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红旗颂》自20世纪60年代首演以来，其优美的颂歌主题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激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部作品还经常被电影、纪录片、电视片、文艺广播、新闻报道和各种庆典活动作为背景音乐广泛引用，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今年，我们将迎来共和国60华诞，交响乐《红旗颂》必将在各种纪念和庆祝活动中再次奏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79岁高龄的吕其明，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听过多少遍交响乐《红旗颂》了。但每一次当《红旗颂》那激越高昂的旋律响起时，便像44年前的那个春天伴着热泪写下这部作品时一样，他仿佛又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正迎着东方旭日和满天霞光冉冉升起。
　　吕其明写下这部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作品时才35岁。这部交织着血与火、奋斗与牺牲、信念与追求、沉思与激情、胜利与光明的交响诗篇，似乎与他年轻的生命隔着一段距离。其实，吕其明正是用他对红旗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就了这部华彩乐章。
　　
　　“相思”小提琴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还有《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等，这些经典电影中的音乐都出自吕其明。
　　在吕其明为很多革命题材电影谱写的音乐作品中，都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以及对革命时代的一种激情，这与他10岁便参军不无关系。吕其明说：“我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有很多朋友都这样问我，那时候是不是很有觉悟去抗日打鬼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参加新四军主要是因为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
　　吕其明对音乐产生喜爱、受到启蒙，也是在这段抗日战争的日子里。
　　那是1942年的春夏之交，大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练小提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一曲终了，他还沉浸在迷醉的状态中。贺绿汀走过来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他一一作答。当贺绿汀知道他只有小小的年纪时，便对他说：“你让父亲想办法为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正是学琴的好时候。”“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相隔67年，吕其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那一幕。
　　3个月后，贺绿汀去了延安。但贺老师的鼓励在吕其明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促使吕其明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1949年冬，上海电视制片厂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诞生，吕其明随他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他的主业是拉小提琴，作曲只是他的副业。直到1951年因管弦乐团解散而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1956年，他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和《家》两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其中一曲优美动人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仍广为流传。
　　仅1958年一年中，吕其明就相继完成了《铁窗烈火》等7部影片的音乐作品。此时，只读过4年书，10岁参军、15岁入党的吕其明深感只有进行更多学习，才能跟上快速迈进的时代步伐，才能用才华和勤奋为人民服务。在组织的关怀下，他于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完成了故事片《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音乐创作，同时他还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用音乐谱写了一部又一部动人诗篇。
　　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导演赵明请吕其明为其谱曲。那时的吕其明才26岁，刚刚参与完成了谢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水下的春天》的音乐创作。当时尚未有名的吕其明见这样的大导演找自己写分量这么重的作品，简直是受宠若惊了。此前，关于《铁道游击队》的小说他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创作机会。心想：要尽一切努力写好。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创作盛行。《铁道游击队》的歌曲应该怎么写？摄制组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提议写成进行曲，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革命英雄气慨；有人建议要写得浪漫一点……而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吕其明却认为，游击队员不过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老百姓，应与农民有着一定的共性，所以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土八路身上。“在他们口中只能唱出民间的、民歌风格非常浓郁的曲调”。
　　为了让游击队员那种革命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吕其明作了大胆的尝试。开始，“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非常抒情，非常平静；而到了“爬上了飞快的火车”时，音乐突然加快激昂起来，表现出游击队员们英勇杀敌的那种坚韧劲儿。“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顺畅，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闸门，水就喷泻而出了。没有任何的修改，真是一气呵成。”越是与民族土壤相结合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岁月的流逝检验着吕其明的这部音乐作品，54年过去了，这首歌已成为了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歌曲，至今仍魅力不减。成为吕其明前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廿年戎马岁月化为《红旗颂》
　　
　　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宏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40多年后吕其明回忆说：“其实，我早就打算写一部关于歌颂祖国的作品，这一打算已在我心中蕴育了多年。整整一周时间，我辗转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感情的碰撞中，试图寻找一个最适当的切入点。此时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想到，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无论在南湖小船的油灯光中、在井冈山的绿竹丛中、在遵义城的堞墙上，还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在西柏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长期战争生活的往事以及在红旗下成长的历程，像电影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吕其明完成了总谱的创作。
　　在随后举行的第6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演奏了这部作品。首次演出后，老一辈音乐家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经过删改，这部作品更为凝练、精湛。
　　几次成功的音乐创作都来自吕其明爆发式的灵感，但每次爆发的灵感都藏着作曲家很深的个人情感和长时间的阅历累积。
　　当我们今天聆听《红旗颂》那优美激越的旋律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吕其明曾伴随着这部作品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文革”开始以后，吕其明因被指为“资产阶级反路线的执行者”、“修正主义的黑尖子”而被下放劳动了两年半，他不仅每天要去电影乐团打扫演奏大厅和地下室的卫生，还得因为他的作品而接受黑白颠倒的批判。《红旗颂》被指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个走资派怎能去歌颂革命的红旗呢？但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吕其明心中的红旗永远不倒。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颂》这部作品从未参加过任何争金夺银式的评奖，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吕其明表示说：“每当有人向我提起《红旗颂》时，我的心情都比较复杂。一方面，作为作曲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老作品不要再炒了，应该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近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作曲家为什么不能去好好地表现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