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仲勋一生没有犯“左”的错误，始终坚持并倡导实事求是，他在陕北土改期间给毛泽东连发三封反“左”电报的故事广为流传。毛泽东曾称赞他“能实事求是，是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是习仲勋一生的做人原则，也是贯穿他革命生涯的一根红线。
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甫一发表，12、13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就先后立即予以转载。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起之初，虽然政治形势扑朔迷离，但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不顾刚刚复出立足未稳、可能再次被打倒的政治风险，6月份就领导广东全省开展讨论，是全国最早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同年10月，他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号召干部要打破思想僵化，敢于实事求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把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恢复了。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设了许多禁区，搞了不少迷信，把人们的头脑都禁锢起来，这就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挣脱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囚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毛主席之所以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就是靠这个。只要我们真正敢于实事求是，能够实事求是，也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思想就没有束缚，就解放，就不至于僵化。”
1979年2月，习仲勋又在广东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今后两三年，从1979年到1980年、1981年，是关键时期，国民经济要搞上去，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要恢复过来，不转过来，光讲大话、空话，还是老一套，还是要犯大错误的。……要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如果不实事求是，搞官僚主义，老百姓同样会造我们的反。……过去不敢碰的‘禁区’现在敢碰了，不这样思想不能活泼。过去都给框死了，活泼不起来。多数人的思想现在还是不解放。思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用实践来检验。”同月，在与肇庆的基层干部座谈时，针对长期政治运动给基层干部造成“左”比右保险、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以及极左思想流毒给农村工作造成的巨大障碍，他又大声疾呼：“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肃清极左的流毒，有些同志暴露出来的‘恐右病’‘恐富病’，就是极左的流毒造成的。……我们要打掉‘恐右病’，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整天搞所谓‘阶级斗争为纲’。”
事实证明，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虽然习仲勋在广东只工作了两年多，但当时广东的干部群众普遍感到，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解放了。广东能够打破思想禁锢，出现思想活跃的局面，可以说正是他带头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结果。
实事求是才能求真务实
求真才能务实，务实才能为民。而要做到求真务实，在习仲勋看来，首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涉及哪样工作，他都是这么认为的。
例如宣传工作，有些人认为宣传就是要“造势”，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可以夸大事实。但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习仲勋则认为宣传工作也要提倡实事求是、恰如其分。1981年12月，北京日报社一个刊物刊载了《先进人物招架不住一窝蜂式的采访》一文，习仲勋阅后写了近300字的批示：“对一个先进人物，采取‘招架不住’‘一窝蜂’式的采访，相继不断地拍电视，拍影片，拍照片，使许多职工当‘群众演员’，兴师动众，使职工群众不满，厂方接待单位应接不暇，影响生产；又使先进人物负担过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这也是一股不正之风。回顾以往历史，常因这种情况毁掉一些劳模和先进人物。联系到近来欢迎女排和一些不必要的茶话会，接见照相等，把耀邦同志1981年新年茶话会上‘一杯清茶代酒’的好风气又忘得一干二净了。似应由中宣部拟订几条，通知全党注意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宣传工作，提倡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宣传，不搞形式主义，要讲究宣传教育效果，树立起一个好的风气。”
实事求是的另一面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弄虚作假有多种，一种是报喜不报忧。1984年12月，中办秘书局在一份简报中讲到，北京市委办公厅一位同志对《北京简讯》有意见，认为反映的动态性东西很不够，很多内容一到领导那里就卡住了。该同志建议北京市委应该“快、新、准、高”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习仲勋看到这份简报后当即批示：“向中央反映情况则一定实事求是，既要报喜，又要报忧，既要登成功的经验，又要登失败的教训，既要反映正面的意见，又要反映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使领导同志全面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弄虚作假的另一种形式，则是上面瞎指挥，导致下面只能瞎应付。习仲勋对“大跃进”期间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放卫星”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很反对由上面乱定指标。1987年2月，他视察珠海经济特区，在听取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的工作汇报后强调：“做事情就是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经济上不能搞高指标，不能由上面定指标，还是让下面自己提。不仅中央对省应该这样要求，省对县也应该这样要求。各个县的条件不一样，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定。小平同志就讲过这个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个主要原则，必须坚持。我们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有一分好就说一分好，有一分坏就说一分坏，要叫人敢讲实话，敢从实际出发。”“有事情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嘛，没有关系，你可以批评，我可以反批评，说道理，谁的话对，真理在谁那里，我就听谁的，并不是你这个人物大，你有权，我就听你的。要鼓励人们敢讲真话。这也是个党性问题。讲党性，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切忌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看人做事要公道正派，光明正大嘛！”
对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习仲勋甚为反感。1988年10月10日，新华社某刊物刊载了《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有多少？——对一些上报数字的调查与分析》，该文指出，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河南各地存在夏粮多报、秋粮少报现象。原因主要有：（一）受责任目标左右，为了完成夏粮“目标”，不得不加点虚数。（二）今年河南有些县级班子换届，刚上任为了面子，硬撑着报产量。（三）秋季大家普遍吵着受灾减产，趁机少报，既可弥补夏粮虚数，又不丢人。（四）市场粮价一涨再涨，粮食不好收购，报秋粮减产一是想减少定购任务，二是想向上边要救济。习仲勋当天看到这个材料后即批示：“说假话的风气一定要治一治才好，不然会坏大事。”
实事求是才能推进改革
1979年8月，习仲勋在广东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呼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安于当外行。”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形成新思路、提出新举措，才能切实推进改革。习仲勋不止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从他处理广东逃港风潮和推广清远经验就不难看到这一点。
1978年下半年，习仲勋刚到广东任职不久，就遭遇了最为严重的逃港风潮，其中毗邻香港的惠阳地区最为严重。在惠阳地区调研考察时，习仲勋发现被截获的外逃群众被当作偷渡犯关押起来。按照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他完全可以继续把逃港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但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深刻认识到逃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断然决定把逃港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提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要求惠阳地委抓好对外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资本和其他外资办厂，搞来料加工，办好外贸加工区。通过这些发展经济的实际举措，特别是创办特区、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习仲勋不但解决了偷渡外逃问题，而且大大推动了广东的改革开放。
广东省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企业亏损局面，从1978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本县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这一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迅速见效，企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利润成倍增长。但清远县这一做法涉及物质激励，在当时被一些保守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因此引发争议。习仲勋从实际出发，亲自到清远调研，大力支持这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并帮助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1980年8月，他在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以清远经验为例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省委批转清远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凡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改革，习仲勋都大力支持。
1992年10月，习仲勋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一书作序，他以自己主政广东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再次倡导实事求是：“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克服了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并且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广东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日益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南方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广东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求实精神，实践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再次证明了这条路线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事求是。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会从似乎困难重重当中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和力量。”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难度，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或许非改革之初所能比拟,但习仲勋的这些论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甫一发表，12、13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就先后立即予以转载。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起之初，虽然政治形势扑朔迷离，但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不顾刚刚复出立足未稳、可能再次被打倒的政治风险，6月份就领导广东全省开展讨论，是全国最早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同年10月，他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号召干部要打破思想僵化，敢于实事求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把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恢复了。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设了许多禁区，搞了不少迷信，把人们的头脑都禁锢起来，这就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挣脱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囚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毛主席之所以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就是靠这个。只要我们真正敢于实事求是，能够实事求是，也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思想就没有束缚，就解放，就不至于僵化。”
1979年2月，习仲勋又在广东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今后两三年，从1979年到1980年、1981年，是关键时期，国民经济要搞上去，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要恢复过来，不转过来，光讲大话、空话，还是老一套，还是要犯大错误的。……要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如果不实事求是，搞官僚主义，老百姓同样会造我们的反。……过去不敢碰的‘禁区’现在敢碰了，不这样思想不能活泼。过去都给框死了，活泼不起来。多数人的思想现在还是不解放。思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用实践来检验。”同月，在与肇庆的基层干部座谈时，针对长期政治运动给基层干部造成“左”比右保险、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以及极左思想流毒给农村工作造成的巨大障碍，他又大声疾呼：“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肃清极左的流毒，有些同志暴露出来的‘恐右病’‘恐富病’，就是极左的流毒造成的。……我们要打掉‘恐右病’，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整天搞所谓‘阶级斗争为纲’。”
事实证明，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虽然习仲勋在广东只工作了两年多，但当时广东的干部群众普遍感到，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解放了。广东能够打破思想禁锢，出现思想活跃的局面，可以说正是他带头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结果。
实事求是才能求真务实
求真才能务实，务实才能为民。而要做到求真务实，在习仲勋看来，首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涉及哪样工作，他都是这么认为的。
例如宣传工作，有些人认为宣传就是要“造势”，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可以夸大事实。但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习仲勋则认为宣传工作也要提倡实事求是、恰如其分。1981年12月，北京日报社一个刊物刊载了《先进人物招架不住一窝蜂式的采访》一文，习仲勋阅后写了近300字的批示：“对一个先进人物，采取‘招架不住’‘一窝蜂’式的采访，相继不断地拍电视，拍影片，拍照片，使许多职工当‘群众演员’，兴师动众，使职工群众不满，厂方接待单位应接不暇，影响生产；又使先进人物负担过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这也是一股不正之风。回顾以往历史，常因这种情况毁掉一些劳模和先进人物。联系到近来欢迎女排和一些不必要的茶话会，接见照相等，把耀邦同志1981年新年茶话会上‘一杯清茶代酒’的好风气又忘得一干二净了。似应由中宣部拟订几条，通知全党注意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宣传工作，提倡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宣传，不搞形式主义，要讲究宣传教育效果，树立起一个好的风气。”
实事求是的另一面就是反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弄虚作假有多种，一种是报喜不报忧。1984年12月，中办秘书局在一份简报中讲到，北京市委办公厅一位同志对《北京简讯》有意见，认为反映的动态性东西很不够，很多内容一到领导那里就卡住了。该同志建议北京市委应该“快、新、准、高”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习仲勋看到这份简报后当即批示：“向中央反映情况则一定实事求是，既要报喜，又要报忧，既要登成功的经验，又要登失败的教训，既要反映正面的意见，又要反映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使领导同志全面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弄虚作假的另一种形式，则是上面瞎指挥，导致下面只能瞎应付。习仲勋对“大跃进”期间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放卫星”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很反对由上面乱定指标。1987年2月，他视察珠海经济特区，在听取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的工作汇报后强调：“做事情就是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经济上不能搞高指标，不能由上面定指标，还是让下面自己提。不仅中央对省应该这样要求，省对县也应该这样要求。各个县的条件不一样，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定。小平同志就讲过这个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个主要原则，必须坚持。我们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有一分好就说一分好，有一分坏就说一分坏，要叫人敢讲实话，敢从实际出发。”“有事情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嘛，没有关系，你可以批评，我可以反批评，说道理，谁的话对，真理在谁那里，我就听谁的，并不是你这个人物大，你有权，我就听你的。要鼓励人们敢讲真话。这也是个党性问题。讲党性，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切忌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看人做事要公道正派，光明正大嘛！”
对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习仲勋甚为反感。1988年10月10日，新华社某刊物刊载了《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有多少？——对一些上报数字的调查与分析》，该文指出，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河南各地存在夏粮多报、秋粮少报现象。原因主要有：（一）受责任目标左右，为了完成夏粮“目标”，不得不加点虚数。（二）今年河南有些县级班子换届，刚上任为了面子，硬撑着报产量。（三）秋季大家普遍吵着受灾减产，趁机少报，既可弥补夏粮虚数，又不丢人。（四）市场粮价一涨再涨，粮食不好收购，报秋粮减产一是想减少定购任务，二是想向上边要救济。习仲勋当天看到这个材料后即批示：“说假话的风气一定要治一治才好，不然会坏大事。”
实事求是才能推进改革
1979年8月，习仲勋在广东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呼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安于当外行。”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形成新思路、提出新举措，才能切实推进改革。习仲勋不止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从他处理广东逃港风潮和推广清远经验就不难看到这一点。
1978年下半年，习仲勋刚到广东任职不久，就遭遇了最为严重的逃港风潮，其中毗邻香港的惠阳地区最为严重。在惠阳地区调研考察时，习仲勋发现被截获的外逃群众被当作偷渡犯关押起来。按照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他完全可以继续把逃港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但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深刻认识到逃港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断然决定把逃港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提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要求惠阳地委抓好对外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资本和其他外资办厂，搞来料加工，办好外贸加工区。通过这些发展经济的实际举措，特别是创办特区、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习仲勋不但解决了偷渡外逃问题，而且大大推动了广东的改革开放。
广东省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企业亏损局面，从1978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本县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这一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迅速见效，企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利润成倍增长。但清远县这一做法涉及物质激励，在当时被一些保守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因此引发争议。习仲勋从实际出发，亲自到清远调研，大力支持这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并帮助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1980年8月，他在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以清远经验为例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省委批转清远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凡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改革，习仲勋都大力支持。
1992年10月，习仲勋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一书作序，他以自己主政广东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再次倡导实事求是：“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克服了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并且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广东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日益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南方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广东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求实精神，实践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再次证明了这条路线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事求是。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会从似乎困难重重当中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和力量。”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难度，社会问题的复杂程度，或许非改革之初所能比拟,但习仲勋的这些论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