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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的初衷与归旨，说到底还是通过审美活动对个体生命灵魂品格完成一种提升，进而实现人内在的精神进化。如果脱离了这一终极目的，或达不到如此境界，那任何文艺作品在价值铸造上都是苍白失血的。
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都是以其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一种普通人在命运中不屈前行的曲折故事，也可能是艺术形象在某个瞬间留给观众的一种情绪。总之，它是作品与观众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实现的精神对话，从而让观众接受一次审美熏陶与灵魂再造。
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如果从作品对观众产生的感染效应来看，莞产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算是实现了以精品艺术高标准的品格塑造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服务宗旨，并将这两种形态的艺术功能于无声中交融互渗在一起，达到了以主流精英文化影响、改造大众文化的目的。
今年9月中旬以来，国内音乐剧界、文化媒体、文艺研究者对于9月刚刚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再掀热议。这部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东莞塘厦镇人民政府、松雷集团、德稻集团、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出品的国产原创音乐剧，自去年4月首演以来，已经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巡演120场次，票房总收入1200多万元。
作为全国首部反映都市家庭生活伦理的亲情音乐剧，该剧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创作改编。剧情主要讲述了一位跳拉丁舞的单亲母亲为了让儿子小强有更好的前途，将他送到家世显赫的奶奶家成长。小强成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与母亲因金钱、留学等问题产生激烈矛盾，当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时，母亲依然展现出她的大爱与无私。
很显然，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既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深刻对接，又在思想艺术上精益求精，成为国内音乐剧界的又一重要作品。作品演出期间，形成了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一个观演高峰。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家庭教育作品，一部可以让观演家长或小孩都深受启发的作品，它讲述的亲情无价与人间大爱，唤起观众最广泛的共鸣，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实现了文艺作品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关注思想价值的同时，对作品的艺术表现同样有着高标准的要求。国内著名的音乐剧制作人李盾、词作者梁芒、曲作者金培达、歌手周冰倩等人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主创团队，将作品渗透入大量普适价值教育内涵，又并不一味说教，而是紧贴受众的审美心理和市场需求，力求做到歌好听、舞好看、戏抓人、接地气。该剧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艺术载体，为我国的舞台艺术创作注入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气象和正能量。
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东莞市自2007年提出“打造音乐剧之都”构想以来，继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之后，于2013年4月创作推出的第六部原创作品。该剧不只是在国内赢得喝彩，其实在国际上同样广受赞誉。今年6月，受第八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邀请，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作为该音乐剧节开幕式首演剧目，在韩国连演四场，并从法国、俄罗斯、韩国等来自世界各地的17部音乐剧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组委会最高奖项——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大奖。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主席尹浩振评价说：“这部中国目前最具人气的作品，代表了飞速发展的中国音乐剧的最高水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音乐剧正在影响亚洲，走向世界！”
对于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艺术成就及获奖情况，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新潮表示，一年多来，《妈妈再爱我一次》取得了众多成就和荣誉，主要是“三个第一”：首先，它是东莞第一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其次，它是第一部得到品牌企业赞助演出的国产音乐剧；再者，它是东莞音乐剧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得最好的作品。“一部作品，能开创‘三个第一’，实属不易。该剧取得以上成就，充分证明东莞市委市政府打造‘音乐剧之都’的决策是正确的；充分证明音乐剧已经成为东莞城市文化的亮丽品牌；充分证明东莞是充满活力的制造之城、文化名城，不仅能制造玩具家具、服装鞋类、电子电脑等物质产品，还能制造优秀音乐剧等文化品牌”。
高雅艺术引导市民文明生活方式
音乐剧的呈现形态向来是坚持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品格。它面向的是大众市民消费者，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寓教于乐”的社会责任。正如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一样，东莞近些年来生产创演的音乐剧，一直都在致力于提升东莞当地乃至更广泛的市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的品位。
东莞市文广新局副调研员周汉标，是东莞音乐剧首枚多米诺骨牌的主要启动者与有力推动者，对于中国原创音乐剧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他在谈起音乐剧时，绝对比谈起他儿子更有激情和想法，以致被媒体和业界誉为“东莞音乐剧之父”。 周汉标多次在媒体圈谈论东莞发展音乐剧的社会价值，他认为，东莞政府发展音乐剧所做的努力，其实从出发点和归宿上讲，都是为了通过观赏音乐剧这样的艺术形态，引导市民形成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确立一种崇高的审美情趣，进而丰富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最简明的“人本意识”，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文化惠民理念的侧面写照。
随着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面临着一种“挑战”。有教化功能的主流文化，其贯彻手段是“寓教于乐”；而大众文化是生活型的，娱乐消遣是它的主要特征。普通市民群众如果不能更多地汲取精英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养份，一味地放纵感性浅层的初级感观享受，那就可能带来诸多消极的后果。人内心的崇高感、尊严感、目标感和责任感也将可能随之失落，而这些正是人性不能上升到更高境界的重要原因。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傅守祥认为，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具有一定程度的前卫性和有益性。但是，与高雅艺术或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的市场特性和商品原则又决定了它的平面和短视，追求当下即得的瞬间快感或本能满足成为它的主流。 城市工业化进入发达阶段，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都会齐头自发加速发展。二者虽然不是处于对立的状态，但是当大众文化盛于精英文化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自然会呈现低层次化的总体特征。这对于人口达千万之众的东莞，更是一个重大课题。
东莞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个代表，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也最为迅速。由于这里是以生产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格局，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复杂的人口结构交织一起，给社会管理带来较大的考验。要维护社会的稳定，除了最基本的就业、治安等问题，这些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文化需求，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铸建成为很严肃的命题。
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仅用20多年就发展成一个经济实力“富可敌省”，拥有1000多万人口而外来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大市。这个在农业县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大部分市民由村民直接转变过来，市民整体生活习惯、文化基础还难以适应现代城市发展，他们的基本素质需进行相应的转变和提升，才能符合社会、城市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当下，东莞市民的文化塑造呈现二维结构态势。一方面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东莞及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大翻身，不仅脱贫致富，许多民众在丰富的财富面前，尚未寻得理性的物质追求和崇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间的平衡。他们亟需一种健康的审美情趣熏陶和价值观引导。另一方面，在东莞及沿海发达城市的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他们背井离乡在他乡寻梦，有坎坷与辛酸、有成功与喜悦，这些人群同样需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需要有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当前，东莞已经针对城市发展成长的特点，提炼出“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把城市精神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平等有序、尚学进取、勤劳朴实、创业创新、知礼诚信、崇德求实”等基本价值取向融入市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不懈地用这种精神陶冶市民，从而引导他们形成更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社会语境下，兼具娱乐教化功能的东莞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应运而生，东莞城市呼唤以高雅艺术引导市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城市现状呼唤审美主义精神救赎
在外界的印象中，东莞作为一座新型城市太年轻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洗脚上田的农民暴发户的形象代表，缺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实际上，人们对东莞的想象是中国当前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面临的普遍性状况：这里除了遍地的工厂、工地、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酒店、金钱、纸醉金迷的夜生活，这里也有怀着梦想奋斗打拼而走上成功之路的励志故事。
当复杂的社会人口阶层在文化追求上呈现方向不明朗，价值观多元、崇尚目标呈混沌状态时，总有一股理性的力量在努力将其引导或改造。这股力量常常由政府主政者、精英知识分子、经典艺术塑造者等人汇聚而成。从这一角度审视，东莞近年来高调发展音乐剧、并提出“打造音乐剧之都”的构想便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顺势而为。他们想通过努力，改变外界某些惯性思维的印象和认识。
在光彩夺目的经济成就的背后，东莞的城市形象曾经被外界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一个出色的明星城市，因其关注度较高，它的各个方面都可能被外界放大再放大，像是置于显微镜中进行解剖，自然有诸多杂尘出现在人们视野。实际上，东莞的现代城市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着一种普遍性，只不过这像是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明星，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甚至被过多的解读，其中不排除一些误解和误读。于是，东莞文化精英人士试图通过精品文化的艺术锻造，来改变一座城市的形象，并让市民接受深层的精神熏陶。
同样按照傅守祥的观点，在新近发生的数码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促使人类文化走向彻底泛化，人类的文化重心也由思想精英型走向消费大众型，物质世界极大丰富却又极不均衡，文化影响极其广阔却又极不厚重；单一性的工业文化独霸世界，许多大众被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快速的流行时尚所左右，沦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奴隶，成为无思想、无主见、无个性的精神盲流，整日沉浸于替代性和虚拟性的满足之中而不能自拔。
面对审美趣味转向大众消费文化这一现状，大众文化的掌舵人更多的是那些完全听命于资本和市场的所谓“文化经济人”和“经济文化人”。但是，文艺创作或在文化生态中，是不是总该有一种基础性法则的坚守？这是当前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东莞的决策层、文艺界早已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客观存在。自上而下所能做的，就是通过高品位的艺术作品，以强势姿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它在介入形式上是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参与者，但服务的宗旨却是惠民、引导市民向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前进。推进东莞音乐剧事业的发展便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不仅仅是刚刚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东莞原创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王二的长征》等都是高标准打造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进入市场时，都是以绝对的低票价吸引普通市民观众。例如东莞玉兰大剧院采用政府补贴、限价经营的模式，每年上演高雅演出100多场，平均票价仅200元左右，最高票价仅480元。正因为如此，以致外界常常流传着北京、上海等外地的观众乘飞机到东莞大剧院看演出的趣谈。
从东莞音乐剧系列作品的成就及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可以解读出一种艺术样式与市民精神成长的秘密，一个城市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它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追求态度与文化立场，那就是，经典美学重点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次和心灵世界，并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庄重的态度追求人性的超越性提升和存在境况的不断改善。因此，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所提倡的审美主义的精神救赎理论，在今天的东莞城市文化发展中仍有相当大的现实价值和参考意义。
总而言之，在多元糅杂的现代生活面前，健康向上、激励前行、鼓舞人心的文艺产品，是安慰民众内心的一剂良药。从这一层面来解读东莞以打造音乐剧为主的精品艺术创作生产，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构建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两种文化格局逐步实现共融共建
东莞为实现经典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融合，选择了音乐剧这种艺术门类有一种必然性，这也是水到渠成的实践探索。音乐剧自身的特点也兼具艺术品格的高端性和面向大众的亲民性，也促成了音乐剧成为东莞推行精品文艺普及实践的重点艺术范式。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音乐剧让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同频共振携手并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像 《妈妈再爱我一次》、《钢的琴》等音乐剧作品，作为主流精英文化，为了保持严肃的思考品位，不为迎合大众一时的趣味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但同时，其故事内容、视角又是大众的，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接受特征，并且演出时放低了票价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高雅艺术，这就让两种文化格局逐步实现在共融中走向共荣。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曾撰文分析音乐剧的特点，他指出，“音乐剧是普通人的艺术，是工业文明中的市民艺术或都市艺术，它毫不迟疑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市民性和世俗性”。音乐剧可以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能够表现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以及他们所关心的种种人生命题。艺术家通过音乐剧生动有力的艺术表现和高水平的剧场展示来丰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使作品成为塑造当代文化品格和健全的现代人格的精神导师，从而不断影响着、改变着乃至完善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居其宏还认为，音乐剧是通俗的艺术，是为普通人的艺术，也是写普通人并演给普通人看的艺术，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它的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总是为绝大多数观众所易于理解和易于接受的。纵观音乐剧历史上的优秀之作，无一不在极其自然、平易和亲切的倾诉中施展自身那撼人魂魄、扣人心弦的魅力，无一不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素材和手法来激活群众的审美欲望并最终彻底感化他们。
此外，音乐剧表现形式的轻松、活泼、幽默、诙谐等风格，拉近了与市民的距离。剧中展现的是活灵活现、大喜大悲，风风火火，无拘无束，明朗豁达、乐观宽容的健康人生，它让观众看到夸张、变形、荒诞的艺术形象，既幽默又深刻，在轻松活泼的舞台展现中渗透着严峻的人生主题，在辛辣的讽刺中跳动着一颗善良宽仁之心。
何尝不是如此？当你走进剧院，与 《妈妈再爱我一次》中的小强、小强的妈妈相遇，你会感叹母爱的伟大与亲情的珍贵是那样容易撩人心弦；当你在《钢的琴》中领悟陈桂林的那份执著，你会对他的精神产生由衷的敬意；当你与《王二的长征》中的王二一同“行走”在长征的途中，你会感知自由与信念在内心的重启，等等。这些刻骨铭心的感悟与震撼，就来自于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从感性层面走向理性的高度，从个体走向群体，从观察者走向担当者，而这一实现的途径，有时是艺术，有时是自省。直到某个时刻，我们的深层意识中会醒目地闪现一个字，那就是王二在信中初识的一个大大书写的“人”字。
（图片均为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演出剧照 ，由东莞市文广新局提供）
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都是以其独特的舞台艺术表现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一种普通人在命运中不屈前行的曲折故事，也可能是艺术形象在某个瞬间留给观众的一种情绪。总之，它是作品与观众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实现的精神对话，从而让观众接受一次审美熏陶与灵魂再造。
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如果从作品对观众产生的感染效应来看，莞产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算是实现了以精品艺术高标准的品格塑造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服务宗旨，并将这两种形态的艺术功能于无声中交融互渗在一起，达到了以主流精英文化影响、改造大众文化的目的。
今年9月中旬以来，国内音乐剧界、文化媒体、文艺研究者对于9月刚刚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再掀热议。这部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东莞塘厦镇人民政府、松雷集团、德稻集团、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出品的国产原创音乐剧，自去年4月首演以来，已经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巡演120场次，票房总收入1200多万元。
作为全国首部反映都市家庭生活伦理的亲情音乐剧，该剧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创作改编。剧情主要讲述了一位跳拉丁舞的单亲母亲为了让儿子小强有更好的前途，将他送到家世显赫的奶奶家成长。小强成年后回到母亲身边，与母亲因金钱、留学等问题产生激烈矛盾，当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时，母亲依然展现出她的大爱与无私。
很显然，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既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深刻对接，又在思想艺术上精益求精，成为国内音乐剧界的又一重要作品。作品演出期间，形成了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一个观演高峰。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家庭教育作品，一部可以让观演家长或小孩都深受启发的作品，它讲述的亲情无价与人间大爱，唤起观众最广泛的共鸣，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实现了文艺作品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关注思想价值的同时，对作品的艺术表现同样有着高标准的要求。国内著名的音乐剧制作人李盾、词作者梁芒、曲作者金培达、歌手周冰倩等人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主创团队，将作品渗透入大量普适价值教育内涵，又并不一味说教，而是紧贴受众的审美心理和市场需求，力求做到歌好听、舞好看、戏抓人、接地气。该剧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艺术载体，为我国的舞台艺术创作注入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气象和正能量。
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东莞市自2007年提出“打造音乐剧之都”构想以来，继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之后，于2013年4月创作推出的第六部原创作品。该剧不只是在国内赢得喝彩，其实在国际上同样广受赞誉。今年6月，受第八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邀请，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作为该音乐剧节开幕式首演剧目，在韩国连演四场，并从法国、俄罗斯、韩国等来自世界各地的17部音乐剧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组委会最高奖项——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大奖。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主席尹浩振评价说：“这部中国目前最具人气的作品，代表了飞速发展的中国音乐剧的最高水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音乐剧正在影响亚洲，走向世界！”
对于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艺术成就及获奖情况，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新潮表示，一年多来，《妈妈再爱我一次》取得了众多成就和荣誉，主要是“三个第一”：首先，它是东莞第一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其次，它是第一部得到品牌企业赞助演出的国产音乐剧；再者，它是东莞音乐剧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得最好的作品。“一部作品，能开创‘三个第一’，实属不易。该剧取得以上成就，充分证明东莞市委市政府打造‘音乐剧之都’的决策是正确的；充分证明音乐剧已经成为东莞城市文化的亮丽品牌；充分证明东莞是充满活力的制造之城、文化名城，不仅能制造玩具家具、服装鞋类、电子电脑等物质产品，还能制造优秀音乐剧等文化品牌”。
高雅艺术引导市民文明生活方式
音乐剧的呈现形态向来是坚持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品格。它面向的是大众市民消费者，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寓教于乐”的社会责任。正如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一样，东莞近些年来生产创演的音乐剧，一直都在致力于提升东莞当地乃至更广泛的市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的品位。
东莞市文广新局副调研员周汉标，是东莞音乐剧首枚多米诺骨牌的主要启动者与有力推动者，对于中国原创音乐剧事业的发展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他在谈起音乐剧时，绝对比谈起他儿子更有激情和想法，以致被媒体和业界誉为“东莞音乐剧之父”。 周汉标多次在媒体圈谈论东莞发展音乐剧的社会价值，他认为，东莞政府发展音乐剧所做的努力，其实从出发点和归宿上讲，都是为了通过观赏音乐剧这样的艺术形态，引导市民形成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确立一种崇高的审美情趣，进而丰富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最简明的“人本意识”，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文化惠民理念的侧面写照。
随着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面临着一种“挑战”。有教化功能的主流文化，其贯彻手段是“寓教于乐”；而大众文化是生活型的，娱乐消遣是它的主要特征。普通市民群众如果不能更多地汲取精英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养份，一味地放纵感性浅层的初级感观享受，那就可能带来诸多消极的后果。人内心的崇高感、尊严感、目标感和责任感也将可能随之失落，而这些正是人性不能上升到更高境界的重要原因。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傅守祥认为，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具有一定程度的前卫性和有益性。但是，与高雅艺术或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的市场特性和商品原则又决定了它的平面和短视，追求当下即得的瞬间快感或本能满足成为它的主流。 城市工业化进入发达阶段，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都会齐头自发加速发展。二者虽然不是处于对立的状态，但是当大众文化盛于精英文化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自然会呈现低层次化的总体特征。这对于人口达千万之众的东莞，更是一个重大课题。
东莞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个代表，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也最为迅速。由于这里是以生产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格局，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复杂的人口结构交织一起，给社会管理带来较大的考验。要维护社会的稳定，除了最基本的就业、治安等问题，这些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文化需求，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铸建成为很严肃的命题。
东莞这个年轻的城市，仅用20多年就发展成一个经济实力“富可敌省”，拥有1000多万人口而外来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大市。这个在农业县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大部分市民由村民直接转变过来，市民整体生活习惯、文化基础还难以适应现代城市发展，他们的基本素质需进行相应的转变和提升，才能符合社会、城市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当下，东莞市民的文化塑造呈现二维结构态势。一方面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东莞及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大翻身，不仅脱贫致富，许多民众在丰富的财富面前，尚未寻得理性的物质追求和崇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间的平衡。他们亟需一种健康的审美情趣熏陶和价值观引导。另一方面，在东莞及沿海发达城市的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他们背井离乡在他乡寻梦，有坎坷与辛酸、有成功与喜悦，这些人群同样需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需要有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当前，东莞已经针对城市发展成长的特点，提炼出“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把城市精神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平等有序、尚学进取、勤劳朴实、创业创新、知礼诚信、崇德求实”等基本价值取向融入市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不懈地用这种精神陶冶市民，从而引导他们形成更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社会语境下，兼具娱乐教化功能的东莞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应运而生，东莞城市呼唤以高雅艺术引导市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城市现状呼唤审美主义精神救赎
在外界的印象中，东莞作为一座新型城市太年轻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洗脚上田的农民暴发户的形象代表，缺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实际上，人们对东莞的想象是中国当前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面临的普遍性状况：这里除了遍地的工厂、工地、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酒店、金钱、纸醉金迷的夜生活，这里也有怀着梦想奋斗打拼而走上成功之路的励志故事。
当复杂的社会人口阶层在文化追求上呈现方向不明朗，价值观多元、崇尚目标呈混沌状态时，总有一股理性的力量在努力将其引导或改造。这股力量常常由政府主政者、精英知识分子、经典艺术塑造者等人汇聚而成。从这一角度审视，东莞近年来高调发展音乐剧、并提出“打造音乐剧之都”的构想便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顺势而为。他们想通过努力，改变外界某些惯性思维的印象和认识。
在光彩夺目的经济成就的背后，东莞的城市形象曾经被外界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一个出色的明星城市，因其关注度较高，它的各个方面都可能被外界放大再放大，像是置于显微镜中进行解剖，自然有诸多杂尘出现在人们视野。实际上，东莞的现代城市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着一种普遍性，只不过这像是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明星，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甚至被过多的解读，其中不排除一些误解和误读。于是，东莞文化精英人士试图通过精品文化的艺术锻造，来改变一座城市的形象，并让市民接受深层的精神熏陶。
同样按照傅守祥的观点，在新近发生的数码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促使人类文化走向彻底泛化，人类的文化重心也由思想精英型走向消费大众型，物质世界极大丰富却又极不均衡，文化影响极其广阔却又极不厚重；单一性的工业文化独霸世界，许多大众被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快速的流行时尚所左右，沦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奴隶，成为无思想、无主见、无个性的精神盲流，整日沉浸于替代性和虚拟性的满足之中而不能自拔。
面对审美趣味转向大众消费文化这一现状，大众文化的掌舵人更多的是那些完全听命于资本和市场的所谓“文化经济人”和“经济文化人”。但是，文艺创作或在文化生态中，是不是总该有一种基础性法则的坚守？这是当前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东莞的决策层、文艺界早已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客观存在。自上而下所能做的，就是通过高品位的艺术作品，以强势姿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它在介入形式上是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参与者，但服务的宗旨却是惠民、引导市民向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前进。推进东莞音乐剧事业的发展便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不仅仅是刚刚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东莞原创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王二的长征》等都是高标准打造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进入市场时，都是以绝对的低票价吸引普通市民观众。例如东莞玉兰大剧院采用政府补贴、限价经营的模式，每年上演高雅演出100多场，平均票价仅200元左右，最高票价仅480元。正因为如此，以致外界常常流传着北京、上海等外地的观众乘飞机到东莞大剧院看演出的趣谈。
从东莞音乐剧系列作品的成就及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可以解读出一种艺术样式与市民精神成长的秘密，一个城市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它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追求态度与文化立场，那就是，经典美学重点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次和心灵世界，并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庄重的态度追求人性的超越性提升和存在境况的不断改善。因此，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所提倡的审美主义的精神救赎理论，在今天的东莞城市文化发展中仍有相当大的现实价值和参考意义。
总而言之，在多元糅杂的现代生活面前，健康向上、激励前行、鼓舞人心的文艺产品，是安慰民众内心的一剂良药。从这一层面来解读东莞以打造音乐剧为主的精品艺术创作生产，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构建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两种文化格局逐步实现共融共建
东莞为实现经典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融合，选择了音乐剧这种艺术门类有一种必然性，这也是水到渠成的实践探索。音乐剧自身的特点也兼具艺术品格的高端性和面向大众的亲民性，也促成了音乐剧成为东莞推行精品文艺普及实践的重点艺术范式。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音乐剧让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同频共振携手并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像 《妈妈再爱我一次》、《钢的琴》等音乐剧作品，作为主流精英文化，为了保持严肃的思考品位，不为迎合大众一时的趣味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但同时，其故事内容、视角又是大众的，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接受特征，并且演出时放低了票价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高雅艺术，这就让两种文化格局逐步实现在共融中走向共荣。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曾撰文分析音乐剧的特点，他指出，“音乐剧是普通人的艺术，是工业文明中的市民艺术或都市艺术，它毫不迟疑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市民性和世俗性”。音乐剧可以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能够表现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以及他们所关心的种种人生命题。艺术家通过音乐剧生动有力的艺术表现和高水平的剧场展示来丰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使作品成为塑造当代文化品格和健全的现代人格的精神导师，从而不断影响着、改变着乃至完善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居其宏还认为，音乐剧是通俗的艺术，是为普通人的艺术，也是写普通人并演给普通人看的艺术，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它的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总是为绝大多数观众所易于理解和易于接受的。纵观音乐剧历史上的优秀之作，无一不在极其自然、平易和亲切的倾诉中施展自身那撼人魂魄、扣人心弦的魅力，无一不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素材和手法来激活群众的审美欲望并最终彻底感化他们。
此外，音乐剧表现形式的轻松、活泼、幽默、诙谐等风格，拉近了与市民的距离。剧中展现的是活灵活现、大喜大悲，风风火火，无拘无束，明朗豁达、乐观宽容的健康人生，它让观众看到夸张、变形、荒诞的艺术形象，既幽默又深刻，在轻松活泼的舞台展现中渗透着严峻的人生主题，在辛辣的讽刺中跳动着一颗善良宽仁之心。
何尝不是如此？当你走进剧院，与 《妈妈再爱我一次》中的小强、小强的妈妈相遇，你会感叹母爱的伟大与亲情的珍贵是那样容易撩人心弦；当你在《钢的琴》中领悟陈桂林的那份执著，你会对他的精神产生由衷的敬意；当你与《王二的长征》中的王二一同“行走”在长征的途中，你会感知自由与信念在内心的重启，等等。这些刻骨铭心的感悟与震撼，就来自于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从感性层面走向理性的高度，从个体走向群体，从观察者走向担当者，而这一实现的途径，有时是艺术，有时是自省。直到某个时刻，我们的深层意识中会醒目地闪现一个字，那就是王二在信中初识的一个大大书写的“人”字。
（图片均为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演出剧照 ，由东莞市文广新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