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两家大众媒体2019年对“00后”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话语和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家媒体报道都存在报道空白，降低了“00后”媒介形象呈现的完整性;报道方式的局限性影响“00后”媒介形象构建的深度和广度;“00后”正通过“去标签化”和“再标签化”的环节重获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针对“00后”群体新闻报道上的建议。
关键词：“00后”;媒介形象;《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7-0078-05
“00后”指的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出生的中国公民。在千禧年之际，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时期，“00后”成长中独特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于“80后、90后”的独特的代际特征。与“80后、90后”一样被赋予“标签”，“互联网原住民”“手机控”“熊孩子”“娇气”是过去大众传播媒介对“00后”的报道中不断涉及的身份标签。2018年第一批“00后”步入成年，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都会发生新的成长和蜕变。在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时期，无私奉献的“逆行者”队伍中也不乏“00后”的身影。“00后”的媒介形象呈现是否已发生改变？媒介报道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00后”的群体形象？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对不同媒体对于“00后”的报道进行比较，深入分析大众媒介对“00后”媒介形象的構建，帮助受众架构对“00后”正确的社会认知，为更好地呈现“00后”群体媒介形象提供思路。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 M·E·麦库姆斯和 D·L·肖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
（二）社会认知理论
受众通过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认识和理解不能触及的世界，将具有相同特质的一群人，塑造出一定的形象，这个简单化的过程就是“标签化”，塑造出的形象便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词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他认为，对于大部分事物，我们不是先观察后解释，而是先解释后观察，我们倾向于选择和认识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的东西，从而产生固定的成见，即刻板印象[2]。
（三）框架理论
1974 年，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对框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3]。20 世纪 80 年代，框架理论被引入新闻与传播领域，广泛用于分析媒介内容，并逐渐形成了“新闻框架理论”。
文希对《中国青年报》的“00后”报道研究发现，报道议题覆盖面广，学习教育比重较大，报道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4]。谢亭亭从框架理论分析《中国青年报》的“00后”报道，发现关于“00后”的新闻报道总体呈现平衡性的特点和“去标签化”的特征[5]。刘爽、李盛兰等人以共青团中央推文为例，发现报道总体身份角色相对单一[6]。总之，国内对“00后”媒介形象的研究总量较少，缺乏不同媒体之间对“00后”报道的对比，影响“00后”媒介形象的完整性与全面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为研究对象。《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直属的机关报，在青年群体中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联合主办的大型城市综合类日报，是北京地区版数最多、信息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两家媒体主要发行地区和对象不同，对比研究更具参照价值，因此本文选择这两家媒体作为“00后”媒介形象建构研究的样本。
研究以单篇新闻报道为一个分析单元，在《中国青年报》和《新青年》在线网站获取历史报道的数据样本，通过在标题中搜索关键词“00后”，选取2019年的新闻报道且通过阅读排除无关报道后，得到《中国青年报》有效样本16篇，《新京报》69篇。
（一）类目构建
（二）编码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在正式编码前，随机抽取20%的样本进行信度检测，克朗巴哈系数ɑ为0.83，能够满足编码员间信度标准的一般要求，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
三、两报对“00后”的报道比较
（一）报道数量：两报报道数量差距巨大，关注重点存在差异
根据图1分析可见，在报道数量上，两家报纸存在明显的差异。《新京报》对“00后”的报道数量明显多于《中国青年报》，除了2月与11月，《新京报》在其它月份对“00后”的报道数量皆多于《中国青年报》，这说明《新京报》对“00后”群体的密切关注和持续跟踪。在1～3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数量趋势呈现先升再升的趋势，而《新京报》却呈现先降后持平的相反趋势;在3～10月，两报的报道数量趋势相对自身比较稳定，但相差巨大;在10～12月，两者又呈现相反的趋势。这说明两家报纸对“00后”报道的重点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二）报道体裁：多种体裁相结合，善用体裁有所不同
两报都是以多种体裁相结合的方式对“00后”进行报道，力图呈现“00后”完整的媒介形象。从图2可知，《中国青年报》善用通讯体裁，如人物通讯《风餐露宿，“00后”巡逻在高原边防线上》、事件通讯《“00后”走上阅兵场》等，详细深入报道新闻，生动刻画人物和事件。消息和视频体裁都相对较少，显示出在追求新闻时效性和运用技术手段还原新闻现场方面稍显不足。而从图3可以看出，《新京报》更擅长用视频直接记录新闻现场，捕捉事件细节，如《“00后”跆拳道小伙空中大秀球技 高难度动作看呆网友》《“00后”制售“吃鸡”游戏作弊外挂被捕：9人涉案三百余万》等。但对“00后”深度报道和评论方面有所欠缺，可以看出《新京报》的报道较少挖掘新闻的实质和内涵，在引发读者深度思考方面有所不足。 卡方独立性检验表明，Pearson c2（2，n=85）=6.689，p>0.001，两家报纸关于“00后”的报道倾向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在对“00后”报道的总体倾向上，两家媒体是趋于一致的，都是正面报道居多。深度分析发现，两家报纸在不同报道倾向的分布占比上有所差异。《中国青年报》几乎没有负面报道，中性报道也较少，占比19%;《新京报》存在负面报道且占比20%，中性报道占比32%。
（四）报道议题：两家媒体在议题选择上各有侧重
《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在报道议题上有交叉部分，但侧重点有较大差异。从双方议题选择的共同点来看，《中国青年报》在“00后”的职业表现方面报道数量最多，占2019年所有报道的31%，《新京报》也对职业情况有所侧重，占所有报道的17%。说明“00后”的职业发展情况被两家媒体重点关注。此外，经济消费、生活方式、才艺技能和实践活动也是两家媒体共同关注的议题，但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少。从报道的重点来看，议题分布的差异性也十分突出，《新京报》在对“00后”的不良与违法犯罪行为上的报道数量最多，占22%，对“00后”体育名人的人物报道比重也较大，而《中国青年报》几乎没有这几方面的报道，表明《新京报》对“00后”社会化过程中“不成熟”表现的关注，同时也时刻关注着体育竞技方面“00后”的卓越表现。《中国青年报》倾向于对“00后”的思想观念、实践活动参与的报道，分别占据25%和19%，而《新京报》对此鲜少报道，表明《中国青年报》密切关注“00后”作为新生代群体的思想观念变化和逐步走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的实践成绩。
四、主要议题中呈现的“00后”形象
（一）职业与技能形象：积极进取但仍有进步的空间
在“00后”职业表现议题报道中，关键词“个性”“热情”“吃苦”“拼搏”“追梦”“不够成熟”“帮助他人”出现频次较多，反映了一些初入职场的“00后”的工作状态，两家媒体都基本呈现“00后”的正面形象，说明步入职场的“00后”能以积极饱满的心态和高效的执行力在工作领域获得他人的认可。但关键词“不够成熟”也体现出“00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与社会阅历，职业表现还存在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二）生活与消费形象：开放多元，喜爱娱乐和消费
在对“00后”生活方式的报道中，两家媒体都着重刻画“00后”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如《中国青年報》的《读不懂的“00后”网络“黑话”其实有玄机》等，《新京报》的《听不懂“00后”“摩斯密码”？别忘了曾经流行的“火星文”》等，站在客观的立场评论“00后”新奇多样的语言文化，都认为这种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文化是“00后”群体的特质，是能从中获得的“相互认同的快乐”的一种群体行为。在“00后”经济消费的议题报道中，《中国青年报》较少涉及，《新京报》的《国庆出游预测：红色路线受追捧，“00后”人群增长超3倍》《出境游客5年增长了5000万人次，“00后”玩疯了》等也体现了“00后”喜欢探索未知与新奇的特质，同时也从侧面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不断升级，“00后”培养出了依托在消费水平上的消费爱好，旅游业成为“00后”青睐的消费领域。
（三）社会形象：实践能力增强，法律意识亟需提高
在对“00后”的社会形象构建上，《中国青年报》更加关注“00后”参与的实践活动，如《“00后”站上进博会大舞台》《“00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讲述延安精神》等，基本呈现了正面形象，记录“00后”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00后”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在不同领域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新京报》更侧重报道“00后”的不良社会行为，如《冒充明星易烊千玺诈骗小学生 4名“00后”被判刑》《“00后”男孩穿“都是命”异服坐火车 乘警一查是逃犯》等，基本呈现了“00后”负面的社会形象，说明“00后”群体中也存在身心未发展完善、思想观念不成熟、法律意识薄弱的人群，还需要相关家庭和社会进一步的教育和规范。
五、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两家媒体对“00后”新闻报道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一）选择性的报道议题使两家媒体在对“00后”的媒介形象构建上都存在报道空白，“00后”的群体形象未能完整呈现
大部分疏离于“00后”群体的受众对“00后”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媒体传播的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如若信息“把关人”持续选择性地报道事件就会产生局部的信息空白，从而导致受众的认知偏差。上述研究发现，两家媒体的议题选择都不能穷尽对“00后”完整的形象建构。如《中国青年报》缺乏关于“00后”成长过程中不成熟和有待改进之处的报道，《新京报》在“00后”的行为表现中缺乏思想观念层面的探讨，这是两家媒体在“00后”媒介形象构建中因自身报道框架特征和立场的区隔而形成的报道差异。对此不妨遵循受众喜爱多角度、多元表达的信息偏好规律，主动设置与之契合的内容表达机制，适度调适议程，多角度、多层次地选择议题，呈现更为全面立体的“00后”群体形象。例如，可以增加对“00后”中叛逆和迷茫的青少年、留守和残疾青少年等个性化和特殊性群体的关注和呈现，深入挖掘“00后”的成长状态，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知与态度，生动立体还原和塑造“00后”群体的真实样貌。
（二）两家媒体在报道方式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影响“00后”形象构建的广度和深度
上述研究发现，两家媒体在报道体裁的选择上都显示出单一化和局限化的特征，可以根据报道目的选择合适的报道手段，通过报道手段灵活多元的运用，使“00后”媒介形象在议程交互中达成共识。例如，采用直播的报道方式可以实时目击事件发生现场，利用对人物的深度访谈展现人物的心理与情感状态等，尽可能营造反映“00后”群体真实情境的拟态环境，为受众客观认知“00后”提供确实可靠的参照。 （三）“00后”群体的媒介形象基本呈现积极的正面形象，通过不断“去标签化”和“再标签化”加深社会对“00后”群體的身份认同
上文研究发现，两家媒体对“00后”的报道倾向均以正面为主，这与之前社会和媒介给予“00后”的负面标签——“手机控”“娇生惯养”是互相矛盾的。在2019年两家媒体的报道中，“00后”呈现出敢于拼搏、能吃苦、喜欢探索发明、开放新潮等形象特点。这一报道倾向的转变是“00后”群体从“去标签化”走向“再标签化”的过程，并通过媒介形象的重塑和再造破除受众对其的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随着“再标签化”环节的进一步深入，“00后”能以此不断获得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感，加深自我认可程度，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客观环境的正向反馈来促进“00后”的快速成长和蜕变。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研究对《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对比分析采纳的样本不足导致未能完整呈现“00后”的媒介形象，如果对此进行广泛和细致地调查和研究，将会更加全面地了解“00后”的媒介形象建构策略。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6-57.
[2]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8-80.
[3] E.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4：30-42.
[4] 文希.主流媒体“00后”报道的议题设置与媒介形象塑造——基于《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J].北方传媒研究，2018（6）：76-77.
[5] 谢亭亭.框架理论下“00后”的媒介形象建构[J].新媒体研究，2019，5（21）：83-85.
[6] 刘爽，李盛兰，朱伟，杨淼，何杰丽.微信公众号中“00后”青年的媒介形象呈现研究——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为例[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3）：23-24.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0-09-23
作者简介：李丹滢，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关键词：“00后”;媒介形象;《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7-0078-05
“00后”指的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出生的中国公民。在千禧年之际，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时期，“00后”成长中独特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于“80后、90后”的独特的代际特征。与“80后、90后”一样被赋予“标签”，“互联网原住民”“手机控”“熊孩子”“娇气”是过去大众传播媒介对“00后”的报道中不断涉及的身份标签。2018年第一批“00后”步入成年，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都会发生新的成长和蜕变。在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时期，无私奉献的“逆行者”队伍中也不乏“00后”的身影。“00后”的媒介形象呈现是否已发生改变？媒介报道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00后”的群体形象？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对不同媒体对于“00后”的报道进行比较，深入分析大众媒介对“00后”媒介形象的構建，帮助受众架构对“00后”正确的社会认知，为更好地呈现“00后”群体媒介形象提供思路。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一）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 M·E·麦库姆斯和 D·L·肖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
（二）社会认知理论
受众通过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认识和理解不能触及的世界，将具有相同特质的一群人，塑造出一定的形象，这个简单化的过程就是“标签化”，塑造出的形象便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词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他认为，对于大部分事物，我们不是先观察后解释，而是先解释后观察，我们倾向于选择和认识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的东西，从而产生固定的成见，即刻板印象[2]。
（三）框架理论
1974 年，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对框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3]。20 世纪 80 年代，框架理论被引入新闻与传播领域，广泛用于分析媒介内容，并逐渐形成了“新闻框架理论”。
文希对《中国青年报》的“00后”报道研究发现，报道议题覆盖面广，学习教育比重较大，报道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4]。谢亭亭从框架理论分析《中国青年报》的“00后”报道，发现关于“00后”的新闻报道总体呈现平衡性的特点和“去标签化”的特征[5]。刘爽、李盛兰等人以共青团中央推文为例，发现报道总体身份角色相对单一[6]。总之，国内对“00后”媒介形象的研究总量较少，缺乏不同媒体之间对“00后”报道的对比，影响“00后”媒介形象的完整性与全面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为研究对象。《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直属的机关报，在青年群体中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联合主办的大型城市综合类日报，是北京地区版数最多、信息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两家媒体主要发行地区和对象不同，对比研究更具参照价值，因此本文选择这两家媒体作为“00后”媒介形象建构研究的样本。
研究以单篇新闻报道为一个分析单元，在《中国青年报》和《新青年》在线网站获取历史报道的数据样本，通过在标题中搜索关键词“00后”，选取2019年的新闻报道且通过阅读排除无关报道后，得到《中国青年报》有效样本16篇，《新京报》69篇。
（一）类目构建
（二）编码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在正式编码前，随机抽取20%的样本进行信度检测，克朗巴哈系数ɑ为0.83，能够满足编码员间信度标准的一般要求，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
三、两报对“00后”的报道比较
（一）报道数量：两报报道数量差距巨大，关注重点存在差异
根据图1分析可见，在报道数量上，两家报纸存在明显的差异。《新京报》对“00后”的报道数量明显多于《中国青年报》，除了2月与11月，《新京报》在其它月份对“00后”的报道数量皆多于《中国青年报》，这说明《新京报》对“00后”群体的密切关注和持续跟踪。在1～3月，《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数量趋势呈现先升再升的趋势，而《新京报》却呈现先降后持平的相反趋势;在3～10月，两报的报道数量趋势相对自身比较稳定，但相差巨大;在10～12月，两者又呈现相反的趋势。这说明两家报纸对“00后”报道的重点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二）报道体裁：多种体裁相结合，善用体裁有所不同
两报都是以多种体裁相结合的方式对“00后”进行报道，力图呈现“00后”完整的媒介形象。从图2可知，《中国青年报》善用通讯体裁，如人物通讯《风餐露宿，“00后”巡逻在高原边防线上》、事件通讯《“00后”走上阅兵场》等，详细深入报道新闻，生动刻画人物和事件。消息和视频体裁都相对较少，显示出在追求新闻时效性和运用技术手段还原新闻现场方面稍显不足。而从图3可以看出，《新京报》更擅长用视频直接记录新闻现场，捕捉事件细节，如《“00后”跆拳道小伙空中大秀球技 高难度动作看呆网友》《“00后”制售“吃鸡”游戏作弊外挂被捕：9人涉案三百余万》等。但对“00后”深度报道和评论方面有所欠缺，可以看出《新京报》的报道较少挖掘新闻的实质和内涵，在引发读者深度思考方面有所不足。 卡方独立性检验表明，Pearson c2（2，n=85）=6.689，p>0.001，两家报纸关于“00后”的报道倾向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在对“00后”报道的总体倾向上，两家媒体是趋于一致的，都是正面报道居多。深度分析发现，两家报纸在不同报道倾向的分布占比上有所差异。《中国青年报》几乎没有负面报道，中性报道也较少，占比19%;《新京报》存在负面报道且占比20%，中性报道占比32%。
（四）报道议题：两家媒体在议题选择上各有侧重
《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在报道议题上有交叉部分，但侧重点有较大差异。从双方议题选择的共同点来看，《中国青年报》在“00后”的职业表现方面报道数量最多，占2019年所有报道的31%，《新京报》也对职业情况有所侧重，占所有报道的17%。说明“00后”的职业发展情况被两家媒体重点关注。此外，经济消费、生活方式、才艺技能和实践活动也是两家媒体共同关注的议题，但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少。从报道的重点来看，议题分布的差异性也十分突出，《新京报》在对“00后”的不良与违法犯罪行为上的报道数量最多，占22%，对“00后”体育名人的人物报道比重也较大，而《中国青年报》几乎没有这几方面的报道，表明《新京报》对“00后”社会化过程中“不成熟”表现的关注，同时也时刻关注着体育竞技方面“00后”的卓越表现。《中国青年报》倾向于对“00后”的思想观念、实践活动参与的报道，分别占据25%和19%，而《新京报》对此鲜少报道，表明《中国青年报》密切关注“00后”作为新生代群体的思想观念变化和逐步走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的实践成绩。
四、主要议题中呈现的“00后”形象
（一）职业与技能形象：积极进取但仍有进步的空间
在“00后”职业表现议题报道中，关键词“个性”“热情”“吃苦”“拼搏”“追梦”“不够成熟”“帮助他人”出现频次较多，反映了一些初入职场的“00后”的工作状态，两家媒体都基本呈现“00后”的正面形象，说明步入职场的“00后”能以积极饱满的心态和高效的执行力在工作领域获得他人的认可。但关键词“不够成熟”也体现出“00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与社会阅历，职业表现还存在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二）生活与消费形象：开放多元，喜爱娱乐和消费
在对“00后”生活方式的报道中，两家媒体都着重刻画“00后”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如《中国青年報》的《读不懂的“00后”网络“黑话”其实有玄机》等，《新京报》的《听不懂“00后”“摩斯密码”？别忘了曾经流行的“火星文”》等，站在客观的立场评论“00后”新奇多样的语言文化，都认为这种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文化是“00后”群体的特质，是能从中获得的“相互认同的快乐”的一种群体行为。在“00后”经济消费的议题报道中，《中国青年报》较少涉及，《新京报》的《国庆出游预测：红色路线受追捧，“00后”人群增长超3倍》《出境游客5年增长了5000万人次，“00后”玩疯了》等也体现了“00后”喜欢探索未知与新奇的特质，同时也从侧面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不断升级，“00后”培养出了依托在消费水平上的消费爱好，旅游业成为“00后”青睐的消费领域。
（三）社会形象：实践能力增强，法律意识亟需提高
在对“00后”的社会形象构建上，《中国青年报》更加关注“00后”参与的实践活动，如《“00后”站上进博会大舞台》《“00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讲述延安精神》等，基本呈现了正面形象，记录“00后”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00后”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在不同领域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新京报》更侧重报道“00后”的不良社会行为，如《冒充明星易烊千玺诈骗小学生 4名“00后”被判刑》《“00后”男孩穿“都是命”异服坐火车 乘警一查是逃犯》等，基本呈现了“00后”负面的社会形象，说明“00后”群体中也存在身心未发展完善、思想观念不成熟、法律意识薄弱的人群，还需要相关家庭和社会进一步的教育和规范。
五、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两家媒体对“00后”新闻报道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一）选择性的报道议题使两家媒体在对“00后”的媒介形象构建上都存在报道空白，“00后”的群体形象未能完整呈现
大部分疏离于“00后”群体的受众对“00后”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媒体传播的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如若信息“把关人”持续选择性地报道事件就会产生局部的信息空白，从而导致受众的认知偏差。上述研究发现，两家媒体的议题选择都不能穷尽对“00后”完整的形象建构。如《中国青年报》缺乏关于“00后”成长过程中不成熟和有待改进之处的报道，《新京报》在“00后”的行为表现中缺乏思想观念层面的探讨，这是两家媒体在“00后”媒介形象构建中因自身报道框架特征和立场的区隔而形成的报道差异。对此不妨遵循受众喜爱多角度、多元表达的信息偏好规律，主动设置与之契合的内容表达机制，适度调适议程，多角度、多层次地选择议题，呈现更为全面立体的“00后”群体形象。例如，可以增加对“00后”中叛逆和迷茫的青少年、留守和残疾青少年等个性化和特殊性群体的关注和呈现，深入挖掘“00后”的成长状态，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知与态度，生动立体还原和塑造“00后”群体的真实样貌。
（二）两家媒体在报道方式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影响“00后”形象构建的广度和深度
上述研究发现，两家媒体在报道体裁的选择上都显示出单一化和局限化的特征，可以根据报道目的选择合适的报道手段，通过报道手段灵活多元的运用，使“00后”媒介形象在议程交互中达成共识。例如，采用直播的报道方式可以实时目击事件发生现场，利用对人物的深度访谈展现人物的心理与情感状态等，尽可能营造反映“00后”群体真实情境的拟态环境，为受众客观认知“00后”提供确实可靠的参照。 （三）“00后”群体的媒介形象基本呈现积极的正面形象，通过不断“去标签化”和“再标签化”加深社会对“00后”群體的身份认同
上文研究发现，两家媒体对“00后”的报道倾向均以正面为主，这与之前社会和媒介给予“00后”的负面标签——“手机控”“娇生惯养”是互相矛盾的。在2019年两家媒体的报道中，“00后”呈现出敢于拼搏、能吃苦、喜欢探索发明、开放新潮等形象特点。这一报道倾向的转变是“00后”群体从“去标签化”走向“再标签化”的过程，并通过媒介形象的重塑和再造破除受众对其的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随着“再标签化”环节的进一步深入，“00后”能以此不断获得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感，加深自我认可程度，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客观环境的正向反馈来促进“00后”的快速成长和蜕变。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研究对《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对比分析采纳的样本不足导致未能完整呈现“00后”的媒介形象，如果对此进行广泛和细致地调查和研究，将会更加全面地了解“00后”的媒介形象建构策略。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6-57.
[2]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8-80.
[3] E.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4：30-42.
[4] 文希.主流媒体“00后”报道的议题设置与媒介形象塑造——基于《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J].北方传媒研究，2018（6）：76-77.
[5] 谢亭亭.框架理论下“00后”的媒介形象建构[J].新媒体研究，2019，5（21）：83-85.
[6] 刘爽，李盛兰，朱伟，杨淼，何杰丽.微信公众号中“00后”青年的媒介形象呈现研究——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为例[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3）：23-24.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0-09-23
作者简介：李丹滢，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