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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仍还活着。活着的人死了，死去的是灵魂；死了的人活着，活着的是精神。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田奇镌就是这样一位辞世多年、却将献身地质科研事业的精神长留人间的科学家。
田奇镌院士是我国地质界的杰出代表之一，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我国地质领域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5年病逝。田奇镌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特别是新中国核地质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开创的泥盆纪学说，至今仍在地质领域闪烁着光彩。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地质部地矿司副司长、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切接见了他，周恩来亲切地称赞他为“没有留过洋的专家”。
少年才子
在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境内的天门山，有一处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自然景观——一个高10余丈，宽近10丈，能看到蓝天白云的山洞。从远处看，山洞就像镶嵌在半空中的一颗蓝宝石。这就是著名的天门洞地质奇观。山下不远的张家界永定区，有一处叫西溪坪村的地方，村中央坐落着一处四合天井式的封火墙土家建筑，在黑漆槽门的上方挂有清朝皇帝钦赐牌匾，看得出这里过去是一家显赫的官宦府邸。1899年，田奇镌就出生在这里。
田奇镌的曾祖父田昌典是清朝翰林院的学士，祖父田祚秩、父亲田运厚都是清朝进士。田奇镌出生在这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就受到文化熏陶和严格的教育。辛亥革命后，田奇镌受科学和民主启蒙运动的影响，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12年，13岁的他远离家乡，赴长沙求学。田奇镌学习刻苦认真。1917年，他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连续3年荣获由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只有2个名额，用以表彰在外省市高等学府学习、成绩优秀的湖南省籍学子。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以学生的身份被接纳为会友。1923年初，他的实习论文《南口震旦系地层层序及古生物》在中国第二届地质年会上宣读，受到导师和代表的赞扬。
与田奇镌的优异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求学生活相当艰难。求学期间，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趋衰落，在外求学的田奇镌很难得到家中的接济，因此田奇镌不得不和许多贫困学子一样，利用课余和假期勤工俭学。课余时间，他去商务印书馆打工做校对，兼任贫民子弟夜校的教师；假期，他就到地质调研所当临时工，先后做过晒图员、打字员、磨片工、勤杂工等。
1923年，田奇镌大学毕业，10月获得学士学位。因其大学阶段学习成绩突出，北京大学分配给他一个享受“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德国的名额。因感染了肺结核病，同时不愿放弃一项重要的地质调查，他主动将这一难得的名额让给了他人，安心留在北京地质调研所工作，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正式会员。
奠基泥盆纪学说
1925年，田奇镌回湘工作。1927年创办湖南地质调查所。回到湖南后的田奇镌，一直在湖南从事地质调查和基础地质理论研究。他的足迹遍布三湘四水，对湖南的地层构造，区域地质特征，矿产资源分布了如指掌，因而在地质学界有“田湖南”的雅号。
在湖南工作的20年，为探明地质构造，寻找大地断层切面，田奇镌始终坚持野外实践。他常常身背仪器、帐具、食物穿林海、钻岩洞，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与虎狼同行，与毒蛇、蚂蝗、蚊蝇为伴，实地勘察，采集动植物化石及矿石标本。野外调查归来后，他又忙于室内的研究，白天在车间打磨矿石标本，在实验室做化学分析，夜晚在资料室查阅资料文献，在办公室伏案撰写学术论文和地质调查报告。7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写出并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地质矿产报告，有19篇论文和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和《中国之泥盆纪》反映了当年我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我国泥盆纪古生物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他积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领导湖南地质调查所的科技人员艰苦奋斗，为湖南及边缘省份勘探和发现一批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铅、锌、钨、锑、汞及其他有色金属矿藏。由于其成果突出，1934年，他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赵亚增研究奖金”。
成绩并没有使田奇镌止步。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说，田奇镌仍沉迷于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理论研究之中。1935年的一天，田奇镌外出地质调查回来，夫人见他肩扛手提箱，气喘吁吁地跨进家门，便替他接过那只手提箱，不料箱子太沉，没等把箱子移到方凳上就重重砸在地上，再也提不起来了。“箱子里装的是金子？怎么这么沉?”夫人问。田奇镌小心翼翼地将手提箱搬到方凳上，说：“你知道吗?里面装的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宝贝!”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打开箱子，从里面捧出一个又一个布包和纸包。解开布包和纸包，是各式各样的石头。夫人生气地责备：“我花钱买的皮箱不是为你装石头的，你怎么这样糊涂?”他笑着回答：“多亏这个皮箱，这些化石标本才没有在颠簸和挤压中破碎。你看这些化石，上面那些小生物就是几亿年前统治地球的动物和植物。”他把夫人拉到放置化石的八仙桌旁，那里放着一块经粗加工的片石，上面密密麻麻显现出一群生有薄壳，长有双翅的小虫，样子有点像在空中飞翔的燕子。夫人为这些小虫的美丽躯体和他们的数量之多而感叹不已。他又挑出几块面上有状似海螺、海蚌、珊瑚和蕨类植物茎叶的化石，告诉夫人，这些都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不同时期的古生物化石，来自于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这些生活在海洋、湖泊、沼泽和潮湿陆地的无脊椎软体动物和植物化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反映了古生物的分布状态和种群发展历程，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推算和推论出几亿年和几千万年前古地理和古气候的特征等。
田奇镌在野外进行地质调查时，还曾几次遭遇土匪拦路抢劫，虽然被抢去怀表、钱包，但装着矿石和化石标本的牛皮手提箱基本完好无损。他说：“舍去点钱财，无关紧要。只要标本和资料不丢失，人身平安，就是大吉大利。”因为箱内装的石头对田奇镌来说无比珍贵，是他的事业和希望。
为推动地质事业的发展，培养地质人才，田奇镌排除资金不足、资料短缺的困难，组织地质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收集全国各地的矿物化石标本，整理编写资料，建立起一座当时国内少有的、仅次于南京中央地质调研所规模、颇有知名度的湖南长沙地质陈列馆。
1936年，湖南省政府派他前往美国进修，因他正在潜心湖南泥盆纪的地层研究，不愿将研究成果半途而废，再次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1940年，田奇镌获得我国首届地学界最高奖——“丁文江先生纪念奖”。正是这种永不言弃的不懈努力，使田奇镌对泥盆纪的研究日趋完善，并开始享誉国内外。他也由此得到地质学界“田泥盆”之美称。
与党亲密合作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把目标对准当时规模仅次于南京的湖南地质调查所，强令该所搬迁到广州，经香港转道台湾。1948年冬，已与长沙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田奇镌，按照地下党指示，联络研究人员和职工，坚决不走，保护全所财产，静待解放。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当日省政府军代表就来到地质所，感谢大家保护了人民财产，勉励大家在原岗位上努力为人民工作。
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地质调查所在武汉成立，田奇镌调武汉任所长。1952年该所撤销，成立中南地质局，朱效成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田奇镌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对于这一安排，他十分坦然，他对夫人说：“朱效成同志做事认真负责，很讲政策，平易待人，同这样的一把手合作，我十分满意！”
田奇镌夫妇住在汉口洞庭街55号局机关宿舍，与朱效成局长家只一墙之隔，两位局长毗邻而居，合作共事，亲密无间。朱效成十分尊敬他，从不因他是党外人士而另眼相看，凡重要决策，都要请他参加研究，技术方面的事都交给他处理，处处帮助他树立威信。有一次，田奇镌主持局工作会议，一位地质大队队长因工作意见分歧与他发生顶撞，朱效成知道后，把这位队长带到田家，当着田奇镌的面严肃批评了他，这位队长也当面向田奇镌作了检查并赔礼道歉。
当时，为了让进城干部尽快掌握技术知识，组织上号召党员干部向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并举办了地质知识讲座，请田奇镌主持讲课。朱效成参加革命前是读师范的，为了工作需要，也抽出时间自学地質专业知识。他每期带头听课，还经常在星期天抱着一卷地质文献或工作报告，敲门而入，向田奇镌请教。这样的日子，两位局长家就成了业务知识研讨室，有时宿舍的一些干部也被吸引参加，气氛十分活跃。朱效成经过刻苦自学，地质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后来成为党内领导干部中自学成才的地质专家。
一位是革命老干部，局长兼党委书记，一位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走到一起并肩工作，一位给另一位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另一位是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下更加忘我工作。40年过去了，许多当年在中南地质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很有感触。
勇挑新中国地质勘探技术重担
调武汉任职后，特别是担任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后，田奇镌的工作重点由地质科研移至地质勘探技术行政管理。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参与指导了大冶铁矿、海南岛铁矿、江西永新铁矿、湘潭锰矿、平顶山煤矿的勘探和开发，以后还积极参与指导了湖南铅锌矿、江西钨矿的开发，江西东乡铜矿、河南和贵州两省的铝矿、安徽铜陵铜矿的勘探规划和资源评价，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所需铁、锰、煤等资源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田奇镌调京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和总工程师，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矿区地质勘探原则等条例制度，成为我国矿产储量专业开创人之一。为填补我国铬、钼、铂、镍、锡、铋以及黄金等稀有金属的短缺，田奇镌多次主持了全国铬矿、金矿等稀有金属的普查工作会议。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会议前后他都要亲赴矿区调查，作矿床、矿脉的研究，对矿藏储量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在会上提出找矿、探矿、普查的重要指导意见。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研制原子弹，发展自己的核工业。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紧急召见了地质部长李四光、部党组书记何长工，询问我国核原料特别是铀储量的资源情况。因当时铀矿的储量统计还是空白。李四光部长、何长工书记向部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核工业矿产资源调查领导小组，负责铀等核原料的储量及矿产分布状况的调查。任命宋应副部长（兼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景范副部长和苏联专家为正副组长。当时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工程师的田奇镌也是技术核心组的成员。由于赫鲁晓夫拖延违约，我国核弹研制计划被延误，与苏联专家合作的铀矿勘探工作进展缓慢。
1959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有关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中央军委决定自己独立研制核弹，自己进行核原料的储量调查及矿产开发。田奇镌受命挑起我国核原料和铀矿储量勘测的技术业务重担。他依据中国大地层构造理论，划出含铀矿层区域，制定重点矿区调查和勘测规划。经专家组的讨论通过将工作方案上报部领导批准，经中央同意，由地质部统一领导，联合核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科学院地质所，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黄金部队”，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开展了铀矿等核工业矿产资源的普查。为保证普查资料的准确无误，一旦发现铀矿，田奇镌等专家即亲赴矿区进行检验。不久，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中国铀矿资源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制造核弹和核工业生产的需求。这一喜讯极大鼓舞了核科技人员的斗志和信心。
以田奇镌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为新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贵的品质
“大跃进”时期，各省都“以钢为纲”大办钢铁，根本无工业开采价值的铁、煤矿被违章开矿，不但矿产资源被破坏，还引发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使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田奇镌对这种不顾后果，得不偿失的做法深感痛心。1962年，田奇镌以全国储委副主任的名义，在地质部探矿工程专业会议上，做了《关于工程质量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分析了造成矿产资源浪费和引发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批评了一些基层单位和个别领导不尊重科学，好大喜功的做法。
1970年，正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对“南粮北运，北煤南调”的大批判。田奇镌长期主持南方地质勘探技术工作，又是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工程师，一贯支持“北煤南调”，因此首当其冲受到批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长江以南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地区缺乏成煤的古地质条件，虽然现在已发现有数的中小煤田，但其中不少是矿层薄，矿床分散，含硫高的臭煤和鸡窝煤，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特别是缺少工业用焦煤。如果南方工业建设不考虑煤炭资源布局，不研究开发新能源（水利发电，原子能发电），我们的工作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认为“粮食可以通过改进耕种技术提高单产，而煤是古生代植被，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古地层结构里经过数千万年才生成的，不是人主观想要就有的”。当时，田奇镌已年逾古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同志们劝他暂时委屈一下，不要公开坚持自己观点，以免遭受更大的批斗折磨之苦。他感谢同志们的爱护，摇头长叹：“我明白大家的好意，只是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不会说假话，说假话也真难开口啊！”说着已72岁的田奇镌泪盈满眶。
田奇镌生活一向简朴，他多次出国访问和进行技术交流，并有较长一段时间担任援外专家组长职务。当同行者带回照相机和手表等物时，他则把所得外汇和节省下的生活费全部上交国家。多次出国，他除一次为在大庆油田担任石油物探技术员的儿子带回一箱参考书外，没带回过任何贵重物品。20世纪60年代，大批部队转业干部分配到地质部，因住房紧张而无法安置，他两次自愿将大房调为小房。他家住百万庄，上班地点在西四，组织上考虑他年迈，拟派专车接送他上下班，但他坚辞不受。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有一次携带家眷去海拉尔、北戴河或黄山避暑的机会，他一次都没去过。后来，他又主动申请取消了自己每月10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金。
没有留过洋的“洋专家”
田奇镌多次应邀出国讲学和参加国际地质学术会议，1956年他应邀出席苏联伯力远东地质会议，做了“中国震旦系”报告，受到苏联地质学界重视，一位记者采访田奇镌：“贵国有名望的老专家和学者都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请问您到哪个国家留过学？毕业于哪个学府？”他告诉记者：“本人从未出国留过学，是北京大学毕业，一生都在中国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会后苏联报纸是这样介绍他的：田奇镌同志是中国自己造就的第一代地质学家，他有近2/5世纪的地质实践经验。
在著名地质学者中，田奇镌是为数不多几位没有留过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出国留学或进修深造不是丰富学识、增长才干的惟一途径。他常说中国幅员辽阔，有数不尽的矿产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有无止境的“新大陆”等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只要我们兢兢业业追求真理，不为名，不为利，不贪图享受，不怕艰难，就能有所发现，也一样能干出一番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未因各种困难动摇过自己的信心。
1960年，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在政协礼堂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60岁以上的专家学者座谈，他被邀请参加。在与他面谈时，周恩来了解他的情况后，风趣地对陈毅说：“有人说我国的老专家、学者都是留洋的，都是西方国家培养的，今天我们面前就坐着一位地地道道中国土生土长的‘洋专家’。”
1972年秋，从江西干校返京的田奇镌，不顾年高体弱写成《我国地质矿产资源勘察方向》、《对首都钢铁资源的勘探建议》两篇文章，分别报送中央和北京市委。1973～1974年，他在病榻上写完《关于我国地质工作对几种重要矿产资源今后做法的初步建议》，力陈海相和找隐伏矿的重要性。1975年，田奇镌再次患脑血栓住院。9月15日下午7时病逝，享年76岁。
1975年9月18日，国家地质矿产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追悼会，对田奇镌一生致力于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深入研究，对湖南上古生代特别是泥盆系次层序的建立和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
田奇镌院士是我国地质界的杰出代表之一，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我国地质领域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5年病逝。田奇镌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特别是新中国核地质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开创的泥盆纪学说，至今仍在地质领域闪烁着光彩。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地质部地矿司副司长、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切接见了他，周恩来亲切地称赞他为“没有留过洋的专家”。
少年才子
在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境内的天门山，有一处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自然景观——一个高10余丈，宽近10丈，能看到蓝天白云的山洞。从远处看，山洞就像镶嵌在半空中的一颗蓝宝石。这就是著名的天门洞地质奇观。山下不远的张家界永定区，有一处叫西溪坪村的地方，村中央坐落着一处四合天井式的封火墙土家建筑，在黑漆槽门的上方挂有清朝皇帝钦赐牌匾，看得出这里过去是一家显赫的官宦府邸。1899年，田奇镌就出生在这里。
田奇镌的曾祖父田昌典是清朝翰林院的学士，祖父田祚秩、父亲田运厚都是清朝进士。田奇镌出生在这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就受到文化熏陶和严格的教育。辛亥革命后，田奇镌受科学和民主启蒙运动的影响，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12年，13岁的他远离家乡，赴长沙求学。田奇镌学习刻苦认真。1917年，他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连续3年荣获由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只有2个名额，用以表彰在外省市高等学府学习、成绩优秀的湖南省籍学子。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以学生的身份被接纳为会友。1923年初，他的实习论文《南口震旦系地层层序及古生物》在中国第二届地质年会上宣读，受到导师和代表的赞扬。
与田奇镌的优异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求学生活相当艰难。求学期间，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趋衰落，在外求学的田奇镌很难得到家中的接济，因此田奇镌不得不和许多贫困学子一样，利用课余和假期勤工俭学。课余时间，他去商务印书馆打工做校对，兼任贫民子弟夜校的教师；假期，他就到地质调研所当临时工，先后做过晒图员、打字员、磨片工、勤杂工等。
1923年，田奇镌大学毕业，10月获得学士学位。因其大学阶段学习成绩突出，北京大学分配给他一个享受“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德国的名额。因感染了肺结核病，同时不愿放弃一项重要的地质调查，他主动将这一难得的名额让给了他人，安心留在北京地质调研所工作，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正式会员。
奠基泥盆纪学说
1925年，田奇镌回湘工作。1927年创办湖南地质调查所。回到湖南后的田奇镌，一直在湖南从事地质调查和基础地质理论研究。他的足迹遍布三湘四水，对湖南的地层构造，区域地质特征，矿产资源分布了如指掌，因而在地质学界有“田湖南”的雅号。
在湖南工作的20年，为探明地质构造，寻找大地断层切面，田奇镌始终坚持野外实践。他常常身背仪器、帐具、食物穿林海、钻岩洞，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与虎狼同行，与毒蛇、蚂蝗、蚊蝇为伴，实地勘察，采集动植物化石及矿石标本。野外调查归来后，他又忙于室内的研究，白天在车间打磨矿石标本，在实验室做化学分析，夜晚在资料室查阅资料文献，在办公室伏案撰写学术论文和地质调查报告。7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写出并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地质矿产报告，有19篇论文和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湖南泥盆纪之腕足类》和《中国之泥盆纪》反映了当年我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我国泥盆纪古生物地质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他积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领导湖南地质调查所的科技人员艰苦奋斗，为湖南及边缘省份勘探和发现一批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铅、锌、钨、锑、汞及其他有色金属矿藏。由于其成果突出，1934年，他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赵亚增研究奖金”。
成绩并没有使田奇镌止步。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说，田奇镌仍沉迷于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理论研究之中。1935年的一天，田奇镌外出地质调查回来，夫人见他肩扛手提箱，气喘吁吁地跨进家门，便替他接过那只手提箱，不料箱子太沉，没等把箱子移到方凳上就重重砸在地上，再也提不起来了。“箱子里装的是金子？怎么这么沉?”夫人问。田奇镌小心翼翼地将手提箱搬到方凳上，说：“你知道吗?里面装的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宝贝!”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打开箱子，从里面捧出一个又一个布包和纸包。解开布包和纸包，是各式各样的石头。夫人生气地责备：“我花钱买的皮箱不是为你装石头的，你怎么这样糊涂?”他笑着回答：“多亏这个皮箱，这些化石标本才没有在颠簸和挤压中破碎。你看这些化石，上面那些小生物就是几亿年前统治地球的动物和植物。”他把夫人拉到放置化石的八仙桌旁，那里放着一块经粗加工的片石，上面密密麻麻显现出一群生有薄壳，长有双翅的小虫，样子有点像在空中飞翔的燕子。夫人为这些小虫的美丽躯体和他们的数量之多而感叹不已。他又挑出几块面上有状似海螺、海蚌、珊瑚和蕨类植物茎叶的化石，告诉夫人，这些都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不同时期的古生物化石，来自于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这些生活在海洋、湖泊、沼泽和潮湿陆地的无脊椎软体动物和植物化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反映了古生物的分布状态和种群发展历程，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推算和推论出几亿年和几千万年前古地理和古气候的特征等。
田奇镌在野外进行地质调查时，还曾几次遭遇土匪拦路抢劫，虽然被抢去怀表、钱包，但装着矿石和化石标本的牛皮手提箱基本完好无损。他说：“舍去点钱财，无关紧要。只要标本和资料不丢失，人身平安，就是大吉大利。”因为箱内装的石头对田奇镌来说无比珍贵，是他的事业和希望。
为推动地质事业的发展，培养地质人才，田奇镌排除资金不足、资料短缺的困难，组织地质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收集全国各地的矿物化石标本，整理编写资料，建立起一座当时国内少有的、仅次于南京中央地质调研所规模、颇有知名度的湖南长沙地质陈列馆。
1936年，湖南省政府派他前往美国进修，因他正在潜心湖南泥盆纪的地层研究，不愿将研究成果半途而废，再次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1940年，田奇镌获得我国首届地学界最高奖——“丁文江先生纪念奖”。正是这种永不言弃的不懈努力，使田奇镌对泥盆纪的研究日趋完善，并开始享誉国内外。他也由此得到地质学界“田泥盆”之美称。
与党亲密合作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把目标对准当时规模仅次于南京的湖南地质调查所，强令该所搬迁到广州，经香港转道台湾。1948年冬，已与长沙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的田奇镌，按照地下党指示，联络研究人员和职工，坚决不走，保护全所财产，静待解放。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当日省政府军代表就来到地质所，感谢大家保护了人民财产，勉励大家在原岗位上努力为人民工作。
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地质调查所在武汉成立，田奇镌调武汉任所长。1952年该所撤销，成立中南地质局，朱效成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田奇镌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对于这一安排，他十分坦然，他对夫人说：“朱效成同志做事认真负责，很讲政策，平易待人，同这样的一把手合作，我十分满意！”
田奇镌夫妇住在汉口洞庭街55号局机关宿舍，与朱效成局长家只一墙之隔，两位局长毗邻而居，合作共事，亲密无间。朱效成十分尊敬他，从不因他是党外人士而另眼相看，凡重要决策，都要请他参加研究，技术方面的事都交给他处理，处处帮助他树立威信。有一次，田奇镌主持局工作会议，一位地质大队队长因工作意见分歧与他发生顶撞，朱效成知道后，把这位队长带到田家，当着田奇镌的面严肃批评了他，这位队长也当面向田奇镌作了检查并赔礼道歉。
当时，为了让进城干部尽快掌握技术知识，组织上号召党员干部向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并举办了地质知识讲座，请田奇镌主持讲课。朱效成参加革命前是读师范的，为了工作需要，也抽出时间自学地質专业知识。他每期带头听课，还经常在星期天抱着一卷地质文献或工作报告，敲门而入，向田奇镌请教。这样的日子，两位局长家就成了业务知识研讨室，有时宿舍的一些干部也被吸引参加，气氛十分活跃。朱效成经过刻苦自学，地质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后来成为党内领导干部中自学成才的地质专家。
一位是革命老干部，局长兼党委书记，一位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走到一起并肩工作，一位给另一位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另一位是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下更加忘我工作。40年过去了，许多当年在中南地质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很有感触。
勇挑新中国地质勘探技术重担
调武汉任职后，特别是担任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后，田奇镌的工作重点由地质科研移至地质勘探技术行政管理。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参与指导了大冶铁矿、海南岛铁矿、江西永新铁矿、湘潭锰矿、平顶山煤矿的勘探和开发，以后还积极参与指导了湖南铅锌矿、江西钨矿的开发，江西东乡铜矿、河南和贵州两省的铝矿、安徽铜陵铜矿的勘探规划和资源评价，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所需铁、锰、煤等资源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5年，田奇镌调京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和总工程师，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矿区地质勘探原则等条例制度，成为我国矿产储量专业开创人之一。为填补我国铬、钼、铂、镍、锡、铋以及黄金等稀有金属的短缺，田奇镌多次主持了全国铬矿、金矿等稀有金属的普查工作会议。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会议前后他都要亲赴矿区调查，作矿床、矿脉的研究，对矿藏储量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在会上提出找矿、探矿、普查的重要指导意见。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研制原子弹，发展自己的核工业。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紧急召见了地质部长李四光、部党组书记何长工，询问我国核原料特别是铀储量的资源情况。因当时铀矿的储量统计还是空白。李四光部长、何长工书记向部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核工业矿产资源调查领导小组，负责铀等核原料的储量及矿产分布状况的调查。任命宋应副部长（兼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景范副部长和苏联专家为正副组长。当时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工程师的田奇镌也是技术核心组的成员。由于赫鲁晓夫拖延违约，我国核弹研制计划被延误，与苏联专家合作的铀矿勘探工作进展缓慢。
1959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有关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中央军委决定自己独立研制核弹，自己进行核原料的储量调查及矿产开发。田奇镌受命挑起我国核原料和铀矿储量勘测的技术业务重担。他依据中国大地层构造理论，划出含铀矿层区域，制定重点矿区调查和勘测规划。经专家组的讨论通过将工作方案上报部领导批准，经中央同意，由地质部统一领导，联合核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科学院地质所，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黄金部队”，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开展了铀矿等核工业矿产资源的普查。为保证普查资料的准确无误，一旦发现铀矿，田奇镌等专家即亲赴矿区进行检验。不久，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中国铀矿资源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制造核弹和核工业生产的需求。这一喜讯极大鼓舞了核科技人员的斗志和信心。
以田奇镌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为新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贵的品质
“大跃进”时期，各省都“以钢为纲”大办钢铁，根本无工业开采价值的铁、煤矿被违章开矿，不但矿产资源被破坏，还引发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使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田奇镌对这种不顾后果，得不偿失的做法深感痛心。1962年，田奇镌以全国储委副主任的名义，在地质部探矿工程专业会议上，做了《关于工程质量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分析了造成矿产资源浪费和引发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批评了一些基层单位和个别领导不尊重科学，好大喜功的做法。
1970年，正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对“南粮北运，北煤南调”的大批判。田奇镌长期主持南方地质勘探技术工作，又是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工程师，一贯支持“北煤南调”，因此首当其冲受到批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长江以南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地区缺乏成煤的古地质条件，虽然现在已发现有数的中小煤田，但其中不少是矿层薄，矿床分散，含硫高的臭煤和鸡窝煤，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特别是缺少工业用焦煤。如果南方工业建设不考虑煤炭资源布局，不研究开发新能源（水利发电，原子能发电），我们的工作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认为“粮食可以通过改进耕种技术提高单产，而煤是古生代植被，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古地层结构里经过数千万年才生成的，不是人主观想要就有的”。当时，田奇镌已年逾古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同志们劝他暂时委屈一下，不要公开坚持自己观点，以免遭受更大的批斗折磨之苦。他感谢同志们的爱护，摇头长叹：“我明白大家的好意，只是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不会说假话，说假话也真难开口啊！”说着已72岁的田奇镌泪盈满眶。
田奇镌生活一向简朴，他多次出国访问和进行技术交流，并有较长一段时间担任援外专家组长职务。当同行者带回照相机和手表等物时，他则把所得外汇和节省下的生活费全部上交国家。多次出国，他除一次为在大庆油田担任石油物探技术员的儿子带回一箱参考书外，没带回过任何贵重物品。20世纪60年代，大批部队转业干部分配到地质部，因住房紧张而无法安置，他两次自愿将大房调为小房。他家住百万庄，上班地点在西四，组织上考虑他年迈，拟派专车接送他上下班，但他坚辞不受。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有一次携带家眷去海拉尔、北戴河或黄山避暑的机会，他一次都没去过。后来，他又主动申请取消了自己每月10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金。
没有留过洋的“洋专家”
田奇镌多次应邀出国讲学和参加国际地质学术会议，1956年他应邀出席苏联伯力远东地质会议，做了“中国震旦系”报告，受到苏联地质学界重视，一位记者采访田奇镌：“贵国有名望的老专家和学者都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请问您到哪个国家留过学？毕业于哪个学府？”他告诉记者：“本人从未出国留过学，是北京大学毕业，一生都在中国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会后苏联报纸是这样介绍他的：田奇镌同志是中国自己造就的第一代地质学家，他有近2/5世纪的地质实践经验。
在著名地质学者中，田奇镌是为数不多几位没有留过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出国留学或进修深造不是丰富学识、增长才干的惟一途径。他常说中国幅员辽阔，有数不尽的矿产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有无止境的“新大陆”等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只要我们兢兢业业追求真理，不为名，不为利，不贪图享受，不怕艰难，就能有所发现，也一样能干出一番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未因各种困难动摇过自己的信心。
1960年，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在政协礼堂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60岁以上的专家学者座谈，他被邀请参加。在与他面谈时，周恩来了解他的情况后，风趣地对陈毅说：“有人说我国的老专家、学者都是留洋的，都是西方国家培养的，今天我们面前就坐着一位地地道道中国土生土长的‘洋专家’。”
1972年秋，从江西干校返京的田奇镌，不顾年高体弱写成《我国地质矿产资源勘察方向》、《对首都钢铁资源的勘探建议》两篇文章，分别报送中央和北京市委。1973～1974年，他在病榻上写完《关于我国地质工作对几种重要矿产资源今后做法的初步建议》，力陈海相和找隐伏矿的重要性。1975年，田奇镌再次患脑血栓住院。9月15日下午7时病逝，享年76岁。
1975年9月18日，国家地质矿产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追悼会，对田奇镌一生致力于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深入研究，对湖南上古生代特别是泥盆系次层序的建立和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