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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学的特色和优势之一就是讨论那些中国学者不屑、不宜以及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触及的话题。时下少男少女争相追捧甚至想一试身手的选秀节目“快乐女声”，虽然收视率极高，但却难入大陆学者们的法眼，恐怕也不会有严肃的学术杂志愿意刊登有关“快乐女声”的文章，这类话题始终难登学界的大雅之堂。
二零一二年，美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东亚研究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会。会议专为“东亚性别研究”开设了一场圆桌会谈，相关领域的重量级汉学家悉数到场，其中包括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和刚刚被大会授予“东亚研究杰出贡献奖”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女士，这位中国性别研究专家的著作《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曾出版过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大陆学者并不陌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最高水准的汉学大会上，“快乐女声”以及风靡东亚的偶像明星成了汉学家们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性别视角”大概在四十年前出现在美国东亚研究中。据费侠莉回忆，她在受命承担《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时，曾经建议加入一章“性别研究”的内容。遗憾的是，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有关这个领域的著作可以参考，最终只能作罢。四十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大量学术成果表明，“性别视角”早已深入人心。
实际上，我们翻译过来的“性别研究”模糊了其英文表达“Gender and Sexuality”所蕴含的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区分为男、女两性的性别，后者则指跟性相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性吸引、性取向、性特征、性观念和性行为等方方面面。大陆学者在受到海外中国学“性别视角”的影响后，也开始进行相应尝试，不过大多以“妇女研究”的面目出现，例如探讨某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或以女性视角叙事观察，基本属于Gender范畴。对于Sexuality，囿于传统文化观念，中国学者的探索十分有限。
在圆桌会谈中，美国学者们并没有沉浸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中，而是对当前性别研究进行了反思。大家认为，单纯从男性或女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显然不能把握时空的复杂性，还要加入其他影响因子综合考虑，本次圆桌会议提请学者们注意的就是“年龄”以及“政治与性别间的互动”两大因素。
传统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只区分男性、女性，但学者们发现，“年龄”问题使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少男少女与成年男女在性意识和性活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年龄”与“性别”必须同时加以考察才能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实面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导引下，“快乐女声”以及类似的东亚偶像明星等话题被推上了圆桌会议。
美国学者注意到近年东亚地区在性别审美方面所表现出的新趋势，即带有柔弱女性气质的“美少男”和带有男性气质的“美少女”日益成为东亚青少年追捧的对象。中国连续多年举办的“快乐女声”选秀大赛，其获胜者曾给人一种“不男不女、似男又女”的感觉（美国学者使用的英文为“Androgynous”，原意是“雌雄同体”）。这种情形不仅中国独有，还突破了国别和文化的界限，在日本、韩国等地同时存在。韩国偶像明星李俊基、日本人气组合“彩虹乐队”以及青春偶像龟梨和也、山田凉介等，都无一例外地以近乎女性的形象示人。这种现象在中、日、韩之间还表现有相互交叉影响的趋势，三国青少年正通过网络、视频以及漫画等形式互相沟通、交换信息，甚至共享性别审美的偶像。这个新趋势打破了传统父权社会由成年男性主导社会文化的现象，原本的弱势文化群体——女性和青少年——一跃成为决定大众文化走向的优势力量，而选秀比赛、偶像电视剧、唱片销售、漫画和各种网络投票则是他们实现文化角色逆转的手段。
对于这一现象，网络上曾出现过各种评论，其中调侃、嘲讽的成分居多，并无助于深刻揭示其原因。美国汉学家们则以严肃的态度和理性的方法对待这一文化现象。圆桌会议指出，未来深入剖析这一文化现象的必由路径是从“年龄”因素入手分析，即研究“年龄”在新性别偶像形成过程中究竟有多大影响力。基于这一思路，以“美少男”情况为例，圆桌会议建议学者们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美少男”形象只是年轻女性追捧的对象，抑或随着年龄的增加她们仍然持有这样一种审美看法？中年妇女对所喜欢的男性偶像是否也是持有同一标准，抑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早已放弃了这种年轻人才有的想法？反观“美少男”们，他们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放弃原来的自我审美追求去迎合东亚地区已婚老男人的标准形象？还是说，随着新一代“美少男”的崛起，他们将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受“美少男”形象的影响，东亚男青年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去模仿这种形象？中国相对失衡的性别比例是否导致年轻人变得日益柔弱？……
上述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思考，而这正是“年龄”因素被引入分析路径的结果。圆桌会议所提出的有些问题在目前阶段还无法确切回答，这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观察，当然有些问题的答案已经显露端倪。美国学者向未来寻求解答的方法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就我个人而言，一看到这个题目，我便首先尝试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答案，我想大多数中国学者也会是同样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重视外在形体，而是十分强调内心修养。因此，施瓦辛格那样的“肌肉男”并不是中国女性心中的理想目标，明清小说中陷入爱情纠葛的男主角多是“小白脸”形象，是张生或许仙那样的文弱书生。在中国文化中，张飞、李逵似的人物似乎很难卷入儿女情长……
沿着这样的中国式思路，在不考虑“年龄”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为当前的“美少男”现象提供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解释，同样具有一定说服力。两相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汉学界的思路以生理规律作为基本前提，人的性观念和性活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现出相应的成熟和衰退过程，其前后的生理变化足以导致人们性观念和性活动的改变，这一点在传统性别研究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规律，美国汉学界提请学者们注意“年龄”在性别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圆桌会议建议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治与性别之间的互动”，即某一政权通过调整性别关系从而实现自身的建立和维系。放眼东亚近现代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英国人在马来亚试图建立殖民统治时，传统社会中类似童养媳和小妾的一种“妹仔”现象成为英国人调整的重要目标，其对英国推行的婚姻家庭观念提出了挑战，因而不得不革除。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致力于调整性别关系。清政府被推翻后，北洋政府乃至后来的国民政府着力废除缠足、童婚、小妾等现象，努力通过控制性别关系来重建社会秩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废除娼妓运动也属同样性质。
以历史来看，美国学者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以缠足为例，这一陋习积弊的旧账很难算到清政府头上。满族人自己并不缠足，相反，清朝初期还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缠足，但执行并不得力。已经被迫髡发的汉族人将缠足视为保存民族文化认同最后的标志，誓与满人抗争到底，因此推行缠足不遗余力。可见，民国后废除缠足绝不是反清的表现，而正是新兴政权重建自我和维护社会新秩序的手段之一。用美国学者的话说，调整性别关系乃是国家行政战略的一部分。
圆桌会议要学者们注意，国家调整性别关系的动机何在？积极性和效果如何？这些被强制调整之后的性别关系反过来又如何作用于国家政权，产生了哪些新的管理机制和政治策略？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快乐女声”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文化管理机构叫停“超级女声”而迫使其改头换面，以“快乐女声”的形式重新出现，正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对性别关系的调整。有趣的是，对于“美少男”向传统文化形象发出的挑战却尚未见到中国有关部门的回应，这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美国学者的这些观点和视角十分独特、耐人寻味。
最后，圆桌会议指出，从事东亚性别研究的西方学者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为了跨越时空和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学者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一些他们极为排斥的行为和观念。应该说，这一挑战同样摆在中国学者面前，虽然不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隔阂，但要想正视历史和现实中的“性”问题，如何跨越传统观念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倒是中国学者要好好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零一二年，美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东亚研究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会。会议专为“东亚性别研究”开设了一场圆桌会谈，相关领域的重量级汉学家悉数到场，其中包括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和刚刚被大会授予“东亚研究杰出贡献奖”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女士，这位中国性别研究专家的著作《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曾出版过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大陆学者并不陌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最高水准的汉学大会上，“快乐女声”以及风靡东亚的偶像明星成了汉学家们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性别视角”大概在四十年前出现在美国东亚研究中。据费侠莉回忆，她在受命承担《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时，曾经建议加入一章“性别研究”的内容。遗憾的是，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有关这个领域的著作可以参考，最终只能作罢。四十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大量学术成果表明，“性别视角”早已深入人心。
实际上，我们翻译过来的“性别研究”模糊了其英文表达“Gender and Sexuality”所蕴含的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区分为男、女两性的性别，后者则指跟性相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性吸引、性取向、性特征、性观念和性行为等方方面面。大陆学者在受到海外中国学“性别视角”的影响后，也开始进行相应尝试，不过大多以“妇女研究”的面目出现，例如探讨某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或以女性视角叙事观察，基本属于Gender范畴。对于Sexuality，囿于传统文化观念，中国学者的探索十分有限。
在圆桌会谈中，美国学者们并没有沉浸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中，而是对当前性别研究进行了反思。大家认为，单纯从男性或女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显然不能把握时空的复杂性，还要加入其他影响因子综合考虑，本次圆桌会议提请学者们注意的就是“年龄”以及“政治与性别间的互动”两大因素。
传统研究中的性别视角只区分男性、女性，但学者们发现，“年龄”问题使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少男少女与成年男女在性意识和性活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年龄”与“性别”必须同时加以考察才能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实面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导引下，“快乐女声”以及类似的东亚偶像明星等话题被推上了圆桌会议。
美国学者注意到近年东亚地区在性别审美方面所表现出的新趋势，即带有柔弱女性气质的“美少男”和带有男性气质的“美少女”日益成为东亚青少年追捧的对象。中国连续多年举办的“快乐女声”选秀大赛，其获胜者曾给人一种“不男不女、似男又女”的感觉（美国学者使用的英文为“Androgynous”，原意是“雌雄同体”）。这种情形不仅中国独有，还突破了国别和文化的界限，在日本、韩国等地同时存在。韩国偶像明星李俊基、日本人气组合“彩虹乐队”以及青春偶像龟梨和也、山田凉介等，都无一例外地以近乎女性的形象示人。这种现象在中、日、韩之间还表现有相互交叉影响的趋势，三国青少年正通过网络、视频以及漫画等形式互相沟通、交换信息，甚至共享性别审美的偶像。这个新趋势打破了传统父权社会由成年男性主导社会文化的现象，原本的弱势文化群体——女性和青少年——一跃成为决定大众文化走向的优势力量，而选秀比赛、偶像电视剧、唱片销售、漫画和各种网络投票则是他们实现文化角色逆转的手段。
对于这一现象，网络上曾出现过各种评论，其中调侃、嘲讽的成分居多，并无助于深刻揭示其原因。美国汉学家们则以严肃的态度和理性的方法对待这一文化现象。圆桌会议指出，未来深入剖析这一文化现象的必由路径是从“年龄”因素入手分析，即研究“年龄”在新性别偶像形成过程中究竟有多大影响力。基于这一思路，以“美少男”情况为例，圆桌会议建议学者们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美少男”形象只是年轻女性追捧的对象，抑或随着年龄的增加她们仍然持有这样一种审美看法？中年妇女对所喜欢的男性偶像是否也是持有同一标准，抑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早已放弃了这种年轻人才有的想法？反观“美少男”们，他们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放弃原来的自我审美追求去迎合东亚地区已婚老男人的标准形象？还是说，随着新一代“美少男”的崛起，他们将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受“美少男”形象的影响，东亚男青年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去模仿这种形象？中国相对失衡的性别比例是否导致年轻人变得日益柔弱？……
上述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思考，而这正是“年龄”因素被引入分析路径的结果。圆桌会议所提出的有些问题在目前阶段还无法确切回答，这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观察，当然有些问题的答案已经显露端倪。美国学者向未来寻求解答的方法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就我个人而言，一看到这个题目，我便首先尝试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答案，我想大多数中国学者也会是同样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重视外在形体，而是十分强调内心修养。因此，施瓦辛格那样的“肌肉男”并不是中国女性心中的理想目标，明清小说中陷入爱情纠葛的男主角多是“小白脸”形象，是张生或许仙那样的文弱书生。在中国文化中，张飞、李逵似的人物似乎很难卷入儿女情长……
沿着这样的中国式思路，在不考虑“年龄”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为当前的“美少男”现象提供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解释，同样具有一定说服力。两相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汉学界的思路以生理规律作为基本前提，人的性观念和性活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现出相应的成熟和衰退过程，其前后的生理变化足以导致人们性观念和性活动的改变，这一点在传统性别研究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规律，美国汉学界提请学者们注意“年龄”在性别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圆桌会议建议学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治与性别之间的互动”，即某一政权通过调整性别关系从而实现自身的建立和维系。放眼东亚近现代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英国人在马来亚试图建立殖民统治时，传统社会中类似童养媳和小妾的一种“妹仔”现象成为英国人调整的重要目标，其对英国推行的婚姻家庭观念提出了挑战，因而不得不革除。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也同样致力于调整性别关系。清政府被推翻后，北洋政府乃至后来的国民政府着力废除缠足、童婚、小妾等现象，努力通过控制性别关系来重建社会秩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废除娼妓运动也属同样性质。
以历史来看，美国学者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以缠足为例，这一陋习积弊的旧账很难算到清政府头上。满族人自己并不缠足，相反，清朝初期还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缠足，但执行并不得力。已经被迫髡发的汉族人将缠足视为保存民族文化认同最后的标志，誓与满人抗争到底，因此推行缠足不遗余力。可见，民国后废除缠足绝不是反清的表现，而正是新兴政权重建自我和维护社会新秩序的手段之一。用美国学者的话说，调整性别关系乃是国家行政战略的一部分。
圆桌会议要学者们注意，国家调整性别关系的动机何在？积极性和效果如何？这些被强制调整之后的性别关系反过来又如何作用于国家政权，产生了哪些新的管理机制和政治策略？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快乐女声”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文化管理机构叫停“超级女声”而迫使其改头换面，以“快乐女声”的形式重新出现，正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对性别关系的调整。有趣的是，对于“美少男”向传统文化形象发出的挑战却尚未见到中国有关部门的回应，这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美国学者的这些观点和视角十分独特、耐人寻味。
最后，圆桌会议指出，从事东亚性别研究的西方学者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为了跨越时空和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学者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一些他们极为排斥的行为和观念。应该说，这一挑战同样摆在中国学者面前，虽然不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隔阂，但要想正视历史和现实中的“性”问题，如何跨越传统观念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倒是中国学者要好好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