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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向自身”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下，国内教育界开始兴起学校文化建设讨论热潮。而在定义学校文化的内涵时，又常常借鉴美国学者的定义，其中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学校文化可以理解为教师、学生和校长所持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支撑着他们的行为方式。”[1]言外之意，最初人们往往把学校文化理解为某种精神性的力量。
之后几年，学界又把学校文化划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范畴，并分别从学校建筑环境、管理制度、办学理念等层面展开学校文化建设，由此形成所谓的“学校文化建设三部曲”，即先选择一个或多个好词，比如优雅、幸福、书香等，用以界定学校精神或办学理念，然后围绕优雅、幸福、书香等理念，在课程、教学及校本教研等方面推出系列新制度，并按理念改善校园环境，最后再请媒体宣传。[2]
此类三部曲曾一度十分流行，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专门的公司为学校提供三部曲的一条龙服务。有学者曾质疑，此类流行做法并不能给学校带来文化，反而会让学校、教师和学生白忙一场。还有学者提出，应向民国时期的苏州中学、南开中学等真正的文化名校取经，了解这些老牌名校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理念、制度、教学等特色文化的，通过此举方可找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正道。
上述围绕学校文化建设产生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纷争已过去多年，今天再来讨论学校文化建设，理应在回顾和反思往日纷争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思路。如果说曾经一度流行且当前仍有可能被采纳的“学校文化建设三部曲”实质上是给学校硬生生套上文化的外衣，忽视学校文化乃是自始至终不断生成的内涵积累过程，那么向老牌名校取经固然抓到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但也因為立场太过精英主义，不适合众多名气不大或者没有多少学校文化遗产的普通学校。既然凭空打造学校文化的做法缺乏根基，向名校借鉴取经的做法又水土不服，那么学校文化建设最终得要转向自身，立足于学校自身的状况、资源和历史，让学校文化在其内部自然生发出来。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更实在且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校文化建设思路乃是学校立足各自的校史，然后以叙事的方式讲述校史，最终让学校师生大致都能讲出一点校史故事。
二、摆脱“精英主义”思维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史确实是立校之基，是一笔宝贵的资源。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落实校史叙事，就此而言，显然先得有熟悉校史又热心搜集、整理和传播校史的人。如当前有些学校就专门成立了“校史研究室”，让热心此事的语文、历史等学科的退休教师主持工作，且在人力、出版等方面给予经费支持。人员及保障制度都安排妥当了，便可切实展开以校史叙事为基础的学校文化建设了。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搜集、描述学校发生过的故事。
就这个关键技术问题而言，仍得留意惯常的“精英主义”校史叙事思路。这种思路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旧观念，无论名校，还是一般学校，在构思校史时，都习惯于表彰少数有成就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仿佛学校里其他大多数人都不存在似的，或者即使存在着，也对学校没有什么价值。由于涉及到学校招生、发展等利益考虑，讲述校史时，确实需要展示那些社会上认可的重要人物，但学校文化及学校教育本身并不仅仅只有那些风光的重要人物，而是由学校上上下下的全体人员构成的。包括食堂工人、门卫等，亦是学校文化及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所以应该有一种新的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校史叙事思路，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涵盖在内。
相比于略显“势利”的惯常做法，这一校史叙事新思路本身就可以让学校形成一种更好的文化与教育。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平易近人的校史叙事做起来的确不容易，因为当前常见的校史著作大都是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作为叙事主线，很难看到小人物的身影。更不用说从中寻找借鉴，以解答小人物有什么好写的、怎么写之类的叙事难题。不过如果放宽视野，还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叙事参照。如接下来要推荐的孔子，便可以为我们进行校史叙事提供很好的叙事典范。
三、以孔子的《诗》作为参照
司马迁曾强调，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句话。可以说，无论教书，还是育人，孔子都不喜欢空讲道理，而总是乐于以自己的言行及人世间活生生的事情来显示道理。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就学校文化建设而言，更好的办法不是另外造词作句，并为之大忙一场，而是以学校发生过的种种故事，来生动呈现学校里的文化。
孔子搜集的故事集中在《诗》《春秋》等他所编的教科书里。这里仅以《诗》为例，看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叙事。那些重要人物自然少不了，但内容绝非一定就是描写大人物的风光与辉煌。如《王风》第一首诗《黍离》便是写西周衰弱、周平王东迁洛阳后的悲苦境况与心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些叙事毫无任何风光与辉煌景象，就是一个人孤独在野外流浪，末尾那句感慨“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是谁害我离家走”[3]，更是写尽了周平王被迫远离旧都的可怜。
其实，关于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叙事，仅从《黍离》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孔子喜欢的是朴实感人的叙事。至于人物是不是很重要、有没有什么特别风光的事迹，倒还是其次的事。事实上，孔子所编《诗》中，更多的倒是各类无名的小人物。孔子将《诗》列为入门教科书或最基础的教育，是希望学生通过读诗，能了解人间万象：人世间有多少种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思想与情感。这与此前的历史多是记录王侯事迹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平民主义视野。和孔子心中的人间一样，学校也是由众多无名的小人物构成，书写校史时又怎能将小人物排除在外？
小人物有什么好写的呢？对此问题，孔子没有专门论说，但从他挑选的小人物诗歌来看，关键在于朴实感人。与风光的大人物相比，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一言一行虽然平淡无奇，但却处处都能透出朴实，就看搜集者是否有心了。孔子本人便对小人物朴实感人的日常言行异常敏感，总能信手拈来，进而让学生了解人世间有许多本分善良的小人物，他们的许多处境与言行都能令人感动。 比如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虽然少男少女因为年轻，往往不懂事，情动之后容易肆意乱来。孔子理解少男少女的情感渴望，而且特意在《诗》的首篇位置引导学生正视它。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按流沙河先生的研究，便是写一位少男无法和青梅竹马的同姓少女结合，因为当时社会礼俗是同姓之间不能结婚，少男只好暗自“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将感情埋在心里。孔子了解此事，爱莫能助，只能为之同情不已，同时希望学生能明白何谓“发乎情、止乎礼”“怨而不怒”等道理，进而知道在社会伦理规范中处理好自己的情感。
《北门》中描写的则是另一类无名小人物，即老实巴交、任劳任怨的基层小吏，说他一大早从北门出去上班，一路上忧心忡忡，想自己一年忙到头，连衣食问题都没解决，屋顶也是破的，而且没有一个人体谅他的辛苦，上司只知下命令布置任务，同事则常常偷懒，弄得事情老是他一个人做，回到家则被老婆骂，说他太傻。但这位基层小吏想起自己的孤苦境况，并无多少怒气，更没有心生恶念，只是感慨一句：算了吧，命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抱怨的。孔子尤其怜惜此类老实巴交的底层小人物，觉得他们身上有外界不大知道、但很感人的“仁德”。被感动的孔子进而认为，学生学习后，将来倘若“学而优则仕”了，便不会遗忘民间疾苦，便会记着去改善民生。
世间有许多小人物，有的不讲仁义，有的犯上作乱，但也有很多像孔子在《北门》里描述的那种“老实巴交、吃苦耐劳，即使会有牢骚，但也只是说给自己听，说完便又去任劳任怨”的那类人。想来孔子觉得，就是这类小人物在最底层默默支撑着夏商周的“天下”，使“天下”兴也好，亡也好，总能保持正常运行秩序，所以孔子特意把这类小人物的事迹挑选出来，让学生了解他们。学校里同样有许多老实巴交、吃苦耐劳、怨而不怒的小人物，如默默无闻的老师、校工等，所以应像孔子那样，同情、欣赏他们，并努力将他们的言行放入校史。
小人物还有许多类，限于篇幅不再列舉。此前的举例足以表明，在孔子精心搜集、编辑的《诗》里，固然有大人物，但更多的却是小人物。孔子一点也不“势利”。在孔子那里，首要的叙事标准乃是朴实感人，人物无论大小，都有真实动人的处境、言行、品德与情感，或者说都是“仁者”。所以孔子总是劝学生：“一定要认真学我用心编的《诗》啊，《诗》多好啊，《诗》可以让你们感动，让你们了解人间万象，让你们知道跟什么样的人交往，让你们即使有怨气，也能自己消解掉。”
四、用“生命颤动”打动学生
后辈教育者当能理解孔子的一片苦心，并将《诗》作为校史叙事的典范。进而言之，校史不应太官方化，也不必像当前所见的诸多校史著作那样，非得有一个像样的学术框架，而大可以就像《诗》那样，一会是这类人的故事，一会是那类人的故事，只要都朴实感人，便无需过于讲究体例。当然，要做到像《诗》那样，事先得有搜集与积累。就校史叙事来说，先得把学校立校以来，校长、教师、学生、校工等上上下下所有大小人物都考虑在内，然后搜集他们的言行，将他们的言行写成篇幅长短不一的故事。孔子曾搜集了三千首诗，从中挑得305首朴实感人的作品，编成了《诗》。校史叙事至少可以搜集全校上下三百个人物故事，然后从中总能选出三十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吧！
如果能以《诗》作为典范，编出一本像《诗》那样朴实感人的校史故事集，那学校建校以来到底有什么“文化”，其实也就清楚了，而不必再去弄一堆口号、文本，或建构一套理念，将其硬套在学校上。总之，以孔子编辑的《诗》为参照，不难找到一条学校文化建设新路，这条新路便是编一本像《诗》那样包罗学校人间万象并且朴实感人的校史故事。当然学校文化建设本身还不是目的所在，真正的目的乃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言外之意，编辑《诗》一般的校史故事，最终是为了送给学校的每一位学生，让学生知道在他们的学校里有哪些人在默默支撑着学校，用这些普通人的“生命颤动”来打动学生。如果毕业后，学生还能说出几则校史故事，那学生也就真正从学校那里获得了某种文化与教育。
参考文献：
[1]丁钢.学校文化与领导[J].全球教育展望. 2004（3）：7-11.
[2]周勇.文化立校与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江苏教育，2015（7）：15-16.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1.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赵 庭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下，国内教育界开始兴起学校文化建设讨论热潮。而在定义学校文化的内涵时，又常常借鉴美国学者的定义，其中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学校文化可以理解为教师、学生和校长所持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支撑着他们的行为方式。”[1]言外之意，最初人们往往把学校文化理解为某种精神性的力量。
之后几年，学界又把学校文化划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范畴，并分别从学校建筑环境、管理制度、办学理念等层面展开学校文化建设，由此形成所谓的“学校文化建设三部曲”，即先选择一个或多个好词，比如优雅、幸福、书香等，用以界定学校精神或办学理念，然后围绕优雅、幸福、书香等理念，在课程、教学及校本教研等方面推出系列新制度，并按理念改善校园环境，最后再请媒体宣传。[2]
此类三部曲曾一度十分流行，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专门的公司为学校提供三部曲的一条龙服务。有学者曾质疑，此类流行做法并不能给学校带来文化，反而会让学校、教师和学生白忙一场。还有学者提出，应向民国时期的苏州中学、南开中学等真正的文化名校取经，了解这些老牌名校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理念、制度、教学等特色文化的，通过此举方可找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正道。
上述围绕学校文化建设产生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纷争已过去多年，今天再来讨论学校文化建设，理应在回顾和反思往日纷争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思路。如果说曾经一度流行且当前仍有可能被采纳的“学校文化建设三部曲”实质上是给学校硬生生套上文化的外衣，忽视学校文化乃是自始至终不断生成的内涵积累过程，那么向老牌名校取经固然抓到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但也因為立场太过精英主义，不适合众多名气不大或者没有多少学校文化遗产的普通学校。既然凭空打造学校文化的做法缺乏根基，向名校借鉴取经的做法又水土不服，那么学校文化建设最终得要转向自身，立足于学校自身的状况、资源和历史，让学校文化在其内部自然生发出来。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更实在且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校文化建设思路乃是学校立足各自的校史，然后以叙事的方式讲述校史，最终让学校师生大致都能讲出一点校史故事。
二、摆脱“精英主义”思维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史确实是立校之基，是一笔宝贵的资源。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落实校史叙事，就此而言，显然先得有熟悉校史又热心搜集、整理和传播校史的人。如当前有些学校就专门成立了“校史研究室”，让热心此事的语文、历史等学科的退休教师主持工作，且在人力、出版等方面给予经费支持。人员及保障制度都安排妥当了，便可切实展开以校史叙事为基础的学校文化建设了。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搜集、描述学校发生过的故事。
就这个关键技术问题而言，仍得留意惯常的“精英主义”校史叙事思路。这种思路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旧观念，无论名校，还是一般学校，在构思校史时，都习惯于表彰少数有成就的领导、教师与校友，仿佛学校里其他大多数人都不存在似的，或者即使存在着，也对学校没有什么价值。由于涉及到学校招生、发展等利益考虑，讲述校史时，确实需要展示那些社会上认可的重要人物，但学校文化及学校教育本身并不仅仅只有那些风光的重要人物，而是由学校上上下下的全体人员构成的。包括食堂工人、门卫等，亦是学校文化及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所以应该有一种新的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校史叙事思路，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涵盖在内。
相比于略显“势利”的惯常做法，这一校史叙事新思路本身就可以让学校形成一种更好的文化与教育。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平易近人的校史叙事做起来的确不容易，因为当前常见的校史著作大都是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作为叙事主线，很难看到小人物的身影。更不用说从中寻找借鉴，以解答小人物有什么好写的、怎么写之类的叙事难题。不过如果放宽视野，还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叙事参照。如接下来要推荐的孔子，便可以为我们进行校史叙事提供很好的叙事典范。
三、以孔子的《诗》作为参照
司马迁曾强调，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句话。可以说，无论教书，还是育人，孔子都不喜欢空讲道理，而总是乐于以自己的言行及人世间活生生的事情来显示道理。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就学校文化建设而言，更好的办法不是另外造词作句，并为之大忙一场，而是以学校发生过的种种故事，来生动呈现学校里的文化。
孔子搜集的故事集中在《诗》《春秋》等他所编的教科书里。这里仅以《诗》为例，看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叙事。那些重要人物自然少不了，但内容绝非一定就是描写大人物的风光与辉煌。如《王风》第一首诗《黍离》便是写西周衰弱、周平王东迁洛阳后的悲苦境况与心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些叙事毫无任何风光与辉煌景象，就是一个人孤独在野外流浪，末尾那句感慨“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是谁害我离家走”[3]，更是写尽了周平王被迫远离旧都的可怜。
其实，关于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叙事，仅从《黍离》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孔子喜欢的是朴实感人的叙事。至于人物是不是很重要、有没有什么特别风光的事迹，倒还是其次的事。事实上，孔子所编《诗》中，更多的倒是各类无名的小人物。孔子将《诗》列为入门教科书或最基础的教育，是希望学生通过读诗，能了解人间万象：人世间有多少种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思想与情感。这与此前的历史多是记录王侯事迹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平民主义视野。和孔子心中的人间一样，学校也是由众多无名的小人物构成，书写校史时又怎能将小人物排除在外？
小人物有什么好写的呢？对此问题，孔子没有专门论说，但从他挑选的小人物诗歌来看，关键在于朴实感人。与风光的大人物相比，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一言一行虽然平淡无奇，但却处处都能透出朴实，就看搜集者是否有心了。孔子本人便对小人物朴实感人的日常言行异常敏感，总能信手拈来，进而让学生了解人世间有许多本分善良的小人物，他们的许多处境与言行都能令人感动。 比如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虽然少男少女因为年轻，往往不懂事，情动之后容易肆意乱来。孔子理解少男少女的情感渴望，而且特意在《诗》的首篇位置引导学生正视它。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按流沙河先生的研究，便是写一位少男无法和青梅竹马的同姓少女结合，因为当时社会礼俗是同姓之间不能结婚，少男只好暗自“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将感情埋在心里。孔子了解此事，爱莫能助，只能为之同情不已，同时希望学生能明白何谓“发乎情、止乎礼”“怨而不怒”等道理，进而知道在社会伦理规范中处理好自己的情感。
《北门》中描写的则是另一类无名小人物，即老实巴交、任劳任怨的基层小吏，说他一大早从北门出去上班，一路上忧心忡忡，想自己一年忙到头，连衣食问题都没解决，屋顶也是破的，而且没有一个人体谅他的辛苦，上司只知下命令布置任务，同事则常常偷懒，弄得事情老是他一个人做，回到家则被老婆骂，说他太傻。但这位基层小吏想起自己的孤苦境况，并无多少怒气，更没有心生恶念，只是感慨一句：算了吧，命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抱怨的。孔子尤其怜惜此类老实巴交的底层小人物，觉得他们身上有外界不大知道、但很感人的“仁德”。被感动的孔子进而认为，学生学习后，将来倘若“学而优则仕”了，便不会遗忘民间疾苦，便会记着去改善民生。
世间有许多小人物，有的不讲仁义，有的犯上作乱，但也有很多像孔子在《北门》里描述的那种“老实巴交、吃苦耐劳，即使会有牢骚，但也只是说给自己听，说完便又去任劳任怨”的那类人。想来孔子觉得，就是这类小人物在最底层默默支撑着夏商周的“天下”，使“天下”兴也好，亡也好，总能保持正常运行秩序，所以孔子特意把这类小人物的事迹挑选出来，让学生了解他们。学校里同样有许多老实巴交、吃苦耐劳、怨而不怒的小人物，如默默无闻的老师、校工等，所以应像孔子那样，同情、欣赏他们，并努力将他们的言行放入校史。
小人物还有许多类，限于篇幅不再列舉。此前的举例足以表明，在孔子精心搜集、编辑的《诗》里，固然有大人物，但更多的却是小人物。孔子一点也不“势利”。在孔子那里，首要的叙事标准乃是朴实感人，人物无论大小，都有真实动人的处境、言行、品德与情感，或者说都是“仁者”。所以孔子总是劝学生：“一定要认真学我用心编的《诗》啊，《诗》多好啊，《诗》可以让你们感动，让你们了解人间万象，让你们知道跟什么样的人交往，让你们即使有怨气，也能自己消解掉。”
四、用“生命颤动”打动学生
后辈教育者当能理解孔子的一片苦心，并将《诗》作为校史叙事的典范。进而言之，校史不应太官方化，也不必像当前所见的诸多校史著作那样，非得有一个像样的学术框架，而大可以就像《诗》那样，一会是这类人的故事，一会是那类人的故事，只要都朴实感人，便无需过于讲究体例。当然，要做到像《诗》那样，事先得有搜集与积累。就校史叙事来说，先得把学校立校以来，校长、教师、学生、校工等上上下下所有大小人物都考虑在内，然后搜集他们的言行，将他们的言行写成篇幅长短不一的故事。孔子曾搜集了三千首诗，从中挑得305首朴实感人的作品，编成了《诗》。校史叙事至少可以搜集全校上下三百个人物故事，然后从中总能选出三十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吧！
如果能以《诗》作为典范，编出一本像《诗》那样朴实感人的校史故事集，那学校建校以来到底有什么“文化”，其实也就清楚了，而不必再去弄一堆口号、文本，或建构一套理念，将其硬套在学校上。总之，以孔子编辑的《诗》为参照，不难找到一条学校文化建设新路，这条新路便是编一本像《诗》那样包罗学校人间万象并且朴实感人的校史故事。当然学校文化建设本身还不是目的所在，真正的目的乃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言外之意，编辑《诗》一般的校史故事，最终是为了送给学校的每一位学生，让学生知道在他们的学校里有哪些人在默默支撑着学校，用这些普通人的“生命颤动”来打动学生。如果毕业后，学生还能说出几则校史故事，那学生也就真正从学校那里获得了某种文化与教育。
参考文献：
[1]丁钢.学校文化与领导[J].全球教育展望. 2004（3）：7-11.
[2]周勇.文化立校与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江苏教育，2015（7）：15-16.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1.
【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赵 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