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台湾“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合并，成立了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著名学者李霖灿是中央博物院元老级的研究人员，在中央博物院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他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中央博物院的有关往事，从他的回忆文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学术界的良好风气。
　　当时的李霖灿，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受聘为中博院的助理员，独自在野外进行调查工作。而与中博院领导的联系，就是通过书信展开的，多年以后，李霖灿深情地回忆道：“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往通信的口气异常和蔼亲切，指示得十分清楚祥明，做法权柄却一点不加限制，语气正如师友家人在商量问讯，没有时下‘官样文章’碍难照准等的疾言厉色……”可见当时在学术界，上下级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上级端架子、打压、刁难下级之说，这一点对李霖灿影响很大：“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響到我后来终身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
　　当时中博院的另一种风气，就是纯粹的学术研究风气，老资格的研究人员虚怀若谷;资历浅的研究人员也直言不讳，完全从学术研究出发，谁都没有什么顾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李济先生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曾主持过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在当时的学术界拥有着极高的地位。那时，他负责写了一本《石器浅说》，对于他这样有丰富经验的研究家来说，写这样一本书简直就是小儿科，根本没有必要征求那些比他资历浅的研究人员的意见，但李济先生却没有那样做，而是不耻下问、让大家为他把脉，关于此事，李霖灿回忆道“然而治学研究的人是虚怀若谷的，济老（指李济）永不相信‘权力即知识’，初稿誊清，便分送到各研究人员的桌上，这一回竟然下了‘命令’，要每个读者见仁见智地尽量签注意见，更欢迎指正删改！”那些研究人员是怎么做的呢？“真是一个可爱的书生集团，见到了文章，大家果然直言不讳，满纸上都是自己的见解，记得当日是夏作铭先生写得最多，也最得到了济老的赏识。这虽是当日的一件小事，然而若拿来（如今）相比，那就十分可爱珍贵，济老致学的认真和当日那一群书呆子的研究精神都可以于此得到实证。”
　　中博院还有一种风气，就是良好的读书风气，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听听李霖灿先生的回忆吧：“不但研究人员一个个都是标准的书呆子，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常是人手一篇地在看书。偶有新的书刊出现，大家还会相互介绍传阅，也有分党分派的争论和批评，十分热闹。那时‘中研院’的图书馆是在板栗坳山上，‘上山看书去了，上山借书去了！’是常常听到的口头禅。”李霖灿还特地记述了一个叫向觉明的‘书痴’：“记忆中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向觉明先生的身影了，这位老先生博览群籍爱书成痴，不知在哪里给他找到了一个童子军的背包，他由山上下来，背包中鼓鼓囊囊的全是书。我们中途在一棵大栗树下打尖，看见这位老学者背负经？的矍铄精神，心中景仰无既，私下里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上山取经’，真是书生中的唐玄奘。”
　　那一代的学术中人，不但恋书如痴、把读书当做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任务，而且读得还非常认真，不仅仅认真去读，还认真去背诵，关于背书，李霖灿也举了一个例子：“那时我们宿舍的地名叫月亮田，一夜不知怎的说道了月亮，又说到了歌咏月光的《春江花月夜》，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背诵得十分得意，抢得急了，咬字不清，自己也撑不住笑了起来。联到最后，有两三韵硬是想不起来。我这个艺专学生马虎成性，想不起来就抛到脑后往见周公去了。却忽然在梦中被敲门声震醒，原来那位可佩服的朋友想起来了，于是在庭院中就着月明从头到尾把《春江花月夜》统背了一遍，大家再复颂一过无讹，这才心安理得地把这件趣事丢开。”遥想那个时代人们对读书的痴迷，再看看现在读书事业的衰落，真的令人感慨万千;李霖灿感叹道：“往事如烟，情景如画，如今这种嗜书如命的高雅情致，真得愈来愈少见了。”
　　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与其学术氛围密切相关。好的学术氛围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从而使置身其中的学人能够发挥最大的学术潜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学术成就。民国那一代学人之所以取得了那样大的学术成就;民国时期之所以成为了自春秋之后第二个学术黄金时代，与那时拥有的学术氛围是分不开的。同样，在一个人人都想把自己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功力时代，学术的堕落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正是值得今天学术界反思的问题所在。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