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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4日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莫言建议：“将十二年学制改成十年一贯制，十年连读，学生可以坐上直通车，轻松快乐地学习。”是否缩短中小学学制成为热门话题。有的人认为小学太长了，读四年就可以，不需要读六年；也有一些保持中立的态度。其实，缩短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保证教学质量。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缩短学制问题？在2016年3月17日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明全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十二年学制”是多年实践的选择
储朝晖：基础教育“六三三”分段的十二年学制是在1922年建立的。当时提出实行“十二年学制”，经过很多次的讨论和打磨，政府基本上没有干预，由教育家群体来判断及决定。1915年，有人对学制问题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当时是湖南省提出学制改革意见。到1917年，几乎大多数省提出要改学制，1918年出现了很多调查，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都到各个省做了调查。当时的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也做过很多调查，做了很扎实的工作。很多人关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他们的决定比较客观，没有太多的外界力量干预因素。
杨东平：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学制改革的高潮，试点九年一贯制、十年一贯制、五四学制等多种学制，中共中央也成立了学制改革小组。其重要的背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认为现行学制时间太长，学生关在学校脱离社会实践的时间太多。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大幅度缩短学制，改为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大学3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十二年学制。但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缩短学制的强烈动机，那时的口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这两次基本上是非教育动机。
现在，主张缩短学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学现行教育内容用10年、11年完全可以完成。高三整整一年、初三有半年专门用于备考，基本上是在浪费青春。这主要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学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实施十年学制，青少年毕业时刚16岁，步入社会为时尚早。
国际上，十二年学制是主流
储朝晖：学制改变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十二年学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95年左右的时间，中间反反复复地提出学制改革，但都没有成功。1949年以后提出缩短学制，
1949年前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学制不合理，但终没有说服力，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学制是合理的。人的个体之间有差异，每个人发展的阶段性也有差异。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是恒定的，但在统计的意义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如今，虽然有些孩子表现出早熟、早慧现象，但整体上还没有看到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这方面也缺少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同样，信息化环境、多样化的学习渠道，并没有使儿童成长的阶段性发生改变，也没有因为信息渠道的增加而改变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尽管我们有少年班及其他课程体系，但大量的数据表明，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杨明全：“六三三学制”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选择，19世纪末兴起。美国人建立的“六三三学制”，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个发展阶段来划分的。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皮亚杰提出认知发展阶段的四个阶段划分，基本上跟“六三三学制”对应。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感知运动阶段，即零到两岁；第二阶段是前运算阶段，即两岁到六七岁，即不能进行逻辑运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第三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形式来进行；第四阶段是形式运算阶段，15岁以后孩子才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因此，人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赞成盲目缩短学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全世界199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各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年限从10年到14年不等，十年学制的只有10所，仅占5%，实行十二年学制和十三年学制的学校约占77%。可见，世界各国对孩子教育发展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发展，除了知识之外，不能太急，要缓慢一点。我在美国访学期间，了解的美国教育是孩子在低龄时期的教育要慢下来。美国教师认为孩子的童年很宝贵，要让他们过一个完整的童年，美国小学课程课标所列出来的就是基本科目。他们还会开设田野调查课程、游园课程等。这种多样性、充实的课程，使孩子的童年丰富多彩。
“学习负担”和学制没有直接关系
储朝晖：主张缩短学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学业负担，因为小升初、初升高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学制贯通之后，可以减少两个“坎”，让学生少“受罪”。严格地说，学习负担跟学制没有关系，学习负担主要由教学、管理和评价方式决定。如果教学使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能够让他们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学生就能成为学习的主人，也不会感觉学习负担太重。很多人会担心，如果应试教育不改变，学制被缩短，课业被压缩，学生的负担反而会更重。
杨东平：我国中小学的课程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地高出很多。如果在12年的义务教育范围内，大量减少不必要的知识灌输，降低学科难度，增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户外活动，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学习，让他们在学校会感到更快乐的话，希望缩短学制的呼声可能会降低一些。
杨明全：减轻学生痛苦不见得通过缩短学制的方法，也可针对不同学生的个人发展水平，设定一个合理的学习标准，减轻竞争力，让他们在学校中感到快乐。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在学校中学知识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发展。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学校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仅有知识发展问题，还包括道德、人格、情感、社会交往等，我们叫作和谐发展。目前的国内教育，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但应试教育的味道非常明显。我比较赞同实行一贯制，可以去掉不必要的环节，如小升初、初升高的问题，要拿出很多时间去反复练习。如果是一贯制，就可以去掉这些环节，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一贯制的做法在国际上比较流行，如美国小学没有升学考试，而是自然而然地升到初中。美国教育局会为每个孩子出一份成绩报告，这个报告不是选拔性的，而是发展性评价，观察孩子在主要学科如数学、阅读、英语、社会、科学等领域达到了怎样的发展水平。
而且，“弹性学制”或许可以为特殊人才提供快速通道。有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学制，虽然是12年，但分段不一样。例如，印度是8-2-2分段，多数学生能够普及的是8年教育。英国是10年，但它有两年大学预科。美国学制主要是5-4-3分段，缩短小学，延长初中。这或许与儿童青春期的提前有关。从中国的现实看，有的地方如黑龙江部分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实行5-4分段，上海将小学六年级放在初中，其实也是5-4分段。顾明远先生一再呼吁要重视学制研究，似乎主要也是指如何分段而不是缩短学制。
国际上是存在“灵活学制”的。总体上说，美国社会是一个弹性化的社会。它的弹性化有学分管理的基础，修满学分即可毕业，并根据学分收取学费和考查学生的学业进程。学生只有修满学分，才有资格申请答辩毕业。而且，有些高中互认学分，高中修的学分，大学里互认。所以美国有一类课叫“AP课程”，大学课程的前置，可以解决美国高中生中学有余力者提前学大学课程的问题，不但可以提前拿到大学基础课程学分，也反映出学生的自主选择。现在，大学录取时，AP课程的分数学分成为一个重要指标。
有关学制改革的讨论很有价值，涉及是否缩短、如何分段、如何贯通及弹性学制等内容。如果学制可以灵活调整，为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有需求的人可以提前毕业或跳级等，也可为特殊人才提供快速通道，就不需要大家都齐头并进。
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缩短学制问题允许改革，允许探索，允许试点，但同时要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作者单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
“十二年学制”是多年实践的选择
储朝晖：基础教育“六三三”分段的十二年学制是在1922年建立的。当时提出实行“十二年学制”，经过很多次的讨论和打磨，政府基本上没有干预，由教育家群体来判断及决定。1915年，有人对学制问题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当时是湖南省提出学制改革意见。到1917年，几乎大多数省提出要改学制，1918年出现了很多调查，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都到各个省做了调查。当时的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也做过很多调查，做了很扎实的工作。很多人关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他们的决定比较客观，没有太多的外界力量干预因素。
杨东平：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学制改革的高潮，试点九年一贯制、十年一贯制、五四学制等多种学制，中共中央也成立了学制改革小组。其重要的背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认为现行学制时间太长，学生关在学校脱离社会实践的时间太多。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大幅度缩短学制，改为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大学3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恢复十二年学制。但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缩短学制的强烈动机，那时的口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这两次基本上是非教育动机。
现在，主张缩短学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学现行教育内容用10年、11年完全可以完成。高三整整一年、初三有半年专门用于备考，基本上是在浪费青春。这主要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学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实施十年学制，青少年毕业时刚16岁，步入社会为时尚早。
国际上，十二年学制是主流
储朝晖：学制改变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十二年学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95年左右的时间，中间反反复复地提出学制改革，但都没有成功。1949年以后提出缩短学制，
1949年前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学制不合理，但终没有说服力，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学制是合理的。人的个体之间有差异，每个人发展的阶段性也有差异。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是恒定的，但在统计的意义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如今，虽然有些孩子表现出早熟、早慧现象，但整体上还没有看到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这方面也缺少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同样，信息化环境、多样化的学习渠道，并没有使儿童成长的阶段性发生改变，也没有因为信息渠道的增加而改变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尽管我们有少年班及其他课程体系，但大量的数据表明，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杨明全：“六三三学制”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选择，19世纪末兴起。美国人建立的“六三三学制”，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个发展阶段来划分的。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皮亚杰提出认知发展阶段的四个阶段划分，基本上跟“六三三学制”对应。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感知运动阶段，即零到两岁；第二阶段是前运算阶段，即两岁到六七岁，即不能进行逻辑运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第三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形式来进行；第四阶段是形式运算阶段，15岁以后孩子才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因此，人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赞成盲目缩短学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全世界199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各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年限从10年到14年不等，十年学制的只有10所，仅占5%，实行十二年学制和十三年学制的学校约占77%。可见，世界各国对孩子教育发展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发展，除了知识之外，不能太急，要缓慢一点。我在美国访学期间，了解的美国教育是孩子在低龄时期的教育要慢下来。美国教师认为孩子的童年很宝贵，要让他们过一个完整的童年，美国小学课程课标所列出来的就是基本科目。他们还会开设田野调查课程、游园课程等。这种多样性、充实的课程，使孩子的童年丰富多彩。
“学习负担”和学制没有直接关系
储朝晖：主张缩短学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学业负担，因为小升初、初升高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学制贯通之后，可以减少两个“坎”，让学生少“受罪”。严格地说，学习负担跟学制没有关系，学习负担主要由教学、管理和评价方式决定。如果教学使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能够让他们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学生就能成为学习的主人，也不会感觉学习负担太重。很多人会担心，如果应试教育不改变，学制被缩短，课业被压缩，学生的负担反而会更重。
杨东平：我国中小学的课程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地高出很多。如果在12年的义务教育范围内，大量减少不必要的知识灌输，降低学科难度，增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户外活动，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学习，让他们在学校会感到更快乐的话，希望缩短学制的呼声可能会降低一些。
杨明全：减轻学生痛苦不见得通过缩短学制的方法，也可针对不同学生的个人发展水平，设定一个合理的学习标准，减轻竞争力，让他们在学校中感到快乐。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在学校中学知识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发展。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学校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仅有知识发展问题，还包括道德、人格、情感、社会交往等，我们叫作和谐发展。目前的国内教育，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但应试教育的味道非常明显。我比较赞同实行一贯制，可以去掉不必要的环节，如小升初、初升高的问题，要拿出很多时间去反复练习。如果是一贯制，就可以去掉这些环节，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一贯制的做法在国际上比较流行，如美国小学没有升学考试，而是自然而然地升到初中。美国教育局会为每个孩子出一份成绩报告，这个报告不是选拔性的，而是发展性评价，观察孩子在主要学科如数学、阅读、英语、社会、科学等领域达到了怎样的发展水平。
而且，“弹性学制”或许可以为特殊人才提供快速通道。有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学制，虽然是12年，但分段不一样。例如，印度是8-2-2分段，多数学生能够普及的是8年教育。英国是10年，但它有两年大学预科。美国学制主要是5-4-3分段，缩短小学，延长初中。这或许与儿童青春期的提前有关。从中国的现实看，有的地方如黑龙江部分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实行5-4分段，上海将小学六年级放在初中，其实也是5-4分段。顾明远先生一再呼吁要重视学制研究，似乎主要也是指如何分段而不是缩短学制。
国际上是存在“灵活学制”的。总体上说，美国社会是一个弹性化的社会。它的弹性化有学分管理的基础，修满学分即可毕业，并根据学分收取学费和考查学生的学业进程。学生只有修满学分，才有资格申请答辩毕业。而且，有些高中互认学分，高中修的学分，大学里互认。所以美国有一类课叫“AP课程”，大学课程的前置，可以解决美国高中生中学有余力者提前学大学课程的问题，不但可以提前拿到大学基础课程学分，也反映出学生的自主选择。现在，大学录取时，AP课程的分数学分成为一个重要指标。
有关学制改革的讨论很有价值，涉及是否缩短、如何分段、如何贯通及弹性学制等内容。如果学制可以灵活调整，为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有需求的人可以提前毕业或跳级等，也可为特殊人才提供快速通道，就不需要大家都齐头并进。
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缩短学制问题允许改革，允许探索，允许试点，但同时要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作者单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