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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的一位管员说，在某种程度上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公司的不断强大。
回顾富士康天价索赔案的整个过程，富士康向深圳市中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是在2006年7月3日。一周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对两位被告的财产实施冻结、查封。
7月13日，记者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冻结，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其中翁宝一张银行卡里的存款仅50多元。17日，王佑和翁宝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
而根据《第一财经日报》之后的声明，两位记者直至8月28日尚未收到深圳中院的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等诉讼材料。
这中间的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9月4日，深圳市中院新闻发言人王华斌向本刊解释，据他得到的消息，是此案的经办人生病了，致使相关诉讼材料始终未及时送达。
但根据本刊调查，其中却另有转折。
据深圳市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此案发生后，8月中旬，广东省高院的一位副院长曾致电深圳中院，对此案中的程序问题提出过异议。但随后不久，深圳市中院一位副院长带队赴省高院做专项汇报。汇报中提到，深圳中院在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相关手续。认为“该案在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8月29日，广东省高院新闻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支持了深圳中院的以上说法。
这其中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记者王佑在6月15日发表的文章，是报道富士康深圳基地的，而6月20日发表的文章，是基于对富士康集团(昆山)有限公司员工的采访写成的相关报道。但富士康集团选择位于深圳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来提起诉讼，富士康为什么选择了后者?
“按照我国民法属地原则，作为上级公司的富士康集团，它有权选择在深圳还是在昆山打这场官司。”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解释，深圳是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家地，选择在家门口打这场官司，显然胜算要更大些。
刘在深圳从事劳工维权多年，官司见了不少，“我不是说当地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富士康毕竟在深圳这么多年了，有些便利是我们看不到的。”
“苍狼式的管理方式”
经常深更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然后像军队的紧急集合—样，在几分钟内整装完毕赶往厂区会议室参加老板主持的会议，“在富士康工作就像一条狗”。这是2006年4月，—位富士康集团的上层员工在接受《IT经理人》采访时说的—番话。
文章还引用某跨国芯片企业中国区总经理谈到富士康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严厉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素以严厉著称。这种对属下员工缺乏温情的做法，却在很多时候褒扬为苍狼式的管理方式。本刊记者在深圳当地采访时，遇到很多来自富士康集团的中、下层的员工，他们中间多数认为，富士康的这种管理模式，虽然缺乏温情，但却是有效的，成功的、正规的，对其赤裸裸的用工方式，他们说，已经习惯。对他们来说，你要来这里工作，你就必须接受这一套，要么走人。
然而，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富士康员工都认为，富士康作为一家拥有10几万人的大型企业，相比之下管理还算规范。
“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富土康这样的公司，在大陆存在的劳工问题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与珠三角同类企业的比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做的是较好的。”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说，之所以称其为较好，并不是说其劳工问题不严重，而是反映出整个珠三角劳工问题的现状。
同样是台商的明基电通的董事长李焜耀，也看到了这些。他在2005年撰文阐述，事实上，台商在大陆所呈现的那种粗俗文化，都是一种文化的倒退现象。等于是把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走过的那一段从贫穷到富有的技法，拿到似曾相识的开发地区再复制—遍。
深圳造就了富士康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富士康之所以最早在深圳投资建厂，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争取来的。”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川流解释道，当时鸿海(富士康母公司)要在大陆建厂，同时考虑的有深圳、上海和山西的一个城市。因为鸿海的老板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乡，他当时倾向于投资家乡。
而深圳，事实上是最后关头才杀出来的。当时，来深圳投资的多是港资企业，台资企业的进入渠道尚未打开。台资企业都是后来通过借道香港，才得以在深圳落地的。为引进富土康，深圳市政府使了很大的力，包括土地、用工上比上海优越许多的诸多优惠。按当时政府的“三来一补”政策，外资企业在此买地，可比在其他区域工业用地地价下浮30％。而台资企业还可同时享受减免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优惠。
另外深圳得天独厚的海陆空出口也是富士康决定在深圳建厂的—个主要因素。
回顾富士康的历史，使其最终得以壮大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500强，与郭台铭当初投资深圳的这个决策密不可分。
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最初创办于1974年。当年，郭台铭与朋友一起出资30万台币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
1977年，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郭台铭并未买房置地，而是转型模具领域。1980年代，又很快进入个人电脑连接器代工领域。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其龙华工厂的工商登记名称正是“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当时郭台铭一口气买下的500亩荒郊野地，如今已经扩大为占地1500亩的科技园区，拥有员工13万余人，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组装基地。
随后，富士康又在昆山、杭州、天津等地分别设立了科技工业园，也就是在这些科技工业园区里，郭台铭找到了他成功的着力点——丰沛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2002年起，富士康连续4年蝉联中国大陆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自2001年起一直稳居台湾最大的民营制造商；2003年度脐身为中国工业企业前三强；2005年更跻身全球500强。2006年，富士康自豪地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在深圳，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当是最大的企业。据王川流介绍，这个城市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来自于这里。2003年，深圳市海关入驻富士康厂区，在全国第一家试行厂区海关验放，自此富士康生产的货物从出厂区既已通过报关、验关，从而缩短了进入市场的周期。
正如深圳市的一位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从此，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公司的不断强大。
然而，它的营业收入始终居于首位，而其上缴本地的税收却从来都与前10无缘。与其同属高科技企业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去年则以38亿元税收高居本地榜首。这表明，富士康这家最赚钱的台资企业，由于税收政策等原因，它的收入与它对本地社会的 回报，并不对称。
而颇具玩味的是，在大陆的富士康公司，在过去25年里深圳市年均GDP增速28％的情况下，对于最低工资的增长却从来部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006年，深圳市最低工资为特区内4．66元／小时，特区外4．02元／小时，一位干了两年的富士康员工现在每小时只能拿4．5元，这还是两个月前才涨到这个水平的。
地方政府的失语
2005年，为了制裁沃尔玛公司在人权记录和对待劳工问题上的糟糕做法，挪威政府曾决定撤出其控制的养老基金持有沃尔玛公司市值4．15亿美元的证券——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基金总额已达2462亿美元。
挪威政府的这个做法，被认为是政府向那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投去的一张反对票。他们认为，沃尔玛公司长期违反国际规则，不顾员工身体健康、妨碍组建工会，强迫加班并不给加班费，报酬方面歧视女性等。
而令刘开明困惑的是，大陆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时，往往表现得过于“无为”
2004年，作为深圳民间NGO，刘开明曾对南中国诺基亚工厂和供应商的工作环境做过调查。当时，富士康作为诺基亚公司代工企业之一，它的用工状况，也在刘的调查之内。
在调查大陆诺基亚的2家一级供应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都存在一定的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的情况，但是富土康是最为严重的。诺基亚要求，代工企业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个小时，全年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32个小时。实际上，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每月加班都至少有48个小时。
在之后形成的报告中称，在富士康的见习生，月收入只有400多元，长期合同工的基本工资是600元，如果有人在工作的时候睡觉被监督员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罚款200元。
报告形成后，刘开明把相关调查情况通知了各家工厂，但只有富土康方面没有任何的回应。富士康方面以从来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为由，拒绝承认调查的公正性。
2005年3月16日，刘的报告在芬兰诺基亚总部公布，在芬兰国内震动很大。诺基亚方面对此表态：“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些外包商的用工状况。”因为，毕竟像富士康这种外包商，有着许多的客户，而它们(诺基亚)只是其中之一。
从芬兰回来之后，刘将形成的调查报告给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送去，但从没见任何反馈。2006年6月16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和《第—财经日报》关于富士康用工状况的报道出来之后，刘说，他倒是接到了劳动部门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报道背后是否你在捣乱?
在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之后，深圳的妇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深圳的工会组织，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只是表示，明年将敦促富士康成立工会。
“3000万索赔案”虽然已经落幕，而富士康的打工者们的生活却依然如旧，他们仍旧每天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其中一位名叫张默(化名)的员工告诉记者，算下来，他一般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约58个小时，而每月加班总时间大约在80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希望多休息。“因为那样我们的收入会受很大影响。”
回顾富士康天价索赔案的整个过程，富士康向深圳市中院提出诉讼请求的时间是在2006年7月3日。一周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对两位被告的财产实施冻结、查封。
7月13日，记者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冻结，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其中翁宝一张银行卡里的存款仅50多元。17日，王佑和翁宝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
而根据《第一财经日报》之后的声明，两位记者直至8月28日尚未收到深圳中院的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等诉讼材料。
这中间的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9月4日，深圳市中院新闻发言人王华斌向本刊解释，据他得到的消息，是此案的经办人生病了，致使相关诉讼材料始终未及时送达。
但根据本刊调查，其中却另有转折。
据深圳市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此案发生后，8月中旬，广东省高院的一位副院长曾致电深圳中院，对此案中的程序问题提出过异议。但随后不久，深圳市中院一位副院长带队赴省高院做专项汇报。汇报中提到，深圳中院在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相关手续。认为“该案在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8月29日，广东省高院新闻办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支持了深圳中院的以上说法。
这其中令外界颇感意外的是，记者王佑在6月15日发表的文章，是报道富士康深圳基地的，而6月20日发表的文章，是基于对富士康集团(昆山)有限公司员工的采访写成的相关报道。但富士康集团选择位于深圳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来提起诉讼，富士康为什么选择了后者?
“按照我国民法属地原则，作为上级公司的富士康集团，它有权选择在深圳还是在昆山打这场官司。”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解释，深圳是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家地，选择在家门口打这场官司，显然胜算要更大些。
刘在深圳从事劳工维权多年，官司见了不少，“我不是说当地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富士康毕竟在深圳这么多年了，有些便利是我们看不到的。”
“苍狼式的管理方式”
经常深更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然后像军队的紧急集合—样，在几分钟内整装完毕赶往厂区会议室参加老板主持的会议，“在富士康工作就像一条狗”。这是2006年4月，—位富士康集团的上层员工在接受《IT经理人》采访时说的—番话。
文章还引用某跨国芯片企业中国区总经理谈到富士康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严厉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素以严厉著称。这种对属下员工缺乏温情的做法，却在很多时候褒扬为苍狼式的管理方式。本刊记者在深圳当地采访时，遇到很多来自富士康集团的中、下层的员工，他们中间多数认为，富士康的这种管理模式，虽然缺乏温情，但却是有效的，成功的、正规的，对其赤裸裸的用工方式，他们说，已经习惯。对他们来说，你要来这里工作，你就必须接受这一套，要么走人。
然而，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富士康员工都认为，富士康作为一家拥有10几万人的大型企业，相比之下管理还算规范。
“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富土康这样的公司，在大陆存在的劳工问题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与珠三角同类企业的比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做的是较好的。”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说，之所以称其为较好，并不是说其劳工问题不严重，而是反映出整个珠三角劳工问题的现状。
同样是台商的明基电通的董事长李焜耀，也看到了这些。他在2005年撰文阐述，事实上，台商在大陆所呈现的那种粗俗文化，都是一种文化的倒退现象。等于是把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走过的那一段从贫穷到富有的技法，拿到似曾相识的开发地区再复制—遍。
深圳造就了富士康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富士康之所以最早在深圳投资建厂，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争取来的。”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川流解释道，当时鸿海(富士康母公司)要在大陆建厂，同时考虑的有深圳、上海和山西的一个城市。因为鸿海的老板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乡，他当时倾向于投资家乡。
而深圳，事实上是最后关头才杀出来的。当时，来深圳投资的多是港资企业，台资企业的进入渠道尚未打开。台资企业都是后来通过借道香港，才得以在深圳落地的。为引进富土康，深圳市政府使了很大的力，包括土地、用工上比上海优越许多的诸多优惠。按当时政府的“三来一补”政策，外资企业在此买地，可比在其他区域工业用地地价下浮30％。而台资企业还可同时享受减免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优惠。
另外深圳得天独厚的海陆空出口也是富士康决定在深圳建厂的—个主要因素。
回顾富士康的历史，使其最终得以壮大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500强，与郭台铭当初投资深圳的这个决策密不可分。
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最初创办于1974年。当年，郭台铭与朋友一起出资30万台币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
1977年，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郭台铭并未买房置地，而是转型模具领域。1980年代，又很快进入个人电脑连接器代工领域。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其龙华工厂的工商登记名称正是“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当时郭台铭一口气买下的500亩荒郊野地，如今已经扩大为占地1500亩的科技园区，拥有员工13万余人，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组装基地。
随后，富士康又在昆山、杭州、天津等地分别设立了科技工业园，也就是在这些科技工业园区里，郭台铭找到了他成功的着力点——丰沛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2002年起，富士康连续4年蝉联中国大陆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自2001年起一直稳居台湾最大的民营制造商；2003年度脐身为中国工业企业前三强；2005年更跻身全球500强。2006年，富士康自豪地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在深圳，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当是最大的企业。据王川流介绍，这个城市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来自于这里。2003年，深圳市海关入驻富士康厂区，在全国第一家试行厂区海关验放，自此富士康生产的货物从出厂区既已通过报关、验关，从而缩短了进入市场的周期。
正如深圳市的一位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从此，富士康造就了深圳市的GDP，深圳市也成就了富士康公司的不断强大。
然而，它的营业收入始终居于首位，而其上缴本地的税收却从来都与前10无缘。与其同属高科技企业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去年则以38亿元税收高居本地榜首。这表明，富士康这家最赚钱的台资企业，由于税收政策等原因，它的收入与它对本地社会的 回报，并不对称。
而颇具玩味的是，在大陆的富士康公司，在过去25年里深圳市年均GDP增速28％的情况下，对于最低工资的增长却从来部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006年，深圳市最低工资为特区内4．66元／小时，特区外4．02元／小时，一位干了两年的富士康员工现在每小时只能拿4．5元，这还是两个月前才涨到这个水平的。
地方政府的失语
2005年，为了制裁沃尔玛公司在人权记录和对待劳工问题上的糟糕做法，挪威政府曾决定撤出其控制的养老基金持有沃尔玛公司市值4．15亿美元的证券——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基金总额已达2462亿美元。
挪威政府的这个做法，被认为是政府向那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投去的一张反对票。他们认为，沃尔玛公司长期违反国际规则，不顾员工身体健康、妨碍组建工会，强迫加班并不给加班费，报酬方面歧视女性等。
而令刘开明困惑的是，大陆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缺乏社会责任的强权企业时，往往表现得过于“无为”
2004年，作为深圳民间NGO，刘开明曾对南中国诺基亚工厂和供应商的工作环境做过调查。当时，富士康作为诺基亚公司代工企业之一，它的用工状况，也在刘的调查之内。
在调查大陆诺基亚的2家一级供应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都存在一定的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的情况，但是富土康是最为严重的。诺基亚要求，代工企业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个小时，全年的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32个小时。实际上，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每月加班都至少有48个小时。
在之后形成的报告中称，在富士康的见习生，月收入只有400多元，长期合同工的基本工资是600元，如果有人在工作的时候睡觉被监督员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罚款200元。
报告形成后，刘开明把相关调查情况通知了各家工厂，但只有富土康方面没有任何的回应。富士康方面以从来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为由，拒绝承认调查的公正性。
2005年3月16日，刘的报告在芬兰诺基亚总部公布，在芬兰国内震动很大。诺基亚方面对此表态：“我们不能够保证这些外包商的用工状况。”因为，毕竟像富士康这种外包商，有着许多的客户，而它们(诺基亚)只是其中之一。
从芬兰回来之后，刘将形成的调查报告给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送去，但从没见任何反馈。2006年6月16日，英国《星期天邮报》和《第—财经日报》关于富士康用工状况的报道出来之后，刘说，他倒是接到了劳动部门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报道背后是否你在捣乱?
在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之后，深圳的妇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深圳的工会组织，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只是表示，明年将敦促富士康成立工会。
“3000万索赔案”虽然已经落幕，而富士康的打工者们的生活却依然如旧，他们仍旧每天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其中一位名叫张默(化名)的员工告诉记者，算下来，他一般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约58个小时，而每月加班总时间大约在80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希望多休息。“因为那样我们的收入会受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