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和台湾人打交道似乎还多些。记得大学刚毕业一年多，看到台北《艺术家》杂志的样貌，觉得是用心做的艺术刊物。之后2003年在《新京报》工作，就把北京美术双年展等有关国内展览、艺术活动的报道、评论用电子邮件发给杂志的电子邮箱，竟然有回复说要发表。往后就成了他们的长期撰稿人，写了有十年之久——不过最近这三四年因为去国外旅行、忙公司事务，只是偶然有感触，才会写几篇，不如开头几年，每月都写好几千字的劲头了。
　　和《艺术家》杂志的出版人何政广第一次见面是在后海，他可能是到北京谈出版合作，顺便约见我，见面说话礼貌温和，竟然还送一包巧克力给我——一刹那，我确实有点奇怪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 之前从来没有与人初见还送见面礼的。
　　后来和《艺术家》杂志的编辑打交道多了，也见过几个，都是如此办理，才知道这是比较普遍的礼节。我不知道是台湾原住民的习俗，还是日据时代才有的，对台湾人的印象就是说话温软、礼貌周到、办事精细。当然，后来也接触了文化、艺术界做企业的一些台湾人，对他们的精明也格外感佩。
　　虽说如此，可让我在理念上有所思考的却是接触更有限的香港人。一个是陈冠中先生，仅仅在《新京报》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他一次，但读过他写的书和文章，感触不少。感兴趣的是他成长的19 6 0年代、1970年代，年轻知识人一方面接受内地、海外思想的影响，有参与社会改造的冲动乃至个别实践；另一方面，则是伴随香港的经济腾飞，年轻人有很多发展机会，可以同时兼职做好几件事“揾食”。他算是稍微有点左倾的吧，后来又做都市新潮杂志，适应香港从工贸向商业消费城市的转型。这似乎可以和1990年代、200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路径有所对应，也是经济腾飞、思想活跃的年代，我目睹了同学们从学校走向社会，不断分化、升腾的过程，颇有可比较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欧阳应霁先生，我在《新京报》当记者时也采访过他，好几年没见，前不久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展览中才碰面。一聊才知道他最近四个月都在北京，一是要出版三本美食书，其中一本是写北京的，需要拍摄和写作，就长驻了；另一方面，是在央视的一档美食节目里当导师、录节目——估计是类似“中国好声音”那样的节目吧。
　　恰好，陈冠中19 52年出生，欧阳应霁19 61年出生，是两代人。欧阳的文章都是写设计、美食、漫画之类，正是香港已经完成转型以后的都市媒体、消费趣味所需要的，做专栏作者、出书、做活动都是如此。随后，当我还在中学、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的中国成为新的热土，陈先生顺势成为企业高层，参与投资内地媒体事宜。而到了21世纪初期，内地资本也强大起来，市场机会更多，欧阳也成为国内杂志作者，在国内出书了。在1990年代，香港由于经历了本地的发展和积累，在资本力量、管理技巧、信息上比内地领先一二十年。不过随着内地的快速发展，差距很快就消失了，如今似乎是内地的资本力量更强大、信息差距也不分彼此，而管理技巧则是风格各异，似乎已经不是企业、商业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即便如此，在文化界来说，港台人还是有着他们独有的风格，处事的细微姿态，文字里偶现的古意，好像是面镜子一样，让我不由得要照见自身及所处的环境，落下了零星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