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机会成本,从效率的角度进行。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营收的影响,发现:(1)政府财政补贴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都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总营业收入;(2)财政补贴给企业带来的营收增长,远低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带来的增长,前者只有后者的1/3左右。这意味着,相对于资金的市场化配置,政府财政补贴的效率较低。考虑到产业政策配置资金对社会资金的挤占,我国产业政策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产业政策;效率;财政补贴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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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19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贸易理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结合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以干预经济建立了微观理论基础,并试图解释东亚经济奇迹[1-2]。然而,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表明,产业政策的理論基础并不牢固,在实证检验中很难得到支持,并且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3-4],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单方面的从收益角度来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业政策的机会成本问题,所得结论有失偏颇。产业政策的实施不仅存在制定和实施的成本,还存在着机会成本问题。在现实中,支持某个行业的发展,必定会挤占其他行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在评估产业政策的影响时应当具有全行业的视角。以政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资助为例。由于政府资助了企业更多的研发资金,在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总量增加的情况下,研发产出增加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只是考虑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的总产出,而不考虑其总投入也在增加,就很容易得出产业政策有效的直观结论。因此,讨论产业政策有效性必须要考虑政策的效率问题,即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产业政策的机会成本。
本文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例,基于政策效率的角度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评估。具体而言,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营收的影响。
1中国产业政策效果:文献分析
1.1产业政策与创新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在影响创新驱动的相关因素中,存在着政府干预带来的利益集团式勾结的破坏性作用[5]。基于产业政策中与创新相关的产业政策,陈玮和耿曙发现,我国从2000年启动的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政府介入创新失效的机制表现为“风险积聚”和“监督失灵”,产业政策的干预使得企业改变了对于风险的应对行为,同时创新活动的难以衡量成为政府监管的难点[6]。黎文靖和郑曼妮则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只激励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为“寻扶持”而增加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7]。关于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宋凌云和王贤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8];而舒锐发现产业政策中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可以实现行业产出的增长但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9]。
1.2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石奇和孔群喜[10]认为,大规模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进而在世界贸易结构中逐步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通过设立各类经济开发区来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项产业政策。李力行和申广军认为,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11]。不过,宋凌云等[12]认为,一旦地方官员开始引导辖区产业结构变动,他们相对于企业的总量信息优势将很快失去,因此地方官员无法长期引领辖区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李文溥和陈永杰[13]通过对比近20年来政府在各个时期制定的产业结构政策发现,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
1.3产业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产业政策的效果受政策实施程度、产业发展阶段、地区市场化水平以及企业所有制的影响。一是受政策实施程度的影响。黄先海等[14]分析发现,补贴的产业政策存在以行业竞争程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的“最优实施空间”,继续增加补贴会降低企业对行业竞争压力的敏感性,引致企业“为补贴而生产”和产能过剩风险。不同的补贴力度对于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不同,当补贴力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当补贴力度逐步提高时,这种促进作用也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并且其抑制作用也逐渐显现;当补贴力度大于另一临界值时,将显著地抑制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5]。二是受产业所处阶段的影响。在产业起步阶段,政府补助带来新型产业盈利优势,而在产业扩张后,政府扶持难以有效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后果是同质化产能过剩[16]。三是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孙早和席建成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正向作用与市场化水平密切相关,当市场化水平达到某一拐点门槛值时,产业政策的正向作用将会显著增强[17]。四是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的效果不同。赵卿和曾海舰发现,同样受到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情况下,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获取的信贷资源更多;然而产业政策引导下的银行信贷增量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中[18]。长期性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企业拥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更强的融资能力,其经营业绩也得到明显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而短期产业调控政策对支持发展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显著负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19]。
2基于效率视角的产业政策效果评估
2.1模型与数据
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考虑到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中可能包含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因此直接利用企业研发投入可能会因为混合进去了政府财政补贴的效果,使前文所得结论不够准确,因此我们将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扣除掉政府的财政补贴,生成新的企业研发投入变量,再次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所得结论保持不变,见表5。
3进一步讨论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知识信息的局限,以及参与主体之间互动博弈的影响,张维迎[20]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并将其概括为“无知”与“无耻”的问题。其实,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所面临的“无知”与“无耻”程度会影响产业政策后果的危害程度。以“无知”为例,发展中国家在追赶过程中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借鉴,尽管在借鉴既有经验上,官员不如企业家,但是由于政府依然有可借鉴的经验,“无知”程度尚未很重,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还未很严重。而在创新领域,政府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官员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无知”状况,那么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可能会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张维迎[20]在批评产业政策时所阐述的“无知”与“无耻”视角,对于产业政策的效果及后果做更进一步的检验,构造如下计量方程:
4总结
关于产业政策的既有研究多就某一项政策进行政策评估,而评估对象多为政策直接影響的行业或企业。然而产业政策通过行政方式干预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能够对政策支持行业带来促进作用不足为奇。在评估政策效果的同时,还需要评估产业政策的效率,考虑产业政策的机会成本。
本文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例,基于政策效率的角度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评估。具体而言,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营收的影响,结果发现,(1)政府财政补贴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都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总营业收入;(2)财政补贴给企业带来的营收增长,远低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带来的增长,政府财政补贴的效率只有企业自身研发投入效率的1/3左右。实证结果意味着相对于市场化配置资金,政府的财政补贴效率较低,同时考虑到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去配置资金对企业所用资金造成的挤占,产业政策的效率有待提高。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在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时,还往往忽略了观察期的长短问题。产业政策的效果与所选取的时期有关系。完全有可能某些产业政策在短时期内效果明显,但其危害可能在长期才逐渐显现。因此,忽视时间因素难以准确评估产业政策效果。对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不能只关注产业政策的目的达到与否,更全面的考量应该基于社会成本及长期影响的视角,从全行业、长周期的角度综合考虑产业政策的实施效率及带来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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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Effect Based on Efficiency Perspective:Taking Listed Companies in A-share Market as an Example
LIU Xiaoge(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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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Kerr和同事对67种欧洲和北美大黄蜂从1901年至2010年的地理标记,建立了一个观察数据库。他们将近几十年中每个大黄蜂品种向北移动的变化与气候较冷的1901年至1974年时的基线大黄蜂活动做了比较。意外发现,在最近较暖和的几十年内,大黄蜂的活动范围并没有向北转移。它们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它们在北美和欧洲的活动范围都缩小了至多300公里。与此同时,它们的种群从其活动范围的最南端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