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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等收入首先要做好三个估价
对比较小的¾¬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是容易回答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¾¬济体，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可是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左右会觉得为这担心的人生活在天堂：你们在为“陷阱”烦恼，我们现在离中等收入的门槛还远着呢。这不是一个小数字。2011年底中国调整了国内贫困线的标准，以前是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也远远低于如印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这样做是对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不能和公认的标准差太多，否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里面相当巨大的贫困群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¾¬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二就是通过法律的办法提升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一亿五千万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村偏僻地方的，还有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甚至还有自然环境坏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的。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会不会被赶走。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估价，下面我们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
严格说来，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实际上至少2/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2011年下半年联合国下属的研究机构作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印尼和中国内地等大的发展中¾¬济体，对于国际上最重要的食品和粮食有关的涨落的居民损伤力指数。这个报告我看后很惊讶：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第二个估价了。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甚至沿海¾¬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还有一只脚在外面。如果物价再涨，特别食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价格再上涨，那么五亿人中间可能有一两亿人会再跌落至中等收入的最低线以下。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到餐馆吃饭时，菜单上价格的涨幅也相当显著——不是吃山珍海味，而是当地通常消费的那些食品。由此，第二个需要清楚估价的是，我们有相当一大块的人——我想不会低于两亿——很容易被抛回来（即抛回贫困线以下）。
然后是第三层次的估价，即中等收入的大框架中接近于中等水平的那群人。对他们来讲，更期待的是不要使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只有对这三块都做一个量的估价，才能提出从中等收入往上提升的展望。
中国改革的参考
中国最需要的改革都属于制度或生产要素的软性部分，还有社会结构中那些非物质的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出“陷阱”是靠了哪些改革；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Ô¬因，并从中吸取¾¬验教训。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
始终没有跃过这个陷阱的一个案例是菲律宾。菲律宾现在人口快到9000万了，按照国际标准，一个¾¬济体的人口达到4000万，就相当可观了。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但在过去的25年，菲律宾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甚至还要倒退一点。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受到的打击就很大，过去几年情况也没有显著改进。为什么菲律宾这二三十年整个¾¬济被拖在后面，Ô¬因自然很多，但有几点是显著的。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贪掉了很多，都浪费掉了。第二个重要Ô¬因，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菲律宾展现在外面最多的一个镜头，就是贫民窟或垃圾废物堆上一大群孩子在捡废物，目的就是糊口，遇到严重的暴雨期¾¬常会把人给压死。第三个重要Ô¬因是菲律宾的贫富差距太大，真正从¾¬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比例太小。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都是“劣质发展”的表现。¾¬济不但要发展，还要优质的发展。
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许多¾¬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¾¬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¾¬济体根本没办法与À¬丁美洲的¾¬济体相比。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走得较快、较平稳，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这两个¾¬济体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台湾做得最多的是三件事：一是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产权，农民没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便富不起来，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从广义上讲，就是要给最贫困的这些人落实产权问题；第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第三，台湾多少年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重视对中小企业扶持。只有把这三个政策拧在一起，才能使仍然低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前两类人，利用政策平台让其生活水涨船高，而且能使得¾¬济体中已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继续往上走。这并不是说过去60年台湾的¾¬济发展没毛病，但与其他一些¾¬济体比，台湾作为资源奇缺的¾¬济体，其发展路径有值得借鉴之处。
韩国在发展策略上，对中小企业没那么重视，它重视的是大的财团。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只有依靠这一点，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不是纯粹把它做大，而是把它做强的¾¬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韩国是Ô¬来世界发展中¾¬济体里最早进入OECD（¾¬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个第一可不容易。它也是发展中¾¬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中国大陆这么大，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3的地区。
广东、浙½¬应当起带头作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½¬苏的¾¬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¾¬济转型。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沿海好多¾¬济发展地区遇到的共同问题：产业升级怎么办。如果韩国在2000年以前，不痛下决心走这一步，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强，要更有前瞻性地迈下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想，如果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焦点做一个总括性的政策并加以推行，那么即便不是全中国，至少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些地方，是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½¬省，它有这个潜力。浙½¬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¾¬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½¬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½¬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两个¾¬济强省，广东或浙½¬，能够率先在¾¬济、社会、法律、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就能跟随着广东、浙½¬，走出很多发展中¾¬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¾¬济体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¾¬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一定不能让不平等越来越大，而且不能让不平等的那些社会群体永远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说在¾¬济发展的头一二十年，有这么一个群体，假定是八千万人，它被抛在了最后面；但通过政策的调整，在下一个十年，在第一轮发展中最亏的这八千万人中间，有五千万人找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有一等舱也有二、三等舱，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这就不是同舟共进。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阶段，有哪几大块群体得益最少，而相对付出最多，那么就要在下一个十年中使之得到更多相应的扶持——未必完全要通过直接的¾¬济补偿，主要是为这些群体创造机会，这比发救济金重要得多。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比如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在职训练和再就业训练，包括新产品新技术下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当然，更不能忽视的是最基本的土地产权等方面。只要这些政策结合起来，不用很长时间，大概五到十年，我们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状况。
（本文由本刊记者简洁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比较小的¾¬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是容易回答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¾¬济体，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可是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左右会觉得为这担心的人生活在天堂：你们在为“陷阱”烦恼，我们现在离中等收入的门槛还远着呢。这不是一个小数字。2011年底中国调整了国内贫困线的标准，以前是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也远远低于如印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这样做是对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不能和公认的标准差太多，否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里面相当巨大的贫困群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¾¬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二就是通过法律的办法提升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一亿五千万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村偏僻地方的，还有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甚至还有自然环境坏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的。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会不会被赶走。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估价，下面我们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
严格说来，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实际上至少2/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2011年下半年联合国下属的研究机构作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印尼和中国内地等大的发展中¾¬济体，对于国际上最重要的食品和粮食有关的涨落的居民损伤力指数。这个报告我看后很惊讶：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第二个估价了。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甚至沿海¾¬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还有一只脚在外面。如果物价再涨，特别食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价格再上涨，那么五亿人中间可能有一两亿人会再跌落至中等收入的最低线以下。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到餐馆吃饭时，菜单上价格的涨幅也相当显著——不是吃山珍海味，而是当地通常消费的那些食品。由此，第二个需要清楚估价的是，我们有相当一大块的人——我想不会低于两亿——很容易被抛回来（即抛回贫困线以下）。
然后是第三层次的估价，即中等收入的大框架中接近于中等水平的那群人。对他们来讲，更期待的是不要使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只有对这三块都做一个量的估价，才能提出从中等收入往上提升的展望。
中国改革的参考
中国最需要的改革都属于制度或生产要素的软性部分，还有社会结构中那些非物质的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出“陷阱”是靠了哪些改革；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Ô¬因，并从中吸取¾¬验教训。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
始终没有跃过这个陷阱的一个案例是菲律宾。菲律宾现在人口快到9000万了，按照国际标准，一个¾¬济体的人口达到4000万，就相当可观了。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但在过去的25年，菲律宾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甚至还要倒退一点。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受到的打击就很大，过去几年情况也没有显著改进。为什么菲律宾这二三十年整个¾¬济被拖在后面，Ô¬因自然很多，但有几点是显著的。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贪掉了很多，都浪费掉了。第二个重要Ô¬因，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菲律宾展现在外面最多的一个镜头，就是贫民窟或垃圾废物堆上一大群孩子在捡废物，目的就是糊口，遇到严重的暴雨期¾¬常会把人给压死。第三个重要Ô¬因是菲律宾的贫富差距太大，真正从¾¬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比例太小。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都是“劣质发展”的表现。¾¬济不但要发展，还要优质的发展。
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许多¾¬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¾¬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¾¬济体根本没办法与À¬丁美洲的¾¬济体相比。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走得较快、较平稳，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这两个¾¬济体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台湾做得最多的是三件事：一是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产权，农民没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便富不起来，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从广义上讲，就是要给最贫困的这些人落实产权问题；第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第三，台湾多少年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重视对中小企业扶持。只有把这三个政策拧在一起，才能使仍然低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前两类人，利用政策平台让其生活水涨船高，而且能使得¾¬济体中已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继续往上走。这并不是说过去60年台湾的¾¬济发展没毛病，但与其他一些¾¬济体比，台湾作为资源奇缺的¾¬济体，其发展路径有值得借鉴之处。
韩国在发展策略上，对中小企业没那么重视，它重视的是大的财团。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只有依靠这一点，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不是纯粹把它做大，而是把它做强的¾¬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韩国是Ô¬来世界发展中¾¬济体里最早进入OECD（¾¬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个第一可不容易。它也是发展中¾¬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中国大陆这么大，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3的地区。
广东、浙½¬应当起带头作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½¬苏的¾¬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¾¬济转型。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沿海好多¾¬济发展地区遇到的共同问题：产业升级怎么办。如果韩国在2000年以前，不痛下决心走这一步，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强，要更有前瞻性地迈下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想，如果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焦点做一个总括性的政策并加以推行，那么即便不是全中国，至少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些地方，是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½¬省，它有这个潜力。浙½¬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¾¬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½¬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½¬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两个¾¬济强省，广东或浙½¬，能够率先在¾¬济、社会、法律、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就能跟随着广东、浙½¬，走出很多发展中¾¬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¾¬济体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¾¬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一定不能让不平等越来越大，而且不能让不平等的那些社会群体永远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说在¾¬济发展的头一二十年，有这么一个群体，假定是八千万人，它被抛在了最后面；但通过政策的调整，在下一个十年，在第一轮发展中最亏的这八千万人中间，有五千万人找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有一等舱也有二、三等舱，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这就不是同舟共进。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阶段，有哪几大块群体得益最少，而相对付出最多，那么就要在下一个十年中使之得到更多相应的扶持——未必完全要通过直接的¾¬济补偿，主要是为这些群体创造机会，这比发救济金重要得多。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比如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在职训练和再就业训练，包括新产品新技术下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当然，更不能忽视的是最基本的土地产权等方面。只要这些政策结合起来，不用很长时间，大概五到十年，我们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状况。
（本文由本刊记者简洁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