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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思想界围绕民主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当俞可平为自己的一本文集作序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料到，这篇序文竟然成为中共十七大前“激辩民主”的起点。
作为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创始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被海外媒体认定为中央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主持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的数年中，俞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到了去年9月，俞的媒体访谈录出版，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序文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敏感得足以触动国人的神经。
到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将俞的文章转载，迅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剩不足一年的时间。敏感的海外媒体认为，俞的文章可以说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讨论的序幕。
事后看来，俞的文章确实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之后月余，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政治学教授谢韬的一篇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公开发表，掀起了一场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讨论。讨论至今未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亦有之。
谢韬长文说了些什么
2007年6月的一个午后，一壶清茶相伴，86岁高龄的谢韬如约在家中接受本刊采访。他透露说，文章早在去年2月即已完成，当时的标题感情色彩更为浓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在谢韬看来，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据此，谢韬明确提出“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数十年前经历过批判“苏修”、铁托的人们都知道，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修正主义”的始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他们不赞成列宁式的暴力革命，主张走议会斗争道路，建立福利国家。这些主张，后来在北欧被全面接受。百年之后，瑞典等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民主党执政、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福利优越并存的新“神话”。
谢韬引用恩格斯晚年的话说：“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
恩格斯在说完这些话之后5个月去世。谢韬认为，这是导师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我只是把大多数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通过一篇文章系统地表达出来”，谢韬告诉本刊。
结合当前的实际，谢韬长文还对有些人进行了批评：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有些人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想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
谢韬这位与党同龄的离休干部在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谢韬长文如何出炉
和俞可平文章巧合的是，谢韬长文也是一篇序言。他应老友辛子陵之邀，为其一本新书作序。
新书还没有出版，谢韬长文已经开始在网上流传。2006年10月，《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看到这篇文章后，“当时就有—种感觉，这篇文章虽然对暴力革命的论述容易引起误解，却触及了我们此前和目前无法解开的症结。”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将此文打印在社内传阅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发表。
“前几年的国企、医改、教育大讨论，其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徐庆全告诉本刊，“对改革的反思，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从内部讨论到最后发表，前后耗时近4个多月，似乎有违新闻媒体的规律。这期间，《炎黄春秋》一边在仔细分析文章发表后的影响，一边也在等待时机。
这份已经创刊16年的文史杂志隶属于名头并不起眼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但其社长、法人代表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杜导正，萧克、万里等诸多前中央首长多次在该刊发表文章，编辑部中亦不乏从中央党史研究室转岗的学者。
2007年1月28日，《炎黄春秋》二月号印刷出版，2月1日，杂志被陆续寄给订阅读者。
18天后的大年初二，徐庆全飞回烟台老家过年。飞机降落的同时打开手机，一条短信这样写道：“内容太精彩了，谢韬一文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文章，请转达我对杜老和主编的敬意。”落款为：周瑞金。
周不是普通人物。他i991年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与数位同事一道，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了系列文章，为邓小平次年元月的南巡讲话做足了理论储备。
一位在职的上海局级干部打电话告诉徐庆全：“你们为我准备了一份最好的拜年礼物”。他将谢韬长文复印了48份，春节期间当礼物送出。类似赞扬，数月之内，遍及全国。
各方激辩
谢韬长文在思想界激起了波浪。“毛主席旗帜”“乌有之乡”网站等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谢韬及其文章。这几个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民主社会主义评论”或“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搏斗”之类的专题栏目，与“新西山会议”等专题并列。
参与批评者，不乏前任高官。署名霜叶所写的批评文章，目前已经看到四评：《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一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恩格斯的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三评……》。
与此同时，各地也召开了一些讨论会。其中，以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上海部分学者组织的4场讨论会规模最为宏大，出席人数普遍在150人以上。多位前 高官或书面发言，或到会讲话。
批评者的多次集会，均从马列原著引经据典，说明谢韬长文断章取义，“诬蔑马列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谢文中竭力诅咒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反映他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回顾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哪一国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至于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瑞典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现在所有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劳动人民剥削基础上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谓福利国家，现在问题已经不少，今后其基础肯定是不可能牢固的”。
在接受本刊咨询时，谢韬的同事、国际工运专家高放教授明确表示，恩格斯晚年并未放弃暴力革命，谢韬的表述有误。谢韬本人也承认，反对者引经据典对他的批评，从“书本角度”并没有错，“问题是，100多年过去了，还要靠那时的理论，是他们一贯的教条主义”。
网上对霜叶文章的跟帖中，据本刊粗略统计，赞成与反对之比约为2：3。有人批评霜叶，他所主张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就是转交到“官僚阶级”手里。这一观点，与谢韬不谋而合。
讨论过程中，学界一直在等待《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反应。5月10日，俗称“第九版”的理论版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简要介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表示“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一个半月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理论研讨班发表讲话时，重申“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讨论氛围日渐宽松
近些年来的多场讨论，基本是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进行。问及谢韬本人，他也对这种氛围颇为欣慰。“我的信心体现在，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与时代潮流合拍”，谢韬告诉本刊，“而发展民主就是时代的潮流”。
就在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反响后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公开指出，这一说法不够精确，精确的说法是，民主不是个坏东西。尽管民主也有缺点，但人类社会尚未找到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
谢韬长文之后，思想界关于民主的新表述层出不穷。今年4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式民主模式已经形成，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已经成功地搭建好了这一框架，他同时批评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的做法。
刘文发表之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马上发文回应，指出民主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所独有。王还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其中不乏重建新时代理论体系等新颖的提法。
期间，刘熙瑞的同事汪玉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主张，与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的“人民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一时并列。据本刊了解，汪玉凯与王长江的主张，均得到了相当的赞许。
当俞可平为自己的一本文集作序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料到，这篇序文竟然成为中共十七大前“激辩民主”的起点。
作为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创始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被海外媒体认定为中央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主持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的数年中，俞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到了去年9月，俞的媒体访谈录出版，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序文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敏感得足以触动国人的神经。
到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将俞的文章转载，迅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只剩不足一年的时间。敏感的海外媒体认为，俞的文章可以说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讨论的序幕。
事后看来，俞的文章确实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之后月余，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政治学教授谢韬的一篇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公开发表，掀起了一场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讨论。讨论至今未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亦有之。
谢韬长文说了些什么
2007年6月的一个午后，一壶清茶相伴，86岁高龄的谢韬如约在家中接受本刊采访。他透露说，文章早在去年2月即已完成，当时的标题感情色彩更为浓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在谢韬看来，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据此，谢韬明确提出“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数十年前经历过批判“苏修”、铁托的人们都知道，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修正主义”的始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他们不赞成列宁式的暴力革命，主张走议会斗争道路，建立福利国家。这些主张，后来在北欧被全面接受。百年之后，瑞典等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民主党执政、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福利优越并存的新“神话”。
谢韬引用恩格斯晚年的话说：“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
恩格斯在说完这些话之后5个月去世。谢韬认为，这是导师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我只是把大多数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通过一篇文章系统地表达出来”，谢韬告诉本刊。
结合当前的实际，谢韬长文还对有些人进行了批评：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有些人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想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
谢韬这位与党同龄的离休干部在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谢韬长文如何出炉
和俞可平文章巧合的是，谢韬长文也是一篇序言。他应老友辛子陵之邀，为其一本新书作序。
新书还没有出版，谢韬长文已经开始在网上流传。2006年10月，《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看到这篇文章后，“当时就有—种感觉，这篇文章虽然对暴力革命的论述容易引起误解，却触及了我们此前和目前无法解开的症结。”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将此文打印在社内传阅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发表。
“前几年的国企、医改、教育大讨论，其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徐庆全告诉本刊，“对改革的反思，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从内部讨论到最后发表，前后耗时近4个多月，似乎有违新闻媒体的规律。这期间，《炎黄春秋》一边在仔细分析文章发表后的影响，一边也在等待时机。
这份已经创刊16年的文史杂志隶属于名头并不起眼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但其社长、法人代表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杜导正，萧克、万里等诸多前中央首长多次在该刊发表文章，编辑部中亦不乏从中央党史研究室转岗的学者。
2007年1月28日，《炎黄春秋》二月号印刷出版，2月1日，杂志被陆续寄给订阅读者。
18天后的大年初二，徐庆全飞回烟台老家过年。飞机降落的同时打开手机，一条短信这样写道：“内容太精彩了，谢韬一文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文章，请转达我对杜老和主编的敬意。”落款为：周瑞金。
周不是普通人物。他i991年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与数位同事一道，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了系列文章，为邓小平次年元月的南巡讲话做足了理论储备。
一位在职的上海局级干部打电话告诉徐庆全：“你们为我准备了一份最好的拜年礼物”。他将谢韬长文复印了48份，春节期间当礼物送出。类似赞扬，数月之内，遍及全国。
各方激辩
谢韬长文在思想界激起了波浪。“毛主席旗帜”“乌有之乡”网站等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谢韬及其文章。这几个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民主社会主义评论”或“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搏斗”之类的专题栏目，与“新西山会议”等专题并列。
参与批评者，不乏前任高官。署名霜叶所写的批评文章，目前已经看到四评：《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一评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恩格斯的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三评……》。
与此同时，各地也召开了一些讨论会。其中，以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上海部分学者组织的4场讨论会规模最为宏大，出席人数普遍在150人以上。多位前 高官或书面发言，或到会讲话。
批评者的多次集会，均从马列原著引经据典，说明谢韬长文断章取义，“诬蔑马列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谢文中竭力诅咒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反映他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回顾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哪一国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至于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瑞典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现在所有这一切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劳动人民剥削基础上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谓福利国家，现在问题已经不少，今后其基础肯定是不可能牢固的”。
在接受本刊咨询时，谢韬的同事、国际工运专家高放教授明确表示，恩格斯晚年并未放弃暴力革命，谢韬的表述有误。谢韬本人也承认，反对者引经据典对他的批评，从“书本角度”并没有错，“问题是，100多年过去了，还要靠那时的理论，是他们一贯的教条主义”。
网上对霜叶文章的跟帖中，据本刊粗略统计，赞成与反对之比约为2：3。有人批评霜叶，他所主张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就是转交到“官僚阶级”手里。这一观点，与谢韬不谋而合。
讨论过程中，学界一直在等待《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反应。5月10日，俗称“第九版”的理论版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简要介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表示“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一个半月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理论研讨班发表讲话时，重申“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讨论氛围日渐宽松
近些年来的多场讨论，基本是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进行。问及谢韬本人，他也对这种氛围颇为欣慰。“我的信心体现在，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与时代潮流合拍”，谢韬告诉本刊，“而发展民主就是时代的潮流”。
就在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反响后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公开指出，这一说法不够精确，精确的说法是，民主不是个坏东西。尽管民主也有缺点，但人类社会尚未找到比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
谢韬长文之后，思想界关于民主的新表述层出不穷。今年4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式民主模式已经形成，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已经成功地搭建好了这一框架，他同时批评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的做法。
刘文发表之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马上发文回应，指出民主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所独有。王还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其中不乏重建新时代理论体系等新颖的提法。
期间，刘熙瑞的同事汪玉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主张，与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的“人民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一时并列。据本刊了解，汪玉凯与王长江的主张，均得到了相当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