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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自清的《春》，笔者在1978年12月底写过《春的赞歌》（以下简称《赞歌》）的赏析文章，发表于1979年第2期的《语文学习》上。当时写作的原因是这样的：1951年《人民教育》杂志展开了对《背影》的“讨论”，极左的意见认为朱自清的这篇散文表现小资产阶级人性与情调，作为语文教材不合抗美援朝的时宜，因此在这场以“讨论”为名的批判之后，朱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等篇目，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全部删除，即使像《春》这样思想格调非常健康的经典作品，也遭“拉黑”雪藏。粉碎“四人帮”之后，朱自清的一些作品又重见于中学语文课本。尤其是这篇《春》，过去的研究文章里就没有专门的鉴赏文章，于是笔者在欣喜之余就写下这篇《赞歌》，算是表达我对此作重见天日的欣慰，也是为中学语文老师提供一个教学的参考。我将拙作寄投上海的《语文学习》，这家杂志很快回复我刊用，且不足两月便刊发出来。
此文发表以来，一直被中学语文老师作为教学的参考，教案、课件、公开课等等都采用笔者“五幅特写画面”等观点，而且陈陈相因。各类教学参考书把《赞歌》附为《春》的主要参考文章之一并直到现在。但时隔30多年，以我今天的见识与理解重读这篇文章，觉得我原先欣赏性的分析尚不够完善与精准，还有以下一些问题必须向读者进行修正与补充。
第一，关于《春》的出处及其写作契机。
《赞歌》中关于《春》的写作时间说明得很模糊。它这样表述：“本文大致写于1928年到1937年期间。这个时期，正是作者彷徨苦闷而埋头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阶段。”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推断。因为这篇作品一直没有收入朱自清的散文集里，后来也没有收入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朱先生为什么不把《春》收入他的散文集？《朱自清文集》编者为什么不收入此作？第一个编撰《朱自清先生年谱》的季镇淮对此为何语焉不详？这些都很难作出解释。正因为这些，我当时只能凭《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注释——选自1937年《初中国文读本》，作了一个不甚了然的推断。而现在，则需要进行以下修正性的说明。
《赞歌》发表三年之后，上海辞书出版社陈杰先生经过一番查考，在1983年第2期《临沂师专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春〉的出处》，他一定读过我的文章，才特地将此文撕下寄我。借此机会，我向他道一声迟到的感谢。据陈先生的考据，这篇散文最早发表于1933年7月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发行。
《春》为什么最初在初中语文教材上发表？对这个问题陈杰先生在文章中做了一些说明，可以得到大致的了解。根据1933年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所提供的信息，这本教材系学生课外的阅读教材，解放前凡课堂教学使用的教材一般称之为《课本》，凡供学生自学、老师课外辅导的教材，一般称之为《读本》。这本教材的主编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教材编辑家朱文叔先生。朱文叔先生是浙江桐乡人。解放前他在中华书局主编或参编了好多套语文教科书。如，1924年的《高小国语课本》，1928年的《新中华高小国语课本》，1933年的《新课程标准国语课本》，1934年的南洋华侨适用《新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课本》，1935年的《短期小学国语课本》，1936年的《修正课程标准新编小学语文课本》以及1926年的《新课程初中国文读本》，1931年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等。他在编《初中国文读本》这本教材时，特地约朱自清、叶绍钧、孙福熙、金兆梓作“遵命文学”，分别写了《春》《晨》《夏天的生活》《风雪中的北平》等散文，在目录后附上标记，还说明凡注明标记者“系特约撰述之作品”。这是朱文叔主编语文教材的特殊做法，30、40年代叶圣陶（叶绍钧）编中学语文教材时也有类似临时拉友帮忙的作派。自然，“特约”的作家都是有功底的一些朋友，写出来的“急就章”也是能够为学生做示范的优秀作品。朱自清的《春》就是这样发表在朱文叔主编的教材上的。由于主编按规矩一律不注明附在文后的写作时间，在1979年的《赞歌》与1983年陈坚的文章发表之前，研究者都无从考据创作《春》的具体时间。直到1996年出版姜建、吴为公两位先生编写的《朱自清年谱》，吴为公先生当时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因主持出版《朱自清全集》的需要，顺利地从朱先生之子朱乔生手里获得了朱自清未发表的日记原件，从而从朱自清本人日记中获得信息，遂在《年谱》中这样记述：“1933年2月21日，作散文《春》，载《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未收集。”其实在朱先生的当天日记里，只有“成《春》一文”四个字的记录。
第二，关于作者创作的审美心境。
《春》表达的思想情绪为什么那么欢快、那么愉悦、那么激情？这离不开作者的审美心境。因此，认识与理解朱自清创作此作时的审美心境，无疑对于分析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弄明白作家审美的心理、状态和意趣，往往是把握住一篇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一把钥匙，把握住了才能走进作家的内心精神世界，切中肯綮地作出合乎作品实际的分析评论。否则就会隔靴搔痒，流于肤浅。因此，通过查找资料，把握作家相关的生平事迹、情感经历、感兴契机等等，是解读文学作品铁定的前提，是文学评论与研究铁定的原则。具体到朱自清来说，一般认为他的早期散文总有着“淡淡的哀愁”，不仅早期，我认为其中后期的散文也都有着忧伤悒郁的色调。他自己说过，“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论无话可说》）。叶圣陶说他，“永远的旅人的颜色”（《与佩弦》）。朱光潜也说，“至性深情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忧郁”（《敬悼朱佩弦先生》）。朱自清自己的话和朋友的评论，都道出他散文创作时的一种悲剧心理定势。这是说他的通常情况。但也有两个阶段例外。一是1922年暑假到1925年赴清华任教之前。朱先生把结发夫人武钟谦从老家扬州接到杭州来，“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给亡妇》）。这几年朱先生心绪特别好，写下了《白水漈》《绿》等等不露忧伤心境的散文。二是创作《春》前后，即1932年之后的一两年时间，也是朱先生情绪特别好的一个时段，几个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审美的愉悦心境。第一，他从欧洲游学一年回国，受到教育界、学术界、文学界朋友的热忱欢迎；而且正怀揣考察西方文化的收获，激情满满地创作他的《欧游杂记》。第二，在原配夫人去世之后，又经叶公超介绍与陈竹隐女士认识，在长达一年多的“书信恋”之后，两人携手，终结良缘。第三，归国之后，清华大学反复邀请他复原中文系主任之职（游学欧洲期间此职由他人代理）。这些表明，他在游学、创作、婚姻、事业等等方面诸事皆顺，所以写《春》之时全无挫折或逆境，内心没有什么“忧恐”与烦恼。唯其如此，写作时脑海里翻腾“春”的美好景象，以他审美的愉悦和心无挂碍的自由，尽情抒发盼春、迎春、赞春的诗情，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等等美好鲜活的画面在其笔下淋漓尽现。情涌动于衷，而奔腾流泻于景，最终按在纸上、洋溢于表述的字里行间，故而形成了全文欢乐、明快、活泼、跳跃的格调与风格。所以，《春》是朱自清特殊时段的审美愉悦心境使然。 第三，关于追求“谈话风”的白话语言。
关于《春》的语言，我在《赞歌》中指出是“朴实、隽永”“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这么说自然没有错，但是不够精准。如果表述为“追求‘谈话风’的白话语言，达到朴实隽永、通俗形象”，这就比较妥贴。其中的关键词是“谈话风”，它恰恰是朱自清语言审美诉求的一个关键词。他主张写文章要“用笔如舌”，“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说话》）。朱先生甚至以“谈话风”写过一篇题为《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文章，戏拟原小说白话的口吻，使用完完全全的大白话尝试，后自觉难以为继。可见，他对白话语言的诉求，已经达到特立独行的地步。就在写作《春》的前三个月，朱自清作书评《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分别评论穆时英和张天翼的小说，他肯定了两位作家使用“北平话”的成功，借此呼吁作家“多采用北平话的句法与成语”进行创作。《春》这篇散文是运用白话语言进行创作的典范之作。读“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语言，可以感觉作者在运用白话尤其在对北京土语进行艺术提炼方面，已经达到绕指化柔、得心应手的境界。叶圣陶先生指称说：“他的文字……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论运用“谈话风”写作的成就，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第一人。故此，中学老师在讲析《春》的语言特点的时候，一定要引导学生细细体味作品中那种白话的节奏、旋律、韵味，细细体味那种“用笔如舌”的妙趣以及提炼为艺术语言的魅力所在。
第四，关于结尾的阐释与意义。
结尾用了像“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三个联喻，对春天进行赞美，是《春》内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歌》说：“作者在完美地制作了春天的画卷之后，纵情地对春天予以赞美，进一步揭示春天有不可遏制的创造力和无限美好的希望。”应该说，这样认定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只是还不够具体和深入。我进一步研究朱自清散文的时候，对结尾的三个比喻进行反复的思考，在《赞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经推敲表述如下：第一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蓬勃的生命力。“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这是新生命的诞生，是人生百年的始发，呱呱坠地是娃娃的“成长”向人间与世界的第一声宣告。故而这个比喻形容春天充满生命的诞生之美、新异之美、蓬勃竞放之美；第二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新颖的美感力。“花枝招展”的“小姑娘”“笑着、走着”的情态，像一朵脱颖初放的花儿，吐露着鲜美的色彩与诱人的清芬，令人顾盼生情，流连忘返，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故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春天催动花事、以色彩和花香创造新颖美感的一种无限魅力；第三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潜在的创造力。四肢健壮、身如铁铸的小伙子，且“领着我们上前去”，这个形象本身就是健美与力量的写真。故而这个比喻寓意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天，给人以激情、希望、期盼和创造生活的力量，给人以面向未来与人生去创造一切的信念、胆识与克服困难的勇气。
《春》的结尾与一般写景抒情的散文不同，正是这个结尾使作品成为现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经典。其审美价值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具有独创性。把春天的美，以“娃娃”“小姑娘”“青年”作比，新鲜而且奇特，是作者的独创。有人说第一次创造与运用新奇比喻的人是天才。朱自清散文中的许多联想和比喻，往往是“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原创，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他超人的才情禀赋。他想象的思维唯其求异而常见出新，所以他可以捕捉到别人所没有的艺术感觉，赋予审美对象以新颖、深刻的意蕴，《春》结尾的三个比喻就是最典范的说明。第二，这个结尾是作品思想的最后升华。三个比喻分别揭示春天的蓬勃的生命力、新颖的美感力和潜在的创造力，是从这三方面归结春天美的本质。如果用理性思维直接说出春天的本质如何如何，则与全文写景抒情完全不和谐、不搭调。而现在以形象思维的三个比喻予以表达，便极其形象、极其生动又极其含蓄地揭示了春天美的本质，这就是大手笔的妙趣和高明。第三，三个联喻创造了全文抒情的高潮。从抒情方面看，朱自清赞春的充沛诗情从盼春开始，附丽于绘春与迎春的画面而奔涌、跳跃，并以画面的转换形成了明快、欢乐的节奏；到最后的赞春则走向了抒情的高潮。而高潮的创造依赖三个比喻的排比，排比与联喻两种修辞技巧的整合形成了引吭高歌、欲罢不能的气势。可见，这三个创造性的比喻，从结构上看创造了结尾的“奇崛”之美，从思想内容上看也是为全文创造了画龙点睛地揭示春天本质的“奇崛”之美。
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准备一桶水，这是教师知识储藏的必需。上述修正补充的信息资料，以及我重新解读《春》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中学语文老师教学的些许“知识储藏”，同时对爱好朱自清散文的读者也是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一些参考，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即是如此。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此文发表以来，一直被中学语文老师作为教学的参考，教案、课件、公开课等等都采用笔者“五幅特写画面”等观点，而且陈陈相因。各类教学参考书把《赞歌》附为《春》的主要参考文章之一并直到现在。但时隔30多年，以我今天的见识与理解重读这篇文章，觉得我原先欣赏性的分析尚不够完善与精准，还有以下一些问题必须向读者进行修正与补充。
第一，关于《春》的出处及其写作契机。
《赞歌》中关于《春》的写作时间说明得很模糊。它这样表述：“本文大致写于1928年到1937年期间。这个时期，正是作者彷徨苦闷而埋头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阶段。”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推断。因为这篇作品一直没有收入朱自清的散文集里，后来也没有收入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朱先生为什么不把《春》收入他的散文集？《朱自清文集》编者为什么不收入此作？第一个编撰《朱自清先生年谱》的季镇淮对此为何语焉不详？这些都很难作出解释。正因为这些，我当时只能凭《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注释——选自1937年《初中国文读本》，作了一个不甚了然的推断。而现在，则需要进行以下修正性的说明。
《赞歌》发表三年之后，上海辞书出版社陈杰先生经过一番查考，在1983年第2期《临沂师专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春〉的出处》，他一定读过我的文章，才特地将此文撕下寄我。借此机会，我向他道一声迟到的感谢。据陈先生的考据，这篇散文最早发表于1933年7月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发行。
《春》为什么最初在初中语文教材上发表？对这个问题陈杰先生在文章中做了一些说明，可以得到大致的了解。根据1933年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所提供的信息，这本教材系学生课外的阅读教材，解放前凡课堂教学使用的教材一般称之为《课本》，凡供学生自学、老师课外辅导的教材，一般称之为《读本》。这本教材的主编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教材编辑家朱文叔先生。朱文叔先生是浙江桐乡人。解放前他在中华书局主编或参编了好多套语文教科书。如，1924年的《高小国语课本》，1928年的《新中华高小国语课本》，1933年的《新课程标准国语课本》，1934年的南洋华侨适用《新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课本》，1935年的《短期小学国语课本》，1936年的《修正课程标准新编小学语文课本》以及1926年的《新课程初中国文读本》，1931年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等。他在编《初中国文读本》这本教材时，特地约朱自清、叶绍钧、孙福熙、金兆梓作“遵命文学”，分别写了《春》《晨》《夏天的生活》《风雪中的北平》等散文，在目录后附上标记，还说明凡注明标记者“系特约撰述之作品”。这是朱文叔主编语文教材的特殊做法，30、40年代叶圣陶（叶绍钧）编中学语文教材时也有类似临时拉友帮忙的作派。自然，“特约”的作家都是有功底的一些朋友，写出来的“急就章”也是能够为学生做示范的优秀作品。朱自清的《春》就是这样发表在朱文叔主编的教材上的。由于主编按规矩一律不注明附在文后的写作时间，在1979年的《赞歌》与1983年陈坚的文章发表之前，研究者都无从考据创作《春》的具体时间。直到1996年出版姜建、吴为公两位先生编写的《朱自清年谱》，吴为公先生当时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因主持出版《朱自清全集》的需要，顺利地从朱先生之子朱乔生手里获得了朱自清未发表的日记原件，从而从朱自清本人日记中获得信息，遂在《年谱》中这样记述：“1933年2月21日，作散文《春》，载《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未收集。”其实在朱先生的当天日记里，只有“成《春》一文”四个字的记录。
第二，关于作者创作的审美心境。
《春》表达的思想情绪为什么那么欢快、那么愉悦、那么激情？这离不开作者的审美心境。因此，认识与理解朱自清创作此作时的审美心境，无疑对于分析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弄明白作家审美的心理、状态和意趣，往往是把握住一篇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一把钥匙，把握住了才能走进作家的内心精神世界，切中肯綮地作出合乎作品实际的分析评论。否则就会隔靴搔痒，流于肤浅。因此，通过查找资料，把握作家相关的生平事迹、情感经历、感兴契机等等，是解读文学作品铁定的前提，是文学评论与研究铁定的原则。具体到朱自清来说，一般认为他的早期散文总有着“淡淡的哀愁”，不仅早期，我认为其中后期的散文也都有着忧伤悒郁的色调。他自己说过，“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论无话可说》）。叶圣陶说他，“永远的旅人的颜色”（《与佩弦》）。朱光潜也说，“至性深情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忧郁”（《敬悼朱佩弦先生》）。朱自清自己的话和朋友的评论，都道出他散文创作时的一种悲剧心理定势。这是说他的通常情况。但也有两个阶段例外。一是1922年暑假到1925年赴清华任教之前。朱先生把结发夫人武钟谦从老家扬州接到杭州来，“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给亡妇》）。这几年朱先生心绪特别好，写下了《白水漈》《绿》等等不露忧伤心境的散文。二是创作《春》前后，即1932年之后的一两年时间，也是朱先生情绪特别好的一个时段，几个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审美的愉悦心境。第一，他从欧洲游学一年回国，受到教育界、学术界、文学界朋友的热忱欢迎；而且正怀揣考察西方文化的收获，激情满满地创作他的《欧游杂记》。第二，在原配夫人去世之后，又经叶公超介绍与陈竹隐女士认识，在长达一年多的“书信恋”之后，两人携手，终结良缘。第三，归国之后，清华大学反复邀请他复原中文系主任之职（游学欧洲期间此职由他人代理）。这些表明，他在游学、创作、婚姻、事业等等方面诸事皆顺，所以写《春》之时全无挫折或逆境，内心没有什么“忧恐”与烦恼。唯其如此，写作时脑海里翻腾“春”的美好景象，以他审美的愉悦和心无挂碍的自由，尽情抒发盼春、迎春、赞春的诗情，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等等美好鲜活的画面在其笔下淋漓尽现。情涌动于衷，而奔腾流泻于景，最终按在纸上、洋溢于表述的字里行间，故而形成了全文欢乐、明快、活泼、跳跃的格调与风格。所以，《春》是朱自清特殊时段的审美愉悦心境使然。 第三，关于追求“谈话风”的白话语言。
关于《春》的语言，我在《赞歌》中指出是“朴实、隽永”“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这么说自然没有错，但是不够精准。如果表述为“追求‘谈话风’的白话语言，达到朴实隽永、通俗形象”，这就比较妥贴。其中的关键词是“谈话风”，它恰恰是朱自清语言审美诉求的一个关键词。他主张写文章要“用笔如舌”，“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说话》）。朱先生甚至以“谈话风”写过一篇题为《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文章，戏拟原小说白话的口吻，使用完完全全的大白话尝试，后自觉难以为继。可见，他对白话语言的诉求，已经达到特立独行的地步。就在写作《春》的前三个月，朱自清作书评《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分别评论穆时英和张天翼的小说，他肯定了两位作家使用“北平话”的成功，借此呼吁作家“多采用北平话的句法与成语”进行创作。《春》这篇散文是运用白话语言进行创作的典范之作。读“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语言，可以感觉作者在运用白话尤其在对北京土语进行艺术提炼方面，已经达到绕指化柔、得心应手的境界。叶圣陶先生指称说：“他的文字……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论运用“谈话风”写作的成就，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第一人。故此，中学老师在讲析《春》的语言特点的时候，一定要引导学生细细体味作品中那种白话的节奏、旋律、韵味，细细体味那种“用笔如舌”的妙趣以及提炼为艺术语言的魅力所在。
第四，关于结尾的阐释与意义。
结尾用了像“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三个联喻，对春天进行赞美，是《春》内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歌》说：“作者在完美地制作了春天的画卷之后，纵情地对春天予以赞美，进一步揭示春天有不可遏制的创造力和无限美好的希望。”应该说，这样认定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只是还不够具体和深入。我进一步研究朱自清散文的时候，对结尾的三个比喻进行反复的思考，在《赞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经推敲表述如下：第一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蓬勃的生命力。“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这是新生命的诞生，是人生百年的始发，呱呱坠地是娃娃的“成长”向人间与世界的第一声宣告。故而这个比喻形容春天充满生命的诞生之美、新异之美、蓬勃竞放之美；第二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新颖的美感力。“花枝招展”的“小姑娘”“笑着、走着”的情态，像一朵脱颖初放的花儿，吐露着鲜美的色彩与诱人的清芬，令人顾盼生情，流连忘返，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故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春天催动花事、以色彩和花香创造新颖美感的一种无限魅力；第三个比喻，是感受与形容春天有潜在的创造力。四肢健壮、身如铁铸的小伙子，且“领着我们上前去”，这个形象本身就是健美与力量的写真。故而这个比喻寓意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天，给人以激情、希望、期盼和创造生活的力量，给人以面向未来与人生去创造一切的信念、胆识与克服困难的勇气。
《春》的结尾与一般写景抒情的散文不同，正是这个结尾使作品成为现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经典。其审美价值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具有独创性。把春天的美，以“娃娃”“小姑娘”“青年”作比，新鲜而且奇特，是作者的独创。有人说第一次创造与运用新奇比喻的人是天才。朱自清散文中的许多联想和比喻，往往是“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原创，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他超人的才情禀赋。他想象的思维唯其求异而常见出新，所以他可以捕捉到别人所没有的艺术感觉，赋予审美对象以新颖、深刻的意蕴，《春》结尾的三个比喻就是最典范的说明。第二，这个结尾是作品思想的最后升华。三个比喻分别揭示春天的蓬勃的生命力、新颖的美感力和潜在的创造力，是从这三方面归结春天美的本质。如果用理性思维直接说出春天的本质如何如何，则与全文写景抒情完全不和谐、不搭调。而现在以形象思维的三个比喻予以表达，便极其形象、极其生动又极其含蓄地揭示了春天美的本质，这就是大手笔的妙趣和高明。第三，三个联喻创造了全文抒情的高潮。从抒情方面看，朱自清赞春的充沛诗情从盼春开始，附丽于绘春与迎春的画面而奔涌、跳跃，并以画面的转换形成了明快、欢乐的节奏；到最后的赞春则走向了抒情的高潮。而高潮的创造依赖三个比喻的排比，排比与联喻两种修辞技巧的整合形成了引吭高歌、欲罢不能的气势。可见，这三个创造性的比喻，从结构上看创造了结尾的“奇崛”之美，从思想内容上看也是为全文创造了画龙点睛地揭示春天本质的“奇崛”之美。
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准备一桶水，这是教师知识储藏的必需。上述修正补充的信息资料，以及我重新解读《春》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中学语文老师教学的些许“知识储藏”，同时对爱好朱自清散文的读者也是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一些参考，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即是如此。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