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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索尔·贝娄被称为“当代美国文坛上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和二战后最值得称颂的犹太作家”。他一生中创作佳作无数，但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侧重于研究贝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研究女性形象的学者相对较少，且多是侧重于对某一部作品中单一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本文将贝娄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分为三类来进行阐述，以求更深入地理解贝娄的作品的同时，得出贝娄其实是借助女性形象来构建理想的社会道德的结论。
关键词：索尔·贝娄 女性形象 社会道德 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索尔·贝娄被称为“当代美国文坛上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和二战后最值得称颂的犹太作家”。1976年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兼学者，研究其作品的学者自然不少，但大多数研究者侧重于研究贝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贝娄确实很少以女性作主人公，但这并不代表贝娄不喜欢或不擅长于塑造女性角色，相反，贝娄是一个非常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我们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看到千姿百态、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如：《奥琪·马奇历险记》中爽快、活跃、直性子的斯泰拉；《晃来晃去的人》中沉静、矜持的艾娃；《洪堡的礼物》中乐于助人的漂亮女人莱娜达等。根据创作形象的类型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三类：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品、物化的女性形象和修补、拯救男性世界的理想女性，而这些女性形象正是贝娄对自己的文化道德观念的阐释和呈现。
一 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品
在传统的犹太社会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她们不能聆听、学习事物，不能发表意见、表达情感，不能走出家庭、拥有财产，只能在家做饭，打扫卫生，生儿育女。深受犹太传统文化熏陶的贝娄，非常清楚犹太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他在多部小说中都讲述了犹太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传统宗教文化对妇女的压制和扭曲。
《晃来晃去的人》中的艾娃年轻、充满活力，崇尚女性独立。她的丈夫约瑟夫辞去了工作，在家等待部队的录取通知。一家人仅靠艾娃在图书馆的收入养活。按理说，在已失业并依靠妻子供养的情况下，夫妻之间更应互相帮助，而他们的情况却刚好相反，这正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模式：男子在家中起榜样和表率作用。
靠女人养活，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是完全相背的。传统道德规范中，“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权威，要求妻子绝对忠贞。男子是家庭的中心，女人是他的助手，她的愿望是服从丈夫的愿望。”为了丈夫，艾娃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可是这一切在约瑟夫的眼中却不值一提。相反，他认为艾娃肤浅，不文雅，想方设法地要去改变她，而不管她是否愿意，更不关心她上班是否劳累。直到文章的结尾，约瑟夫接到了部队的录取通知，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一切又重回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约瑟夫与艾娃的家庭矛盾才迎刃而解。
和艾娃一样，在家庭中被丈夫作为私有财产来对待的，还有《洪堡的礼物》中的凯瑟琳。凯瑟琳在洪堡的眼中是一个小鸟依人、百依百顺的女人：“她显得有点苍白，看不出农村妇女特有的肤色。……我看到了洪堡给凯瑟琳所做的安排。……他把汽车的钥匙藏起来，凯瑟琳也被他关在深闺，与世隔绝。”
洪堡如此限制凯瑟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在贝娄生活的年代，“随着60年代的社会动荡，相互隔离式的邻里关系被打破，父母越来越少地介入子女的婚姻选择，跨越民族、宗教和种族界限的各种类型的混合婚姻在不断增加。”而洪堡和凯瑟琳的婚姻显然就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在这种“父权式”的家庭中，存在于洪堡与凯瑟琳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凯瑟琳已经成为洪堡事实上的“私产”，没有行动的自由；凯瑟琳对于洪堡的要求是绝对地服从与无言的顺从。
除了深受传统犹太的“父权制”家庭生活所苦的女性形象之外，贝娄还刻画了另外一些被传统宗教文化所连累的女性形象，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苏拉。苏拉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美国，遭遇了“双重忠诚”要求的后果，将犹太人在“异域生存”过程中遭遇的身份困惑与心理痛苦很直白地显示了出来。还有因迫于传统文化压力而被男主人公利用的女人们，如《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马蒂尔达和《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贝恩与马蒂尔达之间并没有爱情，“贝恩舅舅一边在给马蒂尔达戴婚戒的同时，一边却在想着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桩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卡特里娜是大人物维克托的盲目崇拜者之一，也是其性伙伴，常随侍其左右。为了维克托，卡特里娜可以放下一切，但她却没料到，在维克托的眼里，她仅仅是一个满足欲望与宣泄的工具。
贝娄之所以刻画如此多的受犹太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是反映犹太传统宗教和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偏见、忽视乃至歧视；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女性，不仅仅是犹太女性，在男性世界中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表示同情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传统犹太文化灌输给他的对女性的看法，更没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处理女性问题。
二 物化的女性形象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社会道德日益消失，“物化”、“异化”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关键词。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也进入了爆发期。受“两种社会危机”的影响，贝娄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牺牲品，而是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以享乐为生活终极目标的被物化了的女人。
《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西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物的设计，使奥吉的失败之旅更令人同情。奥吉与西亚偶然相遇，且对其一见钟情，为了西亚，奥吉决定结束自己漂泊不定的“人生之旅”，对西亚唯命是从，甘愿落入自己曾极力挣脱的“别人的设计”当中，因为他爱西亚。
奥吉跟着西亚来到墨西哥训练老鹰，可是西亚的注意力全在老鹰身上，完全不在乎奥吉的感受，甚至把奥吉与老鹰同一化了。西亚在发现奥吉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主动向奥吉摊牌：“你并非与众不同，你跟其他人一样。你很容易厌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同样利用男性追求安逸生活的女性还有《洪堡的礼物》中的莱娜达。她是西特林离婚之后的情人，在西特林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后，她选择离西特林而去。为了生存，女人们可以放弃爱情，与任何能够给她带来优越的物质享受的男人为伴，这并不代表她们就顺应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具有女性自我觉醒意识，只能说是更侧重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道德失范。 《赫索格》中的玛德琳，在当时的社会是反传统、反道德的。贝娄赋予了这一反道德的形象以众多优点，并给予热情的肯定，但从男性作家的角度来看，玛德琳的价值选择与贝娄的道德立场还是相悖的。贝娄借赫索格的话将自己的这种态度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同样作为犹太人，玛德琳比赫索格的“美国化”要成功得多。她非常清楚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应该怎样生存。为了达到在美国生存的目的，她嫁给了她并不爱的知名教授赫索格。在依靠赫索格的帮助获取了博士学位、成功进入学术界后，她把赫索格一脚踢开了。
其实说玛德琳是不道德的也不完全对，她这样做也是迫于美国社会的“实用道德”。对于犹太女性来说，双重“边缘化”的境遇迫使她们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去争取必须的生存资料与精神自由空间。要想成功地“美国化”，就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有时还得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成功也可以利用他人的感情，因为她只是“物质”地存在着。
无论是莱娜达还是玛德琳，无论是以别人为工具还是把自我当作工具，她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生存。
三 修补、拯救男性世界的理想女性
从20世纪70年代始，美国女权运动全面进入了一个成熟时期，女性开始拒绝当“男人的附属品”，追求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受此影响，贝娄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她们不再利用、否定或毁灭男人，而是帮助、支持他们，甚至常常有一种“救赎”的力量，个个都有美好的品行和感人至深的情愫。如《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咪咪、《赫索格》中的雷蒙娜，以及《院长的十二月》中的女主人公米娜。
咪咪是学生餐馆里的女招待，是马奇在卖书期间认识的。她信奉“与别人共命运”，有一次她遭遇抢劫，在成功反击之后，她却为自己反击速度太快，致使劫匪受伤而感到懊悔与自责。在法庭上，她“试图为他向法官求情，结果没有如愿”“现在她常写信和寄包裹给他”。
咪咪曾为了她的“爱人”堕胎，马奇为救咪咪而让未婚妻（百万富翁之女）在除夕夜独自等侯。小说大力渲染马奇如何帮咪咪去医院、找医生以及照顾她的过程，而对于马奇退婚的过程却一笔带过，在突出咪咪“所爱非人”的同时，对什么是爱以及真正的婚姻作出了回答：“婚姻不仅必须建立在生理本能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诸如渴望伴侣、感情及爱之类的心理素质的基础上”。
雷蒙娜是花店老板，拥有艺术史硕士学位。“她美得迷人，受过良好教育，十分健谈，还烧得一手好菜。”她是在夜校课程中认识赫索格的。赫索格伪装的正经吸引了雷蒙娜。赫索格与玛德琳离婚后“总是胡思乱想，神游八方”，是雷蒙娜的体贴和关爱把赫索格从荒谬、痛苦的生活中解脱出来。雷蒙娜与玛德琳相比，更加热情、体贴、温柔、居家，是典型的传统犹太家庭妻子形象。同时，她又兼具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吃苦精神，性感而又知识渊博。玛德琳所具备的优点她都有，而玛德琳缺乏的她也有。赫索格在她的帮助下重新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故事的结尾，赫索格竟然颠覆了犹太传统，亲自下厨为雷蒙娜炮制浪漫的烛光晚餐。
而《院长的十二月》中的米娜较之于贝娄所刻画的其他女性形象，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她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婚姻的稳定与家庭的和谐上也做得非常成功。这样完美的女性在贝娄的作品中为数不多，而小说中的米娜也确有其人，她是根据贝娄的第四任妻子图尔恰所刻画的。贝娄借科尔德之口表达了对女性人物的深切敬意，这与他早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看到了科尔德对米娜的关怀和理解。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一个文科一个理科，刚好互补。科德还利用自己写新闻的特长，向大众介绍妻子的研究领域中的关于铅污染的新理论，这表明他们夫妻关系是平等的。
另外，在米娜加班的日子里，科尔德会做好饭等她，并做好家务。由此可见，正是夫妻之间平等的关系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温暖与幸福。
贝娄借助女性在家庭结构、关系以及生活中的地位，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以及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特点。科德和米娜之间这种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权运动对于不少男性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思想的影响；反映出社会对于女权主义由消极到全面接受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了父权意识形态的逐渐消弱；正是这些近乎完美的理想女性形象完成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建构。
参考文献：
[1] Paula Hyman，“The Other Half：Women in the Jewish Tradition，”in Elizabeth Koltun（ed.）The Jewish Woman：New Perspective，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8.
[2] [美]索尔·贝娄，袁华清译：《挂起来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黄天海、梁慧：《论犹太家庭和社会观念的传统》，《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蒲隆译：《洪堡的礼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美]乔纳森·D、萨那，胡浩译：《美国犹太教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6]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姚暨荣等译：《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译：《奥吉·马奇历险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译：《赫索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陈永国等译：《院长的十二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熊丽婷，女，1981—，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刘晓云，女，1980—，辽宁宽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关键词：索尔·贝娄 女性形象 社会道德 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索尔·贝娄被称为“当代美国文坛上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和二战后最值得称颂的犹太作家”。1976年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兼学者，研究其作品的学者自然不少，但大多数研究者侧重于研究贝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贝娄确实很少以女性作主人公，但这并不代表贝娄不喜欢或不擅长于塑造女性角色，相反，贝娄是一个非常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我们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看到千姿百态、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如：《奥琪·马奇历险记》中爽快、活跃、直性子的斯泰拉；《晃来晃去的人》中沉静、矜持的艾娃；《洪堡的礼物》中乐于助人的漂亮女人莱娜达等。根据创作形象的类型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三类：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品、物化的女性形象和修补、拯救男性世界的理想女性，而这些女性形象正是贝娄对自己的文化道德观念的阐释和呈现。
一 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品
在传统的犹太社会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她们不能聆听、学习事物，不能发表意见、表达情感，不能走出家庭、拥有财产，只能在家做饭，打扫卫生，生儿育女。深受犹太传统文化熏陶的贝娄，非常清楚犹太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他在多部小说中都讲述了犹太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传统宗教文化对妇女的压制和扭曲。
《晃来晃去的人》中的艾娃年轻、充满活力，崇尚女性独立。她的丈夫约瑟夫辞去了工作，在家等待部队的录取通知。一家人仅靠艾娃在图书馆的收入养活。按理说，在已失业并依靠妻子供养的情况下，夫妻之间更应互相帮助，而他们的情况却刚好相反，这正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模式：男子在家中起榜样和表率作用。
靠女人养活，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是完全相背的。传统道德规范中，“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权威，要求妻子绝对忠贞。男子是家庭的中心，女人是他的助手，她的愿望是服从丈夫的愿望。”为了丈夫，艾娃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可是这一切在约瑟夫的眼中却不值一提。相反，他认为艾娃肤浅，不文雅，想方设法地要去改变她，而不管她是否愿意，更不关心她上班是否劳累。直到文章的结尾，约瑟夫接到了部队的录取通知，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一切又重回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约瑟夫与艾娃的家庭矛盾才迎刃而解。
和艾娃一样，在家庭中被丈夫作为私有财产来对待的，还有《洪堡的礼物》中的凯瑟琳。凯瑟琳在洪堡的眼中是一个小鸟依人、百依百顺的女人：“她显得有点苍白，看不出农村妇女特有的肤色。……我看到了洪堡给凯瑟琳所做的安排。……他把汽车的钥匙藏起来，凯瑟琳也被他关在深闺，与世隔绝。”
洪堡如此限制凯瑟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在贝娄生活的年代，“随着60年代的社会动荡，相互隔离式的邻里关系被打破，父母越来越少地介入子女的婚姻选择，跨越民族、宗教和种族界限的各种类型的混合婚姻在不断增加。”而洪堡和凯瑟琳的婚姻显然就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在这种“父权式”的家庭中，存在于洪堡与凯瑟琳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凯瑟琳已经成为洪堡事实上的“私产”，没有行动的自由；凯瑟琳对于洪堡的要求是绝对地服从与无言的顺从。
除了深受传统犹太的“父权制”家庭生活所苦的女性形象之外，贝娄还刻画了另外一些被传统宗教文化所连累的女性形象，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苏拉。苏拉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美国，遭遇了“双重忠诚”要求的后果，将犹太人在“异域生存”过程中遭遇的身份困惑与心理痛苦很直白地显示了出来。还有因迫于传统文化压力而被男主人公利用的女人们，如《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马蒂尔达和《今天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里娜。贝恩与马蒂尔达之间并没有爱情，“贝恩舅舅一边在给马蒂尔达戴婚戒的同时，一边却在想着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桩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卡特里娜是大人物维克托的盲目崇拜者之一，也是其性伙伴，常随侍其左右。为了维克托，卡特里娜可以放下一切，但她却没料到，在维克托的眼里，她仅仅是一个满足欲望与宣泄的工具。
贝娄之所以刻画如此多的受犹太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是反映犹太传统宗教和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偏见、忽视乃至歧视；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女性，不仅仅是犹太女性，在男性世界中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表示同情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传统犹太文化灌输给他的对女性的看法，更没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处理女性问题。
二 物化的女性形象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社会道德日益消失，“物化”、“异化”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关键词。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也进入了爆发期。受“两种社会危机”的影响，贝娄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牺牲品，而是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以享乐为生活终极目标的被物化了的女人。
《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西亚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物的设计，使奥吉的失败之旅更令人同情。奥吉与西亚偶然相遇，且对其一见钟情，为了西亚，奥吉决定结束自己漂泊不定的“人生之旅”，对西亚唯命是从，甘愿落入自己曾极力挣脱的“别人的设计”当中，因为他爱西亚。
奥吉跟着西亚来到墨西哥训练老鹰，可是西亚的注意力全在老鹰身上，完全不在乎奥吉的感受，甚至把奥吉与老鹰同一化了。西亚在发现奥吉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主动向奥吉摊牌：“你并非与众不同，你跟其他人一样。你很容易厌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同样利用男性追求安逸生活的女性还有《洪堡的礼物》中的莱娜达。她是西特林离婚之后的情人，在西特林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后，她选择离西特林而去。为了生存，女人们可以放弃爱情，与任何能够给她带来优越的物质享受的男人为伴，这并不代表她们就顺应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具有女性自我觉醒意识，只能说是更侧重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道德失范。 《赫索格》中的玛德琳，在当时的社会是反传统、反道德的。贝娄赋予了这一反道德的形象以众多优点，并给予热情的肯定，但从男性作家的角度来看，玛德琳的价值选择与贝娄的道德立场还是相悖的。贝娄借赫索格的话将自己的这种态度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同样作为犹太人，玛德琳比赫索格的“美国化”要成功得多。她非常清楚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应该怎样生存。为了达到在美国生存的目的，她嫁给了她并不爱的知名教授赫索格。在依靠赫索格的帮助获取了博士学位、成功进入学术界后，她把赫索格一脚踢开了。
其实说玛德琳是不道德的也不完全对，她这样做也是迫于美国社会的“实用道德”。对于犹太女性来说，双重“边缘化”的境遇迫使她们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去争取必须的生存资料与精神自由空间。要想成功地“美国化”，就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有时还得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成功也可以利用他人的感情，因为她只是“物质”地存在着。
无论是莱娜达还是玛德琳，无论是以别人为工具还是把自我当作工具，她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生存。
三 修补、拯救男性世界的理想女性
从20世纪70年代始，美国女权运动全面进入了一个成熟时期，女性开始拒绝当“男人的附属品”，追求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受此影响，贝娄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她们不再利用、否定或毁灭男人，而是帮助、支持他们，甚至常常有一种“救赎”的力量，个个都有美好的品行和感人至深的情愫。如《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咪咪、《赫索格》中的雷蒙娜，以及《院长的十二月》中的女主人公米娜。
咪咪是学生餐馆里的女招待，是马奇在卖书期间认识的。她信奉“与别人共命运”，有一次她遭遇抢劫，在成功反击之后，她却为自己反击速度太快，致使劫匪受伤而感到懊悔与自责。在法庭上，她“试图为他向法官求情，结果没有如愿”“现在她常写信和寄包裹给他”。
咪咪曾为了她的“爱人”堕胎，马奇为救咪咪而让未婚妻（百万富翁之女）在除夕夜独自等侯。小说大力渲染马奇如何帮咪咪去医院、找医生以及照顾她的过程，而对于马奇退婚的过程却一笔带过，在突出咪咪“所爱非人”的同时，对什么是爱以及真正的婚姻作出了回答：“婚姻不仅必须建立在生理本能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诸如渴望伴侣、感情及爱之类的心理素质的基础上”。
雷蒙娜是花店老板，拥有艺术史硕士学位。“她美得迷人，受过良好教育，十分健谈，还烧得一手好菜。”她是在夜校课程中认识赫索格的。赫索格伪装的正经吸引了雷蒙娜。赫索格与玛德琳离婚后“总是胡思乱想，神游八方”，是雷蒙娜的体贴和关爱把赫索格从荒谬、痛苦的生活中解脱出来。雷蒙娜与玛德琳相比，更加热情、体贴、温柔、居家，是典型的传统犹太家庭妻子形象。同时，她又兼具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吃苦精神，性感而又知识渊博。玛德琳所具备的优点她都有，而玛德琳缺乏的她也有。赫索格在她的帮助下重新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故事的结尾，赫索格竟然颠覆了犹太传统，亲自下厨为雷蒙娜炮制浪漫的烛光晚餐。
而《院长的十二月》中的米娜较之于贝娄所刻画的其他女性形象，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她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婚姻的稳定与家庭的和谐上也做得非常成功。这样完美的女性在贝娄的作品中为数不多，而小说中的米娜也确有其人，她是根据贝娄的第四任妻子图尔恰所刻画的。贝娄借科尔德之口表达了对女性人物的深切敬意，这与他早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看到了科尔德对米娜的关怀和理解。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一个文科一个理科，刚好互补。科德还利用自己写新闻的特长，向大众介绍妻子的研究领域中的关于铅污染的新理论，这表明他们夫妻关系是平等的。
另外，在米娜加班的日子里，科尔德会做好饭等她，并做好家务。由此可见，正是夫妻之间平等的关系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温暖与幸福。
贝娄借助女性在家庭结构、关系以及生活中的地位，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集中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以及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特点。科德和米娜之间这种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权运动对于不少男性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思想的影响；反映出社会对于女权主义由消极到全面接受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了父权意识形态的逐渐消弱；正是这些近乎完美的理想女性形象完成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建构。
参考文献：
[1] Paula Hyman，“The Other Half：Women in the Jewish Tradition，”in Elizabeth Koltun（ed.）The Jewish Woman：New Perspective，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8.
[2] [美]索尔·贝娄，袁华清译：《挂起来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黄天海、梁慧：《论犹太家庭和社会观念的传统》，《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蒲隆译：《洪堡的礼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美]乔纳森·D、萨那，胡浩译：《美国犹太教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6]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姚暨荣等译：《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译：《奥吉·马奇历险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译：《赫索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美]索尔·贝娄，宋兆林主编，陈永国等译：《院长的十二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熊丽婷，女，1981—，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刘晓云，女，1980—，辽宁宽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