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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丰颂，是泰国国土西北角的一个美丽小城，短短几年前还十分僻静，现已经变得喧闹。城外二十多公里处有座难民营，它是泰国西部贴着泰缅边界设立的九座战争难民营之一，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逃入的缅甸难民。
理论上，这个庞大的难民庇护系统是临时性的，然而实际上，在此生活的已经不止一代人。泰国政府不打算接纳这些人进入泰国社会，而缅境内的战火又绵延不息。难民营的居民不可自由外出，也不能合法打工。有的营区人口很多，比如最大的美拉难民营达到五万人，这超过了泰西多数村镇的规模。这种非自然形成的密集聚落违背人类居住环境的合理条件。更诡异的是这么多人缺乏正常的就业和生活形态，有诸多亚健康和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其中，长颈族问题便是一个。
跟着路边长颈女的图标前进，直至一道警卫森严的难民营大门
难民营都是藏匿在山林深处的，但是前往Ban Mai Nai Soi难民营的道路一出夜丰颂城区就有相当清楚的路标，路口的牌子上画着长颈女图案和箭头。这样的路标证明这是条得到官方认可的旅游路线。道路爬山过河，时好时坏，最终把我引至一道警卫森严的大门，这就是Ban Mai Nai Soi难民营。大门旁边另一门楼是可通行的，有座房子卖票，每客250泰铢。这是住着长颈族的一个特别区域，编号为第4区。
长颈族的名称在外界嘴里相当混乱，他们自称克焉人（Kayan），不过外界常常简单地称他们“长颈克伦人”（Longneck Karen），因为被认为是克伦族（Karen）的一支。这个克焉村子很安静，传统式样的竹木房屋大多苫着草顶。露面的男人不多，闷头编着筐；女人们坐在一起织布或编草帘，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戴着那个著名的黄铜颈圈。我数了数，半数以上人家的门外摆着旅游品售货摊，但没人主动向我兜揽生意，一个都没有。人们沉默而友善，显然已习惯了被人窥望。我对这类环境一向感觉敏锐，空气中我呼吸到了隐隐的压抑，这不是个快乐舒展的村庄。
村子最深处有医务室，还有由两列竹棚子构成的一所学校，一共六七间教室，每间有十来副桌椅。几个老师过来陪我，一个是28岁的教泰语的志愿者，英语说得很勉强，我问不到多少关于学校、村庄和这个民族的详细情况。倒是两个本村出身的老师似乎英语好些，男孩子20岁，在难民营读了中学后就当老师了；女孩子19岁，戴着颈圈，她听我说“你是缅甸人”时立即反应，强调自己是泰国Nai Soi的人，这么说也有其缘由，因为她出生于此。
难民们都不喜欢缅甸政府。一批因政府军进攻而逃亡的人的话未必在全景意义上真实。我注意到了民族文化演变的一个型态。演变通常不是整体转化为另一个，而是在某些力量作用下局部演化，泰缅边界难民营的克焉人现正经历的便是一例。战乱、传统习俗和商业模式，在逃难的克焉人身上，以一种畸态联结了起来。
夜丰颂地区还有另两个长颈村，距城里较近，且开办了喧闹得多的旅游项目，如坐船、骑乘大象。那里的长颈人都是从这个第4区搬迁过去的。关于迁移原因，村口卖票的女人说是这边人口太多，生活资源支撑有困难，但我相信更主要是新地点较为适合旅游业拓展，交通便利，不妨碍其他居民，也远离了难民营本身。泰国当局并不希望外人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
旧习俗具有根深蒂固的功利属性，但谋生和尊严终将产生联系
一个外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提出的问题是克焉女人为何戴黄铜颈圈？这与问怒江的独龙族女人为何要纹面，有些非洲部落的人为何要割开下嘴唇嵌入一个圆盘，古代汉族女人为何裹脚一样，似乎有答案，而且不止一个答案，但却没哪个答案是唯一权威的。这黄铜颈圈是一个连续螺旋的线圈，传统上，女孩子五六岁就开始戴，随着人长大，颈圈也换成大的，最重的据说可达20公斤。她们的脖子其实不比常人的长，而是肩骨被压低了，这早已被X光检查结果所证实。究竟她们为何愿意承担如此重负呢？黄铜颈圈的功能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美，有人说是为了模仿龙的样子，还有个说法是为了防范山林猛兽噬咬喉咙。克焉人自己对这些解说都一定程度上认可，但还强调是为了文化认同，亦即作为一种归属的标识。对于普通克焉人家，女孩子要戴上黄铜颈圈是笔不小的开销，这解释了为何有的女人不戴颈圈。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这习俗在缅甸境内的克焉人家乡正趋于弱化，越是和外界交往多的地方，年轻女人戴颈圈习俗消失得越快。一来沉重的颈圈不便于各种劳作，二来太引人注目，造成社交困扰，第三就是妨碍她们进入现代主流社会系统，可能会错过教育、就业等机遇。缅甸政府公开鼓励克焉人放弃这一习俗。倒是在国界的另一侧，传统习俗经过商人的组织之手，成了谋生工具，因而呈现了戏剧性的逆向复兴态势。
早在几年前，每年就有几千名游客到访夜丰颂的三个长颈村，后来持续增长，带旺了这极其偏远的山林角落的地方经济。泰国当局把克焉人视作独特的旅游业资源，真是良有以也。实际上，这些年在泰国内地其他“民族文化”旅游点出现的长颈人，都来自夜丰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缅甸境内的一支克伦民族武装势力也想分一杯羹，竟然邀请难民营的克焉人回家去开业。任何此类企图都使泰国当局紧张，决心要保卫好这块资源。
人权和民族文化保护组织谴责说：乘人之危，通过展示人的某种罕见习俗（特别是身体习俗）来赚钱，此乃不折不扣的“人类动物园”，是文化剥削和人格凌辱。然而，另一方面，看看长颈村女人们光鲜整齐的服饰，就算是旅游工作服，也证明了她们有一定的收入。克焉人承认，他们在旅游村的收入好过以前在缅甸的家乡。操控者给戴颈圈的女性发津贴，成年女人每月1500铢，女童500铢，仅仅这一项已是泰缅边界难民中令人羡慕的稳定现金收入。一个偷偷打工的难民在饭馆当跑堂一个月能挣1500-3000铢，为此他得每天劳碌10小时。长颈村女人卖出一条自己织的围巾能得30-40铢，一个月一般也就卖得出两条。所以，只要戴上颈圈就获得津贴，是行之有效的鼓励措施，对于女童们还有审美天性的满足，何乐而不为。 但是，整个这件事除了涉及到金钱收入和审美外，也还涉及尊严。把克焉人向外界展览的一个副作用，是提供了他们接触外界的机会，而接触外界能唤醒尊严和向往。第4区的一个名叫慕洛的二十多岁女子，2008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西方媒体上，描述了难民营的生活和她作为“展品”的感受：
“我们村子里有大约50家（约250-300人）。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没有电，没有合适的卫生设施，也没有电话。我们的房子用木头和树叶构成，很容易破损。我们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没钱，而且我们是难民，所以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工作。还有，游客认为我们是粗鄙的人。导游说他们不想看见好的道路，或清洁的村庄，或任何现代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居住以取悦游客。”
“村里的女人只能经营售货摊和编织围巾出卖。男人可以为我们社区做些木工活，但他们不可以打工。我父亲收集空啤酒罐换一些钱。男人们觉得羞耻，因为他们不得不靠女人挣的钱过活，所以许多男人沉醉在米酒里，因为他们没事可做。农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土地，但我们的文化就是农耕。有的人为本地泰国人做些临时的农活或建筑帮工，一天大约挣40铢。他们能捞到那工作是因为给难民的劳动报酬低于给泰国人的。”
“我感觉我是属于那些把游客带来的人的。当我告诉我的外国朋友我只是想做个正常人，想在办公室里上班，他们惊讶了。但是我受够了为游客而微笑。他们不以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说些我们的坏话，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他们嘲笑我们的文化，总是问同样的问题。这非常无聊。要是我有孩子，我不要我的孩子这么生活。”
我是从夜丰颂回来后读到慕洛这些文字的，阅读时，眼前分明重现第4区那条一到雨季必定泥泞不堪的路，那些男人女人的沉默、友善和隐忍的面容。
慕洛的故事让我们学会睿智谦恭地看待世界
我在泰国西部骑着辆破摩托车旅行中，亲见军警对难民营的严控。除了美拉难民营位于一条先前偏僻、现在成了要道的公路边因而较容易被看见外，大多数营地都深藏山林，外人无缘得见。而在通往外界之处，警察就如火眼金睛，一望就能把一车人里的难民挑出来，彻查他的外出许可证。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些人终归要有个出路。2005-2006年，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接收泰缅边境难民，凡登记在册的难民都可提出移居申请，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参加了接收计划。移居者抵达第三国后分散居住，为的是促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但是，长颈人的移居权一时间成了争吵焦点，泰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资格。争吵在2007-2008年达到一个热度，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官员公开批评泰政府用克焉人牟利，呼吁抵制长颈村旅游。泰政府则声辩克焉人是山地部族，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就在山区跑来跑去，不应该算是战争难民。
慕洛和母亲、姐姐一家人于2005年提出了申请，次年获得批准，做了体检，被告知很快将出发赴新西兰。可是泰国当局拒绝给她们签发出境许可。夜丰颂省长还说，新西兰接受一组克焉家庭移居，是在抢夺泰国的旅游资源。事情变得沸沸扬扬。慕洛愤而摘除了自己身上的铜圈，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接踵而来，包括BBC，也包括世界顶级女性杂志《嘉人》。她成了名人。
在她写的文章里，慕洛说，记者们的到来使她紧张，但她要把话说出来。她讲述了自己一家1989年如何逃离战乱来到泰国，如何成为商人手里的展品，如何羡慕那些健康美丽能干的女游客因而也想去看她们的世界，以及移居申请如何被泰国官方阻挠。她回忆，自己小时候是爱美才要求父母给自己戴颈圈的。她曾经到曼谷作为形象宣传人参加过旅游博览会，可是终于有一天，她抛弃了自己的“美”的文化，为了摆脱因这文化而遭受的囚禁。慕洛摘下了肩环、颈环和腿环。摘除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她写道：“我热爱我的文化，但是我们的传统却使我成了个囚徒……当我第一次摘掉它们，我的感觉很奇怪。我以为我会感觉轻松，但我感觉到的是沉重。”
文章的最末一行字是：“一切中最首要的：我要自由。”
慕洛的反抗在长颈村内也引起了不满，不想移居的克焉人担忧她激怒了泰国当局对村里不利。我到访Ban Mai Nai Soi难民营第4区时，慕洛家的摊位仍在，已经不营业了。当时我不知这摊位的主人正在坚持她的斗争。我问这家为何不营业，邻居女人略一迟疑，竟然说她死掉了。慕洛不肯屈服，终于在比正常程序拖延了两年后，和母亲、姐姐一家前往新西兰，成功启程去实现她的自由理想。
夜丰颂则继续因长颈村而名声在外。其实，这个精致的山林小城另有许多美丽之处，它的风月、云雾、温泉、河流、茶园和皇家宫苑，还有蜿蜒而陡峻的山路，高山村寨的寺庙和学校，都值得来访者怀想。
慕洛的胜利不是关于某个习俗的存废，而是事涉文化、政治、尊严、进步和扬弃、演化和异化、利益和道德、生活方式和成长等。在这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能因此而更宽容、睿智地对待世界、他人以及自己吗？“人类动物园”这个刺眼词语的出现，至少有一个益处，是使参观长颈村的游客多了份自觉，知道世上人的境遇有很大差别，而同情、感恩和尊重是应有的品质。
谢谢慕洛给我们看到和理解这些的机会，祝你好运！
理论上，这个庞大的难民庇护系统是临时性的，然而实际上，在此生活的已经不止一代人。泰国政府不打算接纳这些人进入泰国社会，而缅境内的战火又绵延不息。难民营的居民不可自由外出，也不能合法打工。有的营区人口很多，比如最大的美拉难民营达到五万人，这超过了泰西多数村镇的规模。这种非自然形成的密集聚落违背人类居住环境的合理条件。更诡异的是这么多人缺乏正常的就业和生活形态，有诸多亚健康和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其中，长颈族问题便是一个。
跟着路边长颈女的图标前进，直至一道警卫森严的难民营大门
难民营都是藏匿在山林深处的，但是前往Ban Mai Nai Soi难民营的道路一出夜丰颂城区就有相当清楚的路标，路口的牌子上画着长颈女图案和箭头。这样的路标证明这是条得到官方认可的旅游路线。道路爬山过河，时好时坏，最终把我引至一道警卫森严的大门，这就是Ban Mai Nai Soi难民营。大门旁边另一门楼是可通行的，有座房子卖票，每客250泰铢。这是住着长颈族的一个特别区域，编号为第4区。
长颈族的名称在外界嘴里相当混乱，他们自称克焉人（Kayan），不过外界常常简单地称他们“长颈克伦人”（Longneck Karen），因为被认为是克伦族（Karen）的一支。这个克焉村子很安静，传统式样的竹木房屋大多苫着草顶。露面的男人不多，闷头编着筐；女人们坐在一起织布或编草帘，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戴着那个著名的黄铜颈圈。我数了数，半数以上人家的门外摆着旅游品售货摊，但没人主动向我兜揽生意，一个都没有。人们沉默而友善，显然已习惯了被人窥望。我对这类环境一向感觉敏锐，空气中我呼吸到了隐隐的压抑，这不是个快乐舒展的村庄。
村子最深处有医务室，还有由两列竹棚子构成的一所学校，一共六七间教室，每间有十来副桌椅。几个老师过来陪我，一个是28岁的教泰语的志愿者，英语说得很勉强，我问不到多少关于学校、村庄和这个民族的详细情况。倒是两个本村出身的老师似乎英语好些，男孩子20岁，在难民营读了中学后就当老师了；女孩子19岁，戴着颈圈，她听我说“你是缅甸人”时立即反应，强调自己是泰国Nai Soi的人，这么说也有其缘由，因为她出生于此。
难民们都不喜欢缅甸政府。一批因政府军进攻而逃亡的人的话未必在全景意义上真实。我注意到了民族文化演变的一个型态。演变通常不是整体转化为另一个，而是在某些力量作用下局部演化，泰缅边界难民营的克焉人现正经历的便是一例。战乱、传统习俗和商业模式，在逃难的克焉人身上，以一种畸态联结了起来。
夜丰颂地区还有另两个长颈村，距城里较近，且开办了喧闹得多的旅游项目，如坐船、骑乘大象。那里的长颈人都是从这个第4区搬迁过去的。关于迁移原因，村口卖票的女人说是这边人口太多，生活资源支撑有困难，但我相信更主要是新地点较为适合旅游业拓展，交通便利，不妨碍其他居民，也远离了难民营本身。泰国当局并不希望外人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
旧习俗具有根深蒂固的功利属性，但谋生和尊严终将产生联系
一个外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提出的问题是克焉女人为何戴黄铜颈圈？这与问怒江的独龙族女人为何要纹面，有些非洲部落的人为何要割开下嘴唇嵌入一个圆盘，古代汉族女人为何裹脚一样，似乎有答案，而且不止一个答案，但却没哪个答案是唯一权威的。这黄铜颈圈是一个连续螺旋的线圈，传统上，女孩子五六岁就开始戴，随着人长大，颈圈也换成大的，最重的据说可达20公斤。她们的脖子其实不比常人的长，而是肩骨被压低了，这早已被X光检查结果所证实。究竟她们为何愿意承担如此重负呢？黄铜颈圈的功能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美，有人说是为了模仿龙的样子，还有个说法是为了防范山林猛兽噬咬喉咙。克焉人自己对这些解说都一定程度上认可，但还强调是为了文化认同，亦即作为一种归属的标识。对于普通克焉人家，女孩子要戴上黄铜颈圈是笔不小的开销，这解释了为何有的女人不戴颈圈。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这习俗在缅甸境内的克焉人家乡正趋于弱化，越是和外界交往多的地方，年轻女人戴颈圈习俗消失得越快。一来沉重的颈圈不便于各种劳作，二来太引人注目，造成社交困扰，第三就是妨碍她们进入现代主流社会系统，可能会错过教育、就业等机遇。缅甸政府公开鼓励克焉人放弃这一习俗。倒是在国界的另一侧，传统习俗经过商人的组织之手，成了谋生工具，因而呈现了戏剧性的逆向复兴态势。
早在几年前，每年就有几千名游客到访夜丰颂的三个长颈村，后来持续增长，带旺了这极其偏远的山林角落的地方经济。泰国当局把克焉人视作独特的旅游业资源，真是良有以也。实际上，这些年在泰国内地其他“民族文化”旅游点出现的长颈人，都来自夜丰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缅甸境内的一支克伦民族武装势力也想分一杯羹，竟然邀请难民营的克焉人回家去开业。任何此类企图都使泰国当局紧张，决心要保卫好这块资源。
人权和民族文化保护组织谴责说：乘人之危，通过展示人的某种罕见习俗（特别是身体习俗）来赚钱，此乃不折不扣的“人类动物园”，是文化剥削和人格凌辱。然而，另一方面，看看长颈村女人们光鲜整齐的服饰，就算是旅游工作服，也证明了她们有一定的收入。克焉人承认，他们在旅游村的收入好过以前在缅甸的家乡。操控者给戴颈圈的女性发津贴，成年女人每月1500铢，女童500铢，仅仅这一项已是泰缅边界难民中令人羡慕的稳定现金收入。一个偷偷打工的难民在饭馆当跑堂一个月能挣1500-3000铢，为此他得每天劳碌10小时。长颈村女人卖出一条自己织的围巾能得30-40铢，一个月一般也就卖得出两条。所以，只要戴上颈圈就获得津贴，是行之有效的鼓励措施，对于女童们还有审美天性的满足，何乐而不为。 但是，整个这件事除了涉及到金钱收入和审美外，也还涉及尊严。把克焉人向外界展览的一个副作用，是提供了他们接触外界的机会，而接触外界能唤醒尊严和向往。第4区的一个名叫慕洛的二十多岁女子，2008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西方媒体上，描述了难民营的生活和她作为“展品”的感受：
“我们村子里有大约50家（约250-300人）。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没有电，没有合适的卫生设施，也没有电话。我们的房子用木头和树叶构成，很容易破损。我们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没钱，而且我们是难民，所以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工作。还有，游客认为我们是粗鄙的人。导游说他们不想看见好的道路，或清洁的村庄，或任何现代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居住以取悦游客。”
“村里的女人只能经营售货摊和编织围巾出卖。男人可以为我们社区做些木工活，但他们不可以打工。我父亲收集空啤酒罐换一些钱。男人们觉得羞耻，因为他们不得不靠女人挣的钱过活，所以许多男人沉醉在米酒里，因为他们没事可做。农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土地，但我们的文化就是农耕。有的人为本地泰国人做些临时的农活或建筑帮工，一天大约挣40铢。他们能捞到那工作是因为给难民的劳动报酬低于给泰国人的。”
“我感觉我是属于那些把游客带来的人的。当我告诉我的外国朋友我只是想做个正常人，想在办公室里上班，他们惊讶了。但是我受够了为游客而微笑。他们不以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说些我们的坏话，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他们嘲笑我们的文化，总是问同样的问题。这非常无聊。要是我有孩子，我不要我的孩子这么生活。”
我是从夜丰颂回来后读到慕洛这些文字的，阅读时，眼前分明重现第4区那条一到雨季必定泥泞不堪的路，那些男人女人的沉默、友善和隐忍的面容。
慕洛的故事让我们学会睿智谦恭地看待世界
我在泰国西部骑着辆破摩托车旅行中，亲见军警对难民营的严控。除了美拉难民营位于一条先前偏僻、现在成了要道的公路边因而较容易被看见外，大多数营地都深藏山林，外人无缘得见。而在通往外界之处，警察就如火眼金睛，一望就能把一车人里的难民挑出来，彻查他的外出许可证。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些人终归要有个出路。2005-2006年，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接收泰缅边境难民，凡登记在册的难民都可提出移居申请，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参加了接收计划。移居者抵达第三国后分散居住，为的是促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
但是，长颈人的移居权一时间成了争吵焦点，泰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难民资格。争吵在2007-2008年达到一个热度，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官员公开批评泰政府用克焉人牟利，呼吁抵制长颈村旅游。泰政府则声辩克焉人是山地部族，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就在山区跑来跑去，不应该算是战争难民。
慕洛和母亲、姐姐一家人于2005年提出了申请，次年获得批准，做了体检，被告知很快将出发赴新西兰。可是泰国当局拒绝给她们签发出境许可。夜丰颂省长还说，新西兰接受一组克焉家庭移居，是在抢夺泰国的旅游资源。事情变得沸沸扬扬。慕洛愤而摘除了自己身上的铜圈，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接踵而来，包括BBC，也包括世界顶级女性杂志《嘉人》。她成了名人。
在她写的文章里，慕洛说，记者们的到来使她紧张，但她要把话说出来。她讲述了自己一家1989年如何逃离战乱来到泰国，如何成为商人手里的展品，如何羡慕那些健康美丽能干的女游客因而也想去看她们的世界，以及移居申请如何被泰国官方阻挠。她回忆，自己小时候是爱美才要求父母给自己戴颈圈的。她曾经到曼谷作为形象宣传人参加过旅游博览会，可是终于有一天，她抛弃了自己的“美”的文化，为了摆脱因这文化而遭受的囚禁。慕洛摘下了肩环、颈环和腿环。摘除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她写道：“我热爱我的文化，但是我们的传统却使我成了个囚徒……当我第一次摘掉它们，我的感觉很奇怪。我以为我会感觉轻松，但我感觉到的是沉重。”
文章的最末一行字是：“一切中最首要的：我要自由。”
慕洛的反抗在长颈村内也引起了不满，不想移居的克焉人担忧她激怒了泰国当局对村里不利。我到访Ban Mai Nai Soi难民营第4区时，慕洛家的摊位仍在，已经不营业了。当时我不知这摊位的主人正在坚持她的斗争。我问这家为何不营业，邻居女人略一迟疑，竟然说她死掉了。慕洛不肯屈服，终于在比正常程序拖延了两年后，和母亲、姐姐一家前往新西兰，成功启程去实现她的自由理想。
夜丰颂则继续因长颈村而名声在外。其实，这个精致的山林小城另有许多美丽之处，它的风月、云雾、温泉、河流、茶园和皇家宫苑，还有蜿蜒而陡峻的山路，高山村寨的寺庙和学校，都值得来访者怀想。
慕洛的胜利不是关于某个习俗的存废，而是事涉文化、政治、尊严、进步和扬弃、演化和异化、利益和道德、生活方式和成长等。在这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能因此而更宽容、睿智地对待世界、他人以及自己吗？“人类动物园”这个刺眼词语的出现，至少有一个益处，是使参观长颈村的游客多了份自觉，知道世上人的境遇有很大差别，而同情、感恩和尊重是应有的品质。
谢谢慕洛给我们看到和理解这些的机会，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