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在现实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传媒人,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益处也许更大。经验表明,文艺的发展繁荣,离不开高质量的文艺批评;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不断的证明和证伪。同样的道理,新闻事业、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严肃认真的新闻批评、传播批评。所谓批评,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不是无原则的捧场,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分析得失及成因,从而使新闻事业、传媒产业能够更健康地发展,能够更有价值地为社会和大众服务。在“有偿新闻”、“虚假广告”、“新闻敲诈”等种种丑闻时有发生的时代,对信息传播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研究,无疑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易涤非先生的新作《真相幻觉之间:信息传播中的卖拐喜剧》(下文简称《真相》),是这方面值得肯定的努力。
　　赵本山等人主演的小品《卖拐》,曾经风靡一时,喜剧作家的构思精巧之处在于:他设计了一个向肢体健全的人卖拐的故事。在小品中,狡猾的卖拐人充分利用有效的语言劝说和夸张的肢体动作——而口语和肢体语言都属于意义媒介——愣是将一副拐杖推销给了肢体健全的人。而后者不仅对自己受骗上当毫无觉察,甚至还对狡猾的卖拐人千恩万谢。生活在现代社会,人们如何了解身边的世界,又如何了解视野之外的世界?对前者,人们多半是作为现场的目击者或者事件的参与者,亲历事件之前因后果。对后者,人们则只能依靠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以了解视野之外的世界。然而,大众媒介在为人们塑造一个视野之外的世界时,虽然常常报道了或多或少的真相,但也会屡屡制造幻觉,因而或多或少扮演一个“卖拐人”的角色。《真相》一书,从这一俯拾皆是的传播现象出发,深入分析了大众媒介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全球化社会的使命和作用。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入木三分地指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第330页)而传播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几乎全由大众媒介。人类社会自诞生起,就与传播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亚里士多德几千年前就曾指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也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除非它是野兽或者神仙(《政治学》,第7页)。人们需要依靠大众媒介作为彼此信息交往的工具,并不断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但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媒介为人们塑造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有可能并不一致。
　　一般地,在谎言越容易被揭露、因撒谎而付出的代价越高的场合,大众媒介制造和传播谎言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大众媒介在传播人们视野之外的世界的各种事实时,往往是更靠不住的——“卖拐”的故事也更容易发生。虚假的事实、错误的思想,都会妨碍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正因为此,大众媒介作为人类思想交往的工具,其实有着两面性。历史地看,卖拐之事常有,但是否有人上当,却取决于买拐人的判断和决策。大众媒介对于公众必不可少,它既非完美无缺,也非一无是处,关键取决于公众如何认识、利用和控制大众媒介。
　　《真相》一书将信息传播交往空间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人们置身其中的“现场世界”(即“日常空间”),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一切自然变化、社会活动,作为当事人或者目击者,人们常常可以获得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即本源性事实,并对它进行分析和思考。另一个是人们“视野之外的世界”(即“符号化空间”),对视野之外的世界,人们能够了解多少、何时了解,其意义和影响如何,几乎完全取决于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即媒介化事实。人们处在不同的交往空间,交往的手段、过程和效果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作者指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内涵混沌不清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媒介”这个词语。事实上,媒介的意义至少可以包括意义媒介、物质媒介以及大众媒介机构。所谓意义媒介,即人类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借以反映本源性事实的相关信息表达形式,如口语、文字、音响、标识、图片和视像等。各类不同的意义媒介,能够对人的心理和思维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对人们的交往活动产生多方面的效果。
　　在对媒介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真相》一书讨论了传媒产业化的历史。在印刷术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前大众传媒时代。人们为了进行跨空间和跨时间的信息交往,曾经费尽心血寻找合适的材料。中国凭借领先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在这一进程中脱颖而出,催生了历史上最早的印书为业的商人和机构,宋元明清的出版印刷业都形成了较大规模。造纸术和印刷术西传入欧洲,是欧洲信息传播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培根和马克思都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由政党报纸到廉价报纸,现代报业日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产业。19世纪20世纪之交,电子传播技术的出现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为现代媒介帝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二战以来,出现了实力惊人的大众媒介跨国公司,这些巨头几乎控制了全球范围绝大部分的信息,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施加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力。
　　作者在书中指出,全球化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国的自主全球化,他们通过战争、贸易、宗教和文化等手段征服殖民地或后发国家,使后者服务于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等落后地区的被迫全球化,以至于种族被灭绝、劳动力被贩卖为奴隶、财富被掠夺、语言和文化受尽摧残、宗教信仰被强制改变……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军事征服、政治控制和经济统治力量的一极,同样具有文化征服和精神操纵的能力,而大众媒介则为精神操纵提供了重要工具。
　　大众媒介不仅能够有效地塑造视野之外的世界,并且还为超国家力量的形成如超级大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跨国界的宗教组织提供合法性、合理性辩护,从而使落后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影响。《真相》一书还分析了大众媒介的力量所在。大众媒介作为“社会雷达”,不可避免地要对本源性事实进行简化和选择,而且受制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主观观察和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因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歪曲现象。不仅如此,通过“媒介隔离墙”效应、议程设置效应,大众媒介其实能有效决定让人们知道什么、知道多少以及什么时候知道——虽然大众媒介无法强迫公众如何思考,但是它却可以决定在特定时期让公众思考什么,也可以决定公众据以进行思考的信息材料。通过适当的技术控制,大众媒介甚至能够在公众中“制造认同”,将漫无头绪的大众意见提纯为所谓的“公众舆论”,还能将少数人的支流性见解扩展成为社会主流意见(《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介和战争》第128-130页)。实践中,任何一个持现实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企业家、理论家,都无法忽视大众媒介的力量。
　　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对于大众媒介的控制,已日益成为越来越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使在中国,资本也在或明或暗地以“言论自由”为幌子,收买媒介、收买记者、收买学者,从而使后者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和辩护人,而大众利益则被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对于大众,处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保持坚定旺盛的质疑精神和能力,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知情权,才能避免沦为“卖拐”把戏中的牺牲品。
　　《真相》作为一本信息传播批评的专业著作,对人们司空见惯的诸多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新闻传播“卖拐”问题获得了独到的研究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突破了很多新闻传播学著作局限于本专业领域的不足,广泛地从历史、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解问题的方法和智慧,因而,无论是信息量还是研究深度,都是难得的上乘之作。能做到这一点,想必同作者的丰富经历似有很大关系。《真相》作者易涤非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在过去20多年里,他作为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府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曾供职于多个行业的众多机构。专业能力与社会阅历相结合,使易涤非对于新闻传播问题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思考也更加深刻。
　　在我看来,《真相》一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如何抑制或者杜绝“卖拐”现象,作者似乎把希望寄托于“互联网信息传播”,这显然还难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但正因此,也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新的课题。信息传播研究,急切需要在批评和反批评中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