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当然只有一个“五四”——五四运动,但是,对这同一个“五四”的记述、解说、评价却大不相同。在这些不同说法之中,有两家的说法最为重要也影响最大,这就是胡适一家和毛泽东一家。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五四”或五四运动,指的就是当年发生过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15—1921年《新青年》杂志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件是1919年5月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爱国群众运动。对于这两件事,胡适和毛泽东的取舍与评价大不相同,他们都说得很清楚:胡适只承认《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说后来“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的看法则相反,《新民主主义论》说得也很清楚,只承认1919年5月4日及其以后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可见,胡适说的是文化的“五四”,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毛泽东说的是政治的“五四”,所以称之为“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文化革命”,而且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显然,这是极不相同的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思潮。很清楚,二者分歧非常之大:一个是政治革命,一个是思想启蒙;前者是用暴力反对内外敌人,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后者是对内的和平改革,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
　　殷海光自称是“五四后期人物”,距离“五四”较远且掌握了新的科学方法,所以对历史的观察分析更客观、全面也更深刻。他是从百年内忧外患所引起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在他看来,“五四”是百年启蒙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其高潮而不是启蒙运动的开端。在写于1959年的《胡适与国运》一文里,他这样说:
　　
　　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所受的挑战是基本而又严重的,可是中国的反应之主流则是不适当的和不健康的,以致弄到今日这种状况。在一切可计量的原因之中,支配中国社会政治之传统的正统所发生负性的作用之牵制着中国直前的新生与进步,实在是一个最具决定力的原因。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这一公式,考察分析中国的历史,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第二,中国之所以屡屡挫败,是因为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反应不适当和不健康。第三,这种反应的不适当和不健康,是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是支配中国社会政治的传统——儒家学说,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他说的是“主流”、“正统”,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和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指出了这种主流和正统就是慈禧和倭仁、徐桐之流,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心理,和他们所支持的义和拳蒙昧野蛮的非理性的民气巫术,所谓“不适当”、“不健康”就是指此。不健康就是病态,从太平军到义和拳那种带有邪教性质的疯狂迷信就是这种病态反应。
　　从文化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深层原因及其疗救之道,自然更加注重自强、内省——启蒙。可以说,在殷海光那里,近百年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就是一部启蒙运动史。他从“戊戌”说到“五四”,在谈论胡适等“五四”人物之前,先介绍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五四”人物是戊戌先驱者唤醒的,胡适、陈独秀和周氏兄弟,都是读着《天演论》、《时务报》开始启蒙的。事实上,从林则徐放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到郭嵩焘出使英国,介绍那里的政教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这东来的西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是正宗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政经制度。接纳、学习、吸收这种文化,改变、革除中国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以促使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既改革自身,又接纳外来文化,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而这正是殷海光所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挑战所作出的适当的、健康的反应。适当,是说看到了这种挑战的根本性质并从根本上做出应对;健康,是说非病态的、理性的。这些觉醒了的士大夫突破了大传统又拒绝小传统,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注意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严复重视“民品”、梁启超呼唤“新民”,就都是在倡导启蒙。然而,他们既不是清王朝主流当权派,也不属于儒家正统,更不是太平军、义和拳的追随者,他们的主张无法改变历史的惯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已有国人注意到了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开始研究介绍。这本来是历史常识,只是到了后来,1949年以后,严复、梁启超和他们所代表的戊戌维新以及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五四”启蒙,才都有了阶级属性——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都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才是这场革命的三大高潮。至于“五四”,则成为上承这三大革命高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转折,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两种常识、两种历史观,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二
　　
　　殷海光始终坚持从启蒙的角度认识和评价“五四”。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段谈论文化冲突的文字后面,他不无感慨地历数百年间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
　　
　　自1842年以来,中国陷入一个大动乱时代,这一大动乱之激发的力量,有来自西方文明的,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0年的太平天国之变、1857年和1860年的英法联军,震撼这个古老的帝国。跟着这些震撼所做的一连串反应,……短短十年的同治中兴夭折了,可贵的戊戌维新胎死腹中,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只换来了一块招牌,五四运动未曾得到充分发展即告萎缩,北伐战争的动力转变成一个集团私利的工具,抗日战争的惨胜只是昙花一现。
　　
　　这段话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明确肯定戊戌维新和“五四”启蒙,并为变法的失败和启蒙的艰难而深感遗憾;同时指出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重建专制独裁政权,这和他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他一向质疑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重视启蒙,曾说“革命是社会病态发展的产品”,暴力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必然是专制政权。二是提到了太平天国和同治中兴,而且显然是把前者视为造成动乱的内部原因,把后者视为对前者的反应。“同治中兴”包括平定内乱和兴办洋务,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说“同治中兴”“夭折了”,就是既承认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成功,又承认李鸿章兴办洋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失败。由此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内忧外患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三分格局,即:西方文明——儒家皇权专制主义正统——游民造反小传统。曾国藩用《讨粤匪檄》动员鼓舞儒生士绅和老实乡民战胜丑恶万状的太平军,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终于敌不过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既肯定前者又承认后者,所以说是中途“夭折”。
　　说太平军“丑恶万状”,是马克思的话,殷海光并没有提到马克思,但他们所说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和中国,都实事求是,自然会所见略同。他们说的都是发展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停滞腐朽中的中国宗法农业社会,还有这一停滞社会的病态发展。由此而来的,是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中国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大传统;以基本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为中心的小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自然大不相同。“同治中兴”的“夭折”,曾国藩、李鸿章和洪秀全们的成败、功过、是非,都需要从这里去探究评说。
　　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两位历史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崇拜者,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仿效曾国藩,各有所得,所得却大不相同。简言之,蒋是倾慕其人,继承其传统;毛是欣羡其功,佩服其“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蒋介石在曾国藩的时代已经过去近百年的现代中国,依然仿效曾氏恪守儒家经典,而且照搬其《讨粤匪檄》的套路对付共产党。在“剿匪”、“戡乱”的同时,还发动“新生活运动”,撰写《中国之命运》,号召尊孔读经,企图以“四维八德”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忘记了曾国藩那两项重要的政策:增开科场令儒生入彀,减轻赋税让农民还乡。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反其道而行,在抗日战争惨胜之后,急急于使用高压手段,在城市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对付学生,在乡镇设立“师管区”负责抓丁,把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对此,当时就有人感叹说:国民党败局已定!
　　毛泽东就高明多了,他不但学曾文正,而且学洪天王,把他们合二为一,兼学并用。他并不在意曾国藩的人品学问,更不信奉孔儒正统,所以既能学洪秀全借洋教造反,更能学曾国藩治兵安民,把这两招运用得完美无缺——从抗战开始时创办“抗大”、“鲁艺”,到抗战结束后大办“革大”、“军大”,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和失学失业青年,让他们参加革命,有所归属。从1927年到1947年,都是土地改革支持了革命战争,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是怀着复仇和感恩的激情走上战场的。这两大人群,犹如巨大的火牛阵,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这样善用“两杆子”——“笔杆子”“枪杆子”,比之于曾文正开科场、减赋税,毛泽东确实是‘出于蓝又胜于蓝”。拘守旧传统的蒋介石遇到这样的对手,焉有不败之理。
　　人们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中华两千年恰恰是一部“胜王败寇”的历史。刘邦与项羽、曹操与刘备,人们似乎更钦佩刘邦和曹操,对于有“妇人之仁”的项羽和刘备,则主要是同情还有嘲讽。事实上,刘邦和曹操确实比项羽、刘备高明,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由此,我联想到有关蒋、毛二公的另一则传闻:1934年在瑞金,冯雪峰曾谈到一个日本人的看法,说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懂得中国,就是鲁迅和毛泽东,至于蒋介石,他只懂一半,只能算半个懂得中国的人。毛听了哈哈大笑。这里只就他提出的鲁、毛、蒋的三角格局来看当年的历史走向,不去具体探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因为以往流传的关于鲁、毛关系的传闻都出自冯雪峰的回忆,而冯雪峰晚年又有完全相反的陈述:在“文革”中,他向牛汉谈及鲁、毛关系,说二人的思想观点完全不同乃至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学革命的精神也是不同乃至相反的。我相信晚年冯雪峰的说法,因为鲁迅和毛泽东的著作摆在那里,认真读一读,稍加比较,区别乃至对立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应该认真对比一下《阿Q正传》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异同。这里只说鲁、毛、蒋对中国的“真懂”和“半懂”究竟意味着什么。——用《阿Q正传》这面中国历史的镜子一照,就明白了:蒋介石确实保守,毛泽东确实激进。保守就在于他维护旧传统,实际上是保护了举人、秀才、县令和把总们的既得利益,而忽略了阿Q、小D、王胡们的生计问题;激进即彻底,在当时的中国反对一切富人,扫荡西方文化和古代文化,以适应阿Q们的需求。鲁迅则完全不同,既反对维护旧的大传统,又反对乞灵于旧的小传统;他既同情阿Q们的不幸,更深知他们只会破坏,只能走老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指此而言,所以他是在蒋介石的保守与毛泽东的激进之外,坚决走另一条新路,即“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之路。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毛泽东、鲁迅的思想和道路,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三分格局。保守主义的儒家正统;激烈的底层造反传统;“五四”启蒙主义新思潮。因为底层造反传统也打着“五四”的旗号,所以多年来一直把二者混同,把半个多世纪的思想文化冲突看作两军对垒的形势,未能看出“两个五四”的真相和实质。殷海光对此有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勾画出了“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在大小旧传统的夹击之中的困境,他说:
　　
　　有的政治集体极其厌恶五四运动之破坏性的刺激性作用并且对之存有极大的戒心;但是他们却无法亦不便从正面勾销或打击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和“启蒙”等有启发作用的观念。怎么办?他们替五四改装,他们替五四换上一件紧身衣,使五四运动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小,以至消失于无形之间。另一种政治集体,是有森严的意底牢结,他们实在并不欢迎五四运动的“民主”和“启蒙”精神,可是他们却欣赏五四运动的破坏性的副作用的那一面。怎么办呢?他们强调五四运动之“反帝”和“反封建”的作用。他们把五四打扮成一个披头散发、身穿大红衣的野姑娘。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殷海光所说“五四运动未曾得到充分发展即告萎缩”的原因。直白地说,就是极右势力的挤压和极左势力的诱导,共同促使五四运动中原本就有的非理性过激倾向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愈来愈大的社会思潮,日本侵华战争大大助长了这一趋势。原来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却被局限在了教育界学术界,失去了往日的声华。“五四”的旗帜依然飘扬,上面的“科学与民主”几个大字已变成了“反帝反封建”;后来的人们只知道“五四青年节”,已不知道“五四文艺节”,更勿论“娜拉出走”、“阿Q革命”究竟何所指了。
　　弄清楚了“两个五四”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明白“五四”与“文革”有着怎样的关系了。至于“五四”是否“彻底”、“全盘”反传统以致造成了文化断裂,也可以由此索解,得到澄清。
　　
　　三
　　
　　十几年前读《顾准文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殷海光其人,读了殷海光的著作以后,我就把他们二人连在了一起,常常由此及彼地想到他们的相关见解。他们确实是太相像了:年龄相仿、性格相仿、遭际相仿,特别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得出的结论,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地方。虽然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大不相同,所走过的道路也很不相同,但他们都能坚守自己的信念,牢牢地把握自己心目中那个真正“五四”的价值尺度,所以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才能“所见略同”。
　　顾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那个“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殷海光也有类似的追问:“中国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他们所问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当年,殷海光所面对的,是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又在那里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顾准所面对的,是毛泽东进北京后继续革命,发动一连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殷海光和顾准分别在海峡两岸受难,在苦难中苦苦思索,寻求造成“这个局面”的真正原因。他们求索的路径和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中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弄成这个局面,是中国自身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本土文化落后僵化和保守性造成的,也是拒绝“五四”精神,不走科学与民主的道路的必然结果。
　　顾准的“娜拉走后怎样”,就是他探讨这些问题的总题目。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个题目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是借题发挥。事实上,他也是在“用典”——借当年《新青年》倡导“易卜生主义”的往事,以反思历史,认识现实。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易卜生专号”,发表易卜生的剧作《娜拉》,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大力推荐,目的在推动正在发展的启蒙运动。胡适的文章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呼唤青年们重视自我,“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鲁迅的演讲与胡适的主张完全一致,借娜拉出走的话题,阐发启蒙主义的要义。“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并不是鲁迅本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鲁迅是就这一说法提出相反的看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才能不堕落,不回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鲁迅说得很清楚:第一他主张娜拉出走去寻求自由;第二告诫她们不要做梦,梦想未来的黄金世界;第三要脚踏实地地坚持长期的韧性战斗。鲁迅说这些话的时候,娜拉们才刚刚或正准备出走,他的话是设想和忠告,那个“怎样”含有“将会怎样”的意思——他是讲给正要出走的女学生们听的。
　　顾准重提这一话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间隔了长长的历史峡谷。鲁迅演讲的时候和那以后,一个崇拜、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热潮持续不断,有创作同类剧作的,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张闻天的《青春的梦》等;有写同类题材小说的,如鲁迅的《伤逝》、茅盾的《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巴金的《家》里的觉慧就是一个男性的娜拉。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确曾出现过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热潮,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后来持续不断地对这些与“个人”“自由”相关的思想的批判清除,就是一种反证,证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确有很大影响,虽然主要是在城市里。是日本侵华战争和后来的内战打断了这股潮流。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娜拉们各自东西,谢冰莹和殷海光、丁玲和顾准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
　　五十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谢冰莹和殷海光离开大陆流落海外,丁玲到过上海、北京,也到过延安,这时到了北大荒。顾准的命运和丁玲相仿,也走过同样的道路,此刻(1973年)他一再提及“娜拉出走”这一典故,想必是痛定思痛后的觉醒,使他想起了鲁迅的那次演讲——当年没有看懂、听从鲁迅的忠告,竟一直在做梦,梦想未来的黄金世界,要在地上建造天堂,以致走到了今天。这时他所面对的,是既成的历史事实,所以他的这个“怎样”就不同于鲁迅的那种设问语气,而是一种诘问、反问,或反思、反省——“怎么会这样?”——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句话就不仅仅含有“革命胜利以后”和“走向反面”的意思,而是包含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主要是“五四”精神、“五四”道路,用以对比、衡量当下的现实与走过的道路。在这里,“娜拉出走”是一种借喻,既指历史事件,又是顾准本人的自况。他说得很清楚:马克思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种种;“五四”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与后来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这不就是“堕落”“回来”吗?!
　　可见,顾准的“娜拉走后怎样”,王元化拟定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个题目都含有“回归五四”的意思。这里的“五四”,当然是文化的“五四”,其精神实质,以郁达夫说得最清楚明白:“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到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到顾准的借题发挥,其要义均在于此:追求自由平等,倡导个性解放。顺便说一下,以往夸大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一些人曲解鲁迅的那次演讲,把“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看法栽给鲁迅,说是鲁迅给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泼冷水。事实刚好相反,鲁迅是支持并推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而且,鲁迅的推崇易卜生比胡适更早,早在十年以前的1907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里,就盛赞易卜生“瑰才卓识”,是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是和尼采一样的“个人主义雄杰”。鲁迅当时提出的“争存天下,首在立人”,“若其道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与十年以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里提出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都体现了真正的“五四”精神。鲁迅的思想后来有发展,却并非什么“转变”,他始终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临终前写的那篇痛斥徐懋庸们的万言书就是明证,证明他并没有改变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他坚决保卫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拒绝做臣民,不肯充当工具。就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写了一则杂感: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可见,就像那个身穿大红衣的野姑娘是另一个政治的“五四”一样,多年来植入人们头脑中的那个横眉怒目的战神,是另一个政治化了的鲁迅;有两个“五四”,也有两个鲁迅,不过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四
　　
　　鲁迅和胡适分别从不同方面代表着“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殷海光和顾准分别以这两位先驱者的思想主张为准,考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因。他们是经由不同的道路而走到一起的。殷海光出生于号称“小五四”的西南联合大学,所承传的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正宗“五四”传统,他根本不相信顾准为之奋斗又为之受难的那个“终极目的”,他是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当下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的。顾准则不同,他既接受了文化的“五四”的启蒙,又受到政治的“五四”的鼓动,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后来,当他历尽磨难,成了“革命的罪人”,最受孤立却又众醉独醒之际,他环顾周围,反思历史,重新对那个“终极目的”进行追究,进而追问中国革命何以至此——怎么会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
　　《顾准文集》中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就是这样的反思和追问。文章写于“文革”中,当时全国各地的“造反”和“夺权”,都宣称是学习《法兰西内战》,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直接民主,建立一元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顾准就从这里开始,进行追根究底的考察,先考察巴黎公社直接民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可行性,再比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这篇文章共十三节正文、一节补充。前面十一节正文,全部谈西方历史,从希腊、罗马政制说到近代西方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英美的宪政民主与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政权,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中间,他一再联系中国的现实,提到1957年上海《文汇报》所起的作用,章乃器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说这都属于有益的监督,“这样的监督越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显然,他是肯定这种既非直接又不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接着,正文最后一节,是专门谈论中国问题的,小标题有些突兀:“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先谈历史,主要是三点看法:第一,李自成、洪秀全如果造反成功了,必然成为专制帝王,朱元璋就是例证。第二,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当时的读书人只知道二十四史、四书五经,只能照搬旧例,汉承秦制,代代相传。第三,朱元璋、洪秀全都“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他们初起时也都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但主要的、骨子里依然是皇朝旧制。——说到这里,突然笔锋一转,写下了两段突兀而令人震撼的文字,全录如下: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这些话本身就是蘸着鲜血写出来的。从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从谭嗣同到林昭等先驱者的身影。从这里,我想到了鲁迅的《灯下漫笔》。顾准这里提到的李自成、洪秀全和朱元璋,他们的时代不就是鲁迅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这里的“五四的事业”,当然是指鲁迅所说的开创“第三样时代”——通过科学民主之路走向现代化,再不做奴隶。值得注意的是,顾准在小标题里写的不是“五四”而是“1957年”,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他是在厘清历史联系和社会思潮的关系:在西方(包括苏俄),一条是从希腊民主到英美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潮;一条是从希腊民主中经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思潮。而在中国,这二者就发展成为“两个五四”——前者从戊戌维新到1915年开始的“五四”启蒙,再到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文化的“五四”;后者从1917年传到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经过“一二·九”和抗日战争,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为政治的“五四”。这中间,1957年是个大关口,历史大转折;在那以前,两个“五四”之间有异有同,时分时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复古倒退。1957年夏天风云突变,“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的生死斗争,顾准提到的《文汇报》的舆论监督和章乃器的问政,都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至此,文化的“五四”正式被划入另册,与之有关的许多人,包括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都入了另册;许多人和顾准一样,当时并不知道有两个“五四”。从那以后,文化的“五四”——启蒙主义新文化就成了“潜在文化”而消失,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回归。
　　
　　五
　　
　　殷海光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他的许多看法都可以与顾准的上述看法相印证。1949年6月,他跟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居留香港期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前途》的长文,同时批评国、共两党:批评国民党勾结豪门官僚地主豪绅,弄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迟滞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正常进行;批评中共“效颦苏俄”,实行极权主义。他认为那场战争具有农民暴动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中“潜藏的宿疾”的大爆发。这些看法的客观、准确,正可与顾准关于“文革”来源的看法相印证。十几年以后,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里分析义和团的性质,进一步谈到“中国历史中潜藏的宿疾”问题。他是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谈这一问题的,其中说到那种在外来文化挑战下表面臣服,暗地里抵制并向后倒退的倾向和运动,说“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表面上看来是臣服了,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联系。这种活动蕴育既久,可能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他以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和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为例,说这种运动往往具有狂热的宗教形式,甚至引起暴乱。他还特别提到,在这样的运动中,可能出现奇里斯玛式的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里斯玛(charisma)”,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者,指具有神圣天赋和非凡魅力,被群众拥戴崇拜的领袖人物。正如顾准所说,声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实际上后人知道的只是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以及李自成、洪秀全这样的枭雄。
　　对照殷海光和顾准的上述看法,其共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理性、超越、冷静、客观,从人类文明和人性的高度考察历史,关照现实,为百年来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难究由何来而苦苦求索。顾准摆脱了民粹主义的束缚,殷海光则根本不信那种必须从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出发的意图伦理。他们认为,百年来的屈辱和苦难都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而这些传统就活在我们身上,所以启蒙运动依然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坚持“五四”传统,阐扬科学与民主的真谛,同时揭露那些曲解“五四”精神,在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名义下阉割掉启蒙精神的倒退逆流。殷海光在台湾抵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顾准在北京为“文革”寻根探源,殊途同归地揭示反“五四”、反文明的实质。
　　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殷海光为《自由中国》杂志写了一篇社论:《展开启蒙运动》。文章一开始就指明,五四运动的“动理”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进行程序首先是“启蒙”。启蒙工作的目标有二:“在一方面是回顾旧的,在另一方面是援引新的。这一顾旧引新的工作,在使中国从他自己的中古阶段蜕变出来,步入近代和现代。”他说,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们发动启蒙运动,“寻求并提出老大古国起死回生的灵药——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空前的大醒觉”。最后,他确信不疑地指出:“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在一个长远历程中,我们能够藉着启蒙运动为中国开启一条有希望的道路。”
　　好一个“顾旧引新”!好一个“从中古向现代的蜕变”!百年中国历史的枢纽就在这里。
　　五十年过去了,不能不佩服殷海光的远见卓识——1949年,他断言苏联如不改弦更张,日后必将自行解体;十年后,他又这样推断中国未来的道路。历史本身已经为殷海光打了满分,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去正视、咀嚼、理解这一切,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再不要走回头路——弯路、反复已经够多了。现在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不正是改革开放即“顾旧引新”之路吗?遥想三十年前,如不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坚冰,打开了局面,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当年在“拨乱反正”的热潮中,曾有人提出过“正本清源”的口号,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不再提了。三十年来道路艰辛,迂回、挫折、失误,大都与未能正本清源有关。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早早安排了两位孤独的旅人,分别在海峡两岸为这个老大古国结算百年陈账。读着他们的著作,我看到了前人没有谈论过的三条历史线索,而且都是一波三折。这就是以上殷海光所说的“复古神话”、“暴力革命”、“顾旧引新”即“改革开放”这三条路。本文所议,全都由此而来。
　　最后,我想借用殷海光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漫笔式的札记。殷海光在庆祝胡适六十五岁诞辰的时候,写了一篇题为《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在这里,“胡适思想”可与“五四精神”、“启蒙主义”互训,因为他把胡适看做是“五四”的代表或象征,说“胡适是一个十足的启蒙主义者”。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宣称:
　　
　　作者不是预言家,作者的思想方式也不助长我做预言家。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感情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一个国邦,岂能长期在情感的发泄和历史的浪费之中存在下去?
　　
　　作者提出这个问题,要求重理智的人士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