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感觉中，好像对事情了解得越全面、越彻底，就越容易把事情做好。正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依旧信奉“晓之以透彻之理”的原则，依旧采取苦口婆心、和盘托出的策略。但学生对此似乎不大领情，我们也没有看到全面点击、全面抛出之后的相应效果。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全息化”的指导方式是否适用所有的教育教学情境，是否有适得其反的时候？
　　在这方面，曾带领美国登山队登上过许多山峰的乔治的故事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为了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乔治精心地为队友们准备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以保证他们在登山时能做到知己知彼，创造出更好的成绩。那些资料都是历年来在登山的过程中失败的案例，由于被刻成了光碟，所以能够让队友们在观看时找到强烈的现场感。资料光碟不但向队友们讲述了登山的技巧，还指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强调了前人失败的过程，其中就有许多人在登山的过程中不小心丧失了性命：有的死于雪崩，有的死于失足，有的死于缺氧。乔治在确信自己的队友们已经认识了登山的困难，并完全掌握了登山的技巧后，才开始向更高峰挺进。在此之前，队友们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登山的技巧，也没看过任何登山的资料，却创造了不小的成绩。乔治想，现在他们可都是训练有素的登山运动员了，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可是令乔治不解的是，他们的登山队再也没有成功地登上过任何一座山。最终，乔治在一位重伤康复后的队员那里找到了答案。他说：“以前，我们不知道登山有那么多的困难，所以只专心于登山，结果我们屡创佳绩；后来当了解到登山途中居然还存在着那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登山时全都将心思花在了解决困难上去了，结果我们失败了。”
　　显然，乔治和队员失败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为队员们准备了过于充分的“案例”与“课程”。全面了解，势必顾虑重重，这反而增添了队员们的心理压力，给正常的登山行动人为地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全面考虑，把绝大部分的精力耗损在思考如何解决并不那么严重甚或并不一定存在的困境上。这实际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放大了行动的困难，幻象了行动的危险。这种由过于充分的“案例”所导致的失败，让人很自然地想起中国古代“过犹不及”的典故与“事与愿违”的感慨。
　　事实上，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复杂，并没有我们预料得那样难办。纵容自己的习惯，我们总在有意无意间制造了许多的“假想敌”，把简单的情况复杂化，自我戕害，自我恐怖，“自作自受”。记得刘元卿的《应谐录》有一个《放下即实地》的笑话：“有盲子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竞竞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过者告曰：‘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长号。久之，手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是实地，何久自苦耶？’”明明脚下便是实地，可故事中的盲人却不相信。他总固执地狂想——桥下是湍流飞瀑、悬崖深渊。这不是庸人自扰、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盲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明眼人呢？是否也有盲人的毛病呢？是否也像乔治那样准备了过多的“案例”反而招致失败的经历呢？
　　在我们的教育圈里，至今仍有许多人对简单语文不屑一顾。总认为教育人自己也提“简单语文”，语文课程、语文教师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因此，不少语文教育专家和语文教师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指导得很全面，讲解得极精深。和小学生谈老子，谈人与人之间的“驯养”，展开专家级的探究性学习，推行“高品位”的赏析。“尊严”有了，语文确实博大精深了，但学生同时也感到语文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至于作文教学，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不大愿意让它简单下去的，通常向学生提出了很多的训练要求：立意方面要求学生着意求新；选材方面要求做到素材新鲜；布局方面要求做到采用总分结构，做到对比鲜明、点面结合、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抓住要点、考虑周到；写法方面要求学生能亮出细节、恰如其分、情真意切、欲扬先抑，注意前后照应、巧妙过渡，学会顺叙、倒叙、插叙；语言方面还有用词准确、言简意明、生动形象、恰当比拟等要求。我们总以为展开如此全面的“正规”训练，学生必定受益匪浅，写作能力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事实上，要逐一达到这些要求谈何容易，再叠合上述众多的要求更是难于上青天了。从此，学生就不能单纯地考虑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了，而是一味关注教师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写作要求了。
　　无论是学习课程，还是掌握某项技能，无论是参加实践活动，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为了引起学生的重视，为了积蓄足够的情感势能，总是习惯于夸大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总是让学生了解过多的细节和相关的资料。学习新课之前，尤其是语文课，教师总喜欢预先发放相关的补充资料让学生阅读，拓宽文本的解读背景。甚至要求学生全面阅读《课课通》《讲透教材》等教辅用书，对文本的背景、条理、主要内容、中心、写作方法以及好词佳句的蕴涵等精妙之处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学生不免眼花缭乱，感到文本可学的内容过多，精妙之处无处不在。客观上，引发了学生学习的恐惧，认为文本难度大，难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们似乎仍没有脱离“全部历史”的模式——先回忆过去，再谈现在，最后还要讲未来。而且总是有意渲染现在的一切对未来的决定性影响，凸显现在坏习惯、弱学科、小错误对个人未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成人夸大其词，说这些吓人的话的时候，总是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儿童，总是忘记小时候自己的那些是是非非，那些坏毛病、小缺点、恶作剧。你现在发现后果有你所说的那么严重吗？说的太远、太全、太充分，让遥远的未来烦扰今天的孩子，多少带有点恐吓的味道。为了达到所谓的教育目的，不惜牺牲学生的心理健康，我们想当然地漫无边际地“大话”学生的所谓问题，是不人道的。
　　当我们向学生提供了过量的“课程”的时候，学生就会陷入“构思过度”的窘境。他们再也不能按照生活的本真方式，运行简单明了的生长程序了。他们把学习与生活中的问题想得过分复杂、过分周全，添加了多少纷乱、破灭与烦恼，耗费了多少精力、智慧和热情。当我们向学生输入了超量的信息的时候，学生就会陷入“羚羊思维”的陷阱。他们发现自己短暂的努力未能达到目标，就会对自己说：“嗯，这太难了。这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接着他们就会畏缩不前，无奈地成为习惯性羚羊思维的牺牲品。我们必须明晰：一套有效的教育方法，它的操作一定是简单的；一堂成功的课堂教学，它的运行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优秀的学生，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位解读文本的高手，他抓住阅读核心问题的思路也一定是简单的；一篇佳作，它的主旨还是简单的。教育生活永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得多。
　　该是为教育信息做减法的时候了。让我们的策略精炼些、技巧鲜明些、眼光单纯点、预计短暂些，全力避免学生“构思过度”现象的发生。我们要有效地清空“次信息”，让学生把焦点放在如何去做上。我们应该遵循教育信息对等原则：在什么年龄该提供什么课程就提供什么课程，不要提前；要真正地与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实现最佳的相似匹配，努力按照儿童的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教育。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倡导的文化应该是儿童的文化，我们所要提供的课程应该是儿童的课程。美国曾有幼儿园孩童的家长状告教师提前教字母的案例。这个官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也要充分考量教育信息、教育知识的适时性问题，避免下一年龄段的信息与知识提前到来，对孩子造成侵害。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知识准入审查制度。
　　要很好地贯彻教育信息的适时性原则，我们还必须加强信息过滤与隐藏，维护学生的“不知情权”。成熟的教育，必定是使学生的不知情权得到充分尊重的教育。有些不该知道不必知道的事，我们就不要让学生知道。即使是与孩子有关但有伤害的信息，也要变通处理，尽量让学生不知情。我们要时常记起《一封特殊的信》的故事——一位老师在放学时带给每位学生家长一封信。信中说，首先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知晓信的内容。然后向家长通报省监狱一名服刑人员越狱在逃，有可能在本市潜伏的情况。最后恳求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务必在罪犯落网前按时接送您的孩子，并请低年级学生家长尽量不要把真相告诉孩子。只要我们像这位写信的老师一般细心、热心、有爱心，总能找到对学生加以双重保护的方法。
　　我们还要贯彻教育信息适量原则。真正的课程应该是基础的、精选的、实际的，是充分克制的，应尽量避免随意化、膨胀化、复杂化。我们应该提倡简单语文（简单阅读、简单作文），像钱梦龙先生那样教“简单作文”。第一次尝试，让学生把一句话写通顺、意思说清楚就认为是好作文有何不可？只要是“我手写我心”，不就行了吗？哪里需要我们讲什么阅读方法大全、作文技法大全？教育学生时，要像魏书生那样简约有效：紧扣主题，就事论事，恰如其分，靠船下篙，直接关联。又何必蓄意渲染、天地铺展呢？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市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