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鲁汉说过,媒体不是传播工具,而是“中介”,以此提醒人们注意媒体的意义。而在廿一世纪,没有比电视更称得上“中介”的媒体,它成为普罗大众接触世界最直接的渠道,而在香港,新闻报道是首先吸引家庭观众的电视节目。然而在殖民地制度下,香港电视新闻并不“早熟”。成长于八十年代香港的我,犹记得童年时在电视看着新闻主播字正腔圆地读稿。但随着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进行会谈,香港人的政治意识开始提高,令香港电视新闻的制作出现不少变革。
　　资深无线新闻记者李家文新书《新闻是历史的画面》,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将香港电视新闻的发展,它对历史的见证作用,一一详述。在一群无线新闻记者中,李家文确实是一位内地报道的专家,此书一贯新闻报道的客观论述,虽然对无线电视新闻制作略带溢美之辞,讨论内容也偏重于作者与一般市民感兴趣的内地新闻报道,却能向读者提供香港电视新闻制作及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还就电视新闻记者面对的问题提供一些意见,这些办法或属经验之谈,或是其它资深记者(如谭卫儿)的心得。读者在作者的叙述中,亦可窥见香港电视新闻制作的优劣。
　　《新闻是历史的画面》这个标题,似乎令读者想象到每段历史时刻,都有电视新闻记者在现场见证,其实本书更能反映出新闻报道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作者从最直接的角度,见证了香港新闻制作人员自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以来,与国家外交部相关部门的接触,国家领导人对香港新闻媒体发问的安排,以及中央政府官员就香港记者采访内地新闻的讲话和规定。“九七回归”前夕是关键时刻,由于香港处于中国主权下,中国政府陆续就各种题材发表讲话和订立规则,本书详细说明了个中变化,包括电视台自行做出的调节,例如将“中港台”改为“两岸三地”以配合国家统一原则。
　　对新闻记者来说,如果绝对依从官方规定的话,未必能找到最有价值的新闻,所以即使官方规定存在,新闻记者依然千方百计获得各种新闻信息,记者和国家官员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这也反映出香港与内地的微妙关系。有时候,因为题材敏感,实地采访成为冒险的事业,例如去年曾有两名香港电视新闻记者,在乌鲁木齐报道骚乱的时候,就被当地公安扣留。即使在香港,媒体也会面对真相和政府守则之间的矛盾。按照广管局的守则,要求媒体不可“激发”某些人生事,要原原本本报道事实。作者以香港世贸会议期间的抗争事件为例,如果直接采访反世贸人士,会否就产生所谓“激发”作用?怎样判断,其实亦与电视台利益或意识形态有关。
　　另一方面,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对社会的期许影响了报道的叙述方式和侧重点,作者也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有教育社会的作用,这更说明电视新闻作为一种“中介”,表面客观而实质并非如此。可是究竟新闻记者要向社会传达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呢?在曾经轰动一时的“艳照门”事件中,戴着客观面具的新闻记者,究竟应该偏向哪种价值观,是捍卫每位艺人也同样拥有的私隐权,还是为江河日下的社会道德力挽狂澜?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无论结论如何,这种“教育”都在有意无意间将电视台的意识形态加诸社会受众,新闻记者力求客观,反过来控制了社会舆论,不是很讽刺吗?
　　不管作者立场如何,这本书无疑是率先探讨电视新闻制作的代表作,正如“无线新闻教父”黄应士所说,李家文既有理论,又有实作经验,不流于新闻学教授的空洞讨论。尤其是探讨香港电视新闻里的中国因素时,力求用客观的叙述语言,虽作为电视台资深新闻工作者,作者难免偏袒母台,但也在笔触上平衡得宜,这可说是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了。作者也从业界角度,讨论网上及自拍新闻对电视媒体的影响,让读者加深了解当今电视新闻媒体的生存处境,确实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