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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
“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
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对147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一两次谎。比如，有人觉得朋友的衣服很不得体，但却违心地告诉朋友说，“你的这件衣服看上去不错”。再比如去医院探望病人，明明知道病情很重，但却安慰说，“没事，你会很快好起来的”。还有人为了避免尴尬处境，假装不知道配偶已经丢了工作，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谎言是无辜甚至是善意的，但撒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恐怕无人否认。
普通人的善意谎言由于无伤大雅，也就无人追究或苛责。即便是恶意的谎言，最多是让撒谎者本人失去信用，造成众叛亲离，对整个社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美国总统撒谎呢？那就不同了。往小里说，这是一国之君的人品和道德问题，往大里说，这是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更何况，总统乃人中龙凤，层层选上来的，有道德瑕疵或善于撒谎的人，怎么会被选上来代表人民和国家呢？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总统不但要有超凡的能力、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远见，还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国家的形象，总归是“高大上”的代表。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往往是靠不住和信不过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撒谎。
上世纪6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因撒谎导致美苏发生一次严重危机。1960年，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以掌握其军事机密。当年5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一架U-2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的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然而，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于是公然否认有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明，声称此事他不曾授权，等于公开否认此事。随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在世人面前，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间谍飞行。这一真相被媒体报道后，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并导致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差一点引发核大战。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职时对记者袒露心扉，把美国在U-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嘴，一言不发。”
“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而尼克松总统更是因为著名的“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下台，成为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美国总统。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后来卡特总统在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连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对如何评价尼克松都表示出困惑：“一个人要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总统，如此的辉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
从尼克松执政时发生“水门事件”开始，美国政治家就跟“门”干上了，一扇又一扇的“丑闻门”事件，让人不禁发出“白宫门重重几许”的感叹。
人们不禁要问，总统公然撒谎，既玷污了总统本人的声誉，也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其实，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政治斗争需要，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缺乏安全感，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不一而足。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建立一种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便于政治上操作方便，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谨慎，道理很明显：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新闻学教授厄里克·阿尔特曼在2004年出版的《当总统撒谎时：官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一书中就指出，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
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而公民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做出让步时，总统往往愿意用欺骗而不是教育和解释的方法去面对民众。
阿尔特曼通过研究发现，官方谎言的真正麻烦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即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人民越是说谎，他就越不得不对他的人民撒谎。也就是说，一个谎言抛出去后，需要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加以掩盖。
最终，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并逐渐控制撒谎者。谎言在短期内对总统似乎是有效的，这就容易让总统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因此，如果能够以史为鉴的话，那就会知道，总统对那些可能產生严重后果的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此，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新华每日电讯》2018.1.12）
“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
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对147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一两次谎。比如，有人觉得朋友的衣服很不得体，但却违心地告诉朋友说，“你的这件衣服看上去不错”。再比如去医院探望病人，明明知道病情很重，但却安慰说，“没事，你会很快好起来的”。还有人为了避免尴尬处境，假装不知道配偶已经丢了工作，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谎言是无辜甚至是善意的，但撒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恐怕无人否认。
普通人的善意谎言由于无伤大雅，也就无人追究或苛责。即便是恶意的谎言，最多是让撒谎者本人失去信用，造成众叛亲离，对整个社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美国总统撒谎呢？那就不同了。往小里说，这是一国之君的人品和道德问题，往大里说，这是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更何况，总统乃人中龙凤，层层选上来的，有道德瑕疵或善于撒谎的人，怎么会被选上来代表人民和国家呢？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总统不但要有超凡的能力、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远见，还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国家的形象，总归是“高大上”的代表。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往往是靠不住和信不过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撒谎。
上世纪6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因撒谎导致美苏发生一次严重危机。1960年，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以掌握其军事机密。当年5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一架U-2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的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然而，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于是公然否认有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明，声称此事他不曾授权，等于公开否认此事。随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在世人面前，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间谍飞行。这一真相被媒体报道后，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并导致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差一点引发核大战。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职时对记者袒露心扉，把美国在U-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嘴，一言不发。”
“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而尼克松总统更是因为著名的“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下台，成为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美国总统。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后来卡特总统在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连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对如何评价尼克松都表示出困惑：“一个人要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总统，如此的辉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
从尼克松执政时发生“水门事件”开始，美国政治家就跟“门”干上了，一扇又一扇的“丑闻门”事件，让人不禁发出“白宫门重重几许”的感叹。
人们不禁要问，总统公然撒谎，既玷污了总统本人的声誉，也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其实，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政治斗争需要，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缺乏安全感，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不一而足。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建立一种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便于政治上操作方便，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谨慎，道理很明显：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在帮助敌人。”
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新闻学教授厄里克·阿尔特曼在2004年出版的《当总统撒谎时：官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一书中就指出，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
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而公民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做出让步时，总统往往愿意用欺骗而不是教育和解释的方法去面对民众。
阿尔特曼通过研究发现，官方谎言的真正麻烦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即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人民越是说谎，他就越不得不对他的人民撒谎。也就是说，一个谎言抛出去后，需要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加以掩盖。
最终，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并逐渐控制撒谎者。谎言在短期内对总统似乎是有效的，这就容易让总统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因此，如果能够以史为鉴的话，那就会知道，总统对那些可能產生严重后果的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此，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新华每日电讯》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