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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村版的海归”带着增加了的人生资本返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们下一代的人生和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
为结婚育子踏上返乡之路
15年前,阿花初中毕业便放弃了学业,年方二八懵懂无知的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想像,揣上八百块钱义无反顾地踏上离乡的山路,来到上海投奔表姐。
春寒料峭的夜晚,大雨不期而至,她拖着两个行李箱挎着一个背包在风雨飘摇中踉跄而行,狼狈不堪的情景成为她此生刻骨铭心的记忆。由于没有手机,几经周折才找到表姐,跟着表姐在当地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男青年小吴,在异乡组建了一个小家庭。
婚后不久,丈夫继续在外谋着生计,有孕在身的阿花回到了民风纯朴的农村老家,继承了公婆家的杂货铺。
时光荏苒,儿子已经6岁了,在镇上的小学读一年级,阿花出了家门要么往南,走个十多分钟,到学校接儿子,要么往北,走不了几步,到杂货铺做生意。日子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来回游走。不过,阿花打算过两年孩子大些了再出去闯闯。
和阿花一样,照顾孩子、返乡解决婚姻问题、照顾生病父母是大多数打工妹返乡的三大直接原因。而女性因为结婚生育而回流的几乎占到回流原因的一半。
农村的“教师与训练员”
返乡的打工妹们在老家大都是引人瞩目的,她们从头发到衣着,从谈吐到行为举止,都是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向别人秀一下自己的普通话……
就像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一样,出门见识过外面世界的打工妹返乡后带回了工业文明的因子,比之外出前或未曾外出打工的妇女,无论是个人参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村里,阿花那一头的大波浪和叮当响的大耳环还是显得有些鹤立鸡群。看到有村民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她总会忍不住说两句,似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持一个像城里那么整洁的卫生环境,但结果总会惹来些白眼和非议。
回家刚开始或许流连城市的繁华,“阿花们”对乡间的寂寥和单调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然而与城市中透支青春和健康的高负荷劳作相比,她们也渐渐琢磨着如何在农村发挥用武之地。
31岁的阿英出生在江西省玉山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婚前婚后在上海、江西玉山和浙江义乌打工10余年。多年的经验,让她积累了企业管理以及人际交往的技能。
当她第二次返乡后,靠着打工期间积累的人脉和资金,和丈夫在玉山办起了负责来料加工的缝伞厂,五六万的投入、五六台缝纫机,十几个工人。半年后,凭着阿英的魄力和诚信,以及正规的管理手段,缝伞加工厂扩建为制伞厂。现在工厂的固定资产已经有100多万,工厂有百十人,外面为工厂做活的还有约1500人。
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返乡打工妹不再安于世世代代“土里刨食”的农耕生活,普遍注意捕捉发展机会。
宁夏固原张易镇田堡村的梅姐,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毕业。她婚前和婚后在本省餐馆、北京制衣厂和内蒙建筑工地打工多年,后来因照顾孩子返乡。
返乡后,她“总想自己干点啥”。正是由于她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发展意识,2007年当上了妇女主任。最近,她正在“给镇上打个报告,让我们这里办个养猪场”。
“可以看出,这是全新的一代村干部。返乡打工妹携带着新的知识结构和现代意识参与村庄生活的管理,为村民服务,将会给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与男性农民工相比,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往往更多寄托在女性农民工身上。
阿花就像对待一件绝世珍品一样用心雕琢儿子,整天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读书,读书多了才会有大出息,坐大办公室,开小汽车。
阿花说,将来要是孩子学习好,自己一定把他送到县里升学率最高的中学去,争取让他考上大学。要是孩子成绩跟不上,她也想像城里人一样,给孩子请辅导老师补习功课,虽然这在村里并不好找,但无论如何绝不允许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轻言放弃。阿花坦言,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孩子教育好,她期盼着有朝一日下一代能够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摆脱贫穷落后。
“找工作的时候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是打工妹们最为深切的体验。正因如此,回乡后,她们对于子女教育寄予极大期望,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曾在北京做过旅店服务员的湖北姑娘周莉,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乡办学,“希望家乡孩子不要受我这种苦”,她还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到城市受到好的教育,“不然,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她们正努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虽然返乡,但打工妹们的价值观依然影响着家庭与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正悄悄地影响到民族的未来。
她们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
今年37岁的青萍,来自安徽,整年的风吹日晒使她的皮肤黝黑,无情的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清晰的刻痕。这不是她第一次从老家外出打工。16岁时她曾进入广东东莞。两年前因为长期在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老家。
而在她33岁那年,老公和弟弟相继患急症过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轰然坍塌,看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和年逾七旬的婆婆,她欲哭无泪,一年后,终于经同乡介绍来到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当了一名临时工。最初是刷碗,现在是“叫饭”。每月1000元的工资并不算高,但她说:“以我现在的年龄,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去工厂企业打工?人家只收十几二十岁的小姑娘。”
35岁那年,因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心脏病恶化,青萍曾返鄉医治,花费上万。家乡那边说不符合政策规定没法报销,青萍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医疗费单据付之一炬。休养不到一年,身体稍有好转,她便又返京打工了。
其实,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或是在工厂的流水线边,也可能在超市、饭馆、服装市场、美容店……打工妹们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
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失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过程,只得返乡,遇到天灾人祸更是无力支撑。所以,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大多在十六七岁就早早来到城市谋生,20至25岁是她们的劳动高峰期,而到了30岁,她们的自身劳动力市场优势渐失,开始返乡。而30岁对于城市就业女性来说,只是刚刚开始进入她们事业的高峰期。
诚然,打工妹返乡给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改变,但她们身上也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
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等,让很多打工妹成为在城市中徘徊的“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最后的的情景,借用广东打工妹诗人郑晓琼在《黄麻岭》中的诗句:“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为结婚育子踏上返乡之路
15年前,阿花初中毕业便放弃了学业,年方二八懵懂无知的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想像,揣上八百块钱义无反顾地踏上离乡的山路,来到上海投奔表姐。
春寒料峭的夜晚,大雨不期而至,她拖着两个行李箱挎着一个背包在风雨飘摇中踉跄而行,狼狈不堪的情景成为她此生刻骨铭心的记忆。由于没有手机,几经周折才找到表姐,跟着表姐在当地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男青年小吴,在异乡组建了一个小家庭。
婚后不久,丈夫继续在外谋着生计,有孕在身的阿花回到了民风纯朴的农村老家,继承了公婆家的杂货铺。
时光荏苒,儿子已经6岁了,在镇上的小学读一年级,阿花出了家门要么往南,走个十多分钟,到学校接儿子,要么往北,走不了几步,到杂货铺做生意。日子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来回游走。不过,阿花打算过两年孩子大些了再出去闯闯。
和阿花一样,照顾孩子、返乡解决婚姻问题、照顾生病父母是大多数打工妹返乡的三大直接原因。而女性因为结婚生育而回流的几乎占到回流原因的一半。
农村的“教师与训练员”
返乡的打工妹们在老家大都是引人瞩目的,她们从头发到衣着,从谈吐到行为举止,都是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向别人秀一下自己的普通话……
就像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一样,出门见识过外面世界的打工妹返乡后带回了工业文明的因子,比之外出前或未曾外出打工的妇女,无论是个人参与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村里,阿花那一头的大波浪和叮当响的大耳环还是显得有些鹤立鸡群。看到有村民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她总会忍不住说两句,似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持一个像城里那么整洁的卫生环境,但结果总会惹来些白眼和非议。
回家刚开始或许流连城市的繁华,“阿花们”对乡间的寂寥和单调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然而与城市中透支青春和健康的高负荷劳作相比,她们也渐渐琢磨着如何在农村发挥用武之地。
31岁的阿英出生在江西省玉山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婚前婚后在上海、江西玉山和浙江义乌打工10余年。多年的经验,让她积累了企业管理以及人际交往的技能。
当她第二次返乡后,靠着打工期间积累的人脉和资金,和丈夫在玉山办起了负责来料加工的缝伞厂,五六万的投入、五六台缝纫机,十几个工人。半年后,凭着阿英的魄力和诚信,以及正规的管理手段,缝伞加工厂扩建为制伞厂。现在工厂的固定资产已经有100多万,工厂有百十人,外面为工厂做活的还有约1500人。
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返乡打工妹不再安于世世代代“土里刨食”的农耕生活,普遍注意捕捉发展机会。
宁夏固原张易镇田堡村的梅姐,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毕业。她婚前和婚后在本省餐馆、北京制衣厂和内蒙建筑工地打工多年,后来因照顾孩子返乡。
返乡后,她“总想自己干点啥”。正是由于她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发展意识,2007年当上了妇女主任。最近,她正在“给镇上打个报告,让我们这里办个养猪场”。
“可以看出,这是全新的一代村干部。返乡打工妹携带着新的知识结构和现代意识参与村庄生活的管理,为村民服务,将会给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与男性农民工相比,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往往更多寄托在女性农民工身上。
阿花就像对待一件绝世珍品一样用心雕琢儿子,整天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读书,读书多了才会有大出息,坐大办公室,开小汽车。
阿花说,将来要是孩子学习好,自己一定把他送到县里升学率最高的中学去,争取让他考上大学。要是孩子成绩跟不上,她也想像城里人一样,给孩子请辅导老师补习功课,虽然这在村里并不好找,但无论如何绝不允许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轻言放弃。阿花坦言,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孩子教育好,她期盼着有朝一日下一代能够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摆脱贫穷落后。
“找工作的时候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是打工妹们最为深切的体验。正因如此,回乡后,她们对于子女教育寄予极大期望,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曾在北京做过旅店服务员的湖北姑娘周莉,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乡办学,“希望家乡孩子不要受我这种苦”,她还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到城市受到好的教育,“不然,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她们正努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虽然返乡,但打工妹们的价值观依然影响着家庭与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正悄悄地影响到民族的未来。
她们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
今年37岁的青萍,来自安徽,整年的风吹日晒使她的皮肤黝黑,无情的岁月已在她脸上留下清晰的刻痕。这不是她第一次从老家外出打工。16岁时她曾进入广东东莞。两年前因为长期在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老家。
而在她33岁那年,老公和弟弟相继患急症过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轰然坍塌,看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和年逾七旬的婆婆,她欲哭无泪,一年后,终于经同乡介绍来到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当了一名临时工。最初是刷碗,现在是“叫饭”。每月1000元的工资并不算高,但她说:“以我现在的年龄,找到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去工厂企业打工?人家只收十几二十岁的小姑娘。”
35岁那年,因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心脏病恶化,青萍曾返鄉医治,花费上万。家乡那边说不符合政策规定没法报销,青萍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医疗费单据付之一炬。休养不到一年,身体稍有好转,她便又返京打工了。
其实,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或是在工厂的流水线边,也可能在超市、饭馆、服装市场、美容店……打工妹们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
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失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过程,只得返乡,遇到天灾人祸更是无力支撑。所以,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大多在十六七岁就早早来到城市谋生,20至25岁是她们的劳动高峰期,而到了30岁,她们的自身劳动力市场优势渐失,开始返乡。而30岁对于城市就业女性来说,只是刚刚开始进入她们事业的高峰期。
诚然,打工妹返乡给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改变,但她们身上也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
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等,让很多打工妹成为在城市中徘徊的“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最后的的情景,借用广东打工妹诗人郑晓琼在《黄麻岭》中的诗句:“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