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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菲利普·罗斯在“美国三部曲”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群生活在美国主流生活之外的“边缘人”。公民身份与族裔身份的分歧乃至冲突将这群“边缘人”置于了身份不明的困境之中，在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惶惑与焦虑之下，他们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美国身份，追寻自己的“美国梦”，但事实证明，背离民族根基，博取美国身份的做法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 “美国三部曲” 身份危机 美国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三部曲”是菲利普·罗斯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国牧歌》（1997）、《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1998）和《人性的污秽》（2000）。小说一经发表便深受读者及批评家们的追捧，各种奖项也是纷至沓来，以至于罗斯成了近几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时一个无法绕开的作家。同他前期的作品一样，当代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依然是“三部曲”的主心骨，与之不同的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心理的挖掘上，出现了新的思考与追求，本文要探讨的就是“三部曲”中的这种新变化。
不管罗斯怎样否认自己的犹太作家属性，他作品中的“犹太性”永远都是他无法抹去的胎记，即便在文中他尽力让它们变得淡如云烟，而“犹太性”这一特点在罗斯笔下的“边缘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说他们是“边缘人”指的是生活在所谓的主流世界之外的人，而非小说里的次要人物，本文所论及的“边缘人”均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确切地说，这些“边缘人”指的是生活在美国的非美国人，对于罗斯来说，主要是指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或许拥有美国国籍，但公民身份与种族身份的分歧乃至冲突将他们置于身份不明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美国的局外人。在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惶惑与焦虑之下，他们开始不断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美国身份，追寻着自己的身份定位，而美国身份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谁是真正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他们对美国身份的追寻之路其实何尝又不是一场寻梦的天路历程。本文将要论述的瑞典佬、艾拉和科尔曼均为这类追梦人。
一 同化与异化的同步：瑞典佬
《美国牧歌》是“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文中的主人公“瑞典佬”——塞莫尔·利沃夫是一个狂热地追逐美国梦的人。这个长着“尖尖的下巴，北欧人的面孔，金发碧眼”“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早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美国身份。但作为异乡人的他还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漂亮的“美国梦”：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前提下，娶一个非犹太女人为妻，生一个漂亮的女儿，过着大多数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住在市郊，拥有一所历史悠久且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理想，逃离沉闷的犹太生活方式既成了他摆脱少数族裔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是他获取美国身份、实现美国梦的重要途径。为此，这个一直以来以听话、顺从而著称的“乖儿子”不顾自己的良好形象，执意与非犹太人多恩步入婚姻的殿堂。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就应该和英裔的白人新教徒结婚，而不是找个犹太女性成立一个犹太家庭。不同族裔的年轻人以联姻方式组合成新家庭，这既是瑞典佬对犹太传统的反叛之举，也是他对“美国式”家庭生活模式的建构。为了进一步摆脱犹太社区的束缚，他又不惜忤逆父亲，买下了那座位于旧里姆洛克，具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老房子。对他来说，旧里姆洛克的房子就是美国梦的象征，拥有了旧里姆洛克，就拥有了美国。他固执地把美国看成是乌托邦的乐园——一个可以给他提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地方，但他那个曾经令他引以为豪的女儿——梅丽丢下的那颗炸弹却在一瞬间将他的“美国梦”炸得粉碎，美梦终成噩梦。女儿用一枚炸弹告诉父亲，舍弃犹太根基，一味地迎合美国梦，只能获得表面上的美国化。美国化的同化是物质的是表面的是形式的，而在同化掩盖下的异化却是精神的内在的和实质的。这颗炸弹的出现也让这个梦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美国人”的理想化为泡影，从此沦落为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一个既抛弃了固有传统却又看不到“希望之乡”的无根的人。他迷失了自己的身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二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艾拉
《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描写的是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四五十年代。主人公艾拉·林格也是一个时时刻刻为自己身份发愁的人，而他的困惑主要是源于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差距与不可调和。他给自己设定的理想身份是一个为实现社会公平与自由、捍卫劳动阶级权益、号召底层民众起来反抗不平等待遇，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共产党人，用他哥哥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地属于共产党”。他希望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妻子的一本《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回忆录将他那璀璨的政治理想击得粉碎。艾拉太过理想主义，而事实上，他的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言论，何尝不是一个乌托邦童话，要知道他的那些夸夸其谈其实是仅限于客厅内的辩论，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那个非理性时代，艾拉作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他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还是使他经历了美国梦破灭的悲剧。他没能看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为娶了当红女明星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梦，就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他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却又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放；一方面想为工人阶级谋福祉，另一方面却把自己变成了剥削阶级中的一员。于是，他在理想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了理想身份和现实身份的分裂，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并迅速走向了毁灭。他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换句话说，在追寻自己的“美国梦”——为了实现建立工人阶级乌托邦的理想，他加入共产党；为跻身上流社会，他与一个几乎可以被贴上“反犹主义代言人”的演艺明星结婚，但最后却在追寻中迷失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忘本”的人。他饰演林肯便以为自己就是英雄，以至于在介绍哥哥一家认识伊芙时，就餐的餐馆就选在他二十年前杀人的现场并在此拍照留念，他彻底地忘记了自己曾是个杀人犯的身份。作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人物，艾拉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追寻中自我毁灭的一生，他用他的人生悲剧彻底地揭穿了“美国梦”的真实谎言。 三 追求与幻灭的伴随：科尔曼
《人性的污秽》是罗斯美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是一个与瑞典佬一样为自己身份焦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跟艾拉一样在现实中迷失自己身份的人。他的身上本来流着黑人的血液，但对科尔曼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尽量予以忘却、回避或逃脱的污点。”为了不再被人当面叫作“黑鬼”，为了以后不再失去自己深爱的白人姑娘，为了不再像父亲那样忍受偏见和屈辱，他割裂了自我与家庭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样决绝的方式，摆脱掉这个与生俱来，从不受人欢迎的“污秽”身份，重建自我。在他看来，这既是把握自我命运的象征，也是不让自己永远成为“他者”的唯一之路。戴着面具的生活需要他时时谨小慎微，为此，他不得不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掩盖这个弥天大谎。身份的重塑还是让他尝到了甜头，“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但是一个无心的“幽灵”却将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重新归零，从此身败名裂。幽灵事件对于科尔曼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曾经备受种族歧视之苦而不得不过上带着面具过日子的真正“幽灵”，如今却被指控为有种族歧视倾向者，小说的讽刺性不言而喻。要知道，在一个高扬“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文明社会，对这个“幽灵”的审查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不自由，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博爱精神了，至此，科尔曼的“美国梦”也完全破碎。他虽然可以撕毁那张白面具自保，但是作为“白皮肤”身份的优越感还是掩盖了心中的怒火。可以看出，即便是到了这样严峻的时刻，身份意识依然是科尔曼无法逾越的鸿沟。保住了身份，却保不住性命。科尔曼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反犹分子的魔爪。他的死可以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和福妮雅的情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福妮雅的前夫怎么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前妻做一个犹太人的情妇，对于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另一种变相侮辱，因此，他们二人非死不可。可以说，科尔曼所看中的犹太身份虽然让他成功过，但也让他丢了工作丧了命，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讽刺可谓是煞费苦心。显然，作者把科尔曼置于了道德和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考察，这使得作品的穿透力更加真切地反映了当代美国有色人种的生存困境。
四 罗斯与犹太人的家园情结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美国三部曲”中的这些“边缘人”开始有了与罗斯前期小说中的人物不一样的特质。他们不再服从于各种权威与规训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摆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限制和束缚，在“自我”这个观念的强力推动下，“身份危机”和“美国梦”支撑着他们走上了一条践行自我人生的道路，而这注定了是一条不归路。瑞典佬的“美国梦”与其说是被爱女所摧毁不如说是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毁灭，艾拉在现实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从而悲情地走完一生，科尔曼则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之下成了“政治正确性”的炮灰，罗斯通过这些悲剧性的案例告诉世人，美国身份从来都不是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固定的或完成的，这些少数族裔所追寻的“美国梦”不仅具有巨大的虚幻性，而且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自欺欺人。
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到了“三部曲”这样的后期代表，我们发现，家园情结其实一直都是罗斯挥之不去的创作母题。其实，这跟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作家有莫大的关联，尽管他不认同这种族裔分类的方式。自罗斯记事起，他就生活在众多移民中间，深受美国多元文化的洗礼。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罗斯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犹太人太过熟悉，因此也最能体会这些“边缘人”对“身份危机”的感受，更何况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外乡人”。作为“外乡人”，美国的犹太人有着辛酸和痛苦的历史背景，独特的社会处境和民族特性，这些情形反映在当代犹太裔作家作品上，就是“存在”的困境。但罗斯是个明白人，他说：“我很难区分在我们国家里，犹太生活方式和美国生活方式有何明显差异和不同……在我们国家里，在我看来，没有一种涵盖价值观、志向或者信仰的混合体将一个犹太人和另一个犹太人联系起来”，显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些边缘人所追求的“美国梦”其实就是镜花水月，那种抛弃民族传统，博取美国身份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这些在瑞典佬、艾拉和科尔曼身上都一一应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罗斯的劝告。
其实，罗斯在演绎犹太民族精神受难和自我困惑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诠释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因为，类似瑞典佬、艾拉、科尔曼这样的“边缘人”其实也只是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个体，他们的“存在”悲剧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美国三部曲”无疑具有形而上的普世价值。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罗斯，罗小云译：《美国牧歌》，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 朴玉：《于流散中书写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作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3] 徐崇亮：《论“反叛”犹太传统的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思》，《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 Roth，Philip.I Married a Communist [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9.
[5] 朱振武等：《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 菲利普·罗斯，刘珠还译：《人性的污秽》，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7] 邹志勇：《存在主义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上的映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Ranen Omer-Sherman，Di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M].London：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02.
作者简介：梁毅，男，1982—，广西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梧州学院。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 “美国三部曲” 身份危机 美国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三部曲”是菲利普·罗斯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国牧歌》（1997）、《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1998）和《人性的污秽》（2000）。小说一经发表便深受读者及批评家们的追捧，各种奖项也是纷至沓来，以至于罗斯成了近几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时一个无法绕开的作家。同他前期的作品一样，当代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依然是“三部曲”的主心骨，与之不同的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心理的挖掘上，出现了新的思考与追求，本文要探讨的就是“三部曲”中的这种新变化。
不管罗斯怎样否认自己的犹太作家属性，他作品中的“犹太性”永远都是他无法抹去的胎记，即便在文中他尽力让它们变得淡如云烟，而“犹太性”这一特点在罗斯笔下的“边缘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说他们是“边缘人”指的是生活在所谓的主流世界之外的人，而非小说里的次要人物，本文所论及的“边缘人”均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确切地说，这些“边缘人”指的是生活在美国的非美国人，对于罗斯来说，主要是指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或许拥有美国国籍，但公民身份与种族身份的分歧乃至冲突将他们置于身份不明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美国的局外人。在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惶惑与焦虑之下，他们开始不断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美国身份，追寻着自己的身份定位，而美国身份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谁是真正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他们对美国身份的追寻之路其实何尝又不是一场寻梦的天路历程。本文将要论述的瑞典佬、艾拉和科尔曼均为这类追梦人。
一 同化与异化的同步：瑞典佬
《美国牧歌》是“美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文中的主人公“瑞典佬”——塞莫尔·利沃夫是一个狂热地追逐美国梦的人。这个长着“尖尖的下巴，北欧人的面孔，金发碧眼”“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早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美国身份。但作为异乡人的他还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漂亮的“美国梦”：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前提下，娶一个非犹太女人为妻，生一个漂亮的女儿，过着大多数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住在市郊，拥有一所历史悠久且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理想，逃离沉闷的犹太生活方式既成了他摆脱少数族裔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是他获取美国身份、实现美国梦的重要途径。为此，这个一直以来以听话、顺从而著称的“乖儿子”不顾自己的良好形象，执意与非犹太人多恩步入婚姻的殿堂。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就应该和英裔的白人新教徒结婚，而不是找个犹太女性成立一个犹太家庭。不同族裔的年轻人以联姻方式组合成新家庭，这既是瑞典佬对犹太传统的反叛之举，也是他对“美国式”家庭生活模式的建构。为了进一步摆脱犹太社区的束缚，他又不惜忤逆父亲，买下了那座位于旧里姆洛克，具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老房子。对他来说，旧里姆洛克的房子就是美国梦的象征，拥有了旧里姆洛克，就拥有了美国。他固执地把美国看成是乌托邦的乐园——一个可以给他提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地方，但他那个曾经令他引以为豪的女儿——梅丽丢下的那颗炸弹却在一瞬间将他的“美国梦”炸得粉碎，美梦终成噩梦。女儿用一枚炸弹告诉父亲，舍弃犹太根基，一味地迎合美国梦，只能获得表面上的美国化。美国化的同化是物质的是表面的是形式的，而在同化掩盖下的异化却是精神的内在的和实质的。这颗炸弹的出现也让这个梦想成为一个“单纯的美国人”的理想化为泡影，从此沦落为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一个既抛弃了固有传统却又看不到“希望之乡”的无根的人。他迷失了自己的身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二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艾拉
《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描写的是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四五十年代。主人公艾拉·林格也是一个时时刻刻为自己身份发愁的人，而他的困惑主要是源于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差距与不可调和。他给自己设定的理想身份是一个为实现社会公平与自由、捍卫劳动阶级权益、号召底层民众起来反抗不平等待遇，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共产党人，用他哥哥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地属于共产党”。他希望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妻子的一本《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回忆录将他那璀璨的政治理想击得粉碎。艾拉太过理想主义，而事实上，他的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言论，何尝不是一个乌托邦童话，要知道他的那些夸夸其谈其实是仅限于客厅内的辩论，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那个非理性时代，艾拉作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他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还是使他经历了美国梦破灭的悲剧。他没能看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为娶了当红女明星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梦，就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他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却又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放；一方面想为工人阶级谋福祉，另一方面却把自己变成了剥削阶级中的一员。于是，他在理想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了理想身份和现实身份的分裂，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并迅速走向了毁灭。他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理想的生活，换句话说，在追寻自己的“美国梦”——为了实现建立工人阶级乌托邦的理想，他加入共产党；为跻身上流社会，他与一个几乎可以被贴上“反犹主义代言人”的演艺明星结婚，但最后却在追寻中迷失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忘本”的人。他饰演林肯便以为自己就是英雄，以至于在介绍哥哥一家认识伊芙时，就餐的餐馆就选在他二十年前杀人的现场并在此拍照留念，他彻底地忘记了自己曾是个杀人犯的身份。作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人物，艾拉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追寻中自我毁灭的一生，他用他的人生悲剧彻底地揭穿了“美国梦”的真实谎言。 三 追求与幻灭的伴随：科尔曼
《人性的污秽》是罗斯美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是一个与瑞典佬一样为自己身份焦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跟艾拉一样在现实中迷失自己身份的人。他的身上本来流着黑人的血液，但对科尔曼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尽量予以忘却、回避或逃脱的污点。”为了不再被人当面叫作“黑鬼”，为了以后不再失去自己深爱的白人姑娘，为了不再像父亲那样忍受偏见和屈辱，他割裂了自我与家庭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样决绝的方式，摆脱掉这个与生俱来，从不受人欢迎的“污秽”身份，重建自我。在他看来，这既是把握自我命运的象征，也是不让自己永远成为“他者”的唯一之路。戴着面具的生活需要他时时谨小慎微，为此，他不得不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掩盖这个弥天大谎。身份的重塑还是让他尝到了甜头，“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但是一个无心的“幽灵”却将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重新归零，从此身败名裂。幽灵事件对于科尔曼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曾经备受种族歧视之苦而不得不过上带着面具过日子的真正“幽灵”，如今却被指控为有种族歧视倾向者，小说的讽刺性不言而喻。要知道，在一个高扬“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文明社会，对这个“幽灵”的审查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不自由，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博爱精神了，至此，科尔曼的“美国梦”也完全破碎。他虽然可以撕毁那张白面具自保，但是作为“白皮肤”身份的优越感还是掩盖了心中的怒火。可以看出，即便是到了这样严峻的时刻，身份意识依然是科尔曼无法逾越的鸿沟。保住了身份，却保不住性命。科尔曼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反犹分子的魔爪。他的死可以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和福妮雅的情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福妮雅的前夫怎么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前妻做一个犹太人的情妇，对于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另一种变相侮辱，因此，他们二人非死不可。可以说，科尔曼所看中的犹太身份虽然让他成功过，但也让他丢了工作丧了命，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讽刺可谓是煞费苦心。显然，作者把科尔曼置于了道德和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考察，这使得作品的穿透力更加真切地反映了当代美国有色人种的生存困境。
四 罗斯与犹太人的家园情结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美国三部曲”中的这些“边缘人”开始有了与罗斯前期小说中的人物不一样的特质。他们不再服从于各种权威与规训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摆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限制和束缚，在“自我”这个观念的强力推动下，“身份危机”和“美国梦”支撑着他们走上了一条践行自我人生的道路，而这注定了是一条不归路。瑞典佬的“美国梦”与其说是被爱女所摧毁不如说是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毁灭，艾拉在现实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从而悲情地走完一生，科尔曼则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之下成了“政治正确性”的炮灰，罗斯通过这些悲剧性的案例告诉世人，美国身份从来都不是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固定的或完成的，这些少数族裔所追寻的“美国梦”不仅具有巨大的虚幻性，而且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自欺欺人。
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到了“三部曲”这样的后期代表，我们发现，家园情结其实一直都是罗斯挥之不去的创作母题。其实，这跟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作家有莫大的关联，尽管他不认同这种族裔分类的方式。自罗斯记事起，他就生活在众多移民中间，深受美国多元文化的洗礼。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罗斯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犹太人太过熟悉，因此也最能体会这些“边缘人”对“身份危机”的感受，更何况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外乡人”。作为“外乡人”，美国的犹太人有着辛酸和痛苦的历史背景，独特的社会处境和民族特性，这些情形反映在当代犹太裔作家作品上，就是“存在”的困境。但罗斯是个明白人，他说：“我很难区分在我们国家里，犹太生活方式和美国生活方式有何明显差异和不同……在我们国家里，在我看来，没有一种涵盖价值观、志向或者信仰的混合体将一个犹太人和另一个犹太人联系起来”，显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些边缘人所追求的“美国梦”其实就是镜花水月，那种抛弃民族传统，博取美国身份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这些在瑞典佬、艾拉和科尔曼身上都一一应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罗斯的劝告。
其实，罗斯在演绎犹太民族精神受难和自我困惑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诠释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因为，类似瑞典佬、艾拉、科尔曼这样的“边缘人”其实也只是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个体，他们的“存在”悲剧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美国三部曲”无疑具有形而上的普世价值。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罗斯，罗小云译：《美国牧歌》，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 朴玉：《于流散中书写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作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3] 徐崇亮：《论“反叛”犹太传统的美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罗思》，《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 Roth，Philip.I Married a Communist [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9.
[5] 朱振武等：《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 菲利普·罗斯，刘珠还译：《人性的污秽》，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7] 邹志勇：《存在主义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上的映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Ranen Omer-Sherman，Di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M].London：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02.
作者简介：梁毅，男，1982—，广西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梧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