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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201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企业管理者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给国企高管人员支付高额薪酬并不能减少其在职消费，而较高的在职消费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这为如何进行国企收入分配改革，抑制国企高管腐败制定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在职消费；高管薪酬；公司业绩
一、引言
“习李新政”实施以来，各地大掀反腐倡廉之风，“三公支出”明显减少。网络和舆论可以对反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最重要的还是从自身突破，加强政治、经济改革，净化政企风气。
新加坡在过去50年都保持高度廉洁。“高薪养廉”是新加坡多年来高度廉洁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公众反复争论“高薪养廉”这一政策，但几乎都因缺乏充分有力的实证证据无疾而终。“高薪养廉”能否适应中国水土，能在多大范围起作用，均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在职消费是一种“除了正常的工资或薪水之外的报酬或利得，特指在某些人预料之内的应得利益以及凭借特权而要求获得的待遇”。在职消费可被视为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补充，并且根据新加坡“高薪养廉”的经验，提出假设1：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
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代理理论，将在职消费作为公司股东对管理层的一种激励。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指出：由于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为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委托人可根据公司盈余信息，与代理人签订激励契约，来降低经理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导致的代理成本，从而在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增加公司价值。因此，如果公司经理为获得更为优厚的报酬，享受更多的在职消费，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提高经营绩效。因此提出假设2：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0年沪深股市的A股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剔除：（1）剔除了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了所有ST、PT公司；（3）剔除了所有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所有非国有上市公司，最终剩余874个觀测值。
（二）变量选择
由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并未准确公布在职消费的数据，因此本文借鉴了陈冬华等（2005）的做法，将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
高管薪酬采用企业年报公布的前三名高管人员薪酬综合的对数。
公司业绩采用企业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此外，为加强研究的说服力，本文还选择了一些与研究变量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构建模型①：
为了研究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的关系，构建模型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为检验模型①，进行多元回归。
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假设①不成立。说明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支付给高管人员高额薪酬不仅不能减少其在职消费，反而会刺激其在职消费。进一步说明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管理人员有较大的动机选择其个人财富最大化而非企业财富最大化。
2、为检验模型②，进行多元回归。
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假设②成立。说明公司管理层较高的在职消费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较高的在职消费一方面说明了公司的业务数量较多，直接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促使管理者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创造机会，提升业绩。
五、结论
国有企业的治理是国家和社会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研究，发现二者显著的正相关，说明 “高薪养廉”政策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企业必须尽快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预防腐败制度。通过对国有企业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的研究，发现二者显著的正相关，说明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但这并不说明要想提高公司的业绩，就要一味地增加在职消费。由于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独特的商业文化，在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提升公司业绩。
参考文献
[1]新加坡：高薪与反腐密切挂钩[J].参考消息，2009，（10）： 18-23.
[2]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 92-101.
[3]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 139-148.
关键词：在职消费；高管薪酬；公司业绩
一、引言
“习李新政”实施以来，各地大掀反腐倡廉之风，“三公支出”明显减少。网络和舆论可以对反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最重要的还是从自身突破，加强政治、经济改革，净化政企风气。
新加坡在过去50年都保持高度廉洁。“高薪养廉”是新加坡多年来高度廉洁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公众反复争论“高薪养廉”这一政策，但几乎都因缺乏充分有力的实证证据无疾而终。“高薪养廉”能否适应中国水土，能在多大范围起作用，均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在职消费是一种“除了正常的工资或薪水之外的报酬或利得，特指在某些人预料之内的应得利益以及凭借特权而要求获得的待遇”。在职消费可被视为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补充，并且根据新加坡“高薪养廉”的经验，提出假设1：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
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代理理论，将在职消费作为公司股东对管理层的一种激励。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指出：由于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为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委托人可根据公司盈余信息，与代理人签订激励契约，来降低经理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导致的代理成本，从而在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增加公司价值。因此，如果公司经理为获得更为优厚的报酬，享受更多的在职消费，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提高经营绩效。因此提出假设2：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0年沪深股市的A股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剔除：（1）剔除了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了所有ST、PT公司；（3）剔除了所有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所有非国有上市公司，最终剩余874个觀测值。
（二）变量选择
由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并未准确公布在职消费的数据，因此本文借鉴了陈冬华等（2005）的做法，将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
高管薪酬采用企业年报公布的前三名高管人员薪酬综合的对数。
公司业绩采用企业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此外，为加强研究的说服力，本文还选择了一些与研究变量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构建模型①：
为了研究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的关系，构建模型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为检验模型①，进行多元回归。
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假设①不成立。说明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支付给高管人员高额薪酬不仅不能减少其在职消费，反而会刺激其在职消费。进一步说明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管理人员有较大的动机选择其个人财富最大化而非企业财富最大化。
2、为检验模型②，进行多元回归。
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假设②成立。说明公司管理层较高的在职消费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较高的在职消费一方面说明了公司的业务数量较多，直接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促使管理者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创造机会，提升业绩。
五、结论
国有企业的治理是国家和社会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研究，发现二者显著的正相关，说明 “高薪养廉”政策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企业必须尽快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预防腐败制度。通过对国有企业公司业绩与在职消费的研究，发现二者显著的正相关，说明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但这并不说明要想提高公司的业绩，就要一味地增加在职消费。由于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独特的商业文化，在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提升公司业绩。
参考文献
[1]新加坡：高薪与反腐密切挂钩[J].参考消息，2009，（10）： 18-23.
[2]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 92-101.
[3]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 13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