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作为例外免受外来的冲击。掌管总资产逾百万亿元的中国银行家们,该好好思索下一步的行为安排了。若继续热衷于追逐更高的利润指标,不仅将挥霍掉业已削弱的比较优势,更将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拖累建设金融强国的前景。
如今,表面繁荣的中国银行业已成有实力的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征兆的代表了。
正当美国银行业尚处于自我修复期,日本银行业阴气沉沉,欧元区国家求钱若渴之际,来自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1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净息差为2.7%;商业银行利润突破1万亿元大关,平均每天盈利28.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此一时彼一时,七、八年前还是美欧银行巨头嘲笑对象的中国银行业,今天的迅猛发展势头不仅让有300余年金融历史的欧洲羡慕不已,甚至连一向君临天下的华尔街也已感受到了竞争压力。
2003年开始实质性改革的中国银行业,近9年来取得的成就正逐渐改写全球银行业的版图。而从大国经济崛起的路径看,在实现了工业和制造大国的目标之后,中国正向产业和金融强国迈进,这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经济分工获益程度的内生性要求。笔者曾说过,与美欧主要金融强国“高边疆”的核心均在银行体系类似,中国构筑“经济高边疆”的突破口,也应落在银行业身上。而从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国际比较来看,以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等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理该充当中国构筑 “经济高边疆”的先锋队。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曾经因为“入世”而战战兢兢的中国银行业,在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危险期之后,尽管在政府启动的以上市倒逼自身改革的进程中,开始注意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并适时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因而在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均有显著改观。但整体而言,实质性改革步骤并不多。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银行业的不俗成绩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黄金周期内实现的;2007年以来,在美欧银行业因受金融危机拖累而跌入历史低谷的同时,中国银行业由于较为保守的经营方式以及相关金融政策保护而免受大规模冲击,加上政府在2008年底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上岸。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真正考验。
另外,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银行体系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间窗口,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十分遗憾的是,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以至于有银行行长公开承认,银行业利润太高了,不好意思公布。
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银行的利差不会达到3%,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过30%。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实便是如此。早已有人指出:银行业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作为排他性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国有商业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大银行的越来越脱离于其理应遵守的行为边界,有日渐异化的倾向。过去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业,如今正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世界中自我循环;尚未完成内部改革的银行业,在还没有学到太多的市场经验与风险管理意识的时候,就已沾染上了美欧同行的贪婪习气。
不客气地说,中国银行业迄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而原先极为担心银行面临开放风险的政府,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银行经营风险的植根者。众所周知,尽管上市被普遍认为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但上市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中国银行业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冀望通过上市毕其功于一役,那势必会产生道德风险,因为以国内银行现有的机制,不大可能创造太高的价值。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風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而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愈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作为一个例外总能免受外来的冲击的。
掌管总资产逾百万亿元的中国银行家们,该好好思索下一步的行为安排了。
若继续热衷于追逐更高的利润指标,不仅将挥霍掉业已削弱的比较优势,更将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有可能在未完成银行改革制度变迁以及内生优势培育的情况下,向中国经济注入新的不确定性,进而拖累建设金融强国的前景。
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中国银行家们,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头等大事的情况下,理应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否则,一旦美欧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如今,表面繁荣的中国银行业已成有实力的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征兆的代表了。
正当美国银行业尚处于自我修复期,日本银行业阴气沉沉,欧元区国家求钱若渴之际,来自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1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净息差为2.7%;商业银行利润突破1万亿元大关,平均每天盈利28.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此一时彼一时,七、八年前还是美欧银行巨头嘲笑对象的中国银行业,今天的迅猛发展势头不仅让有300余年金融历史的欧洲羡慕不已,甚至连一向君临天下的华尔街也已感受到了竞争压力。
2003年开始实质性改革的中国银行业,近9年来取得的成就正逐渐改写全球银行业的版图。而从大国经济崛起的路径看,在实现了工业和制造大国的目标之后,中国正向产业和金融强国迈进,这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经济分工获益程度的内生性要求。笔者曾说过,与美欧主要金融强国“高边疆”的核心均在银行体系类似,中国构筑“经济高边疆”的突破口,也应落在银行业身上。而从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国际比较来看,以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等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理该充当中国构筑 “经济高边疆”的先锋队。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曾经因为“入世”而战战兢兢的中国银行业,在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危险期之后,尽管在政府启动的以上市倒逼自身改革的进程中,开始注意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并适时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因而在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均有显著改观。但整体而言,实质性改革步骤并不多。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银行业的不俗成绩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黄金周期内实现的;2007年以来,在美欧银行业因受金融危机拖累而跌入历史低谷的同时,中国银行业由于较为保守的经营方式以及相关金融政策保护而免受大规模冲击,加上政府在2008年底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上岸。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真正考验。
另外,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银行体系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间窗口,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十分遗憾的是,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以至于有银行行长公开承认,银行业利润太高了,不好意思公布。
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银行的利差不会达到3%,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过30%。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实便是如此。早已有人指出:银行业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作为排他性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国有商业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大银行的越来越脱离于其理应遵守的行为边界,有日渐异化的倾向。过去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业,如今正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世界中自我循环;尚未完成内部改革的银行业,在还没有学到太多的市场经验与风险管理意识的时候,就已沾染上了美欧同行的贪婪习气。
不客气地说,中国银行业迄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而原先极为担心银行面临开放风险的政府,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银行经营风险的植根者。众所周知,尽管上市被普遍认为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但上市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中国银行业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冀望通过上市毕其功于一役,那势必会产生道德风险,因为以国内银行现有的机制,不大可能创造太高的价值。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風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而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愈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作为一个例外总能免受外来的冲击的。
掌管总资产逾百万亿元的中国银行家们,该好好思索下一步的行为安排了。
若继续热衷于追逐更高的利润指标,不仅将挥霍掉业已削弱的比较优势,更将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有可能在未完成银行改革制度变迁以及内生优势培育的情况下,向中国经济注入新的不确定性,进而拖累建设金融强国的前景。
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中国银行家们,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头等大事的情况下,理应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否则,一旦美欧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