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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小说家灵魂的镜面。在散文里,小说家打磨掉了包裹在外的石头和砂砾,唯余熠熠生辉的珠玉,以真实、真诚和真情,照亮、震撼乃至攫住我们。契诃夫的《伊凡诺夫》里有台词言:“我是来寻找散文的,结果却遇到的诗。”读阎连科的散文,也有类似的感慨与收获。他的散文,我们能强烈感受到真实与悲伤的诗情。
他的小说也有力透纸背的悲情,但其包裹在虚构和想象之中,隐藏在荒诞而神奇的叙事之中,与我们遥遥相望,需要我们灵魂的奇遇。在这样一个纷乱喧嚣的上升或者下沉的时代,小说的想象力与读者灵魂奇遇的几率,并不亚于我们遇见外星人。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匆忙焦虑,静不下心来,也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输于现实甚或赢于现实,还缘于这种想象力是否恰切,是否能把握穿透现实并适合读者的脾胃。阎连科的意义在于,在喧嚣而荒凉的时代,在昨天和今天的桥梁已经坍塌或被拆除的历史与现实的荒芜中,他用自己的文字给我们留下那个时代张牙舞爪以至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将庞大纷繁的历史压缩在自己奇诡阴森而恣肆汪洋的文学想象中。他已建构的瑰丽奇伟的文学景观,只是他伟大的艺术雄心和文学抱负实现的一部分。
而他的散文,直接面对时代的本质和内核,以深沉、炽热的情感与艺术冲力与我们照面。在短兵相接的境遇里,他无法顾及招式、套路与章法。他如兔搏虎,如蛇吞象,用尽全力,以笔为矛,以头撞墙。散文之于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勇敢、更尖利,更能穿透堅硬和混沌。
他是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河南犟汉。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故乡是一个既回不去也走不出的地方。在这种情感的悖论中,乡愁被幻化为一种普泛空洞、矫情抽象的抒情。阎连科不去念忖忸怩做作的乡愁——“老家里有土地、有房屋、有亲人,想了就回去,不想了就猫在哪儿看人、发呆,吸霾天,既不议论乡愁去,也不议论议论乡愁的人,如同世界和我没有关系样。”他曾经拼命离开土地,拼命脱离农村,如果现在让他回去,他会愿意吗?实际上,对于阎连科这批从农村挣扎出来的作家而言,哪里有什么乡愁,说“乡怨”“乡恨”还差不多!为赋新词强写的乡愁,在虚情假意里编制出的乡愁,实在夥矣!同样,母校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施予过多其他外在东西的一种情感,这种以亚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熟人社会的情感伦理,四处满溢,多数成为相互炫耀、相互攀附、相互依存的一种庸俗的情结。阎连科曾在河南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过,并获得盖有钢印的毕业证书。然而在他看来,河南大学的文凭是“半买半捡的函授教育”,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的两年,虽是“脱岗住校,可那时,除了每天躲在宿舍疯写小说外,是能逃课的必逃课,不能逃的课,也处心积虑地要逃课”。因而,他“渐渐地从心里把自己开除出那所学校去”,并坦言“我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这里,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脸上贴金,他“将疏远当作存在,将旁观作为智慧”。在真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作家对真实的维护和对虚荣的穿刺。在《别走我们这条路——致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作家们》的发言里,他表达得更充分,也更动人——“我的教训是,我和现实的矛盾有太深的隔阂,以致使疑虑与不安,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和阻力。清楚地知道人的黑暗在哪儿,又不能像鲁迅在《野草》中优雅地一跃,把自己融进黑暗里,并让自己睁开盯着黑暗的眼,从渊黑中发出两束光芒来。哪怕是微弱的可以逾越黑暗的幽蓝的光。而我自己,人在黑暗,心在黑暗,抱怨太多,幽叹过重,甚至我都觉得我的小说中有种怨妇气,太缺少了超越和明亮。”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的维护和追求,对自我鞭辟入里的反思和忏悔,使得他的写作获得了一种异于同侪的特质。
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文学信徒。
如他所言,包括他在内的同代作家“几乎都是为了饥饿、进城和个人命运而开始读书和写作的,起点之低,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然而,到了城里获得所谓的成功之后,又有谁能够彻底摆脱名利的束缚。文人的酸腐、文人的悲剧“就在于我们的内心有不息的理想。我们那一点点的不同与可敬,也缘于在世俗、混乱、乃至于龌龊、肮脏的现实中,我们还有这一点点的理想”。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在获得成功后,依然继续怀疑,出击,用长矛刺向时代的巨大风车,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少数的“同时代人”。在他看来,怀疑不仅是凝视时代、凝视前辈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是反抗绝望与创造性写作的基石——“不走老师和前辈们的文学之路,也才真正是我们这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毕业后最好的前行和主义,一如每一位大作家和每一部大作品,都必然要建立在因为对世界和经典作家及作品怀疑而开始的创造上”。在这推心置腹、金针度人的殷殷寄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他不为世动、不因时变的初心与信仰。不忘初心,必果本愿。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高孤决绝的悲情歌手。
在他这里,高孤决绝“不是傲气和俯瞰”,“高孤是一种精神的洁净和自塑,是一种立场的坚定和守持”,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关怀与悲悯。在纷杂繁复的小说的叙事与真诚灌注的散文书写中,他探究尽头,悲情地凝望着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精神污秽而幽暗的角落。
悲情的背后是深情,是敏感与善良、纯粹与坚稳。
在为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的中文版序《去往童年的圣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童年的“草香和花美”,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白如絮云、阔无垠际”,可以看到他“用文字和故事,还原出心灵返童的路道”的努力。他夫子自道般地言道:“这样的写作,不仅是诗人的一种才华,更是当孩童的纯真和圣洁到来时,世界上一切的灰暗都会发光和歌唱的影与音。”他用当代写作中极为稀缺的纯粹和坚稳、敏感与善良,维护着自己的深情与悲情。他为什么这么高孤决绝,这么深情、悲情?我们可以用艾青那句揪人心魄的诗来作答——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的小说也有力透纸背的悲情,但其包裹在虚构和想象之中,隐藏在荒诞而神奇的叙事之中,与我们遥遥相望,需要我们灵魂的奇遇。在这样一个纷乱喧嚣的上升或者下沉的时代,小说的想象力与读者灵魂奇遇的几率,并不亚于我们遇见外星人。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匆忙焦虑,静不下心来,也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输于现实甚或赢于现实,还缘于这种想象力是否恰切,是否能把握穿透现实并适合读者的脾胃。阎连科的意义在于,在喧嚣而荒凉的时代,在昨天和今天的桥梁已经坍塌或被拆除的历史与现实的荒芜中,他用自己的文字给我们留下那个时代张牙舞爪以至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将庞大纷繁的历史压缩在自己奇诡阴森而恣肆汪洋的文学想象中。他已建构的瑰丽奇伟的文学景观,只是他伟大的艺术雄心和文学抱负实现的一部分。
而他的散文,直接面对时代的本质和内核,以深沉、炽热的情感与艺术冲力与我们照面。在短兵相接的境遇里,他无法顾及招式、套路与章法。他如兔搏虎,如蛇吞象,用尽全力,以笔为矛,以头撞墙。散文之于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勇敢、更尖利,更能穿透堅硬和混沌。
他是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河南犟汉。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故乡是一个既回不去也走不出的地方。在这种情感的悖论中,乡愁被幻化为一种普泛空洞、矫情抽象的抒情。阎连科不去念忖忸怩做作的乡愁——“老家里有土地、有房屋、有亲人,想了就回去,不想了就猫在哪儿看人、发呆,吸霾天,既不议论乡愁去,也不议论议论乡愁的人,如同世界和我没有关系样。”他曾经拼命离开土地,拼命脱离农村,如果现在让他回去,他会愿意吗?实际上,对于阎连科这批从农村挣扎出来的作家而言,哪里有什么乡愁,说“乡怨”“乡恨”还差不多!为赋新词强写的乡愁,在虚情假意里编制出的乡愁,实在夥矣!同样,母校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施予过多其他外在东西的一种情感,这种以亚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熟人社会的情感伦理,四处满溢,多数成为相互炫耀、相互攀附、相互依存的一种庸俗的情结。阎连科曾在河南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过,并获得盖有钢印的毕业证书。然而在他看来,河南大学的文凭是“半买半捡的函授教育”,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的两年,虽是“脱岗住校,可那时,除了每天躲在宿舍疯写小说外,是能逃课的必逃课,不能逃的课,也处心积虑地要逃课”。因而,他“渐渐地从心里把自己开除出那所学校去”,并坦言“我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这里,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脸上贴金,他“将疏远当作存在,将旁观作为智慧”。在真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作家对真实的维护和对虚荣的穿刺。在《别走我们这条路——致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作家们》的发言里,他表达得更充分,也更动人——“我的教训是,我和现实的矛盾有太深的隔阂,以致使疑虑与不安,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和阻力。清楚地知道人的黑暗在哪儿,又不能像鲁迅在《野草》中优雅地一跃,把自己融进黑暗里,并让自己睁开盯着黑暗的眼,从渊黑中发出两束光芒来。哪怕是微弱的可以逾越黑暗的幽蓝的光。而我自己,人在黑暗,心在黑暗,抱怨太多,幽叹过重,甚至我都觉得我的小说中有种怨妇气,太缺少了超越和明亮。”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的维护和追求,对自我鞭辟入里的反思和忏悔,使得他的写作获得了一种异于同侪的特质。
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文学信徒。
如他所言,包括他在内的同代作家“几乎都是为了饥饿、进城和个人命运而开始读书和写作的,起点之低,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然而,到了城里获得所谓的成功之后,又有谁能够彻底摆脱名利的束缚。文人的酸腐、文人的悲剧“就在于我们的内心有不息的理想。我们那一点点的不同与可敬,也缘于在世俗、混乱、乃至于龌龊、肮脏的现实中,我们还有这一点点的理想”。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在获得成功后,依然继续怀疑,出击,用长矛刺向时代的巨大风车,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少数的“同时代人”。在他看来,怀疑不仅是凝视时代、凝视前辈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是反抗绝望与创造性写作的基石——“不走老师和前辈们的文学之路,也才真正是我们这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毕业后最好的前行和主义,一如每一位大作家和每一部大作品,都必然要建立在因为对世界和经典作家及作品怀疑而开始的创造上”。在这推心置腹、金针度人的殷殷寄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他不为世动、不因时变的初心与信仰。不忘初心,必果本愿。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高孤决绝的悲情歌手。
在他这里,高孤决绝“不是傲气和俯瞰”,“高孤是一种精神的洁净和自塑,是一种立场的坚定和守持”,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关怀与悲悯。在纷杂繁复的小说的叙事与真诚灌注的散文书写中,他探究尽头,悲情地凝望着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精神污秽而幽暗的角落。
悲情的背后是深情,是敏感与善良、纯粹与坚稳。
在为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的中文版序《去往童年的圣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童年的“草香和花美”,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白如絮云、阔无垠际”,可以看到他“用文字和故事,还原出心灵返童的路道”的努力。他夫子自道般地言道:“这样的写作,不仅是诗人的一种才华,更是当孩童的纯真和圣洁到来时,世界上一切的灰暗都会发光和歌唱的影与音。”他用当代写作中极为稀缺的纯粹和坚稳、敏感与善良,维护着自己的深情与悲情。他为什么这么高孤决绝,这么深情、悲情?我们可以用艾青那句揪人心魄的诗来作答——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