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1907-1969），上海人，本姓何，名馥，又名法治，字远香，号旭如。后改名换姓为白蕉，别署云间居士、济庐复生、复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但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
　　1919年，白蕉12岁，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还是学生的他立刻积极投入到报国爱国的热潮中。1923年，白蕉16岁时，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又结识于右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白蕉在上海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写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影射蒋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凯之覆辙，受到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赞赏，此书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很少的生活费。任职期间，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党的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
　　一、学书三境界
　　白蕉提倡书法普及，这不仅可以从他参与的普及活动中看出，而且也可以从他的文章中仔细品味出。他的言论，讲得初显易懂，风趣幽默。他也善于总结出一些“几字诀”式的要点来，让人易记，如在书法学习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境界“静、兴、恒”。白蕉自身也很好地验证了他的观点，他的书法明快清新、澹净古雅，而又不显孱弱单薄，非常鲜活地展现了晋韵及唐法。从明清到现代，许多“大家”像巨人一样在地面上高视阔步，但在晋韵、唐法这两座大山前表现出来的依然是迷茫、徘徊乃至顾此失彼，而白蕉则在晴朗的天空下信步于这两座山的峰巅。白蕉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到现在都感到不可思议，是眼界高、取法高、用功勤、个人天分与悟性的多方面统一？或许“恒、兴、静”这个由白蕉提出的学习书法过程中须做到的三境，正是开给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每一个学书者的良方。
　　二、书当以人传
　　“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这是白蕉的观点。他常告诫子女和学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要将艺术与人的关系表述得极其清楚，让学书的人能够重视品行的修养和完善。在他的“书髓论”中，也说到“大概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
　　（一）心境：心境要娴静。就是要胸无凝滞，无名利心。换句话说，便是没有与世争衡、传之不朽的存心——不单单是没有杂事、杂念打扰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缘静而得坚，心坚而后得劲健。临池之际，心境关系可真不小。
　　（二）性情：性情要灵和。讲到灵字，便联想到一个“空”字。譬如钟鼓，因为它是空的，所以才能响；如果是实心的话，敲起来便不灵了。和字的解释是顺、是谐、是不坚不柔，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性情的空灵，是以心境的娴静为前提的。心境若能够闲静，犹如钟鼓，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
　　（三）神韵：神韵由于胸襟。胸襟须恬澹、高旷。恬澹高旷的人，独往独来，能够不把得失毁誉扰其心曲，自舒机轴，从容不迫，肆应裕如。我们可以想象诸葛武侯，他羽扇纶巾的风度如何？王逸少东床袒腹的风度如何？神韵又是从无所谓而为来的。宋元君解衣槃礴，叹为是真画士；而孙过庭以“偶然欲书”为一合；“情怠手阑”为一乖，其故可思。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所以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也就是因为胸中不着功名两字。
　　（四）气味：气味由于人品。忠、孝、节、义、高洁、隐逸、清廉、耿介、仁慈、朴厚之类都是人品。古人说：“书者如也。”又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个如字，正是说如其为人。晋人风尚潇洒飘逸，当时的书法也便是这个气味。鲁公忠义，大节凛然，他的书法，正见得堂堂正正，如正士立朝堂模样。太白好神仙、好剑、好侠，诗酒不羁，他的书法也很豪逸清奇。本来，一种艺术的成功，都各有作者的面目和特点。面目和特点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有各人的个性融合在作品中。试看，同是师法王羲之，为何欧、虞、褚、薛的面目，自成其为欧、虞、褚、薛呢？所以一个人的人品，无论忠义、隐逸、耿介等等，莫不反映到他的书法上去。读书人首务立品，写字也先要人品，有了人品，书法的气味便好，也越为世人珍贵。
　　白蕉并认为“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
　　三、帖学当复兴
　　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清代以后人们逐渐形成帖派和碑派两大系统。本义的碑、帖不过是作品存在的两种方式，晋代以后是长期共存的。但随着包世臣、康有为等碑学理论的发展，逐渐将碑学走向偏激，并使得帖学失去真相，碑学也走向了末流。这种现象尤以晚清和民国为最，白蕉正处在这一时期。在碑与帖的认识方面，白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常发前人之未发，这其中有不少白蕉书学思想的闪光点。如在论碑与帖中，说“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虽然他努力强调碑帖各有所长，但事实上他对帖学的复兴做出了典范。处在包世臣、康有为书学思想风靡的时代，白蕉振聋发聩地直接批评包、康二人及其书学，给碑学余绪一个不小的冲击，这无疑是对帖学的复兴发出了宣言。他的实践和书学思想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显得尤为珍贵，在中国现代书法批评史上将具有重要意义。 　　在如何选帖方面，白蕉先生也说得中肯幽默。“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身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像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副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那么，我告诉你吧，不要听媒人的话，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妥当，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有主意，凡是健康、德行、才干、学问、品貌都应注意，自己去观察之外，还得在熟悉她们的交游中做些侧面访问工作。由于如上的见解、理由，所以对取为师法的碑帖方面，我是主张应该由自己去拣选。父兄师长所负的指导责任，只是在指点你们有位名家，哪几种碑帖可以学；同一种碑帖版本的高下，哪几种是翻刻的，或者根本是伪造的；学某家应该注意某种流弊，以及谈些技法方面的知识等等，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已。”
　　四、执笔三道关
　　白蕉认为写字要用笔，正像吃菜要用筷子一样，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拿执笔来比喻捻筷子，有些人不免要好笑，但是我正以为是一样的简单和平凡。我国从古以来吃饭夹菜用筷子，我们从小就学捻筷子，因为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的关系，你不会感到这是一件成问题的事。但是，欧洲人初到中国来，看见这般情形，却认为是一种奇迹。那些“中国通”学来学去，要学到用筷子能和中国人一样便利，也要费相当的时间。“要学写字，先要学执笔”，这是晋代卫夫人讲的话，她是在书学上最早讲起执笔的一个人。其后，在唐代讲的人更多。在唐以后，亦代代有论列，互相发明，议论纷繁，这里姑且不去详征博引。总之，执笔的大要不外乎：“指实掌虚，管直心圆”八个字。最后，白蕉先生还特别提醒学生注意的是，照上面所说的八字执笔法，实行起来诸位一定会叫苦。要坚持过好三关：第一，手臂酸痛；第二，指头痛；第三，写的字要成为清道人式的锯边蚓粪，或是像戏台上的杨老令公大演其抖功。写的字反而觉得比平时自由执笔的要坏。那么，奉劝诸位忍耐些，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白蕉先生还常有一个比方：我们久未上运动场去踢球或赛跑，一朝来一下子，到明天爬起来，一定会手足酸软无力，骨节里还要疼痛，全身不大舒服。而那些足球健将和田径赛的好手不但没有酸煞痛煞，反而胳膊和腿上都是精壮的腱子肉，胸部也是特别发达，甚是健美。所以要坚持一下，功到自有好处。
　　五、结字悟为妙
　　白蕉先生认为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划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斜。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用笔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以斯数语，慎思笃行，未必能超人上乘，定可为卓焉名家矣。结构是书学上的方法，是艺术方面的技巧，而不是目的。换句话说，便是在书法上的成功，还有技巧以上的种种条件。白蕉并举例说：文昌帝君、观音菩萨，装塑得五官端正，可以说无憾了，但是没有神气。如果作字在结构上没有问题了，而不求生动，则绝无神气，还不是和泥塑木雕无异？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正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所以古人在言结构之外，还要说：“字字需求生动，行行要有活法。”李之仪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晁补之云：“学书在法，而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在胸中之所独得。”周显宗云：“规矩可以言传，神妙必繇悟入。”都是说明此理，对于做学问、做艺术来说，一个“悟”字关系最大。
　　改名白蕉
　　说起白蕉何以舍弃原来的姓名，原因一直不明。据白蕉的弟子蒋炳昌所言，白蕉青年时代在上海与同乡女同学坠入情网，一日约会，女同学送给他一朵白色美人蕉，它像空中飞动的白蝶，他灵机一动.从此废姓名，改称“白蕉”。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得到白蕉夫人金学仪女士证实的。在那个年代能有此举，足见他是个性情中人。
　　铮铮铁骨
　　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幸好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力荐不受
　　柳亚子回国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回上海，柳亚子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亚子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
　　无米之炊
　　白蕉的生活境遇很差，但常常自我陶醉在书画创作中。白蕉夫人有感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向他提出家中粮食将尽，他却随手写了一首诗：“后乐拳拳只一端，何曾厨下问三餐。试从今日为生计，不写兰花画钓竿。”
　　自弃篆刻
　　素来心高气傲的白蕉在看了挚友邓散木的篆刻后，大为赞赏，居然放弃了篆刻的念头，他说：“白蕉摩挲金石，少时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下者当我。……及识钝铁，观其致力甚深，益用自弃。”20世纪40年代后，白蕉基本上不刻印了，20世纪60年代后视力渐差，就更不刻印了，他的书画用印除了以前的自制印外，时而也用友人邓散木、陈巨来、叶潞渊、唐云所刻之印。
　　兰灯描影
　　白蕉的绘画，以兰花见长。20世纪30年代曾有“白蕉兰，石伽竹，野侯梅”的说法，可见其画兰之名声。他在儿时即喜画兰，他曾回忆说：“忆儿时临池之余，初学写兰，不似，乃以素纸张壁，打灯取影，在灯转盆移、花动叶披中手忙脚乱，光景兹四十年矣！”他画兰从“打灯取影”中寻找学习的途径，颇有古人之风。
　　“毛桃之喻”
　　白蕉对于帖学和碑学的认识，虽然客观，但不随大流，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他同意阮元的见解，反对包世臣、康有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碑学书家包世臣和康有为：“六代乱离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生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应该这样认为，白蕉心仪的是优秀的帖学传统，而鄙视的是低劣的碑学糟粕。
　　蕉师算命
　　抗战前，林庚白做客于白蕉先生家。席间，蕉师同他开了个玩笑，讲你能为人算命，不知能否为这烟灰缸算个命？庚白笑着说：“能！能！”蕉师顺口而道：“你算算看，它有多长寿命？”庚白想了想道：“不超过一天寿命。”林氏离开后，蕉师呆呆地守候在桌旁，看看有何奇迹发生，一小时过去，两小时过去。师母当时忙于家务，并不知他们算命之事，有时要蕉师帮忙，而时时不见回音，时间一长，师母怒火中烧，看到蕉师总是看着桌上的烟灰缸，跑上去一把抓住烟灰缸，就向地上摔去，蕉师顿时哈哈大笑，自言自语道“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