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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人才之盛始于湘军之横空出世，而湘军之鼻祖非罗泽南莫属。
曾任曾国藩幕僚的王定安著《湘军记》，提及湘军之肇端，他说：“湘军初兴，王錱、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阵，深沟高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而曾国藩为李续宾作的《李忠武公神道碑》中则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曾国藩本人也承认罗泽南为湘军之创始者，罗战死之后，其弟子李续宾等使湘军发扬光大。
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无泽南，无湘军。”在该书中，钱氏将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师徒三人单列成章，视之为影响湖南学风的重要人物，排列仅次于汤鹏、魏源两大学者，而居曾国藩、胡林翼与左宗棠之前。这本概述近代湖湘文化最重要的著作确乎注意到了罗泽南作为一个学者的影响。
至于徐世昌等编著的《清儒学案》则对罗泽南评价更高：“自唐确慎（唐鉴）提倡理学，湘南学者皆崇紫阳（朱熹）而黜姚江（王阳明），罗山尤为切实，以醇儒为名将。”
困而知学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湖南湘乡人，因所居之地名罗山，峰峦罗列，气象万千，乃自号罗山，并以此号行于世，世称罗山先生。
罗氏虽为湘乡大姓，却非望族，“世耕稼无仕达者”。在罗泽南早年的成长历程中，其祖父罗拱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拱诗自幼家贫，靠帮人做生意谋生，“生平深以不学为憾”，希望儿子罗嘉旦读书入仕，但其子亦因家贫废学。为使孙辈有条件读书，罗拱诗克勤克俭，“自伐木竹诛茅，构屋里中，沽酒米为业”，到罗泽南出生时，家境略有改观。
然而在罗泽南求学期间，罗家日益贫困，“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以至有时无米下炊。为使孙子不至于像其父一样因贫废学，罗拱诗节衣缩食供其上学，“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有人建议让孙子改习他艺以谋生，被其断然拒绝。他说：“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后来罗泽南在《先大父六艺公事略》中回忆说：“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勤俭自持，乐善不倦，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积累之厚，曷其有极。”
罗泽南短暂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出生至道光四年（1824）是其少年求学时代；从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十五年（1835）是其青年时代，课徒谋生与继续求学；从道光十六年（1836）至咸丰元年（1851）是其中年时代，也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独立治学与授徒讲学之阶段；从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六年（1856）去世是其书生典兵的阶段。
从少年到青年的求学阶段，艰难困苦始终缠绕着他，但他困而知学，愈挫愈奋。
首先是科举之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
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十八岁，首次参加童子试，此后“七应童子试，不售”，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三十三岁才以郡试第一名考取生员，以至见榜“泫然泣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考列为一等，补禀膳生。年届不惑，罗泽南还蹉跎在科举之路上最低一级功名上。道光三十年（1850）新皇帝即位，按惯例诏各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章服备召用。罗泽南以品行端正、才识兼优被湘乡知县朱孙诒举荐，之后遂有机会以书生典兵。
其次是贫病之家，门庭多故，“十年之中，前后死者计十人”。从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丧母开始，罗家重大变故接连不断，其创巨痛深，难以言表：
道光五年六月，丧母；道光六年五月，丧嫂；道光六年七月，丧兄；道光七年，侄女夭折；道光十年，丧祖父；道光十二年正月，次子夭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丧长子；道光十三年，丧妹；道光十五年六月，三子夭折；道光十五年六月，侄子夭折。
罗泽南作《殇侄殇子哀辞》：“呜呼痛哉，吾今日之哭者。其哭吾侄乎，抑哭吾兄吾嫂之绝其祚乎；其哭吾儿之屡生不育乎，抑哭吾妻之丧其子丧其明乎；其哭吾弟客游生死不可卜乎，抑哭吾父之年日迈不获弄孙自乐乎；其哭旱既太甚吾难生而无以为生乎，抑哭天下之共被灾氛多不免于死乎。恍恍惚惚，迷迷离离，是血是泪，终莫能辨。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从道光四年（1824）罗泽南完婚之后，罗家共十六口人，十年之内连丧十人，人丁骤减，只剩六人。六人之中，羅泽南之妹、长侄女出嫁，弟弟罗泽曙客居他乡，生死不明，家中只余罗氏夫妇与老父罗嘉旦。而且妻子因连丧三子之痛致“耳目不能视听”，既盲且聋，已然残疾。这首《殇侄殇子哀辞》宣泄了其内心之凄苦伤痛。
家庭诸多变故之际，奔走衣食之馀，罗泽南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他不仅夜以继日地苦学自修，还不断争取深造的机会，曾先后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以及长沙城南书院。
涟滨书院创建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弦歌不辍。罗泽南于道光六年（1826）在此就读一年，得以“仰企前贤，远绍遗绪”，为其研究理学打下初步基础。
道光九年（1829）罗泽南在双峰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时书院主讲为陈达卿，孝廉出身，声望颇高，“执经问难者林立”。陈达卿对罗泽南颇为器重，并延请其到自家的尚友书房做塾师。罗正是在设馆尚友书房期间读书有悟，从而明确治学方向。
道光十九年（1839），罗泽南中秀才，获准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与同学诸生刘典、谢景乾等讲习讨论，互相砥砺，学术上有长足进步。
不管生活多么“险阻崎岖”，罗泽南犹能“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生活之磨难使其性格内敛，意志坚韧；勤学力行又使其志存高远，自拔于流俗。诚如曾国藩对他的评价：“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一代醇儒
道光十六年（1836）是罗泽南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他设馆陈氏尚友山房，与同馆塾师“常论为学之要，因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闽洛之学”。《性理》指《性理大全》，编定于明永乐年间，收有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家札》等著作，是一部程朱理学集成之著作，对罗泽南影响巨大。他在自述这段为学经历时说：“予尔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从这年开始，他将理学确立为其治学之方向。 次年，他将这一时期治学所得著为《常言》（1847），后改订为《人极衍义》，此后又相继著有《周易本义衍言》（1840）、《姚江学辨》（1844）、《读孟子札记》（1845）、《小学韵语》（1848）、《西铭讲义》（1849）、《皇舆要览》（1850）及《周易附说》（1854）等，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已然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大学者。
罗泽南的这些著述对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性阐发，对陆王心学进行了学理性的辨析与批判，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义理经世与辨学卫道两大特征。
罗泽南求学之地未出湖湘，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济”的传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追求“以学问道德为事功”之人生信条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因而他强烈反对空谈性理，认为经世治民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他说：“士人当民社无责之日，正宜广学问，严操守，审时势，酌古今，预储所以致君者何业，泽民者何猷。出则行之，不出则卷而怀之。此才是有用之学。”要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单靠道德说教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士人除了要在“性命之精微”、“身心之功用”上下功夫，还必须践履力行，穷究“政治之得失”、“古今之兴废”……所以一旦天下有变，罗泽南便能挺身而出，以书生典兵，以醇儒而终成名将，成就非凡之事功。
罗泽南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便是黜姚江而崇紫阳，通过辨学来捍卫程朱之道。
罗氏认为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之嫡传，是天下惟一正学，除此之学非俗即异，而这些俗学与异学对世道人心造成了极端恶劣之影响。他说：“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词章，陆、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因而“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求之闽、越而趋陇、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他把辨学卫道看作关系世运兴衰、国家存亡的关键。
在罗泽南看来，所有俗学、异学之中，陆王心学实为阳儒阴释，其危害最大，因而对其批判、拒斥尤力。他对陆王心学有一番基本评价：“若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欲废讲学以求顿悟，窃禅门之宗旨，为吾儒之功夫，有害吾道匪浅，吾辈固欲取其长，嘉其功，尤不可不知其偏，而辨其谬也。”可以说罗泽南只是肯定陆九渊、王阳明之品行与事功，而对其学术思想则不以为然。
自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兴起，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受到强力挑战。虽然清代自康熙以来一直强调和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使之高踞庙堂，但在社会和民间的影响力显然不如王学。罗泽南由是著《姚江学辨》，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辨析与批判。
清初程朱理学家痛于明亡，并归罪于王学，进而对阳明心学给予猛烈抨击，但往往流于道义指责而失之于空疏。罗泽南对王学的批判则深入其理论体系，对“心即理”为核心的心性说，对“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要命题的知行观等进行全面的学理辨析与批判。正如钱穆所说：“自来攻击阳明，未有如罗山之严正明快者。”此即罗氏超出同时代理学家之处，对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辨学卫道思想有极端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但他试图通过复兴与捍卫程朱理学来扭转晚清社会自上至下普遍的道德失范，进而挽救世道人心，可谓用心良苦。
湘军鼻祖
为谋生计，罗泽南从十八岁开始做了二十余年塾师，培养了大批人才，俨然一代名师。如果没有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事，他也许就会以名儒名师而终老湘中。
咸丰二年（1852）夏秋之交，湘乡知县朱孙诒檄召设馆长沙的罗泽南回县组织团练，成为罗氏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是年四月，太平军攻陷广西全州。新宁举人江忠源率楚勇设防于湘江上游之蓑衣渡，伏击太平军，击毙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绕道永州，进入湖南境内，旋于五月攻陷道州，休整扩军后军势复盛，连陷永兴、安仁、攸县、醴陵，七月底进围长沙。
罗泽南已于太平军围长沙之前回到湘乡组织团练，门生故旧纷纷响应。刘蓉、康景晖等人是其旧友，对其道德文章颇为推崇；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等团练骨干成员是其弟子，对其十分恭敬，后来李续宾、李续宜等相继来到老师身边，幫其训练兵勇。本县各地练勇也迅速向其靠拢，听候其指挥与调遣，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
罗氏主持团练后首先把纪律放在首位，他会同知县朱孙诒发布《告示》：“如有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掳掠，泄漏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如有聚众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杖革。如有点名无故不到，操练不勤，出入不告，吹弹歌唱，争先恐后，犯此者责罚。”
其次，罗泽南对湘乡团练正式组编，仿明代名将戚继光练兵之法，部署其众。罗将先前的练勇分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自任总统领，王錱、易良幹、康景晖为分统，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治兵械，魏万杰等负责劝捐事宜，以济军饷。
接着，罗泽南效仿戚继光着手对三营兵勇进行训练，包括战阵演练与军技操练，并创造性地推出“理学治军”的军营文化，对兵勇灌输忠君思想，他特别注重传统儒学的礼、义、廉、耻等教育。当时即提出“白天打仗，夜里读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口号。他认为军人所从事的职业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因此必须在全军上下进行精神洗礼，军队才会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这就是所谓“理学治军”。其本人及其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统领的军队自始至终坚持“理学”治军的理念，进而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治军思想。曾国藩对此有由衷的褒扬：“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罗泽南倡导的统兵练兵方法已与当时其他省、县团练有了本质区别，为后来的湘军奠定了良好基础。
咸丰二年（1852）十月，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遂移师北上，长沙之围始解。十二月，湘抚张亮基为加强省城防务，调罗泽南带勇入长沙。时值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旨办理湖南团防，罗泽南即以所部隶属其麾下，号称“湘勇”（即“湘乡勇”），罗自将中营，左、右两营分别由王錱、罗信南带领。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移驻衡州，编练水陆诸军。罗泽南率所部赶赴衡州与其更定陆军营制，改一营三百六十人为五百人。“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水陆军合计二十三营，湘军初具规模，其营制与练兵练阵之法实出自罗泽南之“湘勇”。
曾国藩后来为湘军确立平定太平军的根本战略亦为罗泽南之议。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是年，由于李秀成锐意进取江浙，对清廷财富之区造成巨大压力。有鉴于此，清廷令曾国藩东援江浙，曾抗命不从，并提出抚平江南的根本方略：“自古平江南之策，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而早在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即上书曾国藩论平吴之策：“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安庆，最终克复江宁。”所以清史稿认定罗泽南定下“力争上游”的《筹援鄂书》实为攸关全局之战略性纲领。
罗泽南对湘军另一重大影响还特别体现在湘军组建初期，其众多弟子随他加入，其中《清史稿》有传的即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李杏春、潘鸿焘、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幹、曾国华及曾国荃等诸人，但凡没有早早战死者，即成为湘军中流砥柱，甚至位列封疆。
《湘学略》谓：“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出罗山。”此言不虚。湘军草创之时，曾国藩个人魅力尚未充分展露，其在湘军中的绝对权威亦未树立，而湘军中许多骨干乃罗泽南之弟子，因此罗氏所起凝聚人心之作用不可替代。即使后来罗泽南早早战死，其弟子与旧部仍是湘军绝对主力，其影响力并未随其早逝而消失。
将星殒落
咸丰四年（1854）二月，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声称洪、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誓师出征。考虑到湖南会党之乱频仍，曾氏令能独当一面的罗泽南、李续宾两营留守本省，以便随时平剿。
经过靖港、湘潭之役后，曾国藩对湘军大加整编，并将王錱部调回湘南，接替其师罗泽南履行防务。此后罗泽南所统数营成为湘军绝对主力，在湘、鄂、赣、皖数省屡立奇功，克城数十，历经大小二百余战，屡屡以少胜多，几无败绩。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二，为了及早攻克武昌，回援被困南昌的曾国藩，罗泽南率部直薄武昌城下，不幸被弹片击中左额，顿时“血流被面，衣带均湿”。回到洪山大营后，罗泽南仍日夜危坐，与诸将商议攻城方略。
四天后，罗泽南病情加剧，已不能起，遂仰卧书数语赠弟子与部属——“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这是他对一生孜孜以求的“有用之学”之最终诠释。
三月初八日，罗泽南因伤过重，不治而逝，遗命李续宾接掌其军。清廷令以巡抚阵亡例议恤，谥忠节。
接到罗泽南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由于江西战场危如累卵，曾封锁罗阵亡消息，“恐损士气，秘不告人”。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国藩认为罗“与江忠源、塔奇布同时并起，而战功则较两人为尤著”，承认罗之功劳在湘军另外两大名将之上。
时湖北战场主帅、鄂抚胡林翼在罗泽南逝后撰有两副挽联，其一云：“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歿宜尸祝；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遇，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此联道尽罗泽南与鄂省存亡之关系，以及视之如师如友的胡林翼之无尽伤痛。
噩耗传回湖南，时任湘抚骆秉章幕僚、亦为罗泽南生前挚友的左宗棠撰一联，算是对其一生事业的盖棺论定：“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醇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六州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一代醇儒而成湘军鼻祖，育无数弟子而有非凡事功，虽英年早逝，罗山先生亦当含笑九泉矣！
曾任曾国藩幕僚的王定安著《湘军记》，提及湘军之肇端，他说：“湘军初兴，王錱、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阵，深沟高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而曾国藩为李续宾作的《李忠武公神道碑》中则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曾国藩本人也承认罗泽南为湘军之创始者，罗战死之后，其弟子李续宾等使湘军发扬光大。
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无泽南，无湘军。”在该书中，钱氏将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师徒三人单列成章，视之为影响湖南学风的重要人物，排列仅次于汤鹏、魏源两大学者，而居曾国藩、胡林翼与左宗棠之前。这本概述近代湖湘文化最重要的著作确乎注意到了罗泽南作为一个学者的影响。
至于徐世昌等编著的《清儒学案》则对罗泽南评价更高：“自唐确慎（唐鉴）提倡理学，湘南学者皆崇紫阳（朱熹）而黜姚江（王阳明），罗山尤为切实，以醇儒为名将。”
困而知学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湖南湘乡人，因所居之地名罗山，峰峦罗列，气象万千，乃自号罗山，并以此号行于世，世称罗山先生。
罗氏虽为湘乡大姓，却非望族，“世耕稼无仕达者”。在罗泽南早年的成长历程中，其祖父罗拱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拱诗自幼家贫，靠帮人做生意谋生，“生平深以不学为憾”，希望儿子罗嘉旦读书入仕，但其子亦因家贫废学。为使孙辈有条件读书，罗拱诗克勤克俭，“自伐木竹诛茅，构屋里中，沽酒米为业”，到罗泽南出生时，家境略有改观。
然而在罗泽南求学期间，罗家日益贫困，“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以至有时无米下炊。为使孙子不至于像其父一样因贫废学，罗拱诗节衣缩食供其上学，“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有人建议让孙子改习他艺以谋生，被其断然拒绝。他说：“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后来罗泽南在《先大父六艺公事略》中回忆说：“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勤俭自持，乐善不倦，以生平未学之故，欲竟其志于后嗣，不以困苦易其心。积累之厚，曷其有极。”
罗泽南短暂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出生至道光四年（1824）是其少年求学时代；从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十五年（1835）是其青年时代，课徒谋生与继续求学；从道光十六年（1836）至咸丰元年（1851）是其中年时代，也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独立治学与授徒讲学之阶段；从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六年（1856）去世是其书生典兵的阶段。
从少年到青年的求学阶段，艰难困苦始终缠绕着他，但他困而知学，愈挫愈奋。
首先是科举之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
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十八岁，首次参加童子试，此后“七应童子试，不售”，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三十三岁才以郡试第一名考取生员，以至见榜“泫然泣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考列为一等，补禀膳生。年届不惑，罗泽南还蹉跎在科举之路上最低一级功名上。道光三十年（1850）新皇帝即位，按惯例诏各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章服备召用。罗泽南以品行端正、才识兼优被湘乡知县朱孙诒举荐，之后遂有机会以书生典兵。
其次是贫病之家，门庭多故，“十年之中，前后死者计十人”。从道光五年（1825）罗泽南丧母开始，罗家重大变故接连不断，其创巨痛深，难以言表：
道光五年六月，丧母；道光六年五月，丧嫂；道光六年七月，丧兄；道光七年，侄女夭折；道光十年，丧祖父；道光十二年正月，次子夭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丧长子；道光十三年，丧妹；道光十五年六月，三子夭折；道光十五年六月，侄子夭折。
罗泽南作《殇侄殇子哀辞》：“呜呼痛哉，吾今日之哭者。其哭吾侄乎，抑哭吾兄吾嫂之绝其祚乎；其哭吾儿之屡生不育乎，抑哭吾妻之丧其子丧其明乎；其哭吾弟客游生死不可卜乎，抑哭吾父之年日迈不获弄孙自乐乎；其哭旱既太甚吾难生而无以为生乎，抑哭天下之共被灾氛多不免于死乎。恍恍惚惚，迷迷离离，是血是泪，终莫能辨。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从道光四年（1824）罗泽南完婚之后，罗家共十六口人，十年之内连丧十人，人丁骤减，只剩六人。六人之中，羅泽南之妹、长侄女出嫁，弟弟罗泽曙客居他乡，生死不明，家中只余罗氏夫妇与老父罗嘉旦。而且妻子因连丧三子之痛致“耳目不能视听”，既盲且聋，已然残疾。这首《殇侄殇子哀辞》宣泄了其内心之凄苦伤痛。
家庭诸多变故之际，奔走衣食之馀，罗泽南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他不仅夜以继日地苦学自修，还不断争取深造的机会，曾先后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以及长沙城南书院。
涟滨书院创建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弦歌不辍。罗泽南于道光六年（1826）在此就读一年，得以“仰企前贤，远绍遗绪”，为其研究理学打下初步基础。
道光九年（1829）罗泽南在双峰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时书院主讲为陈达卿，孝廉出身，声望颇高，“执经问难者林立”。陈达卿对罗泽南颇为器重，并延请其到自家的尚友书房做塾师。罗正是在设馆尚友书房期间读书有悟，从而明确治学方向。
道光十九年（1839），罗泽南中秀才，获准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与同学诸生刘典、谢景乾等讲习讨论，互相砥砺，学术上有长足进步。
不管生活多么“险阻崎岖”，罗泽南犹能“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生活之磨难使其性格内敛，意志坚韧；勤学力行又使其志存高远，自拔于流俗。诚如曾国藩对他的评价：“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一代醇儒
道光十六年（1836）是罗泽南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他设馆陈氏尚友山房，与同馆塾师“常论为学之要，因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闽洛之学”。《性理》指《性理大全》，编定于明永乐年间，收有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家札》等著作，是一部程朱理学集成之著作，对罗泽南影响巨大。他在自述这段为学经历时说：“予尔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从这年开始，他将理学确立为其治学之方向。 次年，他将这一时期治学所得著为《常言》（1847），后改订为《人极衍义》，此后又相继著有《周易本义衍言》（1840）、《姚江学辨》（1844）、《读孟子札记》（1845）、《小学韵语》（1848）、《西铭讲义》（1849）、《皇舆要览》（1850）及《周易附说》（1854）等，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已然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大学者。
罗泽南的这些著述对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性阐发，对陆王心学进行了学理性的辨析与批判，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义理经世与辨学卫道两大特征。
罗泽南求学之地未出湖湘，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济”的传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追求“以学问道德为事功”之人生信条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因而他强烈反对空谈性理，认为经世治民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他说：“士人当民社无责之日，正宜广学问，严操守，审时势，酌古今，预储所以致君者何业，泽民者何猷。出则行之，不出则卷而怀之。此才是有用之学。”要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单靠道德说教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士人除了要在“性命之精微”、“身心之功用”上下功夫，还必须践履力行，穷究“政治之得失”、“古今之兴废”……所以一旦天下有变，罗泽南便能挺身而出，以书生典兵，以醇儒而终成名将，成就非凡之事功。
罗泽南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便是黜姚江而崇紫阳，通过辨学来捍卫程朱之道。
罗氏认为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之嫡传，是天下惟一正学，除此之学非俗即异，而这些俗学与异学对世道人心造成了极端恶劣之影响。他说：“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词章，陆、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因而“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求之闽、越而趋陇、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他把辨学卫道看作关系世运兴衰、国家存亡的关键。
在罗泽南看来，所有俗学、异学之中，陆王心学实为阳儒阴释，其危害最大，因而对其批判、拒斥尤力。他对陆王心学有一番基本评价：“若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欲废讲学以求顿悟，窃禅门之宗旨，为吾儒之功夫，有害吾道匪浅，吾辈固欲取其长，嘉其功，尤不可不知其偏，而辨其谬也。”可以说罗泽南只是肯定陆九渊、王阳明之品行与事功，而对其学术思想则不以为然。
自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兴起，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受到强力挑战。虽然清代自康熙以来一直强调和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使之高踞庙堂，但在社会和民间的影响力显然不如王学。罗泽南由是著《姚江学辨》，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辨析与批判。
清初程朱理学家痛于明亡，并归罪于王学，进而对阳明心学给予猛烈抨击，但往往流于道义指责而失之于空疏。罗泽南对王学的批判则深入其理论体系，对“心即理”为核心的心性说，对“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要命题的知行观等进行全面的学理辨析与批判。正如钱穆所说：“自来攻击阳明，未有如罗山之严正明快者。”此即罗氏超出同时代理学家之处，对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辨学卫道思想有极端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但他试图通过复兴与捍卫程朱理学来扭转晚清社会自上至下普遍的道德失范，进而挽救世道人心，可谓用心良苦。
湘军鼻祖
为谋生计，罗泽南从十八岁开始做了二十余年塾师，培养了大批人才，俨然一代名师。如果没有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事，他也许就会以名儒名师而终老湘中。
咸丰二年（1852）夏秋之交，湘乡知县朱孙诒檄召设馆长沙的罗泽南回县组织团练，成为罗氏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是年四月，太平军攻陷广西全州。新宁举人江忠源率楚勇设防于湘江上游之蓑衣渡，伏击太平军，击毙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绕道永州，进入湖南境内，旋于五月攻陷道州，休整扩军后军势复盛，连陷永兴、安仁、攸县、醴陵，七月底进围长沙。
罗泽南已于太平军围长沙之前回到湘乡组织团练，门生故旧纷纷响应。刘蓉、康景晖等人是其旧友，对其道德文章颇为推崇；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等团练骨干成员是其弟子，对其十分恭敬，后来李续宾、李续宜等相继来到老师身边，幫其训练兵勇。本县各地练勇也迅速向其靠拢，听候其指挥与调遣，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
罗氏主持团练后首先把纪律放在首位，他会同知县朱孙诒发布《告示》：“如有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掳掠，泄漏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如有聚众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杖革。如有点名无故不到，操练不勤，出入不告，吹弹歌唱，争先恐后，犯此者责罚。”
其次，罗泽南对湘乡团练正式组编，仿明代名将戚继光练兵之法，部署其众。罗将先前的练勇分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自任总统领，王錱、易良幹、康景晖为分统，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治兵械，魏万杰等负责劝捐事宜，以济军饷。
接着，罗泽南效仿戚继光着手对三营兵勇进行训练，包括战阵演练与军技操练，并创造性地推出“理学治军”的军营文化，对兵勇灌输忠君思想，他特别注重传统儒学的礼、义、廉、耻等教育。当时即提出“白天打仗，夜里读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口号。他认为军人所从事的职业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因此必须在全军上下进行精神洗礼，军队才会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这就是所谓“理学治军”。其本人及其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统领的军队自始至终坚持“理学”治军的理念，进而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治军思想。曾国藩对此有由衷的褒扬：“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罗泽南倡导的统兵练兵方法已与当时其他省、县团练有了本质区别，为后来的湘军奠定了良好基础。
咸丰二年（1852）十月，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遂移师北上，长沙之围始解。十二月，湘抚张亮基为加强省城防务，调罗泽南带勇入长沙。时值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旨办理湖南团防，罗泽南即以所部隶属其麾下，号称“湘勇”（即“湘乡勇”），罗自将中营，左、右两营分别由王錱、罗信南带领。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移驻衡州，编练水陆诸军。罗泽南率所部赶赴衡州与其更定陆军营制，改一营三百六十人为五百人。“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水陆军合计二十三营，湘军初具规模，其营制与练兵练阵之法实出自罗泽南之“湘勇”。
曾国藩后来为湘军确立平定太平军的根本战略亦为罗泽南之议。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是年，由于李秀成锐意进取江浙，对清廷财富之区造成巨大压力。有鉴于此，清廷令曾国藩东援江浙，曾抗命不从，并提出抚平江南的根本方略：“自古平江南之策，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而早在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即上书曾国藩论平吴之策：“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安庆，最终克复江宁。”所以清史稿认定罗泽南定下“力争上游”的《筹援鄂书》实为攸关全局之战略性纲领。
罗泽南对湘军另一重大影响还特别体现在湘军组建初期，其众多弟子随他加入，其中《清史稿》有传的即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李杏春、潘鸿焘、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幹、曾国华及曾国荃等诸人，但凡没有早早战死者，即成为湘军中流砥柱，甚至位列封疆。
《湘学略》谓：“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出罗山。”此言不虚。湘军草创之时，曾国藩个人魅力尚未充分展露，其在湘军中的绝对权威亦未树立，而湘军中许多骨干乃罗泽南之弟子，因此罗氏所起凝聚人心之作用不可替代。即使后来罗泽南早早战死，其弟子与旧部仍是湘军绝对主力，其影响力并未随其早逝而消失。
将星殒落
咸丰四年（1854）二月，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声称洪、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誓师出征。考虑到湖南会党之乱频仍，曾氏令能独当一面的罗泽南、李续宾两营留守本省，以便随时平剿。
经过靖港、湘潭之役后，曾国藩对湘军大加整编，并将王錱部调回湘南，接替其师罗泽南履行防务。此后罗泽南所统数营成为湘军绝对主力，在湘、鄂、赣、皖数省屡立奇功，克城数十，历经大小二百余战，屡屡以少胜多，几无败绩。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二，为了及早攻克武昌，回援被困南昌的曾国藩，罗泽南率部直薄武昌城下，不幸被弹片击中左额，顿时“血流被面，衣带均湿”。回到洪山大营后，罗泽南仍日夜危坐，与诸将商议攻城方略。
四天后，罗泽南病情加剧，已不能起，遂仰卧书数语赠弟子与部属——“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这是他对一生孜孜以求的“有用之学”之最终诠释。
三月初八日，罗泽南因伤过重，不治而逝，遗命李续宾接掌其军。清廷令以巡抚阵亡例议恤，谥忠节。
接到罗泽南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由于江西战场危如累卵，曾封锁罗阵亡消息，“恐损士气，秘不告人”。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国藩认为罗“与江忠源、塔奇布同时并起，而战功则较两人为尤著”，承认罗之功劳在湘军另外两大名将之上。
时湖北战场主帅、鄂抚胡林翼在罗泽南逝后撰有两副挽联，其一云：“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歿宜尸祝；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遇，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此联道尽罗泽南与鄂省存亡之关系，以及视之如师如友的胡林翼之无尽伤痛。
噩耗传回湖南，时任湘抚骆秉章幕僚、亦为罗泽南生前挚友的左宗棠撰一联，算是对其一生事业的盖棺论定：“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醇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六州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一代醇儒而成湘军鼻祖，育无数弟子而有非凡事功，虽英年早逝，罗山先生亦当含笑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