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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党最早独立创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被后世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国防工业的摇篮”，并早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开始时的一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一把铁锤”的修械小组，发展为修械所，又由修械所发展为修械处，最后发展成兵工厂；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修理到制造的发展过程。它就是位于江西省兴国县莲塘乡官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又称中央军委兵工厂或官田兵工厂。
创建兵工厂
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和闽西地区连成了一片。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蒋介石也加紧、加大了对红军的下一轮“围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遂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任务。该兵工厂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 厂长为吴汉杰，党委书记为张健，特派员为陆宗昌，职工委员会委员长为马文。这一决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党独立创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大型兵工厂的形成和人民军事工业的发端。
兵工厂的厂址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确定在距离兴国县城约45公里处的官田，故又称为“官田兵工厂”。分散安排在“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万寿宫”内，这几处建筑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瓦顶、油漆粉画，飞檐翘角的古建筑，房子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官田兵工厂的前身为兴国东村机械小组。该小组开始只有郑煌德和赵生顺两个铁匠，后逐渐成为修械所、修械处。吴汉杰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首先将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陆续迁到官田。最先到来的是位于兴国白石的红军修械厂，接着于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组织也先后迁到。
合并后，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250来人。工具也多了20多倍：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子，四座铁匠炉。
厂内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中共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央红军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特务连等。
兵工厂成立初期分为枪炮科和弹药科两部分。枪炮科科长刘球。设有：（1）制造股。主要是制造枪炮的零部件。（2）木壳股。专门制造各种枪支的木托和木壳。（3）牛皮股。专门负责制革和缝制各种军械用具，如皮带、炮盒、马鞍等。（4）刺刀股。专门打制刺刀。弹药科科长王赞。设有：（1）炸弹股。主要任务是制造马尾炸弹，另外也制造一些地雷和火药。（2）子弹股。大部分是从养金山修械处来的女工人。
1932年4月初，红一军团攻下了国民党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厦门，缴获了国民党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个30马力的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一些修械材料。这些均被运送到了兵工厂，使兵工厂的设备得到大大改善。
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人数的增多，兵工厂在枪炮科和弹药科的基础上，发展成枪炮厂、杂械厂、弹药厂。枪炮厂内有修理股、机器股、机枪股；杂械厂内有红铁股、刺刀股、木壳股、牛皮股；弹药厂内有子弹股、炸弹股。
苦练技术
兵工厂的工人大都是农民、木匠、铁匠出身，还有原来国民党部队的军需人员。他们多数人没有修过枪，甚至没有摸过枪，有的还没有见过枪，但大家都有掌握技术的迫切要求。于是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全厂首先掀起了钻研修枪、制枪技术的高潮。口号是：“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弟兄少流血！”十冬腊月，寒风呼啸。白天，丢下饭碗就跑去干活；夜里，没有灯就摸着黑研究技术；躺在床上，还讨论着怎样找窍门。
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掌握了初步技术，制造出一些零件，安装成一批枪支、子弹，且被送往前线。不料，这些枪支、子弹却很快被送了回来。原来是零件的硬度不够，修理过的枪，有好多不能用，一打，不是抓子钩坏了就是撞针断了。有的子弹弹头出了枪膛就横着身走，打不准又打不远，还损伤枪的来复线。
大家心里沉甸甸的，因为这种结果，不仅会影响红军作战，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牺牲。很多工人硬是到了开饭时间也不吃饭，而挤在工作室，叮叮当当地修理退回来的破枪。吴汉杰眼圈湿了，劝解大家先吃饭再说，可大家吵嚷着：“厂长，不把坏枪修好，吃不下去!”
经过大家仔细检查，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原来,一是火候没有掌握好；二是铜铸成的弹头，手工锉得不圆滑，有大有小，不端正，造出后，又没有经过严格检查。于是吴汉杰叫有经验的工人做出样子给大家看，还把制成的零件烧红后放在药水里浸，然后使用。还做了弹头模型，逐一检查。后来有个工人献计，弹头不用铜铸，改用铜币冲成圆壳，内灌铅锡，质量更是得到了提高。前方战士曾满意地说：“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哩！”
1932年5月，上级要兵工厂制造手雷和地雷。大家对这一“新产品”很感兴趣，并很快收集了一大堆铁和土硝。接着开工铸弹壳、造火药，并在弹壳内装上火药，还掺杂些碎铁片，安上发火机。仅数天功夫，第一批手雷和地雷竟然出厂了，且经检查组试验，一颗20多斤重的地雷，可以把周围三丈远的树木炸断。大家的情绪进一步高涨，同时又招收大批原来会铸锅的工人、会造土火药的工人和木工等，并且扩大了厂房，大量制造木柄和马尾手雷及地雷。
情系人才
1933年初，为了加强苏区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从上海动员了六个车床工来到工厂工作。
工厂条件差，生活苦，工作紧张，这六个工人一切都不习惯，加之认为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20元左右，技术高的也只有25元，而在上海时约定每月发工资60元，以至于情绪很坏，工作消极，虽经党组织和工会多次教育，仍然我行我素。不仅领导对此着急，其他工人也很有意见，要求处分或开除他们。
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马文向刘少奇汇报后，刘少奇介绍他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在弄清情况以后，向马文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几个工人有什么嗜好？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如何？他们对苏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随即指示马文：“仍按每月60元，继续发半年。在这半年内，工厂的党支部、工会和工人要团结、教育好他们，使他们成为先进的工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有没有信心？”马文没想到毛泽东会果断地作出如此决定，便说：“主席，我来向您汇报，是请示给他们处分的。这几个人技术不高，一身的旧习气，工作不积极，这样处理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意见的！”
毛泽东答道：“他们刚从白区来，原来又是在大上海工作，旧习惯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对他们要有耐心。相信经过热情的帮助和教育，他们会和大家一样进步。处分或开除的办法不合适，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如果我们连这六个工人都教育不过来，我们还怎么改造旧社会，推翻旧世界呢！60元的工资，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少发，除非他们自己志愿减少！”
毛泽东还向马文提出了一些做好六个工人思想工作的具体方法，明确指出这件事能不能搞好，不在于六个工人，而在于工厂党的组织和领导。接着，毛泽东又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六位工人的，是启发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好好工作；一封是给兵工厂领导的，要求他们把教育任务定下来，绝不能让这六个工人走。
马文回到兵工厂，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了厂领导，大家打消了原来的想法，表示坚决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
六个工人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后，也消除了疑虑和抵触情绪，很快能积极工作、吃苦耐劳、向往进步、靠拢组织。不久，这六个工人还主动提出把工资减下来，与苏区其他工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令全厂人员感动的是，在一次募捐大会上，六个工人将半年的工资全部贡献出来慰劳红军将士。仅仅过了三个月，其中有两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打破封锁
有了工厂、工人和机器设备，要生产出武器弹药，还得有原材料。为粉碎敌人的严密封锁，解决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全力让机器转起来，大家总结出了一套综合解决原材料不足的办法：
——自己生产。如自己打制铁砧、铁锤、锉刀等造弹工具；利用水力来发动机器；没有硝酸，就设法用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成火药；做底火的铜皮用光了，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
——自己筹集。把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没收交给兵工厂。规定战士每打一枪，都要尽可能将子弹壳收回，然后交兵工厂翻造，仅三个月左右就收集到子弹壳20多万斤。拨出一些铜元（钱币）制子弹头，铜元不够就用其他东西或银元到市场上去兑换。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还颁布告示，要求广大工农群众将拾到和保存的子弹壳及铜、铝、铁等物品，作价卖给或捐给红军，不到两个半月，即收到铜4.1万余公斤，锡2.4万余公斤，生铁7.9万余公斤，子弹14万多发，子弹壳6.6万多公斤，白硝7500多公斤，洋铁筒3600多个，洋镐1970把，洋锹7172把。
——向敌人要。发挥“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的作用，每次打了胜仗，要求后勤部门在清缴战利品时，务必特别注意搜寻紧缺的军工生产原料。缴获的武器拿不动时，就把枪机卸下来，装在衣兜里，多了就串起来背上，枪杆叫俘虏或老乡扛下来。
——到敌占区搞。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秘密搞到需要的原材料后，再偷运出来。如将粪桶装上夹板，把原材料放进夹层内再装上粪尿，扮成挑粪农民运出封锁线；女同志则把原材料缠在腰上，穿上大袄，装扮成孕妇，瞒过敌哨兵的检查；还有的将原材料装进棺材内，佯装成送葬者骗过敌人哨卡。总供给部还派出由30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特务队在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带领下，分头行动，多次秘密潜入白区，接运从福建厦门、漳州等城市采购的原材料。
——通过边区贸易解决。红军总供给部采买所与中央政府外贸局采买处一起，在苏区四周与白区接壤的地方，设立了许多以做生意为名的贸易点，以出口苏区生产的钨砂、茶油、樟脑、烟叶等为名，秘密从白区为红军兵工厂套购急需的原材料。如赣州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曾伟仁，他开有“广裕兴”、“广裕丰”等几个大商号。为了发财，他依仗国民党的师长李振球大胆地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贸易点建立秘密往来。李振球尝到曾伟仁“进贡”的甜头后，甚至干脆派自己的副官、军需官暗地组织商人贩运原材料到苏区高价抛售；然后再从苏区以低价买进钨砂、粮食、花生等外运出售，他们从这一出一进中发了财，红军兵工厂也因此得到了自己紧缺的原材料。
完成使命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虽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但国民党随即又组织了对红军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仅在中央苏区外围部署的兵力就达50万。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兵工厂已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将位于官田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中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的银坑和兴国的寨上。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又决定官田兵工厂的银坑弹药科、寨上枪炮科陆续迁往瑞金江面。1934年9月，中央军委将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编成了一个工人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兵工厂也随之突围北上。第一批出发的60余名工人都是技术较好的，他们带走了各自的修理工具和两部较好的机器。11月间，第二批200名工人出发时，带走了全部可带走的机器，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则被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临走时，为不让敌人今后在这里制造镇压革命的武器，烧毁了兵工厂厂房。至此，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央红军兵工厂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制造和修理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仅在官田期间，共修配步枪4万余支、机枪2000余挺、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制造子弹40余万发、手雷6万余枚、地雷5000余枚等。
（责编 雷蕾）
创建兵工厂
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和闽西地区连成了一片。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蒋介石也加紧、加大了对红军的下一轮“围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遂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任务。该兵工厂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 厂长为吴汉杰，党委书记为张健，特派员为陆宗昌，职工委员会委员长为马文。这一决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党独立创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大型兵工厂的形成和人民军事工业的发端。
兵工厂的厂址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确定在距离兴国县城约45公里处的官田，故又称为“官田兵工厂”。分散安排在“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万寿宫”内，这几处建筑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瓦顶、油漆粉画，飞檐翘角的古建筑，房子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官田兵工厂的前身为兴国东村机械小组。该小组开始只有郑煌德和赵生顺两个铁匠，后逐渐成为修械所、修械处。吴汉杰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首先将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陆续迁到官田。最先到来的是位于兴国白石的红军修械厂，接着于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组织也先后迁到。
合并后，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250来人。工具也多了20多倍：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子，四座铁匠炉。
厂内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中共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央红军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特务连等。
兵工厂成立初期分为枪炮科和弹药科两部分。枪炮科科长刘球。设有：（1）制造股。主要是制造枪炮的零部件。（2）木壳股。专门制造各种枪支的木托和木壳。（3）牛皮股。专门负责制革和缝制各种军械用具，如皮带、炮盒、马鞍等。（4）刺刀股。专门打制刺刀。弹药科科长王赞。设有：（1）炸弹股。主要任务是制造马尾炸弹，另外也制造一些地雷和火药。（2）子弹股。大部分是从养金山修械处来的女工人。
1932年4月初，红一军团攻下了国民党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厦门，缴获了国民党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个30马力的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一些修械材料。这些均被运送到了兵工厂，使兵工厂的设备得到大大改善。
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人数的增多，兵工厂在枪炮科和弹药科的基础上，发展成枪炮厂、杂械厂、弹药厂。枪炮厂内有修理股、机器股、机枪股；杂械厂内有红铁股、刺刀股、木壳股、牛皮股；弹药厂内有子弹股、炸弹股。
苦练技术
兵工厂的工人大都是农民、木匠、铁匠出身，还有原来国民党部队的军需人员。他们多数人没有修过枪，甚至没有摸过枪，有的还没有见过枪，但大家都有掌握技术的迫切要求。于是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全厂首先掀起了钻研修枪、制枪技术的高潮。口号是：“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弟兄少流血！”十冬腊月，寒风呼啸。白天，丢下饭碗就跑去干活；夜里，没有灯就摸着黑研究技术；躺在床上，还讨论着怎样找窍门。
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掌握了初步技术，制造出一些零件，安装成一批枪支、子弹，且被送往前线。不料，这些枪支、子弹却很快被送了回来。原来是零件的硬度不够，修理过的枪，有好多不能用，一打，不是抓子钩坏了就是撞针断了。有的子弹弹头出了枪膛就横着身走，打不准又打不远，还损伤枪的来复线。
大家心里沉甸甸的，因为这种结果，不仅会影响红军作战，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牺牲。很多工人硬是到了开饭时间也不吃饭，而挤在工作室，叮叮当当地修理退回来的破枪。吴汉杰眼圈湿了，劝解大家先吃饭再说，可大家吵嚷着：“厂长，不把坏枪修好，吃不下去!”
经过大家仔细检查，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原来,一是火候没有掌握好；二是铜铸成的弹头，手工锉得不圆滑，有大有小，不端正，造出后，又没有经过严格检查。于是吴汉杰叫有经验的工人做出样子给大家看，还把制成的零件烧红后放在药水里浸，然后使用。还做了弹头模型，逐一检查。后来有个工人献计，弹头不用铜铸，改用铜币冲成圆壳，内灌铅锡，质量更是得到了提高。前方战士曾满意地说：“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哩！”
1932年5月，上级要兵工厂制造手雷和地雷。大家对这一“新产品”很感兴趣，并很快收集了一大堆铁和土硝。接着开工铸弹壳、造火药，并在弹壳内装上火药，还掺杂些碎铁片，安上发火机。仅数天功夫，第一批手雷和地雷竟然出厂了，且经检查组试验，一颗20多斤重的地雷，可以把周围三丈远的树木炸断。大家的情绪进一步高涨，同时又招收大批原来会铸锅的工人、会造土火药的工人和木工等，并且扩大了厂房，大量制造木柄和马尾手雷及地雷。
情系人才
1933年初，为了加强苏区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从上海动员了六个车床工来到工厂工作。
工厂条件差，生活苦，工作紧张，这六个工人一切都不习惯，加之认为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20元左右，技术高的也只有25元，而在上海时约定每月发工资60元，以至于情绪很坏，工作消极，虽经党组织和工会多次教育，仍然我行我素。不仅领导对此着急，其他工人也很有意见，要求处分或开除他们。
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马文向刘少奇汇报后，刘少奇介绍他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在弄清情况以后，向马文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几个工人有什么嗜好？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如何？他们对苏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随即指示马文：“仍按每月60元，继续发半年。在这半年内，工厂的党支部、工会和工人要团结、教育好他们，使他们成为先进的工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有没有信心？”马文没想到毛泽东会果断地作出如此决定，便说：“主席，我来向您汇报，是请示给他们处分的。这几个人技术不高，一身的旧习气，工作不积极，这样处理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意见的！”
毛泽东答道：“他们刚从白区来，原来又是在大上海工作，旧习惯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对他们要有耐心。相信经过热情的帮助和教育，他们会和大家一样进步。处分或开除的办法不合适，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如果我们连这六个工人都教育不过来，我们还怎么改造旧社会，推翻旧世界呢！60元的工资，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少发，除非他们自己志愿减少！”
毛泽东还向马文提出了一些做好六个工人思想工作的具体方法，明确指出这件事能不能搞好，不在于六个工人，而在于工厂党的组织和领导。接着，毛泽东又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六位工人的，是启发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好好工作；一封是给兵工厂领导的，要求他们把教育任务定下来，绝不能让这六个工人走。
马文回到兵工厂，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了厂领导，大家打消了原来的想法，表示坚决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
六个工人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后，也消除了疑虑和抵触情绪，很快能积极工作、吃苦耐劳、向往进步、靠拢组织。不久，这六个工人还主动提出把工资减下来，与苏区其他工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令全厂人员感动的是，在一次募捐大会上，六个工人将半年的工资全部贡献出来慰劳红军将士。仅仅过了三个月，其中有两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打破封锁
有了工厂、工人和机器设备，要生产出武器弹药，还得有原材料。为粉碎敌人的严密封锁，解决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全力让机器转起来，大家总结出了一套综合解决原材料不足的办法：
——自己生产。如自己打制铁砧、铁锤、锉刀等造弹工具；利用水力来发动机器；没有硝酸，就设法用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成火药；做底火的铜皮用光了，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
——自己筹集。把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没收交给兵工厂。规定战士每打一枪，都要尽可能将子弹壳收回，然后交兵工厂翻造，仅三个月左右就收集到子弹壳20多万斤。拨出一些铜元（钱币）制子弹头，铜元不够就用其他东西或银元到市场上去兑换。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还颁布告示，要求广大工农群众将拾到和保存的子弹壳及铜、铝、铁等物品，作价卖给或捐给红军，不到两个半月，即收到铜4.1万余公斤，锡2.4万余公斤，生铁7.9万余公斤，子弹14万多发，子弹壳6.6万多公斤，白硝7500多公斤，洋铁筒3600多个，洋镐1970把，洋锹7172把。
——向敌人要。发挥“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的作用，每次打了胜仗，要求后勤部门在清缴战利品时，务必特别注意搜寻紧缺的军工生产原料。缴获的武器拿不动时，就把枪机卸下来，装在衣兜里，多了就串起来背上，枪杆叫俘虏或老乡扛下来。
——到敌占区搞。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秘密搞到需要的原材料后，再偷运出来。如将粪桶装上夹板，把原材料放进夹层内再装上粪尿，扮成挑粪农民运出封锁线；女同志则把原材料缠在腰上，穿上大袄，装扮成孕妇，瞒过敌哨兵的检查；还有的将原材料装进棺材内，佯装成送葬者骗过敌人哨卡。总供给部还派出由30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特务队在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带领下，分头行动，多次秘密潜入白区，接运从福建厦门、漳州等城市采购的原材料。
——通过边区贸易解决。红军总供给部采买所与中央政府外贸局采买处一起，在苏区四周与白区接壤的地方，设立了许多以做生意为名的贸易点，以出口苏区生产的钨砂、茶油、樟脑、烟叶等为名，秘密从白区为红军兵工厂套购急需的原材料。如赣州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曾伟仁，他开有“广裕兴”、“广裕丰”等几个大商号。为了发财，他依仗国民党的师长李振球大胆地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贸易点建立秘密往来。李振球尝到曾伟仁“进贡”的甜头后，甚至干脆派自己的副官、军需官暗地组织商人贩运原材料到苏区高价抛售；然后再从苏区以低价买进钨砂、粮食、花生等外运出售，他们从这一出一进中发了财，红军兵工厂也因此得到了自己紧缺的原材料。
完成使命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虽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但国民党随即又组织了对红军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仅在中央苏区外围部署的兵力就达50万。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兵工厂已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将位于官田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中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的银坑和兴国的寨上。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又决定官田兵工厂的银坑弹药科、寨上枪炮科陆续迁往瑞金江面。1934年9月，中央军委将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编成了一个工人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兵工厂也随之突围北上。第一批出发的60余名工人都是技术较好的，他们带走了各自的修理工具和两部较好的机器。11月间，第二批200名工人出发时，带走了全部可带走的机器，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则被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临走时，为不让敌人今后在这里制造镇压革命的武器，烧毁了兵工厂厂房。至此，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央红军兵工厂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制造和修理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仅在官田期间，共修配步枪4万余支、机枪2000余挺、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制造子弹40余万发、手雷6万余枚、地雷5000余枚等。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