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文道说：『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詹宏志说：『我只告诉人们，一定要相信书，只要去拼命读书，就可以做好任何事。』这其实不止是一段光阴的故事，还是一段相信与被相信的故事。
从台北出发前，詹宏志正装领带地出现在台湾最大的综合网络服务提供商PChome的办公室里。这时候，他的角色形同马云，“电子商务分为三层平台，淘宝、天猫和京东、当当。PChome三个都做，每个平台各有分工，还会摸索团购、房产等其他电商模式......”这是他的工作内容。
离开台北后，詹宏志瞬间变形，他带着自己首套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谈的是读书、写字和电影。詹宏志的故事粗略分为这么三层，每个部分他都各司其职，游刃有余。写字写出“大师级”的侦探文学；读书读出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拍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这些人的名字与他没法分开。“台湾互联网教父”是什么？只是这位老编辑的另一本书名而已。
他在山里面散步，中间还有亭子，走下来休息，整整走了一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个布棚子，里面有火花，吊了一盏我不记得是油灯还是电灯，昏黄的灯光下是热腾腾的热气，进去以后那是个豆浆摊子，他就跟卖豆浆的老太太很熟的样子，说：给我两碗豆浆，一碗加个蛋，还要了油条和豆饼，当时觉得非常甜美，然后就回家了。
这个事件已经快50年过去了，这么久之后，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詹宏志都记得异常清楚，那个“他”是詹宏志的父亲。这件事发生在台湾南投县草屯镇，詹宏志出生在那个乡下地方，至今，他依然称自己为“乡下人”。父亲在遥远的山区煤矿工作，既是规划开采隧道的工程师，又是管理生产与销售的矿场场长，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待在山区矿场里，其他时间又要奔波于政府机关、投资老板，以及煤炭买主的酬酢中，几乎每隔四十天詹宏志才能见一次。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在詹宏志清醒的时间走进家门，所以，詹宏志至今保持着每天睡四个小时的习惯，12点睡，4点起，每天如此，精神十足。这是父亲对詹宏志影响最深的习惯。
再后来，父亲落魄了，回到家连小孩读书的钱都没有。詹宏志开始关心父亲的事情、谈吐，那是一种潦倒且从容不迫的状态。从来没有抱怨，即便说起自己时运不济。别人来找他，尽可能地画几张图。已经一无所有了，依然挺有尊严，手头那么拮据，始终没让詹宏志兄妹四人出外打工，让所有的小孩子都读了书。当时，詹宏志童年而已，这些理解是詹宏志也老了后才有—“这也解释了我们讲了不到100句话，却有这么紧密的连接”，詹宏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毛燥，现在越来越安定，只是讲话仍然像母亲，快而复杂，没有父亲简洁。
父亲让詹宏志相信了很多事，最初的创作动机也跟父亲有关。时间回到1987年，父亲刚刚过世，詹宏志对父亲的记忆全部涌了出来。父亲在时，他一直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在那个晚上，他忽然发现了过去生命中全部值得回味、也需要用力气掘深的点点滴滴。《声音、气味、颜色所记录的童年》是詹宏志回忆的标题。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和回忆他的家人和家乡。直到今天，他依然称自己为“乡下人”，似乎那里有他生命所有的习惯和源泉。
1989年到1994年，我做了九部电影，包括侯孝贤的三部曲，《好男好女》、《戏梦人生》和《悲情城市》，后来又有《再见南国、再见》。我还帮杨德昌做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独立时代》。我又做了吴念真的《多桑》、徐小明的《少年，安啦！》和陈国富的《只要为你活一天》。1994年后我就再也没有做任何跟电影有关的事情，我又回到了只是新电影朋友的身份。
詹宏志还有一个电影的故事。五年时间做九部电影，撑起了当时十年整个台湾的新电影产业，而他的身份是客串制作人。詹宏志白天在出版社上班，晚上一帮电影人聚到他家开会。开拍后，詹宏志也很少到现场，不管谁的戏，出现的频率大约在一两次。片场的大小事由别人在处理，“我跟新电影的关系中，我是一个规划这个结构的人，建立国际资金和台湾电影人关系的人。”詹宏志这样定义他和电影的短暂关系。
台湾新电影的起点一般被认为是1982年《光阴的故事》，当时新电影打响第一枪时，詹宏志并不在台湾。新电影运动已经有两个核心人物：小野和吴念真。1983年詹宏志从美国回来后，小野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你应该看看。”
《光阴的故事》和《小碧的故事》让詹宏志很受震撼。此后，他成了一个对台湾新电影很关心的人。1983年，出现了台湾新电影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削苹果事件”。小野和吴念真策划了一个电影三部曲，用黄春明的小说改编而成。其中《苹果的滋味》讲述了一个工人在路上发生车祸的事。工人被美军军官撞伤了。当时台湾有美国驻军，工人是一个零工。住进了美军医院后，撞人的美国军官来道歉，说所有医疗他一定负责，工作的家人本来悲惨得不得了，妻子带小孩探病，发现又医院又干净又方便，还有天价的苹果吃—那可是最贵的东西。工人把苹果给小孩吃，小孩开心，车祸变成乐透，好像被撞是件幸运的事。电影被拍出来，宣传部门看到了这部电影，大发雷霆，这样的讽刺和谴责不是丑化国家吗？要把这段苹果削掉。
据说当时的会议上，小野和吴念真为了保住这片电影，辩护到嚎啕大哭。听说了现场的詹宏志则找来原来在报社的搭档、小说家陈宇航，一个人写事件，一个人写评论，连夜出了一个整版。电影保住了，陈宇航辞职了。詹宏志成了新电影的护法和朋友。再后来，更轰动的是1986年的台湾新电影宣言—被法国电影笔记《电影100年》把称为世界电影史上的100件大事之一。1986年11月6号，一群台湾的文化界人士在杨德昌家里给他做40岁生日，有感于新电影的处境，众人就决定联合起来发表一个由詹宏志起草的宣言，那个宣言出来后，新电影内部开始四分五裂，《电影100年》引述杨德昌的话，“那是一个结束的开始”，一个新电影运动开始走向结束的起点。
詹宏志一直没有机会澄清这个事，而真正的故事不完全是上述样子。那个生日宴“我不在现场，当时我父亲重病在台湾的中部医院，我在中部医院的家属休息室，陪着父亲。那是新电影最艰难的时候，侯孝贤和杨德昌都没有电影拍了，社会上的保守的电影势力出来批评说他们的电影没有市场。大家都想通过一个方式来表达一个立场。关于怎么表达，他们找了我。父亲临去世，我是在病床旁边拟了稿子。然后有了林怀民、侯孝贤和杨德昌等四十几个人的签字，这文章就发表了。” 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发表后，新电影工作者的内部起了一些微妙变化，有些导演和编剧觉得这个宣言太重了，和片商、政府有直接冲突，很怕没戏可拍了。有些人还觉得太温吞了，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个立场，没有更深的谴责。詹宏志当然也不好受，他是起草人，一直以来都用写东西来支持台湾新电影，从那时起他不再为新电影动笔杆，而是用业余时间操刀了九部撑起台湾电影工业和声誉的作品。
我不会完全都消化，我有速读的能力，如果一本书不是用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而是采取比较叙述性的文字，我一个小时看10万字没有问题，同时我还有能力做笔记。我不是一个怪物，我真的只是喜欢书。每本书只看两三页我也很高兴。
“我怕人多的地方，也怕跟陌生人接触。如果要见一个工作上非见不可的陌生人，我会有很复杂的心理过程。至于开派对，更让我痛苦不堪。”在任意行业都轻易成功的詹宏志并不是交际达人。与他从事过的行业恰好不同，他的生活反而很自闭。由于对人的畏惧，詹宏志相信从书中找答案。
当年在报社做编辑，创办远流出版社时，詹宏志下定决心从单纯的编辑跳入市场营销。四五十本跟市场营销相关的教科书被他很快读了个遍，甚至在吃饭、走路、上楼梯或等车时，依然手不释卷。
“这个样能经营好公司吗？”这样的质疑并不少见。毫不谦让，詹宏志用两家上市公司和使用过的两百多张名片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有机会能跟真实世界面对面。书是个替代也是个媒介。也许真正面对面的经验书不能替代，但是因为书，我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说哪天要去某个地方。”这样的信念詹宏志从未改变。（录音整理|刘荔）
【记者手记】
创造沟通情境的人
大陆对詹宏志的认知，大抵分为两类：要么“惊为天人”，因为他的履历实在无可挑剔，从报纸编辑到电影制片，从出版经理到网站董事长，横跨了媒体、文艺和商业三个领域，且样样拿手。似乎把他放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能如鱼得水。
另一类则会问：詹宏志，谁？
詹宏志是谁？这个问题我拿来问了詹宏志本人。他说：一个乡下人，一个老编辑，一个读书人。听起来既质朴又单一，完全不像履历表中的那个“惊为天人”。
和詹宏志一起也试着设想，如果不从编辑转为经营出版，或者不在做出版时兼职电影，又或者不入商场，詹宏志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人。詹宏志可不认同。他的所做和做读，都是为了去更远的前方。他藏书4万余册，逐年买2000本，每小时阅读10万字，换算下这个数字，便知道詹宏志的世界已经宏大得不足以通过一行一业容纳。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中国古语说书中美玉、黄金和美人齐活儿。詹宏志从小就浸身阅读。南投的小镇上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小图书室里面放着三四个铁书柜，他就从第一排第一本开始看，一直看到最后一排最后的一本。有时候，一本书只能在他身边放一个晚上，不读一辈子就再也看不到了。于是，詹宏志下了狠心，强迫自己在一个晚上的时间要看完所有的书，不管是十本、二十本......因此，詹宏志常常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看到两眼红肿、流泪。
“读”永远比“走”能到更多的地方。詹宏志在阅读上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他也习惯用读书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也正是凭阅读，他迅速进入了各个此前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和行业。
也许正是如此，詹宏志丝毫“台湾互联网教父”这样的企业家谱儿都没有。他的健谈程度和他的阅读储量成正比，表达得快而流畅，却始终是文化人的温和。他甚至不会用任何的渊博来打消对方与他谈话的念头，就像他总结出的座右铭一样，“忍人家所不愿忍的气，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险，负人家所不肯负的责。”通俗易懂且忍耐担当。
詹宏志几乎没有严肃的时候，作为两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一点杀伐决断的霸气都没有。几乎无法想像跟你聊完父亲、电影和书本，他又会跑去蛙谷筹备下一个大计划。詹宏志同样不缺少文人的忧国忧民，他更大的计划是在美国打造亚洲商品电商平台，重塑中国制造的质感和形象。
詹宏志很少主动谈及自己的商业故事，只是在他书中也不乏看到这样的总结：任何事情就放手去做，有机会就去尝试，没有什么风险是会死人的，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所害怕的那段冒险，将有可能在每个转弯处，带给你前所未有、想象不到的惊险美景。
詹宏志自己总结：“我其实是一个创造沟通情境的人”。
从台北出发前，詹宏志正装领带地出现在台湾最大的综合网络服务提供商PChome的办公室里。这时候，他的角色形同马云，“电子商务分为三层平台，淘宝、天猫和京东、当当。PChome三个都做，每个平台各有分工，还会摸索团购、房产等其他电商模式......”这是他的工作内容。
离开台北后，詹宏志瞬间变形，他带着自己首套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谈的是读书、写字和电影。詹宏志的故事粗略分为这么三层，每个部分他都各司其职，游刃有余。写字写出“大师级”的侦探文学；读书读出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拍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这些人的名字与他没法分开。“台湾互联网教父”是什么？只是这位老编辑的另一本书名而已。
他在山里面散步，中间还有亭子，走下来休息，整整走了一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个布棚子，里面有火花，吊了一盏我不记得是油灯还是电灯，昏黄的灯光下是热腾腾的热气，进去以后那是个豆浆摊子，他就跟卖豆浆的老太太很熟的样子，说：给我两碗豆浆，一碗加个蛋，还要了油条和豆饼，当时觉得非常甜美，然后就回家了。
这个事件已经快50年过去了，这么久之后，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詹宏志都记得异常清楚，那个“他”是詹宏志的父亲。这件事发生在台湾南投县草屯镇，詹宏志出生在那个乡下地方，至今，他依然称自己为“乡下人”。父亲在遥远的山区煤矿工作，既是规划开采隧道的工程师，又是管理生产与销售的矿场场长，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待在山区矿场里，其他时间又要奔波于政府机关、投资老板，以及煤炭买主的酬酢中，几乎每隔四十天詹宏志才能见一次。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在詹宏志清醒的时间走进家门，所以，詹宏志至今保持着每天睡四个小时的习惯，12点睡，4点起，每天如此，精神十足。这是父亲对詹宏志影响最深的习惯。
再后来，父亲落魄了，回到家连小孩读书的钱都没有。詹宏志开始关心父亲的事情、谈吐，那是一种潦倒且从容不迫的状态。从来没有抱怨，即便说起自己时运不济。别人来找他，尽可能地画几张图。已经一无所有了，依然挺有尊严，手头那么拮据，始终没让詹宏志兄妹四人出外打工，让所有的小孩子都读了书。当时，詹宏志童年而已，这些理解是詹宏志也老了后才有—“这也解释了我们讲了不到100句话，却有这么紧密的连接”，詹宏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毛燥，现在越来越安定，只是讲话仍然像母亲，快而复杂，没有父亲简洁。
父亲让詹宏志相信了很多事，最初的创作动机也跟父亲有关。时间回到1987年，父亲刚刚过世，詹宏志对父亲的记忆全部涌了出来。父亲在时，他一直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在那个晚上，他忽然发现了过去生命中全部值得回味、也需要用力气掘深的点点滴滴。《声音、气味、颜色所记录的童年》是詹宏志回忆的标题。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和回忆他的家人和家乡。直到今天，他依然称自己为“乡下人”，似乎那里有他生命所有的习惯和源泉。
1989年到1994年，我做了九部电影，包括侯孝贤的三部曲，《好男好女》、《戏梦人生》和《悲情城市》，后来又有《再见南国、再见》。我还帮杨德昌做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独立时代》。我又做了吴念真的《多桑》、徐小明的《少年，安啦！》和陈国富的《只要为你活一天》。1994年后我就再也没有做任何跟电影有关的事情，我又回到了只是新电影朋友的身份。
詹宏志还有一个电影的故事。五年时间做九部电影，撑起了当时十年整个台湾的新电影产业，而他的身份是客串制作人。詹宏志白天在出版社上班，晚上一帮电影人聚到他家开会。开拍后，詹宏志也很少到现场，不管谁的戏，出现的频率大约在一两次。片场的大小事由别人在处理，“我跟新电影的关系中，我是一个规划这个结构的人，建立国际资金和台湾电影人关系的人。”詹宏志这样定义他和电影的短暂关系。
台湾新电影的起点一般被认为是1982年《光阴的故事》，当时新电影打响第一枪时，詹宏志并不在台湾。新电影运动已经有两个核心人物：小野和吴念真。1983年詹宏志从美国回来后，小野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你应该看看。”
《光阴的故事》和《小碧的故事》让詹宏志很受震撼。此后，他成了一个对台湾新电影很关心的人。1983年，出现了台湾新电影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削苹果事件”。小野和吴念真策划了一个电影三部曲，用黄春明的小说改编而成。其中《苹果的滋味》讲述了一个工人在路上发生车祸的事。工人被美军军官撞伤了。当时台湾有美国驻军，工人是一个零工。住进了美军医院后，撞人的美国军官来道歉，说所有医疗他一定负责，工作的家人本来悲惨得不得了，妻子带小孩探病，发现又医院又干净又方便，还有天价的苹果吃—那可是最贵的东西。工人把苹果给小孩吃，小孩开心，车祸变成乐透，好像被撞是件幸运的事。电影被拍出来，宣传部门看到了这部电影，大发雷霆，这样的讽刺和谴责不是丑化国家吗？要把这段苹果削掉。
据说当时的会议上，小野和吴念真为了保住这片电影，辩护到嚎啕大哭。听说了现场的詹宏志则找来原来在报社的搭档、小说家陈宇航，一个人写事件，一个人写评论，连夜出了一个整版。电影保住了，陈宇航辞职了。詹宏志成了新电影的护法和朋友。再后来，更轰动的是1986年的台湾新电影宣言—被法国电影笔记《电影100年》把称为世界电影史上的100件大事之一。1986年11月6号，一群台湾的文化界人士在杨德昌家里给他做40岁生日，有感于新电影的处境，众人就决定联合起来发表一个由詹宏志起草的宣言，那个宣言出来后，新电影内部开始四分五裂，《电影100年》引述杨德昌的话，“那是一个结束的开始”，一个新电影运动开始走向结束的起点。
詹宏志一直没有机会澄清这个事，而真正的故事不完全是上述样子。那个生日宴“我不在现场，当时我父亲重病在台湾的中部医院，我在中部医院的家属休息室，陪着父亲。那是新电影最艰难的时候，侯孝贤和杨德昌都没有电影拍了，社会上的保守的电影势力出来批评说他们的电影没有市场。大家都想通过一个方式来表达一个立场。关于怎么表达，他们找了我。父亲临去世，我是在病床旁边拟了稿子。然后有了林怀民、侯孝贤和杨德昌等四十几个人的签字，这文章就发表了。” 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发表后，新电影工作者的内部起了一些微妙变化，有些导演和编剧觉得这个宣言太重了，和片商、政府有直接冲突，很怕没戏可拍了。有些人还觉得太温吞了，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个立场，没有更深的谴责。詹宏志当然也不好受，他是起草人，一直以来都用写东西来支持台湾新电影，从那时起他不再为新电影动笔杆，而是用业余时间操刀了九部撑起台湾电影工业和声誉的作品。
我不会完全都消化，我有速读的能力，如果一本书不是用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而是采取比较叙述性的文字，我一个小时看10万字没有问题，同时我还有能力做笔记。我不是一个怪物，我真的只是喜欢书。每本书只看两三页我也很高兴。
“我怕人多的地方，也怕跟陌生人接触。如果要见一个工作上非见不可的陌生人，我会有很复杂的心理过程。至于开派对，更让我痛苦不堪。”在任意行业都轻易成功的詹宏志并不是交际达人。与他从事过的行业恰好不同，他的生活反而很自闭。由于对人的畏惧，詹宏志相信从书中找答案。
当年在报社做编辑，创办远流出版社时，詹宏志下定决心从单纯的编辑跳入市场营销。四五十本跟市场营销相关的教科书被他很快读了个遍，甚至在吃饭、走路、上楼梯或等车时，依然手不释卷。
“这个样能经营好公司吗？”这样的质疑并不少见。毫不谦让，詹宏志用两家上市公司和使用过的两百多张名片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有机会能跟真实世界面对面。书是个替代也是个媒介。也许真正面对面的经验书不能替代，但是因为书，我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说哪天要去某个地方。”这样的信念詹宏志从未改变。（录音整理|刘荔）
【记者手记】
创造沟通情境的人
大陆对詹宏志的认知，大抵分为两类：要么“惊为天人”，因为他的履历实在无可挑剔，从报纸编辑到电影制片，从出版经理到网站董事长，横跨了媒体、文艺和商业三个领域，且样样拿手。似乎把他放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能如鱼得水。
另一类则会问：詹宏志，谁？
詹宏志是谁？这个问题我拿来问了詹宏志本人。他说：一个乡下人，一个老编辑，一个读书人。听起来既质朴又单一，完全不像履历表中的那个“惊为天人”。
和詹宏志一起也试着设想，如果不从编辑转为经营出版，或者不在做出版时兼职电影，又或者不入商场，詹宏志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人。詹宏志可不认同。他的所做和做读，都是为了去更远的前方。他藏书4万余册，逐年买2000本，每小时阅读10万字，换算下这个数字，便知道詹宏志的世界已经宏大得不足以通过一行一业容纳。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中国古语说书中美玉、黄金和美人齐活儿。詹宏志从小就浸身阅读。南投的小镇上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小图书室里面放着三四个铁书柜，他就从第一排第一本开始看，一直看到最后一排最后的一本。有时候，一本书只能在他身边放一个晚上，不读一辈子就再也看不到了。于是，詹宏志下了狠心，强迫自己在一个晚上的时间要看完所有的书，不管是十本、二十本......因此，詹宏志常常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看到两眼红肿、流泪。
“读”永远比“走”能到更多的地方。詹宏志在阅读上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他也习惯用读书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也正是凭阅读，他迅速进入了各个此前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和行业。
也许正是如此，詹宏志丝毫“台湾互联网教父”这样的企业家谱儿都没有。他的健谈程度和他的阅读储量成正比，表达得快而流畅，却始终是文化人的温和。他甚至不会用任何的渊博来打消对方与他谈话的念头，就像他总结出的座右铭一样，“忍人家所不愿忍的气，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险，负人家所不肯负的责。”通俗易懂且忍耐担当。
詹宏志几乎没有严肃的时候，作为两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一点杀伐决断的霸气都没有。几乎无法想像跟你聊完父亲、电影和书本，他又会跑去蛙谷筹备下一个大计划。詹宏志同样不缺少文人的忧国忧民，他更大的计划是在美国打造亚洲商品电商平台，重塑中国制造的质感和形象。
詹宏志很少主动谈及自己的商业故事，只是在他书中也不乏看到这样的总结：任何事情就放手去做，有机会就去尝试，没有什么风险是会死人的，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所害怕的那段冒险，将有可能在每个转弯处，带给你前所未有、想象不到的惊险美景。
詹宏志自己总结：“我其实是一个创造沟通情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