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赤裸裸》，后又发行《第三只眼》《怒放》《长安长安》等专辑，2005年发表小说《菜刀温暖》，2009年推出漫画作品《摇滚藏獒》。2020年3月，参加爱奇艺《我是唱作人2》，一首《青春的葬礼》引发热议。很多人爱郑钧，因为他的帅，因为他的才，因为他的不羁。
　　高晓松早年给自己“约法三章”，不跟黄磊合照，不跟朴树合照，不跟郑钧合照。B站上一个1994年郑钧到香港演出的采访视频，他穿着牛仔的外衣，扎起蓬松的头发，鼻子高挺，嘴角斜翘，弹幕上齐刷刷：太帅了！
　　那个时候，人们喊他“摇滚界的木村拓哉”。
　　30岁，郑钧已是中国摇滚的代表人物：《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萨》《私奔》《长安长安》……这些歌时至今日依然是各大选秀的必唱曲。40岁后，他有了更闹腾的世界，小说、动漫、电影一个不落，当“快男”评委有离席风波，参加亲子综艺有狼爸争议。外人觉得这些事儿跟他格格不入，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
　　“我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5年前，《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次采访郑钧，在他家楼下的小花园里，他曾这般说道。
　　而今，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人生轨迹似乎又有改变。他戒酒戒烟，打坐瑜伽，转山旅行，摇滚青年成了佛系“前浪”。这一次，他对记者说：“前半生是享受生活，是炙热的、充满贪嗔痴的岁月;后半生是享受生命，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但也特别美好。”

走到路口的瞬间

　　采访时郑钧正忙于爱奇艺《我是唱作人2》的作品创作。去年节目组就发过邀请，但他拒绝了，“因为对不了解的东西有抵触”。他基本不看综艺，哪怕是自己参与的。
　　“今年又来找，不去实在太不给面儿了，让人觉得我这人好像怎么着似的。然后周围的人也都‘忽悠’我，说这挺好的，我就来了。”
　　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感觉到花在其他事上的时间太多。参加这样一个即时创作的节目，就能把写歌的问题解决了。过年期间，他写了两首新歌，就去录节目了。没有备货，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个星期，他都得完成一首新作，包括构思、创作、编曲和表演整个流程。“下周要演了，这周还没写完。”
　　比赛胜负并不重要，借歌表达点什么才是正事。郑钧的每首都有不同主题：《刀》讲如何与尖锐的生活相处;《低空飞行》探讨对世俗成功的态度;《我算什么》则是对自己的各个社会角色的审视……
　　受众的反馈高潮出现在第四期，他唱了一首《青春的葬礼》。唱歌前，他在台上说：“献给晓松、老狼。”
　　昨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欢聚，
　　那更像是一场青春的葬礼。
　　朋友们来了哭着笑着又四散，
　　可你始終都没出现。
　　……
　　这期《我是唱作人2》播出几小时后，郑钧在半夜陆续收到家人、老友发来的微信，“这歌要听哭了”。很快，高晓松、老狼、那英、宋柯等十几位音乐圈明星转发，微博涌入大量留言，他这才意识到好像事有点大了。
　　“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了微博留言，有‘95后’的小朋友，说听哭了，我觉得挺温暖的。我就重新放了一下这歌，结果把自己也听哭了。”
　　他落泪的原因并非出于歌本身：“我原来偏见地认为，这歌我这个年龄的人听会怀旧，会感动，看到特别年轻的朋友留言，我就觉得这种人和人之间没有偏见的时刻特别美好。有些东西，是大家可以共有的。”
　　“青春的葬礼”，这5个字来于高晓松。有一年郑钧生日，高晓松和钱实穆陪他喝酒。3个中年“老炮儿”聚在一起，突然想到以前总是一大堆人喝酒、唱歌、打闹，如今的生日显得格外萧瑟。高晓松说：“这太冷清了，哪儿像生日，这有点像葬礼。”
　　郑钧说：“也许有个时刻，就是你跟你的青春告别，把它埋葬的时刻。”于是，中年人走到路口的瞬间被他记下，诞生了一首歌。
　　唱歌时很多画面会涌进脑海。二十几年前的郑钧和高晓松，发疯似地跑到北大宿舍楼下高喊对方名字，瓢泼雨夜开车到十三陵游泳，在人民大学英语角傻站半天;郑钧和老狼，见面便是糙话问候，互称“禽兽”;宋柯羡慕郑钧每次出场就能夺走所有女孩的关注，“本来姑娘们觉得我啊，晓松啊，老狼啊都不错，郑钧一来，全都转向了”……
　　用高晓松的话说，那都是鲜衣怒马的“混账青春”。郑钧说：“那个时代，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那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不怕失去，所以胆大包天地敢去尝试一切，这是青春最伟大的地方。”
　　后来，摇滚青年们变成了大叔，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旅途。“默默祝福彼此，遥望他们。”高晓松最看得开：“如今大家都老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变成老朋友，老朋友是弥足珍贵的。”

长安长安，临安临安

　　如果给青春一个关键词，你会选择什么？
　　郑钧的答案是“勇气”。他觉得自己的青春，就是在规矩和破坏规矩的循环里培养出来的。他生在西安的书香世家：祖父郑自毅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陕西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外公温君伟是留学日本的工程师，家里接通了西安第一根民用电线;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哥哥从小品学兼优。小时候每到周末，郑钧都得回老宅，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祖先磕头上香。

　　“我祖爷爷是长安县人（现西安长安区），县志上记载长安人的特点就是‘性刚烈，好诉讼’。所以我们推崇的文化就是刚，谁打架厉害，谁就是英雄。”郑钧小学最崇拜的人是哥哥的一个朋友，一身军装，戴个军帽，打架时还能飞踹扫腿。“我是绝对的小迷弟，在后头偷偷跟着他，像追偶像一样追他，追了好几条街。”
　　“西安的底蕴，还有丛林式的童年生活让我变得很坚强。但是另一方面，西安人又是生冷蹭倔，人和人相处很生硬。我和我妈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考上大学，我哥也不是祝贺，而是说我们全家都是大学生，这没什么。其实我骨子里特别渴望温暖，所以报大学，我绝对不要去北方，我要去南方，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那就杭州吧，古都临安。”
　　1987年，郑钧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业外贸专业。那个时期的杭电“星光熠熠”，除了未来的摇滚之星郑钧，还有未来的中国首富马云。后来，高晓松曾经问过郑钧：“马云那时候在杭电教英语，没教过你吗？”
　　郑钧回答：“没有，因为我是专业英语。”当年的工业外贸系是杭电最好的专业，省部合作，全员外教。郑钧清晰记得入学的场景。火车五六点就到了杭州城站火车站，公交车也没开，他背着行李就往文一路的学校走。城站到文一路八九公里，中途路过西湖。“我一看到西湖就惊了，这么小啊？那么伟大的西湖就这样？太失望了。”
　　系里外教多，天天给学生放欧美音乐，披头士、U2、枪炮与玫瑰，那是郑钧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摇滚。“我一听太喜欢了。” 他没有音乐基础，就从识简谱学起，然后再吉他、作曲、和声。别人去上课，他在宿舍里写歌，自己组乐队。郑钧和乐队的第一次公开表演在杭电老校区的街心花园。人往那儿一坐，抱出吉他开始唱，一会儿就围上一堆人，顺利收割第一拨迷妹。后来，乐队买乐器，这拨粉丝做出了不小贡献。
　　最惬意的是晚上背把吉他，自行车骑到西湖边。草地上开两瓶啤酒，唱起崔健和罗大佑，累了直接躺下睡到天亮。夜间三潭印月，春末烟雨蒙蒙，冬时断桥残雪，他都见过。“所以后来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西湖简直依依不舍。”
　　那个时期，摇滚乐从北京传来，流行歌从广东传来，杭州也有了浓烈的音乐氛围。杭州师范大学举办高校乐队汇演，郑钧和乐队收到邀请，心想：“这是出头之日啊！”结果郑钧得了急性阑尾炎，做完手术纱布都没拆。“他们问我能不能演？我说必须去啊！我让他们给我穿个军大衣，裹着纱布，用自行车驮着我就去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满座的小剧场表演。“唱了首崔健，唱了首英文歌，反正演完底下就疯了。当时的女朋友跟我说，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歌手，然后我也当真了。”
　　就这样，郑钧下决心脱离“大学包分配”的传统。毕业后，乐队的朋友都干上了“正经工作”，只有他留在了音乐里。他说：“相信听《青春的葬礼》哭了的人里，一定有当年和我一起玩音乐的人，也一定有当年和我相爱的人。”

花10年让自己学会自在

　　离开杭电后，郑钧打算去美国，到北京办签证时因缘际会认识了黑豹乐队原吉他手郭传林，理想爆棚的他，又自断赴美路，成了北漂一族。四处借宿，睡过马路，800块钱过3个月。后来，郭传林把他推荐给发掘过Beyond、王菲和黑豹的知名经纪人陈健添。郑钧穿着破牛仔裤、烂球鞋进了陈健添住的松鹤大饭店。
　　套房里站着很多人，包括当时“范儿最正”的蔡国庆，人人都想得到陈健添在内地的第一份合同。最后，陈健添把合约递给了蓬头垢面但已写出了《赤裸裸》的郑钧，还预支了3000元港币的工资。郑钧拿着钱，一路骑回小破屋，兴奋不已。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赤裸裸》发行，既摇滚又诗意的词曲，配上爆发力的嗓音，郑钧一夜爆红，《回到拉萨》更是石破天惊，被视为革命性作品。接下来10年，用郑钧的话说，专辑出着，名气大着，和一帮朋友夜夜笙歌——下午3点喝到第二天早上6点，三里屯的酒吧成了家。2007年，郑钧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生活都陷入低谷。他开始神经衰弱，每晚戴着耳机，听着重金属，整夜失眠。2010年起，郑钧戒烟戒酒，练习瑜伽，修禅打坐。他说：“这10年，我一直在学习，让内心达到宁静、平和、愉快。”
　　“对于这种青春的逝去，激情的退却，会有失落吗？”记者问。
　　“青春是不可替代的美好，但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再焦虑青春不再，辉煌不再，我花了10年时间，让自己学会放松，学会自在。”
　　所以，在《青春的葬禮》最后，郑钧写道：
　　不要诅咒你的过去，
　　至少它曾经因你而美丽。
　　不要只看这一时的凋零，
　　任何时候心中的明月，
　　都可以重新升起。
　　50岁时，家人给郑钧过生日，让他许个愿，他犯了难，觉得更有钱、更有名好像也没啥意思。“我说那就希望余生能做一点对别人有帮助的事，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吧。以我的创作能力，再写一些歌，如果还能让别人内心的明月升起，那我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吧？”
　　他说：“不用站在潮头，不用站在巅峰，一直低空飞行，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