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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8-0346-01
关于儒商文化，首先要了解儒商。儒商是指受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主要包括那些具有良好文化道德素养的传统中国商人和优秀的海外华商。
对于儒商文化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儒商文化”是一种东方民族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商文化”的核心是“以义取利”和以“利”“得之於社会，用之於社会”。他们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的“双赢”、“多赢”利己利人的思想理念，从而真正担当起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重任的企业家。
作为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相互结合孕育出來的儒商，经历了先秦初步形成时期，秦汉魏晋的缓慢发展时期，明清成熟时期及转型时期。而儒商文化则是在儒商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儒商形成发展和生产经营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思想、精神的概括。因此，要深入地探讨儒商文化，前提必须清楚儒商及其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儒商及儒商文化的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早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我国著名商业史研究专家吴惠教授描述那时的繁荣：“从商品交换对象的扩大，农产品和手上业产品在交换中比重的增长，地区间物质交流的加强，市场的繁荣，城市的发展，货币制度发达，高利贷盛行，土地的买卖，雇佣劳动和私有奴隶的增多等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来看，都可证明战国时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人的成熟与发展，一批高层次的自由商人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学派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儒学在影响不断扩大。儒学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使商品经济活动打上儒学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色，使早期的商品经济与初步形成的文化传统逐步结合，开始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这时开始出现少数把儒家文化以及其他中国优秀文化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儒商，像子贡、范蠡等。
子贡、范蠡这二位商人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也还在形成之中。但此类少数杰出商人及其商业精神却奠定了以后中国商人传统的基础，儒商和儒商文化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缓慢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汉唐到宋元这一漫长的时期，儒商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这时期上层既没有出现像子贡、范蠡那样杰出的商人代表人物，一般层次又远未形成群体性的儒商现象。在历史上流传下来，为后世所称道的“良贾”、“义商”也不多。就整体而言，这时期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儒商的出现、都处在一个渐进的、潜在的发展时期。
造成儒商发展低落的根本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促使了儒学与商业经济的分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崇尚法家，大肆灭儒，对商业发展采用重农抑商政策。汉代建立后，虽然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自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自先秦以后到宋元这段时间，儒学对商业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对世俗伦理的渗透而影响商人的行为。到宋元时期，轻商观念开始淡化，士与商不再完全对立，对商业的社会作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儒士经商逐步由否定转向肯定。到元代，很多不愿走仕途的儒士走向了经商的道路。正是这段时间的观念演变和事实积累，为明代儒商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三、 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短暂兴盛
儒商及其儒商文化之所以能在明代得到兴盛，是因为当时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首先，明代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参加科举的读书士人也不断增加，但是录取科举的人口数量却一直没变，这种矛盾导致大批读书人必须“分流”。其二，明代中晚期，整个社会对商人的歧视态度有所改变。其三，明代中晚期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商业成为分流人士的重要选择。
明代儒商合流，不管在社会的浅层次，还是深层次都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明代商贾阶层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明代儒商的文化结合还体现在从义利的不容到义利的双行的转变。明代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商贾阶层的崛起让明代人认识到：贫穷不一定代表正义，富裕也可以代表；富裕不一定能代表邪恶，贫困也可以邪恶。义和利能更好的结合起来。
四、儒商及儒商文化的近代化
清中叶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推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没能持续下去，儒商的发展也由明清之际的兴盛进入了相对低落时期，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少新的特质。
从上世纪20 年代到 40 年代末，儒商开始进入现代发展时期，这时的儒商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等，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仍保持传统儒商特色。由于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近代儒商有了自己的新特点：
首先，近代儒商已经和近代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主张重商主义。明清之际兴盛时期的儒商主要与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近代儒商从事商品交易的对象主要是工业品，而不再是农产品或是手工产品。近代儒商也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活动的商业活动，他们开办工矿、企业，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已经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
其次、大部分近代儒商在保持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同时，广泛地吸取了西方企业管理、成本核算、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经验。
再次、近代儒商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大部分儒商都能把自己的经营活动与救国济民结合起来，“实业救国”是普遍的价值追求。很多爱国儒商经商就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
总之，近代儒商和传统儒商虽然有很多不同，但在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等方面又与传统儒商一脉相承，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其精神价值取向的核心。
五、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一股“儒商热”。80 年代的“下海”热潮，很多知识分子经商，从而促使了大量新型儒商式企业家的出现。80 年代中期，以北京西部“中关村”现象的出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带动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走上了商界，进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四通、联想、方正、紫光、京海、科海、华讯等高科技企业的倔起，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儒商。
目前，“儒商”已成为企业家塑造形象的范式，像董建华等“商而优则仕”的领袖人物以及像陈嘉庚、李嘉诚、倪光南、柳传志那样的海内外现代新型儒商，这些人就是现代企业家的楷模。
但不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海外的儒商，都还严重地存在传统儒商的弊病。现代儒商只有扬弃儒商传统，抛弃传统儒商固有的局限性，完成自身素质的改造，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才能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新型儒商。
我们相信，随着儒商文化的蔚然成风，一大批既具有现代社会智慧、眼识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的新型儒商，将会茁壮成长，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
关于儒商文化，首先要了解儒商。儒商是指受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主要包括那些具有良好文化道德素养的传统中国商人和优秀的海外华商。
对于儒商文化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儒商文化”是一种东方民族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商文化”的核心是“以义取利”和以“利”“得之於社会，用之於社会”。他们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的“双赢”、“多赢”利己利人的思想理念，从而真正担当起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重任的企业家。
作为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相互结合孕育出來的儒商，经历了先秦初步形成时期，秦汉魏晋的缓慢发展时期，明清成熟时期及转型时期。而儒商文化则是在儒商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儒商形成发展和生产经营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思想、精神的概括。因此，要深入地探讨儒商文化，前提必须清楚儒商及其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儒商及儒商文化的初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早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我国著名商业史研究专家吴惠教授描述那时的繁荣：“从商品交换对象的扩大，农产品和手上业产品在交换中比重的增长，地区间物质交流的加强，市场的繁荣，城市的发展，货币制度发达，高利贷盛行，土地的买卖，雇佣劳动和私有奴隶的增多等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来看，都可证明战国时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人的成熟与发展，一批高层次的自由商人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学派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儒学在影响不断扩大。儒学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使商品经济活动打上儒学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色，使早期的商品经济与初步形成的文化传统逐步结合，开始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这时开始出现少数把儒家文化以及其他中国优秀文化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儒商，像子贡、范蠡等。
子贡、范蠡这二位商人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也还在形成之中。但此类少数杰出商人及其商业精神却奠定了以后中国商人传统的基础，儒商和儒商文化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缓慢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汉唐到宋元这一漫长的时期，儒商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这时期上层既没有出现像子贡、范蠡那样杰出的商人代表人物，一般层次又远未形成群体性的儒商现象。在历史上流传下来，为后世所称道的“良贾”、“义商”也不多。就整体而言，这时期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儒商的出现、都处在一个渐进的、潜在的发展时期。
造成儒商发展低落的根本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促使了儒学与商业经济的分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崇尚法家，大肆灭儒，对商业发展采用重农抑商政策。汉代建立后，虽然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自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自先秦以后到宋元这段时间，儒学对商业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对世俗伦理的渗透而影响商人的行为。到宋元时期，轻商观念开始淡化，士与商不再完全对立，对商业的社会作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儒士经商逐步由否定转向肯定。到元代，很多不愿走仕途的儒士走向了经商的道路。正是这段时间的观念演变和事实积累，为明代儒商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三、 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短暂兴盛
儒商及其儒商文化之所以能在明代得到兴盛，是因为当时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首先，明代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参加科举的读书士人也不断增加，但是录取科举的人口数量却一直没变，这种矛盾导致大批读书人必须“分流”。其二，明代中晚期，整个社会对商人的歧视态度有所改变。其三，明代中晚期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商业成为分流人士的重要选择。
明代儒商合流，不管在社会的浅层次，还是深层次都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明代商贾阶层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明代儒商的文化结合还体现在从义利的不容到义利的双行的转变。明代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商贾阶层的崛起让明代人认识到：贫穷不一定代表正义，富裕也可以代表；富裕不一定能代表邪恶，贫困也可以邪恶。义和利能更好的结合起来。
四、儒商及儒商文化的近代化
清中叶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推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没能持续下去，儒商的发展也由明清之际的兴盛进入了相对低落时期，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少新的特质。
从上世纪20 年代到 40 年代末，儒商开始进入现代发展时期，这时的儒商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等，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仍保持传统儒商特色。由于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近代儒商有了自己的新特点：
首先，近代儒商已经和近代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主张重商主义。明清之际兴盛时期的儒商主要与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近代儒商从事商品交易的对象主要是工业品，而不再是农产品或是手工产品。近代儒商也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活动的商业活动，他们开办工矿、企业，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已经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
其次、大部分近代儒商在保持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同时，广泛地吸取了西方企业管理、成本核算、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经验。
再次、近代儒商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大部分儒商都能把自己的经营活动与救国济民结合起来，“实业救国”是普遍的价值追求。很多爱国儒商经商就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
总之，近代儒商和传统儒商虽然有很多不同，但在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等方面又与传统儒商一脉相承，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其精神价值取向的核心。
五、儒商及儒商文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一股“儒商热”。80 年代的“下海”热潮，很多知识分子经商，从而促使了大量新型儒商式企业家的出现。80 年代中期，以北京西部“中关村”现象的出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带动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走上了商界，进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四通、联想、方正、紫光、京海、科海、华讯等高科技企业的倔起，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儒商。
目前，“儒商”已成为企业家塑造形象的范式，像董建华等“商而优则仕”的领袖人物以及像陈嘉庚、李嘉诚、倪光南、柳传志那样的海内外现代新型儒商，这些人就是现代企业家的楷模。
但不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海外的儒商，都还严重地存在传统儒商的弊病。现代儒商只有扬弃儒商传统，抛弃传统儒商固有的局限性，完成自身素质的改造，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才能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新型儒商。
我们相信，随着儒商文化的蔚然成风，一大批既具有现代社会智慧、眼识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的新型儒商，将会茁壮成长，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