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国家都陷入了与增长、就业有关的经济困境中，同时这些危机还在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究竟是什么因素构筑了当前的经济问题？可能出台的应对政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去杠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总需求短缺。自2008年危机以来，几个持续依赖过度杠杆效应和消费来维持需求的发达国家，不得不修复其私营部门及公共资产负债表，此举旷日持久，并使得它们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表现不佳。
　　发达国家经济中的非贸易部分相当庞大，但不能替代国内需求。其他可贸易部分能弥补一些，但依然不足以完全抵消流失的部分。原则上政府可以弥合这一差距，但巨额的负债限制了政府。
　　最重要的是，去杠杆化使经济在中短期内只能适度增长。如果欧洲情况恶化，或2013年初在处理美国“财政悬崖”的问题上出现僵局，那么出现严重衰退的可能性会更大。
　　第二个因素与投资有关。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来自个人（在教育和技能上）、政府及私人部门的投资，投资不足最终会削弱经济增长，并减少就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通过削减投资达到财政再平衡，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受损，年轻一代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减少。若持续投资，则会推迟消费，但问题是推迟谁的消费。
　　如果几乎所有人都赞同，提振并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投资，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为此付出代价的应该是别人，那么投资就会成为推卸责任的牺牲品。
　　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税收。如果想在不加税的情况下增加公共部门的投资，为避免负债增长，就需要大量削减其他方面的预算。
　　最大的挑战是，经济增长的收益将如何分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早就停滞不前了，而且就业机会减少，尤其是经济中的可贸易部分。收入中流向资本的份额一直在上升，而且是以劳动机会的减少为代价的。尤其是美国，非贸易经济所创造的就业数量，与其在整体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这些趋势反映出过去20多年来科技和全球市场力量的结合。在科技方面，基于网络的信息处理和交易自动化催生了众多节省劳力的创新，因此，在可贸易和非贸易两方面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之间的逐渐错位。
　　应对这一挑战尤其困难，因为经济政策并未将关注重点放在由全球市场不断变迁引起的不良分配趋势上。而现今，各大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表明社会政策与不同社会规范的结合依然会对分配产生影响。尽管最优所得税理论直接解释了效率激励和分配结果之间的权衡关系，但距离实现适当的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健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对收入分配问题有所帮助，因为一部分流向资本的收入会落入国家手中。除了中国，目前全世界的财政状况都较为窘迫。
　　在一些国家，去杠杆化仍是最优选择，虽然这将导致增长放缓，财政政策则受到政府高负债率及高赤字水平的限制。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太多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愿意通过税收来减少消费，从而为扩大以增长为目的的投资创造空间。
　　实际上，在财政压力下更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状况。在美国，虽然两大政党都对此发表了长篇大论，但在其选举议程中却很少提到应对这一分配挑战的实际措施。
　　在这方面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一样，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个延续多年的低增长期，并伴随着由欧洲、美国及其他地方的政策僵局和失误所导致的残余风险。这种情形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出现增长放缓的情况，同时伴随着极大的经济下行风险。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