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的“到此一游”，破碎的素质之说似乎与人种和国籍并无太大关系。当对于存在感和永恒的渴望超越了“规则”的限制时，那种从远古时期即留存下来的涂鸦欲望，在很多时候都会成为人类表达感情的最直接手段。
　　“直接”往往是犯罪的引信，但你若能将这种犯罪行为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话，它也有可能变成艺术史上某个引以为傲的坐标。
　　如绕不过去的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在“犯罪”荷尔蒙的催促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不断在纽约四处违法涂鸦着他那些风格独特的单色图形：空心人、三眼怪物、重叠人、红心等等。从最初被警察四处追赶的小流氓，到作品单价被炒到2万美元的华丽转身，哈林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而在他身后涌现出的无数涂鸦者，却依旧逃不开被警察追赶的慌张命运。
　　在中国，除了刻在名胜古迹上“XXX到此一游”和写在厕所外墙上的“XX我爱你”之外，与艺术相关的、最著名的涂鸦可能要算张大力的“对话·拆”系列了。哥们儿当年费时费力地在不同的墙面上凿出一个个大大的人头剪影，上边还喷了“AK—47”几个歪七扭八的大字（对军事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AK47是一种苏制冲锋枪的型号，经常被各国黑帮作为火拼的杀手锏来使用，本身就充满浓浓的“犯罪”气息）：铲土机对建筑“犯罪”，艺术家对残垣断壁“犯罪”，“拆上加拆”的无意义，是对“拆那”音译的调侃致敬吗？
　　“涂鸦”是犯罪还是艺术？就像一颗苹果能砸出万有引力，也能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一样，是件很难界定的事儿：在城管叔叔眼中，你在崔各庄乡政府的外墙上复制一张凯斯·哈林的经典作品，那也是犯罪；在艺术家眼中，街头四处张贴的小广告，可能也会摇身变成可以在画廊中变现的闪亮资本。（文/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