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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4年，贫困县的扶贫模式经历了大幅改革。最显著的一项变化是，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不像以往紧盯上面跑项目、要资金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而是埋头研究当地贫困村、贫困户致贫原因，逐一琢磨扶贫脱贫方法。此前的扶贫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从政策设计的层面对“精准扶贫”进行深度解读。
中央政府以往一直将国家级贫困县作为扶贫单位，中央的专项资金下到地方后，贫困县为了提高当地GDP指标、启动地方“造血”，大量资金被用作扶持产业、龙头企业，从统计数字上来看，贫困县企业老板收入的提高“拉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媒体报道也显示，不少贫困县还将大量资金投向机场、新城等直接拉动GDP 、容易出政绩的“形象工程”。
另一方面，国家级贫困县享受中央专项资金、项目、优惠政策，不少地方甚至“抢”戴贫困帽、骗取扶贫资金，将贫困县作为一块贪腐肥肉。
这样的扶贫模式，对真正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真贫困者”无益。2014年，被比喻作“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的精准扶贫，对此前低效的扶贫模式做出改革。
所谓“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资金和力量要用到真正的贫困村、贫困户。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2014年初，国务院扶贫办把“找到真正的穷人”、给贫困户建档立卡作为一号工程。全国共识别出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在此基础上，各地派出12.5万个工作队，派驻干部43万人，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驻村干部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脱贫致富的办法。
与改革相匹配，2014年中央也先后出台《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调整考核“指挥棒”，扭转贫困县以GDP论英雄的局面，明确贫困县主要考核扶贫工作；出台《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将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让扶贫救穷的钱能花在刀刃上，明确对减贫成效明显的贫困地区资金分配予以倾斜。在《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中，进一步明令禁止贫困县兴建豪华办公楼等“穷县富衙”行为，对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的事项也进行明确。
扶贫模式改革后，“真的穷人”问题能否解决？按照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届时将面临一场效果检验。
对话刘永富：2020年贫困县都应脱贫摘帽
记者：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打贫困攻坚战，说“难度再大，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一千万以上”，中国现在的贫困底数有多大？
刘永富：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精准扶贫”，首先就是要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这项工作现在已基本结束。通过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我国有14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有592个贫困县，这两部分有交叉，合起来是832个县。
记者：：怎样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刘永富：去年我们按照“一高一低一没有一公示一公告”的标准和程序，对贫困村进行识别。“高”是贫困发生率高于本省一倍；“低”是指这个村平均收入低于本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没有”集体经济。
具体程序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民大会、村民代表研究后向乡里申报，乡里审核后在全乡范围内公示，没有意见后报县里审核后回到乡里公告，这就算认可了，去年全国共认定了12.8万个贫困村。
记者：：是精准识别到村一级吗？
刘永富：还要进一步精准到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确定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低于这个就是贫困家庭。很多农民没有记账，收入难算准确，也就很难十足精准。所以我们把2300元作为主要标准，同时参考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等方面情况。哪家最穷，村里最清楚，我们也设计了村民申请、村里评议公示、乡里审核再公示、县里审核最后公告的程序。目前，经过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全国有8962.5万贫困人口。
记者：：此前在低保人群、保障房用户认定中都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一轮贫困人口认定中怎样保证准确公平？
刘永富：（贫困识别的）程序设计比较完善，去年也基本做到了。但国家这么大，操作中肯定有做得不是很规范的，没有关系，接下来哪里没有这么做，我们会督促整改，追究村委会、乡政府的责任，以及县里的督察责任。
记者：：找到了“真的穷人”之后，怎么办？
刘永富：知道“要扶谁的贫”，然后解决“怎样扶贫”。现在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么多贫困户，每户都有不同的致贫原因，我们就要逐一分析致贫原因，制定扶贫办法。比如对有劳动力、缺资金的，去年我们就联合银行等部门，出台了免担保低息贷款的政策，银行出免担保、低息的贷款资金，中央和省里的扶贫资金用于贴息，县里再成立风险基金，由县里帮助这样的贫困户选择创业方向，这样就是把各级各部门的力量都调动发挥起来，贫困户也要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记者：：没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呢？
刘永富：对这个群体也正准备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总体的思路是，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对因病致贫的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帮助他们治好病恢复劳动力；另外，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就考虑移民扶贫。现在对贫困村、贫困户，全国各地派出12.5万个工作队，派驻干部43万人，基本上实现了扶贫村的全覆盖，进行“一对一”帮扶。
记者：：所以现在扶贫工作的重点，是在县级以下的村、户？
刘永富：对。现在扶贫工作上层基本都是在制定政策，真正的落实主要在县乡村。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县一级以下的考核。去年，中央要求要给贫困县配强、配好书记和县长，还专门出台了对贫困地区官员的考核意见，接下来具体的打分标准也将出台。
记者：：按照中央出台的意见，对贫困地区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考核GDP考核什么？ 刘永富：按照老的考核办法，有一个县，考核分数一共1000分，财政收入200分、招商引资170分、扶贫脱贫只有50分，在贫困县脱贫扶贫明显没位置。现在贵州省做了一些尝试，对省内50个国家贫困县，10个取消GDP考核，40个县弱化GDP考核，80%以上的分数都与脱贫扶贫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就加大了县级领导班子的责任。
记者：：难道对贫困县来说，发展经济不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刘永富：既然是贫困县，主要任务就是脱贫，发展GDP也是为了脱贫。以前县里发现一个矿，经济马上就上去了，可老百姓还是穷。现在并没有说不要GDP、不要发展，发展还是硬道理，如果你追求GDP还是穷得叮当响，那这个GDP是没有惠及到群众的。
记者：：以前媒体经常报道说一些贫困县一边拿着贫困县的帽子一边庆祝这是政绩，你怎么看？
刘永富：这是旧闻了，最近这几年已经没有了，从2011年开始贫困县只减不加，拿不着帽了。现在我们是要求脱贫退出，不能年年扶年年穷。
记者：：贫困县、贫困村资金项目都有照顾，不愿意脱帽怎么办？
刘永富：去年我们也明确了对贫困地区贫困县的约束机制，不能一边享受贫困县政策一边过富裕的日子，必须戴上金刚箍。比如说是贫困县就得干扶贫的工作，那党政机关就不能盖大楼，县城大修马路，搞形象工程，参加所谓百强县评比，这些都不能干。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并不光荣，摘了帽子才光荣，才能不受这些约束，干部也能得到提拔。所有这些，都需要先把穷人挑出来、分类施策，加强考核这么一套的体系来完成。
记者：：县一级的考核加重了，但也有很多贫困地区认为现在的贫困资金不够、统筹是个大难题。
刘永富：以前是不允许扶贫资金“打酱油的钱拿去买醋”，对贫困县中央各个部门都会下拨各类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用途是规定死的，但到了贫困村修水电路的资金原本就应该统筹着用，必须得各用各的就不太符合实际。对这一制度设计，去年我们也做了调整。把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权，包括中央和省里的，都下放到县，由县里来统筹整合资源，让贫困群众都参与到项目资金的使用当中去，真正把扶贫救穷的钱花在刀刃上。去年已经下放了70%，今年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记者：：这样改有什么好处？
刘永富：以前资金、项目由国家、省里定，就有点像撒胡椒面，大家都平均分一点，最后什么事也干不成。下放之后，就方便了县里统筹，多少钱办多少事、办成一件是一件。
记者：：县里的管理水平、资金使用监督会不会成为一个新问题？
刘永富：县里要搞信息披露，严格按照公告公示制度办，让贫困群众知情、参与就是最好的监督，另外上面要加强指导和检查，现在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太行山区探访贫困村时曾对截留、挪用扶贫款项表示愤怒，2013年审计署也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了审查，结果怎样？
刘永富：审计署审查了6个省的19个县，发现了2.34亿的违规资金。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刘永富：2.34亿大约占19个县扶贫专项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十几。
记者：：都是被贪污挪用吗？
刘永富：绝大多数是“打酱油的钱买了醋”，其中还有1500万是被浪费和贪污，这个量虽然占比小，但贪一分也不行。我们重点对这1500万进行了追责，让他吐出来。1：1根据责任来赔付。单位定的单位吐；单位吐不了财政还，属于个人的自己掏钱赔，现在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记者：：按照“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计划，到2020年还有多少贫困县？
刘永富：还有县这么大一块的贫困还算小康吗？（双手比画了一个大圈）贫困识别以后，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些县、村、户逐步退出，只减不增，到2020年贫困县全面退出。
记者：：那时候全国贫困村、贫困户会是什么状况？
刘永富：大山里边的深村，几年内改变比较难，但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标准的绝对贫困不能有。
记者：：2020年要实现这个目标，你觉得压力大吗？
刘永富：当然大，连习总书记都讲“全面完成扶贫的任务很不容易”。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参与，比如媒体，不一定要出钱，让穷人转变观念也是扶贫。
中央政府以往一直将国家级贫困县作为扶贫单位，中央的专项资金下到地方后，贫困县为了提高当地GDP指标、启动地方“造血”，大量资金被用作扶持产业、龙头企业，从统计数字上来看，贫困县企业老板收入的提高“拉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媒体报道也显示，不少贫困县还将大量资金投向机场、新城等直接拉动GDP 、容易出政绩的“形象工程”。
另一方面，国家级贫困县享受中央专项资金、项目、优惠政策，不少地方甚至“抢”戴贫困帽、骗取扶贫资金，将贫困县作为一块贪腐肥肉。
这样的扶贫模式，对真正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真贫困者”无益。2014年，被比喻作“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的精准扶贫，对此前低效的扶贫模式做出改革。
所谓“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资金和力量要用到真正的贫困村、贫困户。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2014年初，国务院扶贫办把“找到真正的穷人”、给贫困户建档立卡作为一号工程。全国共识别出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在此基础上，各地派出12.5万个工作队，派驻干部43万人，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驻村干部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脱贫致富的办法。
与改革相匹配，2014年中央也先后出台《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调整考核“指挥棒”，扭转贫困县以GDP论英雄的局面，明确贫困县主要考核扶贫工作；出台《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将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让扶贫救穷的钱能花在刀刃上，明确对减贫成效明显的贫困地区资金分配予以倾斜。在《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中，进一步明令禁止贫困县兴建豪华办公楼等“穷县富衙”行为，对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的事项也进行明确。
扶贫模式改革后，“真的穷人”问题能否解决？按照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届时将面临一场效果检验。
对话刘永富：2020年贫困县都应脱贫摘帽
记者：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打贫困攻坚战，说“难度再大，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一千万以上”，中国现在的贫困底数有多大？
刘永富：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精准扶贫”，首先就是要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这项工作现在已基本结束。通过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我国有14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有592个贫困县，这两部分有交叉，合起来是832个县。
记者：：怎样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刘永富：去年我们按照“一高一低一没有一公示一公告”的标准和程序，对贫困村进行识别。“高”是贫困发生率高于本省一倍；“低”是指这个村平均收入低于本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没有”集体经济。
具体程序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民大会、村民代表研究后向乡里申报，乡里审核后在全乡范围内公示，没有意见后报县里审核后回到乡里公告，这就算认可了，去年全国共认定了12.8万个贫困村。
记者：：是精准识别到村一级吗？
刘永富：还要进一步精准到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确定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低于这个就是贫困家庭。很多农民没有记账，收入难算准确，也就很难十足精准。所以我们把2300元作为主要标准，同时参考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等方面情况。哪家最穷，村里最清楚，我们也设计了村民申请、村里评议公示、乡里审核再公示、县里审核最后公告的程序。目前，经过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全国有8962.5万贫困人口。
记者：：此前在低保人群、保障房用户认定中都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一轮贫困人口认定中怎样保证准确公平？
刘永富：（贫困识别的）程序设计比较完善，去年也基本做到了。但国家这么大，操作中肯定有做得不是很规范的，没有关系，接下来哪里没有这么做，我们会督促整改，追究村委会、乡政府的责任，以及县里的督察责任。
记者：：找到了“真的穷人”之后，怎么办？
刘永富：知道“要扶谁的贫”，然后解决“怎样扶贫”。现在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么多贫困户，每户都有不同的致贫原因，我们就要逐一分析致贫原因，制定扶贫办法。比如对有劳动力、缺资金的，去年我们就联合银行等部门，出台了免担保低息贷款的政策，银行出免担保、低息的贷款资金，中央和省里的扶贫资金用于贴息，县里再成立风险基金，由县里帮助这样的贫困户选择创业方向，这样就是把各级各部门的力量都调动发挥起来，贫困户也要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记者：：没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呢？
刘永富：对这个群体也正准备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总体的思路是，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对因病致贫的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帮助他们治好病恢复劳动力；另外，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就考虑移民扶贫。现在对贫困村、贫困户，全国各地派出12.5万个工作队，派驻干部43万人，基本上实现了扶贫村的全覆盖，进行“一对一”帮扶。
记者：：所以现在扶贫工作的重点，是在县级以下的村、户？
刘永富：对。现在扶贫工作上层基本都是在制定政策，真正的落实主要在县乡村。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县一级以下的考核。去年，中央要求要给贫困县配强、配好书记和县长，还专门出台了对贫困地区官员的考核意见，接下来具体的打分标准也将出台。
记者：：按照中央出台的意见，对贫困地区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考核GDP考核什么？ 刘永富：按照老的考核办法，有一个县，考核分数一共1000分，财政收入200分、招商引资170分、扶贫脱贫只有50分，在贫困县脱贫扶贫明显没位置。现在贵州省做了一些尝试，对省内50个国家贫困县，10个取消GDP考核，40个县弱化GDP考核，80%以上的分数都与脱贫扶贫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就加大了县级领导班子的责任。
记者：：难道对贫困县来说，发展经济不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刘永富：既然是贫困县，主要任务就是脱贫，发展GDP也是为了脱贫。以前县里发现一个矿，经济马上就上去了，可老百姓还是穷。现在并没有说不要GDP、不要发展，发展还是硬道理，如果你追求GDP还是穷得叮当响，那这个GDP是没有惠及到群众的。
记者：：以前媒体经常报道说一些贫困县一边拿着贫困县的帽子一边庆祝这是政绩，你怎么看？
刘永富：这是旧闻了，最近这几年已经没有了，从2011年开始贫困县只减不加，拿不着帽了。现在我们是要求脱贫退出，不能年年扶年年穷。
记者：：贫困县、贫困村资金项目都有照顾，不愿意脱帽怎么办？
刘永富：去年我们也明确了对贫困地区贫困县的约束机制，不能一边享受贫困县政策一边过富裕的日子，必须戴上金刚箍。比如说是贫困县就得干扶贫的工作，那党政机关就不能盖大楼，县城大修马路，搞形象工程，参加所谓百强县评比，这些都不能干。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并不光荣，摘了帽子才光荣，才能不受这些约束，干部也能得到提拔。所有这些，都需要先把穷人挑出来、分类施策，加强考核这么一套的体系来完成。
记者：：县一级的考核加重了，但也有很多贫困地区认为现在的贫困资金不够、统筹是个大难题。
刘永富：以前是不允许扶贫资金“打酱油的钱拿去买醋”，对贫困县中央各个部门都会下拨各类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用途是规定死的，但到了贫困村修水电路的资金原本就应该统筹着用，必须得各用各的就不太符合实际。对这一制度设计，去年我们也做了调整。把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权，包括中央和省里的，都下放到县，由县里来统筹整合资源，让贫困群众都参与到项目资金的使用当中去，真正把扶贫救穷的钱花在刀刃上。去年已经下放了70%，今年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记者：：这样改有什么好处？
刘永富：以前资金、项目由国家、省里定，就有点像撒胡椒面，大家都平均分一点，最后什么事也干不成。下放之后，就方便了县里统筹，多少钱办多少事、办成一件是一件。
记者：：县里的管理水平、资金使用监督会不会成为一个新问题？
刘永富：县里要搞信息披露，严格按照公告公示制度办，让贫困群众知情、参与就是最好的监督，另外上面要加强指导和检查，现在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太行山区探访贫困村时曾对截留、挪用扶贫款项表示愤怒，2013年审计署也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了审查，结果怎样？
刘永富：审计署审查了6个省的19个县，发现了2.34亿的违规资金。
记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刘永富：2.34亿大约占19个县扶贫专项资金总数的百分之十几。
记者：：都是被贪污挪用吗？
刘永富：绝大多数是“打酱油的钱买了醋”，其中还有1500万是被浪费和贪污，这个量虽然占比小，但贪一分也不行。我们重点对这1500万进行了追责，让他吐出来。1：1根据责任来赔付。单位定的单位吐；单位吐不了财政还，属于个人的自己掏钱赔，现在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记者：：按照“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计划，到2020年还有多少贫困县？
刘永富：还有县这么大一块的贫困还算小康吗？（双手比画了一个大圈）贫困识别以后，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些县、村、户逐步退出，只减不增，到2020年贫困县全面退出。
记者：：那时候全国贫困村、贫困户会是什么状况？
刘永富：大山里边的深村，几年内改变比较难，但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标准的绝对贫困不能有。
记者：：2020年要实现这个目标，你觉得压力大吗？
刘永富：当然大，连习总书记都讲“全面完成扶贫的任务很不容易”。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参与，比如媒体，不一定要出钱，让穷人转变观念也是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