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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平凹的十几部长篇小说中，《极花》是最短的一部，除了主题内容发生改易，与其他作品相比没有多大区别性特征。否则，贾平凹就不能成其为贾平凹。但是也要承认，一部小说诞生，若说丝毫没有自己的特点显然不够客观，哪怕它只是发扬放大了某些特点，克服了某些缺点，甚或饱受批评招致争议。贾平凹是一个脚踏城市和农村两条船、现实感和幻灭感（不是理想）极强的作家，浓烈的民间思想或底层意识增加了贴地的重力，亦必然飞不起来。虽然贾平凹的创作道路几经转向，但他“一直是善于调整自己的作家，保持着足够的敏锐”。[1]这部小说一如既往地投入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度和关注度，叙写过程中又不自觉地沉浸到怀古念旧的趣味里，迷恋着难以名状的宿命论和天命观，散发出无可奈何的迟暮气息。纵观贾氏的创作历程，《极花》似乎回到了《秦腔》营造的挽歌氛围。不客气地说，这部小长篇是对贾平凹动辄三五十万字无节制笔法的一种否定，如果照这个样子写，过去的每部小说都要缩水三分之二强。
一、不期而然的吊诡人生
比之于非虚构的真实，笔者更相信不真实的虚构。近些年来，《人民文学》杂志大张旗鼓地倡扬“非虚构”写作，实绩有目共睹。那么，试问《极花》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发表之时没有标明。像其他长篇一样，在“后记”里，贾平凹介绍了创作动机、写作过程、自我感觉和文学理念，并对以前的创作遭受的来自外界的批评质疑进行辩护。虽然短小，但作为非虚构文本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于是小说和后记就形成了两个类似故事的参考对照。后记中老乡女儿被拐卖、被解救、又回到被拐卖村子的结局令人愕然，是小说的故事原型。今天来看，类似事件并不鲜见。被拐卖者心甘情愿为人贩子数钱，日久生情，皆有案例可查，如老鼠爱上猫剧情模式的影视作品也不在少数。所以，无论故事编得多么离奇，很难作为卖点吸引读者。贾平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2]尽管通过他所掌握的活生生的现实信息来看并不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复书写呢？答案不难揣测，贾平凹的意图好像是对为什么会发生拐卖事件以及事件出乎意料的结局进行质询。
胡蝶是一个家境贫困的农村少女，父亲去世后，母亲无力承受抚养教育两个孩子的重担，只好让她退学，母女二人进城以收破烂为生。胡蝶渴望成为一个城市人，她有自尊心，爱美，甚至喜欢上了房东老伯上大学的儿子青文。可是现实存在的巨大差距让她备受打击，为了帮助母亲赚到更多的钱，不再受人歧视，她决定自己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没想到的是，她在应聘时受骗，被拐卖到一个遥远闭塞、落后穷困、肮脏愚昧的小山村，成为青年黑亮买来的媳妇。她试图反抗，多次逃跑，都没有成功，并且遭到野蛮强暴，怀孕生子。渐渐地她屈服了，开始融入这个她恨之入骨的小山村。她依然惦念着母亲，盼望着自己能够被营救，回到城市，对暗恋的青文还抱有一丝幻想。也许是梦境，也许是梦想成真，她终于得救；在城市里，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着警察英勇救人的事迹，记者频繁造访，让她诉说被拐卖的悲惨经历，她成为街谈巷议指指点点的对象；忍无可忍之下，她从这个城市出走，返回带给她不幸的小山村，回到了男人和儿子身边。
这是小说的故事梗概，叙述顺序则从她被囚禁在山村窑洞起笔，后面插入了被拐卖的前后经过。假如没有后记说明，胡蝶的选择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小说叙事也就显得不太可靠。对此，贾平凹没有做草率处理，小说线索遵循的是女主人公对待山村以及自己遭逢际遇的态度变化，从拼死抗拒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投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山村人事有了全面了解，对个人命运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小说正是通过胡蝶这个女性来扫描周围世界，拐卖事件本身已经退居其次。选择胡蝶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要比选择一个城市女孩更具有感染力，因为胡蝶有着非常强烈的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的愿望，意外却让她从一个农村走向了另一个农村，完成了“农村———城市———农村”的充满吊诡的人生轨迹。设若将一个城市女孩放置在如此穷凶极恶的环境中，下场可能是两个极端，要么死去或疯掉，要么被逼屈从。即使是胡蝶这样的烈女，在受到凌辱重创的时候，也出现了灵魂出窍、恍惚若梦的精神失常状况。人是很奇怪的动物。胡蝶之所以再度返回，可以从母性母爱的角度来理解，但从小说与后记重点突出的文字来看，更是因为她看透了城市的冷酷与虚伪。因为偏见的鸿沟，从一开始她就不会真正地融入那座城市，只能被活生生地吞噬，也不会拥有尊严，恐怕也很难获得她所喜欢的大学生青文的认同。在改变了她预想的人生道路的那个小山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她愿意就能够被村里人所接纳，像曾经声名狼藉的麻子婶、訾米一样活得自由，如“老老爷”所说在天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訾米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孩，做了妓女，被拐卖到小山村，她说：“不管是从农村去的还是原本城市的，那里是大磨盘吗，啥都被磨碎了！”这句话内容丰富，对城市的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胡蝶最初对她的话不以为然，当她被救回城市之后，才发现确实如此。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胡蝶没有被拐卖，她在城市中会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是不是也会像訾米一样沦为风尘女子？胡蝶从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种种可能。另外，胡蝶精神上潜伏着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这种思想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在这里对于认识自己以及人生命运有着重要的酵化作用，特别是在老老爷顺从天命的思想教化之下，她与山村的距离不断在拉近。
二、无法掩饰的城市偏见
小说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城市，控诉着它衣着光鲜底下的罪恶，视其为导致农村走向败亡的根源。后记中提到了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诸般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小说家所要或者所能解决的，贾平凹也不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作为文学素材进行表现，通过文学性书写来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或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索，从逸出乌合之众视野的角度，从常理之外的角度，从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灵角度。但是积重难返的惯性思维让作家失去了理性，抑城市而扬农村成为不二定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透露出来的农业宗法文化偏见实际上具有更加强大的杀伤力———比如顺子爹以自杀的方式证明自己与儿媳之间的清白。胡蝶可以从城市返回山村，逃避舆论围剿，顺子爹能去哪里呢？八十多岁的张老撑把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搞怀孕，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对这种不伦之恋的道德谴责，村人还表现出羡慕佩服的态度，特别是对于血葱的壮阳奇效，给人们发展种植业的启示。人是不是有尊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以不可选择的先赋身份来定义，是一种成见。 在贾平凹看来，远离城市文明的边远农村正濒临着破产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症结在人。青年人外出打工，比如像顺子这样的人打工不回，致使农村劳动力流失。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女人身上。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的是生理需求，吃饭，传宗接代。对于高巴县圪梁村来说，吃饭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连白面馒头都吃不上。在小说中，黑亮这一代的当地女性人物形象几乎没有出现，甚至连女孩都没有。通过人贩之手买媳妇形成了一种风气。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村的这一怪现状呢？答案也是现成的：贫穷，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像村里人大骂跟人跑路的顺子媳妇：“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连做了媳妇的也往外跑。”所以，不管是山村的人们，还是贾平凹自己，对城里人充满了羡慕妒忌恨，似乎城里人是通过掠夺农村而发达富裕起来的。作家借黑亮的口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小说主题，并没有什么独到发现。早在《秦腔》的后记中，贾平凹已经痛苦地叩问过：“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3]城市与农村、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这种观念在贾平凹没有走出农村的时候就已经植下了，谈到知青时他说：“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4]他不去追问农村为什么原本荒凉，而是简单机械地归罪于城市。在小说中，从城市拐卖妇女就演变成农村狙击城市的报复行为。作家流露出对传统民风民俗的留恋，对落后的乡村生活观念的欣赏，并没有多少批判之意，这些难道不是加剧山村衰败的原因吗？比如臭名昭著的一系列重男轻女思想，不仅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的恶果，还导致了新一代女性的出逃。
高深莫测的老老爷，极花的命名人，作为传统文化的守夜人，也不过是男性思想权威的代表。一方面他推崇类似道家顺从天命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却极力维护着苟延残喘的山村秩序。他是个开口闭口讲“八谈”的道德君子，把“德孝仁爱，信义和平”字样刻在葫芦上，却容忍买卖人口的行径。他给自然生长的葫芦套上盒子，造成方的、三个肚子的形状，正是骨子里那一套扭曲的封建思想作祟，从他身上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大大的象征男性的“太”字。他以智慧、威严形象示人，擅长使用伪装的实则是宿命论的思想蛊惑人心，比如他让胡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向她灌输人是地呼出的“气”理论，“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看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是地了吗”。胡蝶涉世不深，是一个有着短暂城市生活的农村少女，难逃此种论调的影响，甚至无限崇敬。实际上，在山村跪拜的堂而皇之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之下，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自从城市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传统的或者腐朽的封建文化思想已经转移到了落后的农村，成为难以清除的痼疾，表现出民间藏污纳垢的一面。
三、挽歌气息的民俗书写
近十年来，贾氏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处于一种刹不住车的惯性写作状态。在加速度中，他向着二十部长篇的数量冲刺，而不是向着超越前作的质量冲顶。《极花》完全可以看作是《秦腔》《老生》等小说的续篇。且不说“高巴县”等字眼的雷同，从主题意蕴、人物类型、个性气质、叙事语言、恋污癖好等方面来看，非常相近。稍有不同的是文体结构模式，这只是完成小说的一种手段。何况《极花》采用的以第一人称进行单向叙述，中间穿插，又跳出第一人称视域以全景式进行关照的方法，与《秦腔》又是相同的。当黑家的那只木刻的鸡出现，“妖风”刮起来的时候，《秦腔》的感觉来了。读罢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他所记忆或了解的陕中乡下民风民俗做了一次集中释放，是一种寻根式的失落拾遗。
小说涉及许多风情民俗描写，不仅仅是出于快感的简单胪列，实际蕴含着作家特别的叙述意图。胡蝶说她已经差不多知道了这个村子的许多讲究：“凡是谁家有人丢失，或是外出了久久不归，家里人就把这些人穿过的鞋吊在井里，盼着能寻到和早日回来。……比如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生下的孩子会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给咱活万年；牙坏了或剃了头，掉下的牙和剃下的头发一定要扔到高处去；生病了熬药去借药罐，被借的人家要把药罐放在窑前路口，借的人家用完了要还回去，药罐也只能放到被借的人家窑前路口；养着的猪长着长着如果发现尾巴稍稍扁平了，就要用刀剁掉尾巴梢，扁平尾巴会招狼的；窑前的院子或硷畔上千万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了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给死去的人嘴里放铜钱，“这是给他去阴间的买路钱”，阴婚，人死三年之后立碑，坐月子时身子底下铺上黄土，二月二放鞭炮起烟火，炒五豆（五种颜色的豆子，代表五毒，吃了百无禁忌），诸如此类。民风民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长期以来，民众生活在陈旧的“模式”里，他们和所谓“现代的”生活模式远远地隔离着。[5]只有旧的风俗存在着，村子才是村子。就像老老爷所说，人都得有名字，没有名字村子百年后就没有了。山村正是伴随着民风民俗的逐渐消失、淡化而日渐衰亡的。小说特别提到了一些正在消失的民俗，比如黑亮的杂货店所在的戏楼，已经十多年不唱戏，也不闹社火了。过去人们拜祭先人要用鸡鸭鱼肉和果品，现在则用麻子婶的剪纸代替。比如在《秦腔》中提到的那只木鸡，在重要场合才摆出来，只能看不能吃。木鸡作为象征物，作为一个诗学意象，实际上是农村走向凋敝的隐喻。另一方面，为了延续生存，根据需要，村子的人们也在制造着新的民俗，比如每年的二月二，老老爷就把准备好的彩花绳儿拴给村里人，意思是要把大家的命都拴上，保人畜平安；比如为了找到媳妇，人丁兴旺，让黑亮爹雕刻石头女人放到家门口，村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从小村对男性生殖器（窑洞门窗的形状）的崇拜，到对女人的（石头女人）象征欲求，包括跪拜挂在墙上的镶了相框的极花，村子正以一种不可抗力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民风民俗笼罩着浓重的迷信色彩，人们认识事物也具有迷信思想，唯心，胡乱联系。例如，窑顶结出蜘蛛网明明是卫生状况不好、人迹活动少所致，却被认为是风水好，蜘蛛网是娲网，蛙和娲同音，蛙就是传说中的女娲，黑亮家自从有了娲网，好事不断，那一年他考上了镇中学，他娘去挖极花竟然一次挖到了十二棵，黄鼠狼没有叼走他家的鸡，他家的狗的寿命超过了十年，家里的毛驴比人还聪明。在贾氏小说中，神道思想非常严重，带有严重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残留。例如，张老撑死了之后，“夜里老有一种鸟叫：翠儿———翠儿———据说那鸟是张老撑的阴魂变的，翠儿是那个妇女的名字”。胡蝶在激烈反抗的时候常常灵魂出窍，另一个胡蝶作壁上观，看到自己的肉体受难。后来她干脆有了一种特异功能，如梦似幻，能够说出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事情。诚然，这些都是因为突遭变故，担惊受怕，出现了分裂、幻觉、狂躁、臆想等精神失常的病症。每当她看到村长家里的电话就想偷偷地跟城里取得联系，到底打了没有，后来的营救行动是不是真的，这是大可质疑的，如此一来，她从城市返回山村的举动也就不能成立了。一百多年前，美国作家安布罗斯·皮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事件》已经欺骗过我们一次。
四、结语：希望与绝望
贾平凹的创作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往返过程，到了《秦腔》前后处于徘徊不定的窘况。从秦腔的“清风街”开始，到《高兴》《古炉》《带灯》《老生》，他的视角即使是扫向了城市，其实还是在为农村寻找毁灭的证据。他也没有解决方案，只能为他痛心疾首的乡村扶起一块块墓碑。因此，他的小说一再被评论家冠以“挽歌”。挽歌却不是绝唱。贾平凹在小说中也尝试探讨过农村的发展前途，比如《老生》里面的老城村、棋盘村、当归村，特别是当归村的覆灭，它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的粗放式畸形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疫情中化为灰烬。圪梁村是个尚未开化的山村，这里曾经出产类似冬虫夏草这样的极花，因为滥采，几近绝产，而血葱种植还没有形成气候，可以说处于当归村的前期发展阶段；而且这里地理条件也很差，经常发生地震，每次都有人在地震中死去。对于它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恐怕只能是以魔幻方式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胡安·鲁尔福笔下的科马拉一样，在鬼影幢幢中像一阵风刮过消失不见。此类书写可以与今天新闻里呼吁保护传统村落的极端报道对比。贾平凹写城市、写乡镇、写农村，都是固守知识分子立场站在底层的位置，自诩“我是农民”的贾平凹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农民。
贾平凹喜欢在长篇小说后面加“后记”，不过，阅读是读者的事，并不一定按照作者的指示来理解，贾平凹对自己作品的自陈聊备一说。我们能够看出，这部小说是贾平凹最不费气力的小说之一，没有那么折磨，笔者以为反倒更加可读了一些。虽然故事陈旧，披着拐卖妇女的皮，夹带的却是自己的私货。这部小说可以跟同期王安忆的《匿名》进行一番有意思的比较。《匿名》讲的是一个绑架的故事，《极花》讲的是一个拐卖的故事，但两者都对故事本身有意疏离，而是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表现作家的深层意图。两部小说的指向均是对于城市文明的批判，并且不约而同地撤向了再也无路可退的乡野，对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也有相似性、普遍性。不同的是，贾平凹信仰的是民间传统的宿命论，而王安忆则是拔高到哲学层面进行形而上思索，前者能够找到既定的归宿，而后者则难免陷入荒诞，对人生存在持有否定的意味。特别有意思的是，贾平凹的主人公是女性，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则是男性，都不太多见。笔者认为，贾平凹对女性的了解超过王安忆对男性的了解，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自己身上并不是真正了解的另一半来书写，多少给人力有未逮的遗憾。谁是谁非，谁高谁低，不好做出评判。可以这样说，贾平凹写了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文笔相对简约，使他获得了仅仅是艺术上的进步；王安忆则不满于过去因陈的叙述方式，主动改弦易辙，在形式上特别是精神上进行大胆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并不是太成功。从对待城市与农村的姿态来看，王安忆虽然把自己抛掷到了荒郊野外，欣赏乡村民间的原始力量，但没有放弃城市，那里有光，寄寓着希望，两厢之间交织着冥冥的联系；贾平凹正相反，从绝望的城市到无望的乡村，无法安放的灵魂何可告慰？其实，他早已是一个“失去记忆”的无根的人。
（本文为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中国长河小说发展史研究”（J15WD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贾平凹：《后记》，《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第92页。
[3]贾平凹：《后记》，《2004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4]贾平凹：《平凹自述：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5]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责任编辑魏建宇）
一、不期而然的吊诡人生
比之于非虚构的真实，笔者更相信不真实的虚构。近些年来，《人民文学》杂志大张旗鼓地倡扬“非虚构”写作，实绩有目共睹。那么，试问《极花》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发表之时没有标明。像其他长篇一样，在“后记”里，贾平凹介绍了创作动机、写作过程、自我感觉和文学理念，并对以前的创作遭受的来自外界的批评质疑进行辩护。虽然短小，但作为非虚构文本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于是小说和后记就形成了两个类似故事的参考对照。后记中老乡女儿被拐卖、被解救、又回到被拐卖村子的结局令人愕然，是小说的故事原型。今天来看，类似事件并不鲜见。被拐卖者心甘情愿为人贩子数钱，日久生情，皆有案例可查，如老鼠爱上猫剧情模式的影视作品也不在少数。所以，无论故事编得多么离奇，很难作为卖点吸引读者。贾平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2]尽管通过他所掌握的活生生的现实信息来看并不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复书写呢？答案不难揣测，贾平凹的意图好像是对为什么会发生拐卖事件以及事件出乎意料的结局进行质询。
胡蝶是一个家境贫困的农村少女，父亲去世后，母亲无力承受抚养教育两个孩子的重担，只好让她退学，母女二人进城以收破烂为生。胡蝶渴望成为一个城市人，她有自尊心，爱美，甚至喜欢上了房东老伯上大学的儿子青文。可是现实存在的巨大差距让她备受打击，为了帮助母亲赚到更多的钱，不再受人歧视，她决定自己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没想到的是，她在应聘时受骗，被拐卖到一个遥远闭塞、落后穷困、肮脏愚昧的小山村，成为青年黑亮买来的媳妇。她试图反抗，多次逃跑，都没有成功，并且遭到野蛮强暴，怀孕生子。渐渐地她屈服了，开始融入这个她恨之入骨的小山村。她依然惦念着母亲，盼望着自己能够被营救，回到城市，对暗恋的青文还抱有一丝幻想。也许是梦境，也许是梦想成真，她终于得救；在城市里，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着警察英勇救人的事迹，记者频繁造访，让她诉说被拐卖的悲惨经历，她成为街谈巷议指指点点的对象；忍无可忍之下，她从这个城市出走，返回带给她不幸的小山村，回到了男人和儿子身边。
这是小说的故事梗概，叙述顺序则从她被囚禁在山村窑洞起笔，后面插入了被拐卖的前后经过。假如没有后记说明，胡蝶的选择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小说叙事也就显得不太可靠。对此，贾平凹没有做草率处理，小说线索遵循的是女主人公对待山村以及自己遭逢际遇的态度变化，从拼死抗拒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投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山村人事有了全面了解，对个人命运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小说正是通过胡蝶这个女性来扫描周围世界，拐卖事件本身已经退居其次。选择胡蝶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要比选择一个城市女孩更具有感染力，因为胡蝶有着非常强烈的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的愿望，意外却让她从一个农村走向了另一个农村，完成了“农村———城市———农村”的充满吊诡的人生轨迹。设若将一个城市女孩放置在如此穷凶极恶的环境中，下场可能是两个极端，要么死去或疯掉，要么被逼屈从。即使是胡蝶这样的烈女，在受到凌辱重创的时候，也出现了灵魂出窍、恍惚若梦的精神失常状况。人是很奇怪的动物。胡蝶之所以再度返回，可以从母性母爱的角度来理解，但从小说与后记重点突出的文字来看，更是因为她看透了城市的冷酷与虚伪。因为偏见的鸿沟，从一开始她就不会真正地融入那座城市，只能被活生生地吞噬，也不会拥有尊严，恐怕也很难获得她所喜欢的大学生青文的认同。在改变了她预想的人生道路的那个小山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她愿意就能够被村里人所接纳，像曾经声名狼藉的麻子婶、訾米一样活得自由，如“老老爷”所说在天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訾米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孩，做了妓女，被拐卖到小山村，她说：“不管是从农村去的还是原本城市的，那里是大磨盘吗，啥都被磨碎了！”这句话内容丰富，对城市的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胡蝶最初对她的话不以为然，当她被救回城市之后，才发现确实如此。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胡蝶没有被拐卖，她在城市中会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是不是也会像訾米一样沦为风尘女子？胡蝶从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种种可能。另外，胡蝶精神上潜伏着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这种思想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在这里对于认识自己以及人生命运有着重要的酵化作用，特别是在老老爷顺从天命的思想教化之下，她与山村的距离不断在拉近。
二、无法掩饰的城市偏见
小说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城市，控诉着它衣着光鲜底下的罪恶，视其为导致农村走向败亡的根源。后记中提到了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诸般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小说家所要或者所能解决的，贾平凹也不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作为文学素材进行表现，通过文学性书写来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或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索，从逸出乌合之众视野的角度，从常理之外的角度，从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灵角度。但是积重难返的惯性思维让作家失去了理性，抑城市而扬农村成为不二定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透露出来的农业宗法文化偏见实际上具有更加强大的杀伤力———比如顺子爹以自杀的方式证明自己与儿媳之间的清白。胡蝶可以从城市返回山村，逃避舆论围剿，顺子爹能去哪里呢？八十多岁的张老撑把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搞怀孕，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对这种不伦之恋的道德谴责，村人还表现出羡慕佩服的态度，特别是对于血葱的壮阳奇效，给人们发展种植业的启示。人是不是有尊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以不可选择的先赋身份来定义，是一种成见。 在贾平凹看来，远离城市文明的边远农村正濒临着破产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症结在人。青年人外出打工，比如像顺子这样的人打工不回，致使农村劳动力流失。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女人身上。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的是生理需求，吃饭，传宗接代。对于高巴县圪梁村来说，吃饭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连白面馒头都吃不上。在小说中，黑亮这一代的当地女性人物形象几乎没有出现，甚至连女孩都没有。通过人贩之手买媳妇形成了一种风气。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村的这一怪现状呢？答案也是现成的：贫穷，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像村里人大骂跟人跑路的顺子媳妇：“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连做了媳妇的也往外跑。”所以，不管是山村的人们，还是贾平凹自己，对城里人充满了羡慕妒忌恨，似乎城里人是通过掠夺农村而发达富裕起来的。作家借黑亮的口说：“我骂城市哩！……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小说主题，并没有什么独到发现。早在《秦腔》的后记中，贾平凹已经痛苦地叩问过：“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3]城市与农村、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这种观念在贾平凹没有走出农村的时候就已经植下了，谈到知青时他说：“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4]他不去追问农村为什么原本荒凉，而是简单机械地归罪于城市。在小说中，从城市拐卖妇女就演变成农村狙击城市的报复行为。作家流露出对传统民风民俗的留恋，对落后的乡村生活观念的欣赏，并没有多少批判之意，这些难道不是加剧山村衰败的原因吗？比如臭名昭著的一系列重男轻女思想，不仅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的恶果，还导致了新一代女性的出逃。
高深莫测的老老爷，极花的命名人，作为传统文化的守夜人，也不过是男性思想权威的代表。一方面他推崇类似道家顺从天命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却极力维护着苟延残喘的山村秩序。他是个开口闭口讲“八谈”的道德君子，把“德孝仁爱，信义和平”字样刻在葫芦上，却容忍买卖人口的行径。他给自然生长的葫芦套上盒子，造成方的、三个肚子的形状，正是骨子里那一套扭曲的封建思想作祟，从他身上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大大的象征男性的“太”字。他以智慧、威严形象示人，擅长使用伪装的实则是宿命论的思想蛊惑人心，比如他让胡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向她灌输人是地呼出的“气”理论，“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看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是地了吗”。胡蝶涉世不深，是一个有着短暂城市生活的农村少女，难逃此种论调的影响，甚至无限崇敬。实际上，在山村跪拜的堂而皇之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之下，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自从城市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传统的或者腐朽的封建文化思想已经转移到了落后的农村，成为难以清除的痼疾，表现出民间藏污纳垢的一面。
三、挽歌气息的民俗书写
近十年来，贾氏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处于一种刹不住车的惯性写作状态。在加速度中，他向着二十部长篇的数量冲刺，而不是向着超越前作的质量冲顶。《极花》完全可以看作是《秦腔》《老生》等小说的续篇。且不说“高巴县”等字眼的雷同，从主题意蕴、人物类型、个性气质、叙事语言、恋污癖好等方面来看，非常相近。稍有不同的是文体结构模式，这只是完成小说的一种手段。何况《极花》采用的以第一人称进行单向叙述，中间穿插，又跳出第一人称视域以全景式进行关照的方法，与《秦腔》又是相同的。当黑家的那只木刻的鸡出现，“妖风”刮起来的时候，《秦腔》的感觉来了。读罢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他所记忆或了解的陕中乡下民风民俗做了一次集中释放，是一种寻根式的失落拾遗。
小说涉及许多风情民俗描写，不仅仅是出于快感的简单胪列，实际蕴含着作家特别的叙述意图。胡蝶说她已经差不多知道了这个村子的许多讲究：“凡是谁家有人丢失，或是外出了久久不归，家里人就把这些人穿过的鞋吊在井里，盼着能寻到和早日回来。……比如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生下的孩子会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给咱活万年；牙坏了或剃了头，掉下的牙和剃下的头发一定要扔到高处去；生病了熬药去借药罐，被借的人家要把药罐放在窑前路口，借的人家用完了要还回去，药罐也只能放到被借的人家窑前路口；养着的猪长着长着如果发现尾巴稍稍扁平了，就要用刀剁掉尾巴梢，扁平尾巴会招狼的；窑前的院子或硷畔上千万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了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给死去的人嘴里放铜钱，“这是给他去阴间的买路钱”，阴婚，人死三年之后立碑，坐月子时身子底下铺上黄土，二月二放鞭炮起烟火，炒五豆（五种颜色的豆子，代表五毒，吃了百无禁忌），诸如此类。民风民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长期以来，民众生活在陈旧的“模式”里，他们和所谓“现代的”生活模式远远地隔离着。[5]只有旧的风俗存在着，村子才是村子。就像老老爷所说，人都得有名字，没有名字村子百年后就没有了。山村正是伴随着民风民俗的逐渐消失、淡化而日渐衰亡的。小说特别提到了一些正在消失的民俗，比如黑亮的杂货店所在的戏楼，已经十多年不唱戏，也不闹社火了。过去人们拜祭先人要用鸡鸭鱼肉和果品，现在则用麻子婶的剪纸代替。比如在《秦腔》中提到的那只木鸡，在重要场合才摆出来，只能看不能吃。木鸡作为象征物，作为一个诗学意象，实际上是农村走向凋敝的隐喻。另一方面，为了延续生存，根据需要，村子的人们也在制造着新的民俗，比如每年的二月二，老老爷就把准备好的彩花绳儿拴给村里人，意思是要把大家的命都拴上，保人畜平安；比如为了找到媳妇，人丁兴旺，让黑亮爹雕刻石头女人放到家门口，村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从小村对男性生殖器（窑洞门窗的形状）的崇拜，到对女人的（石头女人）象征欲求，包括跪拜挂在墙上的镶了相框的极花，村子正以一种不可抗力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民风民俗笼罩着浓重的迷信色彩，人们认识事物也具有迷信思想，唯心，胡乱联系。例如，窑顶结出蜘蛛网明明是卫生状况不好、人迹活动少所致，却被认为是风水好，蜘蛛网是娲网，蛙和娲同音，蛙就是传说中的女娲，黑亮家自从有了娲网，好事不断，那一年他考上了镇中学，他娘去挖极花竟然一次挖到了十二棵，黄鼠狼没有叼走他家的鸡，他家的狗的寿命超过了十年，家里的毛驴比人还聪明。在贾氏小说中，神道思想非常严重，带有严重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残留。例如，张老撑死了之后，“夜里老有一种鸟叫：翠儿———翠儿———据说那鸟是张老撑的阴魂变的，翠儿是那个妇女的名字”。胡蝶在激烈反抗的时候常常灵魂出窍，另一个胡蝶作壁上观，看到自己的肉体受难。后来她干脆有了一种特异功能，如梦似幻，能够说出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事情。诚然，这些都是因为突遭变故，担惊受怕，出现了分裂、幻觉、狂躁、臆想等精神失常的病症。每当她看到村长家里的电话就想偷偷地跟城里取得联系，到底打了没有，后来的营救行动是不是真的，这是大可质疑的，如此一来，她从城市返回山村的举动也就不能成立了。一百多年前，美国作家安布罗斯·皮尔斯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事件》已经欺骗过我们一次。
四、结语：希望与绝望
贾平凹的创作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往返过程，到了《秦腔》前后处于徘徊不定的窘况。从秦腔的“清风街”开始，到《高兴》《古炉》《带灯》《老生》，他的视角即使是扫向了城市，其实还是在为农村寻找毁灭的证据。他也没有解决方案，只能为他痛心疾首的乡村扶起一块块墓碑。因此，他的小说一再被评论家冠以“挽歌”。挽歌却不是绝唱。贾平凹在小说中也尝试探讨过农村的发展前途，比如《老生》里面的老城村、棋盘村、当归村，特别是当归村的覆灭，它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的粗放式畸形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疫情中化为灰烬。圪梁村是个尚未开化的山村，这里曾经出产类似冬虫夏草这样的极花，因为滥采，几近绝产，而血葱种植还没有形成气候，可以说处于当归村的前期发展阶段；而且这里地理条件也很差，经常发生地震，每次都有人在地震中死去。对于它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恐怕只能是以魔幻方式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胡安·鲁尔福笔下的科马拉一样，在鬼影幢幢中像一阵风刮过消失不见。此类书写可以与今天新闻里呼吁保护传统村落的极端报道对比。贾平凹写城市、写乡镇、写农村，都是固守知识分子立场站在底层的位置，自诩“我是农民”的贾平凹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农民。
贾平凹喜欢在长篇小说后面加“后记”，不过，阅读是读者的事，并不一定按照作者的指示来理解，贾平凹对自己作品的自陈聊备一说。我们能够看出，这部小说是贾平凹最不费气力的小说之一，没有那么折磨，笔者以为反倒更加可读了一些。虽然故事陈旧，披着拐卖妇女的皮，夹带的却是自己的私货。这部小说可以跟同期王安忆的《匿名》进行一番有意思的比较。《匿名》讲的是一个绑架的故事，《极花》讲的是一个拐卖的故事，但两者都对故事本身有意疏离，而是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表现作家的深层意图。两部小说的指向均是对于城市文明的批判，并且不约而同地撤向了再也无路可退的乡野，对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也有相似性、普遍性。不同的是，贾平凹信仰的是民间传统的宿命论，而王安忆则是拔高到哲学层面进行形而上思索，前者能够找到既定的归宿，而后者则难免陷入荒诞，对人生存在持有否定的意味。特别有意思的是，贾平凹的主人公是女性，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则是男性，都不太多见。笔者认为，贾平凹对女性的了解超过王安忆对男性的了解，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自己身上并不是真正了解的另一半来书写，多少给人力有未逮的遗憾。谁是谁非，谁高谁低，不好做出评判。可以这样说，贾平凹写了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文笔相对简约，使他获得了仅仅是艺术上的进步；王安忆则不满于过去因陈的叙述方式，主动改弦易辙，在形式上特别是精神上进行大胆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并不是太成功。从对待城市与农村的姿态来看，王安忆虽然把自己抛掷到了荒郊野外，欣赏乡村民间的原始力量，但没有放弃城市，那里有光，寄寓着希望，两厢之间交织着冥冥的联系；贾平凹正相反，从绝望的城市到无望的乡村，无法安放的灵魂何可告慰？其实，他早已是一个“失去记忆”的无根的人。
（本文为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中国长河小说发展史研究”（J15WD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贾平凹：《后记》，《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第92页。
[3]贾平凹：《后记》，《2004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4]贾平凹：《平凹自述：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5]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