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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的家庭继承纠纷逐渐增加，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尝试自主管理遗产等“身后事”，但由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并不掌握有关法律知识，导致他们自己立下的遗嘱难以产生法律效力，进而导致更多的矛盾和纠纷。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的转变和新问题的出现，2013年，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正式成立，免费向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根据遗嘱人的种种表现发现，中国人的遗嘱观念正在悄然进步。
立遗嘱趋向年轻化，00后已开始立遗嘱
近日，中华遗嘱库正式向社会发布《2020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截至2020年底，中华遗嘱库已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25.6万人次，登记保管了19万份遗嘱。
白皮书显示，2013—2020年间，中华遗嘱库咨询量有逐步上升的趋势，遗嘱观念逐步在国人心中得到认同，总体登记保管量占总咨询量的比例达75.57%;且订立遗嘱已不再是某个年龄段的“专利”。7年多以来，在中华遗嘱庫立遗嘱的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步下降至69.87岁，遗嘱人年龄趋向年轻化。中青年立遗嘱人的总体数量增长较快，从2017年的29.97%上升到2020年的54.12%，主要以已婚人群为主，再婚家庭以及离异人群渐成中青年立遗嘱人中的“刚需人群”。其中，“80后”有97.23%的遗嘱涉及房产，13.16%的遗嘱涉及公司股权，15.89%的涉及证券基金，这一年龄段人群订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避免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近两年，还有“90后”“00后”走进中华遗嘱库立遗嘱，其中最年轻的遗嘱人仅17周岁（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以上、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们看来，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以后会更加认真地活着。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华遗嘱库暂停线下服务两个月，但全年遗嘱咨询办理的数量不但未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出现一定比例的增长。从白皮书数据上看，2020年咨询办理遗嘱人数比2019年增长了12.15%。疫情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咨询办理遗嘱者中认为“即便没有疫情，也会提前立好遗嘱”的占59.4%，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遗嘱”的占40.6%。不少咨询者表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承受生死考验的不只是医护人员，对于‘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这句话，每个人都有着比平常更深的体会”。
疫情期间，中华遗嘱库还上线了“微信遗嘱”小程序留言功能，在2020年一共收到将近7万份“微信遗嘱”。留下“微信遗嘱”的人中超过66%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2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会选择留言给自己父母，感恩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20～30岁人群主要留下对子女的叮咛和对爱人说不出的甜言蜜语;70后是在“微信遗嘱”中提及财产分割最多的一代人。不过，要注意的是，微信遗嘱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它仅适用于处理非财产性的事务，例如传递关爱或者叮嘱某些个人事务。中华遗嘱库开通该功能的目的在于，让大家通过这种更加温馨的方式传递情感。
遗嘱内容、形式不断丰富，法律法规积极应对
据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反映，近几年老年人对待遗嘱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最初来立遗嘱的老人，往往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这两年很多老年人把遗嘱登记看成一场仪式，当成一件重要的家庭事务，有的穿得很正式，还有的登记完成后在现场合影，笑得很开心。
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对于遗嘱所指向的财产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金钱或不动产，还包括虚拟财产等。白皮书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在“90后”的遗嘱中，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证券基金等虚拟财产被更多地纳入。为避免后续争议，对这些新性质财产更需要通过遗嘱形式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下来。对此，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的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基本上可以应对这种立遗嘱的新趋势。
除了遗嘱内容的不断丰富，其形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继承法》颁布年代较早，录像、打印等技术手段在当时尚未普及，《继承法》中明确规定有效的遗嘱形式仅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并未就录像遗嘱作出单独规定。以往案件中遇到录像遗嘱，只能参照录音遗嘱或者口头遗嘱的规定认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普及应用，除了录音，录像以及其他电子形式也逐渐成为制作遗嘱的载体;用录像形式制作而成的音像资料，比起单纯的音频资料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所记录的内容。故《民法典》“继承编”在保留录音遗嘱的同时，将继承法中的录音遗嘱修改为录音录像遗嘱，包含了以录像方式所立的遗嘱，并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此外，打印遗嘱也是《民法典》确认的一种新的遗嘱形式。在登记过程中，登记人员会根据遗嘱人的意愿，打印出遗嘱文本，再由遗嘱人签字确认，并且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同时，通过人脸识别、录音录像、精神评估、指纹采集、文档扫描、司法备案等技术手段，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保订立的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遗嘱人最快可以在40分钟内完成遗嘱登记全过程，比之前的自书遗嘱提高了至少3倍的速度。打印遗嘱被法律认可，对于书写困难的人士来说，订立遗嘱更加方便。这些法定遗嘱形式的增加，充分体现了《民法典》对时代发展的回应。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中华遗嘱库还新增了“家庭财产协议登记”“遗产管理人”“安心都护”“监督服务”“遗嘱信托”等新型“家庭保护”服务，让服务对象的财产保护需求更多样化。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纸遗嘱中的冷暖人生
截止2020年12月，中华遗嘱库已经在全国设立11个登记中心，60个服务中心，覆盖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和香港特区。在每个登记中心，每个工作日都几乎坐满了人。种种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观念，以越来越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不再把立遗嘱视为“咒我去死”，而是选择在生前说清死后的意愿，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 “在走向终点前，还是力所能及做些事情，让子女省心，让自己安心。”
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有一个写着“幸福慢递”字样的“邮筒”，很多老人会在立完遗嘱后，手书一份幸福留言卡，投递进去。有的写着立遗嘱人对生活磨难的释怀;有的则写着他们一生未说出口的温柔话语。记者发现，留言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词分别是“幸福”“快乐”“健康”，那也是他们对亲人最后、最真挚的祝愿。
杨颖仪是中华遗嘱库广东分库第一登记中心的一名遗嘱登记员，她介绍说，在这里工作，能真切感受父母爱如山。“不久前，一位60多岁的阿姨找到我，她的孩子上幼儿园时遭遇意外，不幸从楼梯上跌落，摔伤了脑袋。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产生了后遗症。”杨颖仪说，得知孩子的遭遇后，孩子父亲直接撒手不管，阿姨独自撑起了一个家。如今她不知道，自己离开后，谁能照看孩子？这一次来到遗嘱库，她想寻找一个解决办法。杨颖仪给她推荐了安心都护的服务，让她选择一个信任的人，保障孩子生活质量。
在独生子女占多数的今天，不少家长订立遗嘱时，会签订“防儿媳女婿”条款，规定遗产只归儿女，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有父母专门从其他地市跑来立遗嘱，就是不希望自己离开后，孩子跑腿，兜兜转转，去办理相关手续。“在这里，每个前来订立遗嘱的父母，在走向终点前，都想力所能及做些事情，让子女省心，让自己安心。”杨颖仪说。
2020年底，一对老年知识分子夫妇找到杨颖仪。老先生是航天航空领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领军人物，已年过80岁。遗嘱登记那一天，老先生穿着蓝色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决定将财产留给孩子，更希望录制一段情感录像，得到儿子的谅解。
年轻时，老先生打拼事业，直到40岁左右才有了孩子，但他并不溺爱，两人一度关系紧张。而当有了孙子后，他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转变，对孙子很温和，这让儿子更加不解。录像中，他说：“当你看到这条留言时，我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回想过去的每一天，我们几乎不敢休息，也不敢懈怠，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国家。我想跟你正式道歉，过去对你严格，有太多约束，但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我是希望你年轻时，打好基础，成为跟我一樣对国家有用的人。”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一天，80多岁的杭州王大妈来到遗嘱库办事处，哭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王大妈说老伴走得早，自己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自己也有退休金，生活不算多富裕但也不缺钱花。但最近因为房子的事，让她头痛不已。原来王大妈早年有3处房产，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房子多了也没什么用，反正都是给孩子的，自己有得住就好了。于是留下一处房子自己住，另外两套房子分别过户给儿子和女儿。
然而过了不久，儿子、儿媳却打起王大妈住的这套房子的主意。最近几个月，儿子、儿媳告诉王大妈，只要她提前过户给他们，他们愿意给妹妹30万作为补偿款。但房子到手后，儿子却翻脸不认账。最开始说是5月份给钱，但5月过去了仍不给钱，说6月给，6月过去了，又说7月给，等过了7月，直接翻脸说没钱不打算给了。这时的王大妈和女儿心里很是失望、难过和生气，但也无计可施，懊悔不已。
在中华遗嘱库遇到不少因把房子提前过户给子女，而导致自己失去房子处决权的案例。不过，现在很多人会先保障配偶的生活，最后再给到子女。但也有人担心：“万一我先走了，他再找一个，房子不给回我儿子怎么办。”
鉴于此，《民法典》引入了“居住权”这一概念，大家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确定房产分配给子女，防止因为配偶在自己去世后再婚导致财产外流;同时也能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保障配偶在自己去世以后依然能享有居住权，防止子女提前卖房，可谓一举两得。
立遗嘱比例不足5%，死亡教育不该被继续忽视
7年多前，当中华遗嘱库在北京成立时，陈凯（中华遗嘱库负责人）想不到，这个旨在为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登记的公益项目会这么火。“没想到遗嘱登记的需求群体如此庞大，有的老人甚至专程从新疆坐飞机来北京登记。”最初由于服务能力有限，登记处每天只能接待40个号，很多老人一大早就到门口排队。尽管遗嘱登记出现“一号难求”的景象，但陈凯认为，目前中国的遗嘱普及率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遗嘱普及率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年人订立遗嘱的比例高达50%～80%。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二，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立遗嘱比例不足5%。实际上，立遗嘱除了能进行风险防范，防止起纠纷，让个人财富的流向符合自己的意愿，它还是一种责任，即不给家人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今年2月，知名音乐人赵英俊因病去世。几天前，赵英俊生前录制的“留给世界最后的话”被发布。他在这段视频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有点遗憾，就是不能跟这个世界，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好告个别。我就想趁着自己活蹦乱跳，来好好告别……真正的死亡不是死去，而是被人遗忘，你们只要记得我就好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故事停止了。”
他在生命最后，和这个世界乐观告别的态度，感动了许多人。有位网友说，“其实我国真的应该增加死亡教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说再见”。
认识死亡，它不是禁止触碰的敏感话题。在日常认知中，人们似乎习惯了把生与死对立，以至于对死亡赋予过分负面的意义。于是，人们总是避讳甚至拒绝谈论死亡。可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生老病死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逃避只会使自己陷入对死亡会到来而感到的无限恐惧之中。开展死亡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承认死亡的客观存在，消除对死亡过坏的臆测。
接受死亡，从来不代表遗忘和终点。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临终关怀、安乐死、死亡质量等成为热门话题。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竭尽全力延续老人们的生命才是孝顺的表现，但结果往往是老人和子女都难受。什么才是真正的死亡？电影《寻梦环游记》也许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回答：被所有人遗忘，才宣告这个人的真正死亡。死亡并不代表永别，真正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不妨学会选择以更恰当的方式保留对他们的情感和回忆。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的转变和新问题的出现，2013年，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正式成立，免费向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根据遗嘱人的种种表现发现，中国人的遗嘱观念正在悄然进步。
立遗嘱趋向年轻化，00后已开始立遗嘱
近日，中华遗嘱库正式向社会发布《2020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截至2020年底，中华遗嘱库已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25.6万人次，登记保管了19万份遗嘱。
白皮书显示，2013—2020年间，中华遗嘱库咨询量有逐步上升的趋势，遗嘱观念逐步在国人心中得到认同，总体登记保管量占总咨询量的比例达75.57%;且订立遗嘱已不再是某个年龄段的“专利”。7年多以来，在中华遗嘱庫立遗嘱的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步下降至69.87岁，遗嘱人年龄趋向年轻化。中青年立遗嘱人的总体数量增长较快，从2017年的29.97%上升到2020年的54.12%，主要以已婚人群为主，再婚家庭以及离异人群渐成中青年立遗嘱人中的“刚需人群”。其中，“80后”有97.23%的遗嘱涉及房产，13.16%的遗嘱涉及公司股权，15.89%的涉及证券基金，这一年龄段人群订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避免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近两年，还有“90后”“00后”走进中华遗嘱库立遗嘱，其中最年轻的遗嘱人仅17周岁（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以上、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们看来，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以后会更加认真地活着。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华遗嘱库暂停线下服务两个月，但全年遗嘱咨询办理的数量不但未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出现一定比例的增长。从白皮书数据上看，2020年咨询办理遗嘱人数比2019年增长了12.15%。疫情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咨询办理遗嘱者中认为“即便没有疫情，也会提前立好遗嘱”的占59.4%，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遗嘱”的占40.6%。不少咨询者表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承受生死考验的不只是医护人员，对于‘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这句话，每个人都有着比平常更深的体会”。
疫情期间，中华遗嘱库还上线了“微信遗嘱”小程序留言功能，在2020年一共收到将近7万份“微信遗嘱”。留下“微信遗嘱”的人中超过66%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2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会选择留言给自己父母，感恩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20～30岁人群主要留下对子女的叮咛和对爱人说不出的甜言蜜语;70后是在“微信遗嘱”中提及财产分割最多的一代人。不过，要注意的是，微信遗嘱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它仅适用于处理非财产性的事务，例如传递关爱或者叮嘱某些个人事务。中华遗嘱库开通该功能的目的在于，让大家通过这种更加温馨的方式传递情感。
遗嘱内容、形式不断丰富，法律法规积极应对
据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反映，近几年老年人对待遗嘱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最初来立遗嘱的老人，往往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这两年很多老年人把遗嘱登记看成一场仪式，当成一件重要的家庭事务，有的穿得很正式，还有的登记完成后在现场合影，笑得很开心。
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对于遗嘱所指向的财产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金钱或不动产，还包括虚拟财产等。白皮书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在“90后”的遗嘱中，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证券基金等虚拟财产被更多地纳入。为避免后续争议，对这些新性质财产更需要通过遗嘱形式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下来。对此，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的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基本上可以应对这种立遗嘱的新趋势。
除了遗嘱内容的不断丰富，其形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继承法》颁布年代较早，录像、打印等技术手段在当时尚未普及，《继承法》中明确规定有效的遗嘱形式仅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并未就录像遗嘱作出单独规定。以往案件中遇到录像遗嘱，只能参照录音遗嘱或者口头遗嘱的规定认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普及应用，除了录音，录像以及其他电子形式也逐渐成为制作遗嘱的载体;用录像形式制作而成的音像资料，比起单纯的音频资料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所记录的内容。故《民法典》“继承编”在保留录音遗嘱的同时，将继承法中的录音遗嘱修改为录音录像遗嘱，包含了以录像方式所立的遗嘱，并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此外，打印遗嘱也是《民法典》确认的一种新的遗嘱形式。在登记过程中，登记人员会根据遗嘱人的意愿，打印出遗嘱文本，再由遗嘱人签字确认，并且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同时，通过人脸识别、录音录像、精神评估、指纹采集、文档扫描、司法备案等技术手段，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保订立的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遗嘱人最快可以在40分钟内完成遗嘱登记全过程，比之前的自书遗嘱提高了至少3倍的速度。打印遗嘱被法律认可，对于书写困难的人士来说，订立遗嘱更加方便。这些法定遗嘱形式的增加，充分体现了《民法典》对时代发展的回应。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中华遗嘱库还新增了“家庭财产协议登记”“遗产管理人”“安心都护”“监督服务”“遗嘱信托”等新型“家庭保护”服务，让服务对象的财产保护需求更多样化。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纸遗嘱中的冷暖人生
截止2020年12月，中华遗嘱库已经在全国设立11个登记中心，60个服务中心，覆盖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和香港特区。在每个登记中心，每个工作日都几乎坐满了人。种种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观念，以越来越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不再把立遗嘱视为“咒我去死”，而是选择在生前说清死后的意愿，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 “在走向终点前，还是力所能及做些事情，让子女省心，让自己安心。”
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有一个写着“幸福慢递”字样的“邮筒”，很多老人会在立完遗嘱后，手书一份幸福留言卡，投递进去。有的写着立遗嘱人对生活磨难的释怀;有的则写着他们一生未说出口的温柔话语。记者发现，留言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词分别是“幸福”“快乐”“健康”，那也是他们对亲人最后、最真挚的祝愿。
杨颖仪是中华遗嘱库广东分库第一登记中心的一名遗嘱登记员，她介绍说，在这里工作，能真切感受父母爱如山。“不久前，一位60多岁的阿姨找到我，她的孩子上幼儿园时遭遇意外，不幸从楼梯上跌落，摔伤了脑袋。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产生了后遗症。”杨颖仪说，得知孩子的遭遇后，孩子父亲直接撒手不管，阿姨独自撑起了一个家。如今她不知道，自己离开后，谁能照看孩子？这一次来到遗嘱库，她想寻找一个解决办法。杨颖仪给她推荐了安心都护的服务，让她选择一个信任的人，保障孩子生活质量。
在独生子女占多数的今天，不少家长订立遗嘱时，会签订“防儿媳女婿”条款，规定遗产只归儿女，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有父母专门从其他地市跑来立遗嘱，就是不希望自己离开后，孩子跑腿，兜兜转转，去办理相关手续。“在这里，每个前来订立遗嘱的父母，在走向终点前，都想力所能及做些事情，让子女省心，让自己安心。”杨颖仪说。
2020年底，一对老年知识分子夫妇找到杨颖仪。老先生是航天航空领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领军人物，已年过80岁。遗嘱登记那一天，老先生穿着蓝色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决定将财产留给孩子，更希望录制一段情感录像，得到儿子的谅解。
年轻时，老先生打拼事业，直到40岁左右才有了孩子，但他并不溺爱，两人一度关系紧张。而当有了孙子后，他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转变，对孙子很温和，这让儿子更加不解。录像中，他说：“当你看到这条留言时，我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回想过去的每一天，我们几乎不敢休息，也不敢懈怠，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国家。我想跟你正式道歉，过去对你严格，有太多约束，但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我是希望你年轻时，打好基础，成为跟我一樣对国家有用的人。”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一天，80多岁的杭州王大妈来到遗嘱库办事处，哭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王大妈说老伴走得早，自己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自己也有退休金，生活不算多富裕但也不缺钱花。但最近因为房子的事，让她头痛不已。原来王大妈早年有3处房产，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房子多了也没什么用，反正都是给孩子的，自己有得住就好了。于是留下一处房子自己住，另外两套房子分别过户给儿子和女儿。
然而过了不久，儿子、儿媳却打起王大妈住的这套房子的主意。最近几个月，儿子、儿媳告诉王大妈，只要她提前过户给他们，他们愿意给妹妹30万作为补偿款。但房子到手后，儿子却翻脸不认账。最开始说是5月份给钱，但5月过去了仍不给钱，说6月给，6月过去了，又说7月给，等过了7月，直接翻脸说没钱不打算给了。这时的王大妈和女儿心里很是失望、难过和生气，但也无计可施，懊悔不已。
在中华遗嘱库遇到不少因把房子提前过户给子女，而导致自己失去房子处决权的案例。不过，现在很多人会先保障配偶的生活，最后再给到子女。但也有人担心：“万一我先走了，他再找一个，房子不给回我儿子怎么办。”
鉴于此，《民法典》引入了“居住权”这一概念，大家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确定房产分配给子女，防止因为配偶在自己去世后再婚导致财产外流;同时也能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保障配偶在自己去世以后依然能享有居住权，防止子女提前卖房，可谓一举两得。
立遗嘱比例不足5%，死亡教育不该被继续忽视
7年多前，当中华遗嘱库在北京成立时，陈凯（中华遗嘱库负责人）想不到，这个旨在为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登记的公益项目会这么火。“没想到遗嘱登记的需求群体如此庞大，有的老人甚至专程从新疆坐飞机来北京登记。”最初由于服务能力有限，登记处每天只能接待40个号，很多老人一大早就到门口排队。尽管遗嘱登记出现“一号难求”的景象，但陈凯认为，目前中国的遗嘱普及率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遗嘱普及率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年人订立遗嘱的比例高达50%～80%。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二，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立遗嘱比例不足5%。实际上，立遗嘱除了能进行风险防范，防止起纠纷，让个人财富的流向符合自己的意愿，它还是一种责任，即不给家人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今年2月，知名音乐人赵英俊因病去世。几天前，赵英俊生前录制的“留给世界最后的话”被发布。他在这段视频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有点遗憾，就是不能跟这个世界，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好告个别。我就想趁着自己活蹦乱跳，来好好告别……真正的死亡不是死去，而是被人遗忘，你们只要记得我就好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故事停止了。”
他在生命最后，和这个世界乐观告别的态度，感动了许多人。有位网友说，“其实我国真的应该增加死亡教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说再见”。
认识死亡，它不是禁止触碰的敏感话题。在日常认知中，人们似乎习惯了把生与死对立，以至于对死亡赋予过分负面的意义。于是，人们总是避讳甚至拒绝谈论死亡。可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生老病死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逃避只会使自己陷入对死亡会到来而感到的无限恐惧之中。开展死亡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承认死亡的客观存在，消除对死亡过坏的臆测。
接受死亡，从来不代表遗忘和终点。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临终关怀、安乐死、死亡质量等成为热门话题。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竭尽全力延续老人们的生命才是孝顺的表现，但结果往往是老人和子女都难受。什么才是真正的死亡？电影《寻梦环游记》也许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回答：被所有人遗忘，才宣告这个人的真正死亡。死亡并不代表永别，真正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不妨学会选择以更恰当的方式保留对他们的情感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