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数据，如果折算成年率，再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最高的水平。除了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冲动，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征。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大加强，而与之相适应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四化”：这就是在经济增长中表现出的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工业化体现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市化则是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对原有的城乡布局渐进的革命；区域化反映的是各地根据自身优势有特色地发展经济及开展区域间经济合作的特征；国际化则表现了国际经济合作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这“四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和过去不同的是，地方政府不再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而必须通过对企业的支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区域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促进经济增长都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但是在履行职责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采取的措施是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可能通过发行国债、赤字预算等方式实施地方性的财政政策，也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整货币发行、改变贷款规模等。它只能通过中央所赋予的政策或者是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政策，鼓励当地经济的发展。
　　应该说，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地方政府往往要受到来自当地的更大的压力，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改善就业，当然离不开中央政府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各级地方政府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主导当地的经济增长时，也有一些特定的优势：
　　首先，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中，一个地区所面对的市场是全国性的，只要有市场需求，投资和经济增长就不一定要受到某一种标准的限制。一个地区可以在外引和内联的基础上，以“深圳速度”获得发展；
　　其次，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源(如人才、能源和资金等)，并不取决于这个地区本身，更多地取决于这个地区对各种资源的吸引和利用能力。因此，创造各种条件吸引和扩大投资，并通过这一手段实现当前及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任务。
　　第三，投资、消费和出口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从国民经济增长的要求看，三者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均衡，但由于区域经济增长更多地面对的是开放的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它更多考虑的是这些市场对本地产品的吸收能力，而不是这些产品怎么在本地消化。因此，它的经济增长虽然也会受到当地消费水平的制约，但受全国及国际市场的影响更大。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是各个地区经济共同增长的结果，但是在这一增长过程中，各个地区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表1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些地区的增长情况。
　　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开发项目，增加投资，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经济较发达地区，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投资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广东和福建的迅速崛起、90年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急起直追以及现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和一定时期投资的增长密切相关。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正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投资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居民收入，再反过来促进消费。深圳、上海、大连这些地方超高速经济增长的示范效应，使各地理所当然地要以项目带动、投资推进来发展自身的经济。尽管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不少人提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甚至还认为经济增长过快，但是对地方来说，更多的人认为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投资过热、增长太快，而是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经济增长得太慢。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都经过一个时期的超常经济增长，如果以全国的平均标准衡量它们的经济增长，无疑它们的经济是“过热”的，但是从地方标准看，它们的增长并不热，不仅不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市场和资源均衡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且一个地区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以其他地区牺牲增长作为代价。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希望经济增长沿着“最优”的路径发展，但是二者的优化标准是不同的。中央政府希望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获得经济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而地方政府经常是希望通过获得更多的资源，促进当地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地区间竞争加剧
　　
　　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一个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会在地区间重新配置。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流动，一是资本由发达地区向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设施的发展中或欠发达地区流动，以利用当地较为低廉的其他生产要素获取更高的回报；二是劳动力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以较低的价格与当地的劳动力展开竞争并获得收益。相比较而言，欠发达地区在安排经济增长时，更多地希望通过输入资本而不是输出劳动力来发展本地经济。劳动力的输出换回来的只是收入，在一定限度内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资本的输入则可以改善当地的生产能力，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正是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和鼓励投资的重要原因。
　　表2列出了2004年前5个月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情况。表中的第(2)列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情况，它反映了各地吸引和使用投资(包括来自本地的和外地的资金)的情况；第(1)列为工业增加值增加情况，它反映的是一个地区工业或经济增长的情况①。工业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往往有较高的工业增长率，它往往是前一阶段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反映(当然，也可能有特殊的情况，如以其他产业为主导的那些省份这一数值的代表性就比较差，如海南)；第(3)列为前二者之差，差额越大，说明这一地区在利用外部资金发展本地经济的力度越强，内蒙古、重庆和云南就是典型的例证。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近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一些特征：
　　首先，上世纪80-90年代利用外地资金较多的那些地区，如80年代开始获得较快增长的广东、福建，90年代的上海、北京、天津等，以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已经不是投资增长最快的省份。但由于过去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已经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工业生产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第二，在上两次经济周期表现一般的中原地区，此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如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都大大高于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这将为它们未来的增长创造一定的基础。
　　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36%，但是各个地区的增长不平衡。一般地说，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收入分化的倾向，具体地说，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它们的人均GDP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增长速度也就相对要快一些，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的非相关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实际上是资本在地区间流动的一种数量表现。由经济增长的梯级推动为次发达地区带来的比较优势，为它们在吸引投资方面创造了条件，这就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造就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群体。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投资，很可能会形成下一阶段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都是相当重视的。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在过去20年里，它们的经济增长未能取得应有的进步。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依靠增加投资。从某种意义看,区域经济增长的竞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投资的竞争，这也是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各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
　　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要抑制经济发展的势头，而是要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投资结构有所调整，以保持经济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在这个前提下，协调好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得经济增长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