小说《床畔》里，严歌苓塑造了无数英雄。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严歌苓写在了《床畔》的后记里：“我自己理解的英雄主义包括勇敢、忠诚、舍己为人，超乎寻常的人性美，《辛德勒名单》里的辛德勒，就是难得的英雄。此片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制片人曾说，辛德勒身上有一种善良，这种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觉得辛德勒身上的这种情怀和品质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义。”
她补充说，在这部作品中，自己想要剖析的主要是人性的从众，见风使舵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英雄观，我之前在大学演讲，讲到董存瑞与黄继光，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大家觉得这种英雄主义似乎过时了。其实我认为只要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危急时刻，在处于两难绝境中做出电光火石般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
更乐意去写小说
作为一个写作者，严歌苓很高兴能够通过影视作品来反映自己的小说作品。但她很少看自己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并不是担心改编后产生的失望，而是自己长时间生活在国外，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国内的影视剧。
五月，严歌苓刚刚完成了《妈阁是座城》的剧本初稿。虽然曾经拿下过亚太国际电影节和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项，但在严歌苓眼中，自己做编剧并不合适。“有时候，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也未必是好事。”
严歌苓认为，文学创作完全靠作者自己的艺术直觉和灵感，但影视作品是要跟导演的意图磨合，这种创作和小说完全不一样。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旦要改编成剧本，自然就要改动小说原本的思想。
“小说是十分个人的，是非常自由的。尤其是创作，一个人在自由的想象力下和非自由的想象力下是截然不同的。我写作时不会考虑是不是要拍成电视剧、电影，能有多少的票房。考虑这些东西的话就没法写作了，我只是注重诚实的写作，这是我的原则。”
对于中美两国编剧市场的差异，严歌苓笑言，美国的编剧市场规范，说好改两稿就是改两稿，而国内没有合同制约，但如今国内市场好，稿酬高，所以自己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即使是成熟的写作者，要保持勤奋也并非易事。严歌苓坦承，要是写命题作文，比如影视剧本的创作，就会有压力，会累，因为不愿意去驳人家面子。“我还是更乐意去写小说的，因为小说可在每天控制，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说到维持精神状态的秘密，她笑称自己有躁狂症、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梵高，都有此类病症。”
生活的体验者
熟悉严歌苓的人都知道，每次写作重大题材之前，她都会去亲身体验故事里的生活。“我一般在写作之前都会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结合自己的经验做大量的功课。”她笔下《补玉山居》的原型就在京郊的平谷。第一次去是大概十年前了，写作时又去了一次。为了写《妈阁是座城》，严歌苓还专程去了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第二次去就全输了。但她也因此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 如今，严歌苓在北师大的文学课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原本她觉得自己面对陌生面孔会惊慌失措，没有办法给学生们授课，但是几次课教下来，她发现教学还是很有意思的。“也许将来不写作，会试着进校园教课。”
提到自己的生活态度，她用一次做指甲的经历做出了回答：做指甲的时候，严歌苓的电话响了，面对旁人的提醒，她的回应却是，“就让电话响吧，对方说的什么话，会比我现在要做的事还重要呢？”
年过半百，却依然长发、美衣，气定神闲，公众场合的严歌苓总是恰到好处地时刻保持着自己的优雅。她将自己的保养之道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的保养，特别爱锻炼爱体育；另一个是心灵的保养，就是阅读、看电影、听音乐，和朋友交谈。”
严歌苓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庭和陪伴女儿的成长上。我问她，除了写作还有什么让自己保持热情的事？她想了一下说：“做饭。”
[对话严歌苓]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坚守
记者：女人最应该被珍视的特质是什么？
严歌苓：女人都应该善良，这个不应该被恶意竞争的社会破坏掉，不应该变得很算计，很有进攻性。多读好书，大概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善良。
记者：你曾在作品里提到“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这也是你个人的价值观？
严歌苓：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坚守，你认为最让你幸福和满足的是什么，那就认定是什么。我不会因为邻居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名牌包、买了一辆好车就心生羡慕，那不是能使我满足的东西。
记者：《床畔》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你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才重新开始把未完成的作品继续写完？
严歌苓：如果一旦把过去的稿子拿出来写，就证明我有很充裕的时间了，把旧作和没写完的东西重新拿出来看或者思考。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悠闲，有一个全职保姆，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比较长，不像在欧洲。在欧洲，孩子放假的日子比较多，也没有保姆，我就比较累一点。
记者：在台湾生活，给你什么样的不同感受？
严歌苓：在那儿生活的感觉就是，对他们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台湾人有很多的坚守。比如舞蹈、话剧，对一些小剧场的坚持，即使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因为着迷于这些，他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充实。这是我在内地很少看到的那种坚持。还有就是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和坚持，比如说对诗词记得特别牢。
记者：在生活上，你的底线有哪些？如何看待妥协这个词？
严歌苓：我这个人的是非观念比较淡。对自己有很多要求，对别人没有太多要求。我交了很多朋友，经常妥协，对家里人也经常妥协。人既然生成了这个样子，不要多讲，讲了他也改不了，不要增加内心的裂痕，也不要增加哀怨情绪。为了使自己高兴，对别人不作要求，这都是妥协。我的朋友和熟人里都没有触及底线这个问题，没有让我不能容忍的地方。他们都是比较诚实、比较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