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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决定前往西安，就近协调“剿共”战事。12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月内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赤将渡河西窜而未窜之时，东北军以为察绥战事动摇，我将功亏一篑，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不可不进驻西安镇摄，生死早置度外矣。”
此时，蒋介石对西安张学良方面的状况并非毫无了解，但10月份全国的祝寿和11月份的百灵庙大捷，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对内对外的良好势头，使其无法想象此时内部还能有人不利于他。因此，无论是来自青年党李璜还是戴笠情报系统关于张学良将有大胆举动的消息，都不足以动摇蒋介石的信心，虽然在日记中表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内心中根本不相信张学良真的敢对其有所不利。
12月4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由洛阳出发，晚9时抵达临潼，以华清池为“行辕”。蒋抵西安后，立即派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采取掺沙子策略，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痛陈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但蒋仍严词拒绝。
12月8日晚，张、杨痛下决心，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捉蒋“兵谏”。10日，蒋介石留下事变前对张的最后观感：“对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但于心不安；此人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可悲也。”
变局横生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发动兵变，拘押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及南京方面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十余人，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张、杨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接着，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两人又改组陕西省政府，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使国内外大受震动，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面。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混乱。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西安事变的对策。会议作出决议：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军事指挥及调动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何应钦随即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开赴潼关等地，对西安取包围态势。16日，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刘峙部五个师开进潼关，进逼渭南，同时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示威。与此同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则力主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危机，反对武力讨伐和轰炸西安。宋美龄要求各方面检束、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并派端纳飞西安探测动向，直接向蒋报告南京情况，要蒋下停战手令。
虽然张、杨和中共密切接触，但西安事变前中共未与闻此事。事变发生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认为应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遂决定：致电张、杨，建议做好军事部署，以免西安腹背受敌；红军南下，策应东北军、西北军行动；派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
部分领导人提出乘机除掉蒋介石，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极端主张，张闻天反对此议。经过初期的兴奋、冲动后，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人盱衡全局并注意到苏联反对动摇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态度，开始对事变的出路、蒋的处理采取现实的立场。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时，达成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识并电告中共中央。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合作局面
12月20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与张、杨会晤。张学良向宋子文讲述了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要宋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子文两次见蒋，告知南京局势。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12月21日，宋子文飞返南京汇报、磋商。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等抵西安。蒋在听取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周恩来会晤情况后，同意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授权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蒋确认：对于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但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谈判。当晚，周面见蒋介石，这是国共两党领袖经过多年对立后的第一次会面。24日，国共谈判代表达成如下协议：孔、宋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苏维埃、红军仍旧；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分批释放政治犯；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当晚，周恩来再次见蒋，蒋作三点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飞离西安。蒋介石在脱险回京后的日记中写道：“全国庆祝余脱险回京之热烈，实自有史以来所未曾有，无论穷乡僻处男女老少幼，其爆竹与喜乐之热忱，毫无所异，未知此生何以报答国民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遭软禁。其后，杨虎城先被撤职留任，1937年5月被迫出国，同年12月回国后被逮捕关押。西安事变以轰轰烈烈始，以无声无息终。但是，经由此一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前提下，中共愿作出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实际确认了停止“剿共”、准备抗日的原则，宣言指出：“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抗战”二字。22日，蒋在大会上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对峙终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提上日程。1937年2月至3月间，两党代表在西安谈判。
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西安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接着在潘汉年陪同下去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会谈中，蒋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双方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而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1937年6月，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嘱托到庐山同蒋介石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参加。周恩来先将中共纲领草案交给蒋介石。纲领包括三部分内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蒋介石则在会谈中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下称“同盟会”）的主张，建议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同盟会，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显然，蒋希望利用此一机构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即其日记中所谓“编共而不容共”。对红军改编问题，蒋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万人，但不答应红军在三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而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蒋的要求被周恩来拒绝，谈判未取得直接结果，但两党交流层级的不断提高及内容的日渐深入，预示两党合作已经是难以改变的趋势。
从1927年国共分裂到1937年两党会谈，历史似乎走了一个循环。事实上，面对外敌入侵的历史难局，国共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迟早都会让他们重新走到一起。西安事变起于捉蒋，终于释蒋，一捉一放，远不是张学良的个人意志那么简单。西安的这十几天，牵动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神经。“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水到渠成，长达十年的国共对峙局面终结。（全文完）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此时，蒋介石对西安张学良方面的状况并非毫无了解，但10月份全国的祝寿和11月份的百灵庙大捷，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对内对外的良好势头，使其无法想象此时内部还能有人不利于他。因此，无论是来自青年党李璜还是戴笠情报系统关于张学良将有大胆举动的消息，都不足以动摇蒋介石的信心，虽然在日记中表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内心中根本不相信张学良真的敢对其有所不利。
12月4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由洛阳出发，晚9时抵达临潼，以华清池为“行辕”。蒋抵西安后，立即派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采取掺沙子策略，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痛陈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但蒋仍严词拒绝。
12月8日晚，张、杨痛下决心，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捉蒋“兵谏”。10日，蒋介石留下事变前对张的最后观感：“对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但于心不安；此人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可悲也。”
变局横生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发动兵变，拘押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及南京方面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十余人，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张、杨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接着，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两人又改组陕西省政府，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使国内外大受震动，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面。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混乱。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西安事变的对策。会议作出决议：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军事指挥及调动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何应钦随即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开赴潼关等地，对西安取包围态势。16日，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刘峙部五个师开进潼关，进逼渭南，同时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示威。与此同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则力主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危机，反对武力讨伐和轰炸西安。宋美龄要求各方面检束、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并派端纳飞西安探测动向，直接向蒋报告南京情况，要蒋下停战手令。
虽然张、杨和中共密切接触，但西安事变前中共未与闻此事。事变发生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认为应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遂决定：致电张、杨，建议做好军事部署，以免西安腹背受敌；红军南下，策应东北军、西北军行动；派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
部分领导人提出乘机除掉蒋介石，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极端主张，张闻天反对此议。经过初期的兴奋、冲动后，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人盱衡全局并注意到苏联反对动摇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态度，开始对事变的出路、蒋的处理采取现实的立场。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时，达成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识并电告中共中央。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合作局面
12月20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与张、杨会晤。张学良向宋子文讲述了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要宋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宋子文两次见蒋，告知南京局势。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12月21日，宋子文飞返南京汇报、磋商。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等抵西安。蒋在听取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周恩来会晤情况后，同意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授权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蒋确认：对于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但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谈判。当晚，周面见蒋介石，这是国共两党领袖经过多年对立后的第一次会面。24日，国共谈判代表达成如下协议：孔、宋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苏维埃、红军仍旧；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分批释放政治犯；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当晚，周恩来再次见蒋，蒋作三点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飞离西安。蒋介石在脱险回京后的日记中写道：“全国庆祝余脱险回京之热烈，实自有史以来所未曾有，无论穷乡僻处男女老少幼，其爆竹与喜乐之热忱，毫无所异，未知此生何以报答国民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遭软禁。其后，杨虎城先被撤职留任，1937年5月被迫出国，同年12月回国后被逮捕关押。西安事变以轰轰烈烈始，以无声无息终。但是，经由此一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前提下，中共愿作出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实际确认了停止“剿共”、准备抗日的原则，宣言指出：“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抗战”二字。22日，蒋在大会上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对峙终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提上日程。1937年2月至3月间，两党代表在西安谈判。
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西安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接着在潘汉年陪同下去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会谈中，蒋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双方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而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1937年6月，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嘱托到庐山同蒋介石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参加。周恩来先将中共纲领草案交给蒋介石。纲领包括三部分内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蒋介石则在会谈中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下称“同盟会”）的主张，建议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同盟会，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显然，蒋希望利用此一机构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即其日记中所谓“编共而不容共”。对红军改编问题，蒋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万人，但不答应红军在三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而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蒋的要求被周恩来拒绝，谈判未取得直接结果，但两党交流层级的不断提高及内容的日渐深入，预示两党合作已经是难以改变的趋势。
从1927年国共分裂到1937年两党会谈，历史似乎走了一个循环。事实上，面对外敌入侵的历史难局，国共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迟早都会让他们重新走到一起。西安事变起于捉蒋，终于释蒋，一捉一放，远不是张学良的个人意志那么简单。西安的这十几天，牵动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神经。“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水到渠成，长达十年的国共对峙局面终结。（全文完）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