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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月抛出的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论调，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自此之后，两岸三地人士前往保钓，在遭扣押48小时后遣返，日本右翼分子继而登上钓鱼岛，东京都筹集14.64亿日元（约合1.19亿元人民币）用于购岛，并在9月2日非法进入钓鱼岛海域进行调查。9月5日，风波进入新高峰。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岛主达成协议，以20亿日元购入钓鱼列岛其中三岛。
事发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表态，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新华社第二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购买他国领土，完全是强盗行径。中国网络上的氛围倒略显平静，街头也未发生如8月初那样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
日本欲将钓鱼岛国有化一事已发酵许久。自从石原提出东京都购岛以来，野田佳彦内阁就提出国有化方案。此方案终将成定局的重大意味在于：它将中日关系中原来频繁发生于个人、企业、机构等民间层面的冲突，上升为国家和政府层面，使这个高度敏感又被两国适度模糊的历史问题，摆上了桌面且难于回旋。
“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今天的中国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日本威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表示。
邓小平在1979年定下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过去30年中国与日本处理钓鱼岛争端的基本准则，两国各自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互不让步，以留待未来合适的时机解决历史问题。但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民愤激荡后，日本终将其冠上“国有”的名号。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中央政府从私人手里购买争议领土的案例，此前在国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法理案件，“加之这已经引起国际的高度关注，必须拿出反制措施”。
在此次争端中，中国已经爆发了自2010年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蔓延至成都、广州、深圳、长春等多个城市。
历史风云
美国于冷战前后的战略布局及相应的模糊表态，使钓鱼岛争端这颗定时炸弹在东海布下
自1582年，钓鱼岛被正式归入中国版图，隶属于福建省。到晚清之前，钓鱼岛一直是个主权绝对明确的地方。日本著名的海防论者林子平于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将钓鱼岛绘成了与中国大陆一样的颜色，表明了日本对钓鱼岛归属中国不存疑问。
争端始于1879年，当时日本出兵侵占了清朝属国琉球，并将其改名为“冲绳县”。当时的清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不过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那时钓鱼岛仍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
自此之后五年，日本人才第一次发现并登上了钓鱼岛。登岛者古贺辰四郎发现群岛之一的黄尾屿有着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谋利。于是冲绳县知事就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但日本政府尚且顾忌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未予作答。
十年后，一场中日甲午海战彻底断送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秩序，日本也打消了对清政府的顾虑。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这中间包括钓鱼岛。此后，日本便将钓鱼岛列入其领土范围，划归琉球。
“二战”之后钓鱼岛理应归还中国。作为战败国，《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都规定日本把台湾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周围岛屿归还给中国所有。但在“二战”中已经控制了这些东海岛屿的美国却另有算盘。美国发现，这些岛屿可以成为冷战期间的前沿阵地，琉球群岛作为美国西太平洋攻击力量的中心，可成为美国远东战略防线（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岛屿链）中的关键环节。
为此，美国决心不将琉球归还给中日任何一方，而是1951年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与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琉球等岛屿的主权，全部置于美国排他性的战略托管之下。此后美国进一步又将钓鱼岛划入美国托管范围内。
美国因冷战而掌控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同样也因冷战而放弃。上世纪70年代末，美军因身陷越南战争泥潭而自顾不暇，催生了“尼克松主义”，美国正式明确将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付苏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则实行战略收缩。在该主义下，美国开始筹备将治下群岛归还给日本。
就在日美谈判之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对东海进行的海底资源调查发现，钓鱼岛可能储藏着巨大海底油田。日本立即采取行动，宣称其在美国所控制的琉球管辖区域内。美国对此予以默认，于1971年把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内，将其行政权一并交予日本管理。
此时，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保钓运动爆发。台湾旅美大学生首先喊出“中国领土不容再断送，中国主权不可再丧失”的口号，组织中国留学生3000余人在美国各地进行游行示威；台湾和大陆也相继谴责日本，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
华人在海外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动，迫使美国做出解释，区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和主权。时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斯塔尔这样表态：把从日本取得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不会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
美国当前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的立场由此而来。也正是美国这一模糊表态，使钓鱼岛争端这颗定时炸弹由此在东海布下。
在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中国当时为了尽快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拿出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方案。六年后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遭到日本抗议。同年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之后钓鱼岛争端设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但此后中日双方因为钓鱼岛争议所引发的嫌隙仍不断上演，刺激两国民众的神经。
最近的一次交锋起于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海巡船发生擦撞，日本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了船长。中国总理温家宝强硬要求日本无条件放人；北京、上海、天津、 沈阳等各大城市出现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日货行动。 这次危机终以日方释放中国船长詹其雄告终，之后中日两国关系也降入谷底。
日本财团高级研究员渡边恒雄（Tsueno Watanabe）对《财经》记者表示,该事件也让日本人对主权争议从冷淡到迅速升温。
而一向充当鼓吹中国威胁论先锋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捕捉到了由撞船事件带来的民意变化。
危机背后
日美关系反复调整的背后，是美国维持东亚地区的力量现状以及制造适度紧张的战略需要
今年4月15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若国家不购买钓鱼列岛，东京都将为其代劳, 并设定了明年4月顺利购买钓鱼岛的目标。这一行为获得了惊人的民意支持。民调中得到的支持率超过92%，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便获得10亿日元的社会捐款，相当于日本政府购岛出价的一半。
东京都的激进动作，让正为日本经济与内政焦头烂额的野田政府必须应对。石原已宣示了成功购岛后的一系列计划，右翼势力的不断登岛，显然将给中日两国带来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冲突。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殷弘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被东京都购得钓鱼岛，很可能出现日本人登岛、修建设施等情形，那样意味着事实上改变了钓鱼岛的现状，“那时中国就没有退路了”。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政府在东亚事务上的顾问葛莱仪(Bonnis Glaser)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国有化，是日本政府避免失控钓鱼岛的方案，为两国政府的外交斡旋留下了一定空间。
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野田本人偏向右翼，国有化之举也可以给他在国内政治上加分。
在购岛闹剧后，已经有不少日本政客表示积极响应石原慎太郎的号召，要求把往岛上迁移居民的事情写入自民党的竞选纲领。在日本已经开始的大选造势中，是否要求政府推进对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讨论也首次出现。
而受消费税增税和核电站重启等“不受国民欢迎的政策”影响，野田政府支持率持续低迷。《朝日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只有22％，如果当即举行大选，只有13％的受访者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为了换取自民党在消费税增税上的支持，野田已经承诺将原本于明年8月举行的大选提前。
此外，笼罩在这场大选上空的，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治不断动荡且邻国日趋强大下，国民普遍的失落情绪——日本在六年间已经更换六位首相，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失去了“亚洲雁头”地位。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素来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国海监渔政巡航实现常态化，中国在海上的演习逐渐增加，从2011年至今至少已经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海上演习，这在日本看来都极其“刺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红告诉《财经》记者，日本对这些行为的解读是“中国很明显地要（把这些争议岛屿）拿回来”。
让日本特别敏感的，还有美国这个因素。2009年，奥巴马当选后的首次亚洲之旅，在中国停留四天三夜，仅在日本停留一天，日本舆论认为美国可能在亚太地区对日本疏离以及与中国走近。
事实上，随着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局势，美国对日本的承诺也在做着反复调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坚决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
而在奥巴马政府早期，由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有意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提出“脱美入亚”主张，美国媒体报道，奥巴马政府一度倾向“回到以前的政策”，即不明确表示钓鱼岛是否归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
但随即美日关系缓和，奥巴马着力推进新亚太政策，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次试探出了美国政策的底线。事发后一个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时首次确认，钓鱼岛适合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范围。
反复调整的背后，是美国维持东亚地区的力量现状以及制造适度紧张的战略需要。希拉里在9月4日访华，也被广泛认为是试图调停，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之举。
“中日之间关系紧张，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对《财经》记者表示。她还认为，如果中国与日本都多理解对方国内政治的复杂性，较有益于解决争端。
对日本政府购岛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给《财经》记者的答复中亦称：“美国在尖阁群岛上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一贯对尖阁群岛的最终主权不持立场，我们期望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但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等学者看来，从长远来说，美国仍对中国保持着战略的遏制和防范。8月15日，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共同编纂的一份加强美日同盟报告公布，其中明确指明，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日韩应建立更紧密的联盟。
就在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一周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于8月21日至9月26日，在从冲绳至北马里亚纳群岛海域，首度实施防卫岛屿演习。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防务省官员话称，此次演习是假想钓鱼岛“受到中国军队侵略”时将如何夺岛。
据日本方面消息，本次大规模美日军事演习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制定并逐步实施，并非仅仅因为保钓活动，但是社科院美国所的助理研究员刘卫东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场演习可以反映一个长远趋势，即美日之间早就考虑一旦中国武力夺取钓鱼岛，那么美日将共同做出反应。
中国反制
中国有三种有限反制措施选择，高强度的反制措施事实上会行走于擦枪走火的边缘
中国是一个存在众多复杂领土纠纷的国家，以陆上边境为例，中国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仍然存在着争议领土。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泰勒·傅瑞威尔（Taylor Fravel）的统计，中国自1949年以来发生23项领土冲突，其中有17项通过外交渠道得到解决。
他认为在维持中国边疆和周边环境的长久和平与安宁这一长远战略利益考量下，中国的态度与周边国家的规模和态度相关，基本的原则是“强硬对强扩张，宽和对弱现状”。中国仅有的与印度、前苏联和越南使用武力解决边境冲突，都是对方首先挑衅而发。 然而钓鱼岛给中国出了一个新的难题。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外交和政治纷争已经开始进入关键阶段。时殷弘认为，中日关系目前的困难要大于2005年和2010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鉴于‘购买’行为对中国主权侵犯的严重性，中国可能会采取比以往更强硬的措施”。
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压力，特别是在国力日渐强大下，民族主义的呼声亦越来越高。
民意是使中日关系矛盾复杂化，也让政府外交周旋顾虑重重的一个权重逐渐增加的因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观察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既有凝聚社会的一面，但同时其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亦增加了对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压力。
2012年8月27日下午，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车行至北京市东北四环路时，被社会车辆拦停，车上悬挂的日本国旗被强摘。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表示，两国都有激进分子煽动民意，而这样的情绪很难管理。
此外，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反向影响因素。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在防务上关系紧密时，就会加重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双方降低妥协的意愿。小泉纯一郎时日本与美国尤其亲近，加之日本右翼不停地鼓动历史问题，中日即陷入了长达五年的低谷期。
那么，中国应以何种方式反制日本？
采取措施的光谱可从最温和的单纯抗议，到最激烈的军事冲突。
多位中日问题观察人士认为，日本购岛上升到了国家实际参与层面，中国政府单纯抗议，恐怕难以向民众交代。而且，从2010年撞船风波后，中方的表现也开始有别于以往“动口多于动手”的作风，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反制行动。
至于运用军事力量，中国国内也有强硬的声音发出。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彭光谦少将在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后就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必须以言论对言论、行动对行动，这是决心、意志以及能力的较量，“如果对方用军事力量，那我们也得接招。前提是和平解决，但如果和平解决不了怎么办？对方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很简单。这关键看有没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
不过，任何程度的军事冲突，必然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也不符合中国政府以维持稳定格局、争取发展空间为首要目标的原则。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并研究历次中日冲突后，总结提出了有限度的三层反制措施。
一种是高烈度反制。2010年撞船事件后就是一次高强烈反制，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综合反制，包括暂停与日本的高级别政府往来，暂停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减少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等。
中烈度反制意味着不涉及宏观政治经济的层面，而是围绕钓鱼岛事件本身进行反制，比如派遣渔政船和海监船进行巡航。
低烈度的反制更为具体。2010年，高桥定等四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遭到中国安全机构的拘捕，十余天后才予以释放。“这种反制烈度不高，但效果很好。”周永生说。
所有这些措施都尽量排除了剧烈武力冲突。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也伴有几个条件，即政府承诺“购买”后，不在岛屿周边修建小型船只停靠区及灯塔等设施，维持岛屿及其周边海域现状。这为中日的外交周旋留下一定的余地。
“钓鱼岛还没有发展到整体颠覆中日关系的危险程度。”时殷弘分析说。
中日经贸联系也是防止双边关系滑向更深渊的防火墙：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强劲。
数据显示，中日双边贸易额在1972年仅为10亿美元，2011年已经跃出3000亿美元；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延续至今。
同时，到2011年日本的对华投资在所有对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
中日贸易的抗压性颇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即便是在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的2005年，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仍分别同比上涨了12.7%和19.8%，纷纷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
不过，高强度反制措施事实上是行走于擦枪走火的边缘。
随着中国海监渔政巡航常态化，日本已在周边岛屿驻军，加强钓鱼岛监控，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动作越来越多。在双方神经已经高度紧绷且事态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偶然事件极有可能造成冲突突然升级的风险。而中日恰恰缺少足够成熟的危机处理机制。
朱锋认为，中国的保钓应该“少放炮、多做事”，要为未来必然变得更为复杂、动荡甚至长期紧张的局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具体而言，王逸舟提出，应对的策略就是中国应按既定的议事日程走，从软硬两手做准备。
一方面，硬实力不可或缺。中国要成为高度意识上的海洋国家，军舰、渔船、海警和钻井平台都应该更积极走出去，在争议的海域积极开发。
另一方面，从软实力上，中国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熟悉海洋国际关系，驾驭海洋规则，如海洋多样性保护、渔业纠纷的主动解决、海流监测与危害的预警技术、海底资源的探测等。“中国要做国际海洋安全的保护者，充当救生员和灯塔。我们现在的斗争思维强，但提供公共产品的观念不够。”王逸舟表示。
具体行为之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更要有基于亚太的中长期大战略。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提出，中国要争取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杠杆，来得到安全上的回报或者谈判筹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也曾给《财经》撰文指出，中国要在战略高度上意识到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构建中国关系网（详见《财经》2012年第5期“中美新平衡”）。中日关系时事评论员马力诚分析，中日韩谈判建立自贸区已经有联合发展的势头，如果实现，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也会受限。
在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购入钓鱼列岛其中三岛之后，宣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拥有三岛所有权的栗原家族的发言人通过助理告诉澳洲报纸《澳洲人报》, 称目前双方未达任何协议；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又称双方已经很接近共识，只需克服技术性问题。日本政府购岛是否已敲定，仍有些扑朔迷离。
即使与栗原家族谈妥，根据日本政治日程安排，9月将举行内阁会议对此进行商讨，整个购岛过程将持续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中美日如何互动，是否能把握时机转变这一影响各国关系的重大外交危机，考验三方的政府、社会与公民。
自此之后，两岸三地人士前往保钓，在遭扣押48小时后遣返，日本右翼分子继而登上钓鱼岛，东京都筹集14.64亿日元（约合1.19亿元人民币）用于购岛，并在9月2日非法进入钓鱼岛海域进行调查。9月5日，风波进入新高峰。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岛主达成协议，以20亿日元购入钓鱼列岛其中三岛。
事发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表态，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新华社第二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购买他国领土，完全是强盗行径。中国网络上的氛围倒略显平静，街头也未发生如8月初那样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
日本欲将钓鱼岛国有化一事已发酵许久。自从石原提出东京都购岛以来，野田佳彦内阁就提出国有化方案。此方案终将成定局的重大意味在于：它将中日关系中原来频繁发生于个人、企业、机构等民间层面的冲突，上升为国家和政府层面，使这个高度敏感又被两国适度模糊的历史问题，摆上了桌面且难于回旋。
“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今天的中国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日本威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表示。
邓小平在1979年定下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过去30年中国与日本处理钓鱼岛争端的基本准则，两国各自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互不让步，以留待未来合适的时机解决历史问题。但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民愤激荡后，日本终将其冠上“国有”的名号。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中央政府从私人手里购买争议领土的案例，此前在国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法理案件，“加之这已经引起国际的高度关注，必须拿出反制措施”。
在此次争端中，中国已经爆发了自2010年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蔓延至成都、广州、深圳、长春等多个城市。
历史风云
美国于冷战前后的战略布局及相应的模糊表态，使钓鱼岛争端这颗定时炸弹在东海布下
自1582年，钓鱼岛被正式归入中国版图，隶属于福建省。到晚清之前，钓鱼岛一直是个主权绝对明确的地方。日本著名的海防论者林子平于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将钓鱼岛绘成了与中国大陆一样的颜色，表明了日本对钓鱼岛归属中国不存疑问。
争端始于1879年，当时日本出兵侵占了清朝属国琉球，并将其改名为“冲绳县”。当时的清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不过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那时钓鱼岛仍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
自此之后五年，日本人才第一次发现并登上了钓鱼岛。登岛者古贺辰四郎发现群岛之一的黄尾屿有着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谋利。于是冲绳县知事就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但日本政府尚且顾忌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未予作答。
十年后，一场中日甲午海战彻底断送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秩序，日本也打消了对清政府的顾虑。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这中间包括钓鱼岛。此后，日本便将钓鱼岛列入其领土范围，划归琉球。
“二战”之后钓鱼岛理应归还中国。作为战败国，《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都规定日本把台湾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周围岛屿归还给中国所有。但在“二战”中已经控制了这些东海岛屿的美国却另有算盘。美国发现，这些岛屿可以成为冷战期间的前沿阵地，琉球群岛作为美国西太平洋攻击力量的中心，可成为美国远东战略防线（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岛屿链）中的关键环节。
为此，美国决心不将琉球归还给中日任何一方，而是1951年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与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琉球等岛屿的主权，全部置于美国排他性的战略托管之下。此后美国进一步又将钓鱼岛划入美国托管范围内。
美国因冷战而掌控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同样也因冷战而放弃。上世纪70年代末，美军因身陷越南战争泥潭而自顾不暇，催生了“尼克松主义”，美国正式明确将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付苏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则实行战略收缩。在该主义下，美国开始筹备将治下群岛归还给日本。
就在日美谈判之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对东海进行的海底资源调查发现，钓鱼岛可能储藏着巨大海底油田。日本立即采取行动，宣称其在美国所控制的琉球管辖区域内。美国对此予以默认，于1971年把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内，将其行政权一并交予日本管理。
此时，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保钓运动爆发。台湾旅美大学生首先喊出“中国领土不容再断送，中国主权不可再丧失”的口号，组织中国留学生3000余人在美国各地进行游行示威；台湾和大陆也相继谴责日本，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
华人在海外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动，迫使美国做出解释，区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和主权。时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斯塔尔这样表态：把从日本取得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不会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
美国当前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的立场由此而来。也正是美国这一模糊表态，使钓鱼岛争端这颗定时炸弹由此在东海布下。
在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中国当时为了尽快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拿出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方案。六年后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遭到日本抗议。同年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之后钓鱼岛争端设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但此后中日双方因为钓鱼岛争议所引发的嫌隙仍不断上演，刺激两国民众的神经。
最近的一次交锋起于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海巡船发生擦撞，日本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了船长。中国总理温家宝强硬要求日本无条件放人；北京、上海、天津、 沈阳等各大城市出现大规模抗议和抵制日货行动。 这次危机终以日方释放中国船长詹其雄告终，之后中日两国关系也降入谷底。
日本财团高级研究员渡边恒雄（Tsueno Watanabe）对《财经》记者表示,该事件也让日本人对主权争议从冷淡到迅速升温。
而一向充当鼓吹中国威胁论先锋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捕捉到了由撞船事件带来的民意变化。
危机背后
日美关系反复调整的背后，是美国维持东亚地区的力量现状以及制造适度紧张的战略需要
今年4月15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若国家不购买钓鱼列岛，东京都将为其代劳, 并设定了明年4月顺利购买钓鱼岛的目标。这一行为获得了惊人的民意支持。民调中得到的支持率超过92%，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便获得10亿日元的社会捐款，相当于日本政府购岛出价的一半。
东京都的激进动作，让正为日本经济与内政焦头烂额的野田政府必须应对。石原已宣示了成功购岛后的一系列计划，右翼势力的不断登岛，显然将给中日两国带来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冲突。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殷弘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被东京都购得钓鱼岛，很可能出现日本人登岛、修建设施等情形，那样意味着事实上改变了钓鱼岛的现状，“那时中国就没有退路了”。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政府在东亚事务上的顾问葛莱仪(Bonnis Glaser)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国有化，是日本政府避免失控钓鱼岛的方案，为两国政府的外交斡旋留下了一定空间。
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野田本人偏向右翼，国有化之举也可以给他在国内政治上加分。
在购岛闹剧后，已经有不少日本政客表示积极响应石原慎太郎的号召，要求把往岛上迁移居民的事情写入自民党的竞选纲领。在日本已经开始的大选造势中，是否要求政府推进对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讨论也首次出现。
而受消费税增税和核电站重启等“不受国民欢迎的政策”影响，野田政府支持率持续低迷。《朝日新闻》进行的民调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只有22％，如果当即举行大选，只有13％的受访者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为了换取自民党在消费税增税上的支持，野田已经承诺将原本于明年8月举行的大选提前。
此外，笼罩在这场大选上空的，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治不断动荡且邻国日趋强大下，国民普遍的失落情绪——日本在六年间已经更换六位首相，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失去了“亚洲雁头”地位。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素来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国海监渔政巡航实现常态化，中国在海上的演习逐渐增加，从2011年至今至少已经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海上演习，这在日本看来都极其“刺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红告诉《财经》记者，日本对这些行为的解读是“中国很明显地要（把这些争议岛屿）拿回来”。
让日本特别敏感的，还有美国这个因素。2009年，奥巴马当选后的首次亚洲之旅，在中国停留四天三夜，仅在日本停留一天，日本舆论认为美国可能在亚太地区对日本疏离以及与中国走近。
事实上，随着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局势，美国对日本的承诺也在做着反复调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坚决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
而在奥巴马政府早期，由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有意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提出“脱美入亚”主张，美国媒体报道，奥巴马政府一度倾向“回到以前的政策”，即不明确表示钓鱼岛是否归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
但随即美日关系缓和，奥巴马着力推进新亚太政策，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次试探出了美国政策的底线。事发后一个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时首次确认，钓鱼岛适合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范围。
反复调整的背后，是美国维持东亚地区的力量现状以及制造适度紧张的战略需要。希拉里在9月4日访华，也被广泛认为是试图调停，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之举。
“中日之间关系紧张，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对《财经》记者表示。她还认为，如果中国与日本都多理解对方国内政治的复杂性，较有益于解决争端。
对日本政府购岛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给《财经》记者的答复中亦称：“美国在尖阁群岛上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一贯对尖阁群岛的最终主权不持立场，我们期望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但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等学者看来，从长远来说，美国仍对中国保持着战略的遏制和防范。8月15日，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共同编纂的一份加强美日同盟报告公布，其中明确指明，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日韩应建立更紧密的联盟。
就在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一周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于8月21日至9月26日，在从冲绳至北马里亚纳群岛海域，首度实施防卫岛屿演习。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防务省官员话称，此次演习是假想钓鱼岛“受到中国军队侵略”时将如何夺岛。
据日本方面消息，本次大规模美日军事演习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制定并逐步实施，并非仅仅因为保钓活动，但是社科院美国所的助理研究员刘卫东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场演习可以反映一个长远趋势，即美日之间早就考虑一旦中国武力夺取钓鱼岛，那么美日将共同做出反应。
中国反制
中国有三种有限反制措施选择，高强度的反制措施事实上会行走于擦枪走火的边缘
中国是一个存在众多复杂领土纠纷的国家，以陆上边境为例，中国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仍然存在着争议领土。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泰勒·傅瑞威尔（Taylor Fravel）的统计，中国自1949年以来发生23项领土冲突，其中有17项通过外交渠道得到解决。
他认为在维持中国边疆和周边环境的长久和平与安宁这一长远战略利益考量下，中国的态度与周边国家的规模和态度相关，基本的原则是“强硬对强扩张，宽和对弱现状”。中国仅有的与印度、前苏联和越南使用武力解决边境冲突，都是对方首先挑衅而发。 然而钓鱼岛给中国出了一个新的难题。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外交和政治纷争已经开始进入关键阶段。时殷弘认为，中日关系目前的困难要大于2005年和2010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鉴于‘购买’行为对中国主权侵犯的严重性，中国可能会采取比以往更强硬的措施”。
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压力，特别是在国力日渐强大下，民族主义的呼声亦越来越高。
民意是使中日关系矛盾复杂化，也让政府外交周旋顾虑重重的一个权重逐渐增加的因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观察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既有凝聚社会的一面，但同时其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亦增加了对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压力。
2012年8月27日下午，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车行至北京市东北四环路时，被社会车辆拦停，车上悬挂的日本国旗被强摘。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表示，两国都有激进分子煽动民意，而这样的情绪很难管理。
此外，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反向影响因素。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在防务上关系紧密时，就会加重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双方降低妥协的意愿。小泉纯一郎时日本与美国尤其亲近，加之日本右翼不停地鼓动历史问题，中日即陷入了长达五年的低谷期。
那么，中国应以何种方式反制日本？
采取措施的光谱可从最温和的单纯抗议，到最激烈的军事冲突。
多位中日问题观察人士认为，日本购岛上升到了国家实际参与层面，中国政府单纯抗议，恐怕难以向民众交代。而且，从2010年撞船风波后，中方的表现也开始有别于以往“动口多于动手”的作风，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反制行动。
至于运用军事力量，中国国内也有强硬的声音发出。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彭光谦少将在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后就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必须以言论对言论、行动对行动，这是决心、意志以及能力的较量，“如果对方用军事力量，那我们也得接招。前提是和平解决，但如果和平解决不了怎么办？对方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很简单。这关键看有没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
不过，任何程度的军事冲突，必然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也不符合中国政府以维持稳定格局、争取发展空间为首要目标的原则。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并研究历次中日冲突后，总结提出了有限度的三层反制措施。
一种是高烈度反制。2010年撞船事件后就是一次高强烈反制，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综合反制，包括暂停与日本的高级别政府往来，暂停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减少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等。
中烈度反制意味着不涉及宏观政治经济的层面，而是围绕钓鱼岛事件本身进行反制，比如派遣渔政船和海监船进行巡航。
低烈度的反制更为具体。2010年，高桥定等四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遭到中国安全机构的拘捕，十余天后才予以释放。“这种反制烈度不高，但效果很好。”周永生说。
所有这些措施都尽量排除了剧烈武力冲突。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也伴有几个条件，即政府承诺“购买”后，不在岛屿周边修建小型船只停靠区及灯塔等设施，维持岛屿及其周边海域现状。这为中日的外交周旋留下一定的余地。
“钓鱼岛还没有发展到整体颠覆中日关系的危险程度。”时殷弘分析说。
中日经贸联系也是防止双边关系滑向更深渊的防火墙：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强劲。
数据显示，中日双边贸易额在1972年仅为10亿美元，2011年已经跃出3000亿美元；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延续至今。
同时，到2011年日本的对华投资在所有对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
中日贸易的抗压性颇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即便是在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的2005年，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仍分别同比上涨了12.7%和19.8%，纷纷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
不过，高强度反制措施事实上是行走于擦枪走火的边缘。
随着中国海监渔政巡航常态化，日本已在周边岛屿驻军，加强钓鱼岛监控，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动作越来越多。在双方神经已经高度紧绷且事态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偶然事件极有可能造成冲突突然升级的风险。而中日恰恰缺少足够成熟的危机处理机制。
朱锋认为，中国的保钓应该“少放炮、多做事”，要为未来必然变得更为复杂、动荡甚至长期紧张的局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具体而言，王逸舟提出，应对的策略就是中国应按既定的议事日程走，从软硬两手做准备。
一方面，硬实力不可或缺。中国要成为高度意识上的海洋国家，军舰、渔船、海警和钻井平台都应该更积极走出去，在争议的海域积极开发。
另一方面，从软实力上，中国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熟悉海洋国际关系，驾驭海洋规则，如海洋多样性保护、渔业纠纷的主动解决、海流监测与危害的预警技术、海底资源的探测等。“中国要做国际海洋安全的保护者，充当救生员和灯塔。我们现在的斗争思维强，但提供公共产品的观念不够。”王逸舟表示。
具体行为之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更要有基于亚太的中长期大战略。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提出，中国要争取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杠杆，来得到安全上的回报或者谈判筹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也曾给《财经》撰文指出，中国要在战略高度上意识到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构建中国关系网（详见《财经》2012年第5期“中美新平衡”）。中日关系时事评论员马力诚分析，中日韩谈判建立自贸区已经有联合发展的势头，如果实现，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也会受限。
在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购入钓鱼列岛其中三岛之后，宣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拥有三岛所有权的栗原家族的发言人通过助理告诉澳洲报纸《澳洲人报》, 称目前双方未达任何协议；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又称双方已经很接近共识，只需克服技术性问题。日本政府购岛是否已敲定，仍有些扑朔迷离。
即使与栗原家族谈妥，根据日本政治日程安排，9月将举行内阁会议对此进行商讨，整个购岛过程将持续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中美日如何互动，是否能把握时机转变这一影响各国关系的重大外交危机，考验三方的政府、社会与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