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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
村长家的女人，似乎天生就顶着光环，在村子里走路，都要昂着头，视线翻到天上去，并随时准备接受村人的讨好巴结和谄媚。甚至她不小心跌了一跤，都会有人过来陪着肉疼。这是大部分村长家女人们的表情。在小小的、自成一个王国的村子里，村长家的女人，简直就是武则天、慈禧太后，在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位置，多少，都是骄傲的。
但村长富贵家的女人兰花，则跟走路摇曳生姿的村长夫人，不怎么沾边。否则，村人会给她起名喇叭花、蒲公英之类飘逸的名字，而不是授予她“棉花桃子”这样坚硬的外号。棉花当然是柔软的，云朵一样洁白的、浪漫的，可那是秋天；在秋天没有到来，人们还在忙着给棉花打叉子的时候，棉花桃子是没有丝毫美感可言的。它们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硬得根本就剥不开，如果摘下来，拿来砸人，其杀伤力一点也不比石头逊色。所以可以想见，村长家的女人兰花，长得有多么虎背熊腰，而这粗壮外表掩盖下的一颗心，却又有截然相反的柔韧，甚至在某些时刻，会忽然间裂开坚硬的外壳，流出洁白的棉絮。
村长富贵虽然是芝麻官，但在我们村里，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厉害人物。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常常有村民跑到陈设简单的村长办公室里，闹着要将某一笔账目搞个清楚。富贵老婆兰花自然是不参政的，但她在幕后垂帘听政，但凡富贵白天里捅下的娄子，兰花总能趁着夜色掩映，提了一斤白糖或者桃酥，骑着破二八自行车，到人家里登门拜访，将仇恨和矛盾，及时消解在合理范围之内；至少，不至于一触即燃，将村长家给一锅端了。
兰花说话总是粗声大嗓的，如果房顶不牢靠，她一开口，都会扑簌簌地飘下土来。那土恰好落在主人吃饭的碗里，不由得对旁边喋喋不休的兰花多关注一些。尽管，她来了打定主意是要将倔强的牛，给掉转矛头的。如果是在戏台上，兰花肯定是威风凛凛的武生，保护着富贵这一文弱书生。她的脸黑黑的，从来都是男人一样的短头发。她和富贵走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为他扫荡世间一切障碍的大哥，也无需动手，只是一嗓子吼出来，便会将男人们吓倒一片。大家因此便不明白，富贵怎么就看上了男人婆一样的兰花，或许是她老黄牛一样能吃苦耐劳？或许是她娘家有什么家产可以继承？或许是兰花的老子，能让富贵的官职，再上一层楼？也或许，是媒人忽悠富贵说，兰花有旺夫相？总之，富贵在娶了兰花后，像皇帝一样，一任接一任地将村长做下去，虽然没有继续升官的迹象，但至少，发点小财，还是可以做到的。
村民们因此眼红富贵，尽管村里的财务明细，是常常在村里的黑板上公布的。但大家还是觉得，村头河沿上一批属于集体的树，被卖掉后，资金去向不明，富贵有必要向大家老实交代，究竟怎么回事。于是一群男人女人，被某个跟富贵有私仇的人煽动着，涌进了村长办公室。富贵虽然气势犹存，但无奈势单力薄，好汉不吃眼前亏，找个出去撒尿的理由，就开溜了。当然，为他保驾护航的是他老婆兰花。兰花张开胳膊，像张开翅膀的母鸡一样，结实地将一帮大老爷们儿全给挡住了。她也不恼不怒，不像富贵，拍案而起，谁都不服。她就这样阻拦着想要追赶富贵的人，笑呵呵地哄劝着那些老哥老嫂子们，让他们别动气，到办公室来喝杯茶，她刚刚带了一点好茶叶，连富贵都没舍得给喝呢。
都是一个大队的，况且还要赶着回家给自己家的老人孩子做饭，院子里的鸡啊鸭啊狗啊，也等着喂食，田里的玉米更是被烤焦了，需要抓阄浇地，因此谁也没有时间在这里耗着，没必要为了一笔想象中的“巨款”，无休无止地闹腾下去。于是老少爷们儿纷纷走出办公室，在村委会空荡的院子里，半是不服半是泄气地蹲下身去，将兰花当成富贵的替身，好一通发泄和指责，直说到肚子饿得没有了力气，于是抬头看看梧桐枝干掩映住的深蓝的天空，和已经到了正午的日头，便将脚跟旁兰花倒上的一杯浓酽的茶水，一口喝干了，这才嘟囔着“过两天再说”，陆陆续续地四散开了。
此时的村长富贵，正很没出息地窝在家里，等待风平浪静后，再像乌龟一样探出头来。而他的新闻发言人兰花，在笑脸送完最后一个村民后，终于能安静地骑上她叮当作响的二八车，佝偻着腰，疲惫地朝家中驶去。
在致富这条路上，兰花比谁都走得远。她像一个力大无穷的男人，有着永远使不完的劲，去打理被富贵忽略掉的家。如果富贵不当村长，他也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田里的庄稼，他干不了几锄头，就要蹲在地头上，歇上一歇。更别说家里撒开蹄子奔跑的牛啊羊啊猪啊鸡啊之类的，更会怎么烦扰着他，他恨不能拿起算盘和大队公章，躲到村委办公室去住。那里也的确有一张床，据说是花梨木做的，一辈辈流传下来，很是昂贵，大约是谁家超生，被计划生育小分队，给拉到村委会抵罚金的。于是女人们便闲言碎语，不知富贵跟兰花吵了架，在这床上睡觉，会不会梦到一个梨花一样漂亮的狐狸精。女人们当然不知道，花梨木根本不是梨树上长出来的，她们也不在乎别人笑话自己没文化，反正能拿富贵和兰花开涮取乐，她们随时都愿意聚在街头巷尾，嘁嘁喳喳地聊上一段唯恐全村人听不到的隐秘。她们还笑话兰花，一点女人的样子也没有，嫁给村长又能怎样，还不是天天早出晚归地下地干活？連一身像样的衣服舍不得买也就罢了，竟然，还天天穿着富贵当兵时的一套旧军服，一点村长老婆的样子都没有；瞧人家赵庄的村长媳妇，天天抹着香喷喷的雪花膏，嘴唇也红艳艳的，一口馒头咬下去，上面都是喜庆的红。
兰花从来不在意女人们的闲言碎语，她只要能够挣钱就可以了。她手里握着卷了毛的钞票，就像握着富贵一样有安全感。她一年到头，能养四头大肥猪，为了省下猪崽钱，她还特意买了一头老母猪。女人们于是称赞道：兰花家的母猪，每年下两三窝，一窝七八个，只猪崽钱，啧啧，也挣老鼻子了！村里人很少见富贵扛过豆饼啊棉花啊玉米啊之类的麻袋，倒是兰花，常常碰见她在粮库里满头大汗地晾晒粮食。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也会碰到富贵过来，大抵是领导一样，来视察工作的。他的胳肢窝下面，还夹着黑色皮革的公文包，看到兰花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肩头一百多斤的麻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他灵巧地一躲，到底没让那麻袋的一角，将他的脑袋给削了去。 大约在兰花的眼里，富贵天生就是“蹲办公室”的料儿。所以她不让他的鞋子上沾一点泥土，尽管大队院子，一下雨，就成了蓄水池，富贵的雨靴一点用也没有。如果不是怕村里人笑话，兰花肯定会豪情满怀地高高卷起裤腿，光着大脚板，蹲下身，背起富贵就大踏步趟着满院子水出门去。女人们都说，兰花上辈子一定是个男爷们儿，富贵才是个千金小姐，只因富贵没能嫁给她，才千里迢迢这辈子倒贴过来，心甘情愿地服侍富贵。
不过这一世，兰花服侍的可不只是富贵一个人，还有两个“龟孙儿子”。他们都长得很帅，跟富贵一样，有一张白净的脸，和沾不得世俗尘灰的心。兰花的小儿子二马跟我同学，还在读小学呢，就有了纨绔子弟的习气，不管走到哪儿，都有黑社会老大的派头，那阵势，比他爹富贵绕着村子挨家挨户收集资款还有范儿。在校园里遇到了老师，他也不怕挨训，因为打狗看主人，作为随时可能回家扛锄头当农民的民办老师，是不会得罪了村长家的公子哥儿的。而兰花读了中专的大儿子呢，听说更是嚣张，每天只顾着谈恋爱，根本不关心试卷上的分数；而且还打架，每次都让兰花跑到学校里向老师和被打的学生道歉，好像那打出去的拳头，是长在她兰花胳膊上的一样。
富贵是大忙人，每天只顾着给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解决村里的大小事务。两个儿子，自然从一生下来，也就扔给了兰花。兰花疼富贵，但对儿子却下得了狠手。有一年的夏天，窗外正下着大雨，兰花忽然凶神恶煞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也不顾老师还在上课，大踏步走到最后一排。就在兰花老鹰叼小鸡一样，想单手提起二马，暴打一顿的时候，身手矫健的二马，早就哧溜一声钻出了教室，并跟电影里悲壮的英雄一样，啊啊叫着冲进了大雨里。二马叫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但猜测他是纸老虎，故意吓唬兰花的，是用这纵身一跃的姿态，警告她，别再追了，否则一个雷电，可能让她没了这个宝贝儿子。可惜兰花是带着一股子宁肯不要儿子，也要将这个小偷捉拿归案、打个半死的豪迈，去追赶二马的；所以她也奋身一跃，撞进了雨幕之中。
于是整个的校园都沸腾起来，老师们也不上课了，跟着我们学生一起，一边披上白色的塑料袋子遮雨，一边用貌似劝阻实则是火上浇油的语气，冲兰花喊：兰花，别打了，二马也没偷多少钱，被雨浇坏了还得花钱治病！果然，这句话引来的效果非同凡响，兰花一声怒吼：我今天非得打死这个龟孙儿子不可！就连大雨似乎也听懂了这煽风点火的话，用更为热烈的气势，从天上的某个无底洞一样的窟窿里倾盆而出。我们站在教室的房檐下，觉得像在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赛跑，二马机敏地绕着校园大气不喘地飞奔，兰花则拿着一根粗棍子，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眼看着那棍子就要触到二马瘦削的脊梁骨了，偏偏，二马灵巧地一弯身，绕过一棵粗壮的梧桐树，朝反方向跑去；于是那棍子就啪一声钝响，落在湿漉漉的树干上，咔吧一下，断成了两截。
房檐下的老师和学生，都忍不住笑起来，觉得这母子俩上演的猫捉老鼠的大戏，真是精彩极了，实在应该给他们颁个奖状才是。还有不过瘾的，卷起裤腿，啪嗒啪嗒踩着水，用衣服遮住脑袋，站在雨地里，近距离观看这场演出。兰花完全不在乎观众的反应，好像在这个偌大的校园里，她就是老大，她打二马，跟在自家院子里训斥个鸡鸭没什么区别。好在老师们也都是村民，在学校里手执教鞭，放了学，照例割草喂猪，所以也就不怎么会对兰花的泼辣举止觉得震惊，只是当一场热闹的游戏来欣赏；看完了，拍拍手上的粉笔末，胳膊底下夹起课本，调侃几句，也就将此事给忘了。
二马也忘得飞快，第二天来上学，他坐在教室后面，跟男生炫耀他最新制作的弹弓，说可以将任何飞禽走兽瞬间击毙。有八卦的女生听了立刻问二马：你娘那么厉害，你要真杀了谁家的鸡啊狗啊，还不得活剥了你？二马嘴一撇，道：我娘刀子嘴豆腐心，她才舍不得打我，没看昨天一棍子打在了树干上，没动我一根毫毛吗？
不过很不幸，这话恰好让数学老师偷听了去，并很快传给了二马在学校做杂工的爷爷奶奶，据说二马又被摁在床上，狠狠地挨了一顿揍。但二马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兰花去邻居家借东西的功夫，他忍着屁股上的疼痛，揭开灶间的瓦片，将兰花藏在里面的小药瓶打开，抽出一张纸币，又迅速将药瓶回归原位，便逃出了家门。
二马给兰花带来的烦恼，终归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二马哥哥大马，才时不时地给村子里带回来爆炸性的新闻。比如大马恋爱谈了一场又一场，每一个女孩都在花完大馬口袋里的钱之后，就飞快离去。比如大马在街头跟小混混们打架，进医院缝了十几针。再比如，大马将一个女孩给弄怀孕了，学校扬言要开除他。这最后的一个新闻，瞬间点燃了全村人的热情和好奇。大家都对兰花充满了同情，像安慰村子里任何一个不幸流产的女人一样，纷纷走到兰花家里去，陪着她流一会儿眼泪，倾诉一番养育子女的不易，然后再顺便八卦点女孩怀孕打胎的细节，以及到底大马会不会被真的开除，成为日后全村人教育自家孩子的戒尺。女人们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家孩子的那些破事，又很认真地捕捉着兰花口中的信息，然后将那些最重要的部分，蝴蝶一样捉住了，再沿着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放飞出去。于是，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大马把人家女孩弄流产后，还无情无义地跟人家分了；而他爹富贵呢，作为村长，自然是有本事的，跑到市里去找人说和，总算让大马保住了学籍，得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只是女中豪杰一样的兰花，却因此备受打击，好像一场暴雨过后的棉花桃子，不再满溢着生机勃勃的绿，而是永远也不会在秋天绽放的死寂与晦暗。
等到我和二马这一拨人像打工潮中的农民一样，凭借着高考，全都涌进了城市，村子里就变得空荡起来。富贵从村长的职位上退休，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相，而兰花则继续在土地上忙碌刨食。只是土地上的粮食不再挣钱，村子里也没有多少人会再养猪养鸡，大家都奔到大城市里打工挣钱，而后在乡镇或者县城里买一套人人艳羡的楼房，给自己，也给需要结婚买房的儿孙后辈。兰花已经老了，大马二马都已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人们都说，富贵当村长闹腾下的那些钱，还不够给一个儿子买房子付首付的；而兰花这一辈子更是不易，粮食值钱的时候，挣的钱全被上学的两个儿子败干净，等到老了，没有力气外出打工了，偏偏赶上粮食也不值钱。于是女人们都说，兰花真是没赶上好时候，搁到现在，就她那大块头，好身板，一把子用不完的力气，到哪儿干活不刨腾下一笔丰厚家业？倒是那些曾经被她安慰过的穷人，早一步进了城，也便早一点脱了贫，并在遇到兰花的时候，忽然间可以直起跟她一样驼掉的脊背，问一声：二马他娘，怎么没去城里看孙子？ 兰花的脸，已经完全是铁锈色了，好像一把常年无人会打开的锁。她讪讪笑着，跟人点点头，回道：家里一堆事忙呢。
问话的人，于是心满意足，知道没有多少钱支持儿子在城市里买房买车的兰花，也便没有多少“资格”，去看护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给人做了上门女婿。曾经粗声大嗓地训斥儿子的兰花，和退了休失了权的富贵，终于被搬进县城住了楼房的村人，给忘记了。就像，忘记乡下一头老去的、永远不再有力气耕地的黄牛。
洪先生
村里赤脚大夫跟我们家一样姓王，但村里人却都尊称他为洪先生，“洪”自然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洪先生个子矮小，但却学识渊博，再加上乐善好施，十里八乡认识他的人，但凡找他办事，总是有求必应，所以村里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地给他递一支烟，笑眯眯地问一声好，或者直接拉他去家里喝一杯清茶。
那时候大夫和老师，都是有学问的人，也自然是“吃国库粮”的，所以在乡下都是受人艳羡的职业。洪先生最初是自己做赤脚大夫的，后来考了医生执照，就到乡镇医院去上班了。但洪先生从未因此脱离过乡土生活，反而因此跟他出生的村子，关系愈发地近了。每个周末，他都骑车回到村子里来，还没到村口，就跳下了车，因为一路上不停地有人跟他打招呼，或者当街就向他咨询大病小情。于是便常会看到洪先生握着一个人的手腕，安静地听一下脉象，又让人张大了嘴，看看舌苔。小孩子们也喜欢脆生生地冲他喊“洪先生”，当然都是大人教的，因为洪先生的黑色提包里，从来不会只装着听诊器，一定会有一把亮晶晶的水果糖，是专门分发给小孩子们的。
不用说，吃了国库粮的洪先生，在村子里的地位愈发地高了。差不多每个学习好的孩子，都受过洪先生的恩惠，小到一个过年时的红包，大到一笔以借的名义但可能永远都不用还的学费。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一定会请洪先生在上座，主人的亲戚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谁让人家洪先生给的红包多呢，有微微嫉妒的人这么说。
但洪先生去谁家的次数，都没有来我家多。一则是母亲曾经跟着他做过两年的赤脚医生，算是师徒情谊；二则是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满墙的奖状，当然会吸引爱才的洪先生前来，跟父亲共商我的前途。
这自然惹得全村人羡慕。尤其洪先生的本家亲戚们，每次来叫洪先生去吃饭，都会带着点意见开玩笑说：哎呀，洪先生爱才爱得连亲戚家孩子过生日都给忘了啊！洪先生从来都是好脾气，笑呵呵道：什么都没有孩子的学习重要，谁家孩子学习好，我都喜欢。那亲戚听了又玩笑：你要是村長啊，非得将咱们村变成个状元村不可！洪先生听了这句话很受用，哈哈大笑着起了身，临走，不忘了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拿去买书看。来的亲戚眼睛不住地盯着洪先生的衣兜，看上去有些微的紧张，好像那里会掏空了，没有给他们家孩子的生日红包了一样。
其实村子里是没有给小孩子过生日的习惯的，即便是老人，也都是60岁之后，才会过寿。但是洪先生那些年轻的侄子媳妇们，有的是办法，让洪先生多掏一些钱出来。他们明知洪先生家里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正在读书，吃喝拉撒的费用，一点不比别人家少。后来是对人情世故看得透彻的某个女人，一语点破这些侄子媳妇们的用意：反正洪先生是没有儿子的，存了钱，又朝哪儿花？不如散尽了舒服，况且他老了，或许还得需要侄子们养老，但他到时候有退休金，谁能将这个香饽饽给抢过来，就意味着将洪先生的工资卡，给牢牢攥在了自己手心里。
或许，在洪先生刚刚成了“公家人”的时候，那些但凡跟他有点关系的亲戚们，就已经如暗夜里的野狼，睁大了贪婪的双眼，只等着在恰当的时机，一口吞下这个肥硕的猎物。洪先生也果然是好心的东郭先生，并不关心狼们的意图是什么，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那些恳求他的人，当然，他的施予也是有高有低的，而高低划分的标准，则是这一家的孩子，成绩是否优秀。
无疑，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爹娘，都跟洪先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来往。过年的时候，得了奖状，考了好成绩，一定要汇报给洪先生。那时的洪先生，总是穿了挺括的中山装，将一支好看的钢笔，别在上衣的口袋里，而后像旧时的私塾先生一样，等弟子们前来叩拜。我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洪先生的妻子，一个面容有些忧郁的家庭主妇。我觉得也只有她能够配得上读书很多的洪先生，她的文静与贤淑，将她跟村里那些喜欢骂街的女人们，很鲜明地区分开来。
洪先生在我的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夸过自己的妻子，父亲每次都默默地听完，一句话不说，是等到洪先生走了，才对母亲夸道：看人家洪先生的老婆，多柔顺，哪个男人娶了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过得舒坦，人家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了，连架都很少吵……
母亲每次都拿同样的一句话，堵住了父亲的嘴：她有资格吵架吗？一辈子生了四个闺女，没一个“带把的”，洪先生这么折腾败家，还不是因为没儿子，留了钱没用处么？
我相信全村的女人们，都像母亲这样刻薄过。而洪先生妻子脸上的忧郁，也一定来自于此。于是但凡有儿子的女人，在洪先生妻子面前，都好像高了一截。这让跟洪先生一样善良的女人，见了谁，都一副谦卑的模样。洪先生是没有什么男尊女卑思想的，他极爱读书，尤其是《红楼梦》，因此跟贾宝玉一样，有一副珍惜女孩子的菩萨心肠。但这样两个活菩萨，却在这一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最终，在洪先生四十岁那年，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没有给洪先生生下儿子的压力，上吊自杀。
这一事件，给洪先生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他带着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搬到了乡镇医院里，村里的那个老宅院，自此就一年年空了下去。而洪先生与乡下那些或许在妻子面前搬弄过是非口舌的亲戚们，也慢慢地没有以前那样热络。过年的时候，任谁来叫，都不再去，只象征性地去自己哥哥家里坐坐，说上半晌话，也就起身走了。
我那时已经读了初中，学校离洪先生的医院只隔着一条马路。于是在母亲的“教唆”和责骂下，我常常去洪先生家里“走动走动”。但我始终是个笨嘴拙舌又没有眼色的人，于是每次去，也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话话家常。洪先生像光棍一样生活简单，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必须用到的锅碗瓢盆，连医院里常常发的宣传画，他都懒得贴上一张。我不喜欢在他的宿舍一样的房间里待着，那里只有医院的来苏水味，缺乏女人柔和气息；好像冬天结冰的铲子，碰到冷锅冷灶的感觉。他的小女儿在读卫校，并不时常回家，他因此连一日三餐，都省俭成了两餐，甚至在医院里忙起来，直接简化成一餐。 那时我已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而在无意中跟洪先生提及正读的书时，他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亮光。这亮光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庭院里看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洪先生。大约，在人生中，很少有人能够跟洪先生谈文学里的事，偶尔，他跟我正使着蛮劲编筐的父亲，谈起《水浒传》和《红楼梦》，曾经是文学青年的父亲，也只是迫于他对我学业的那点“用处”，而应付他几句而已。洪先生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找他操心的，不外乎都是钱的事，也没有人关心失去了妻子的他，精神上会有怎样的苦闷，而这样的苦闷，在一个书生气的男人身上，又是怎样加重了的。
于是，忽然间发现我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培养的写作苗子时，洪先生忍不住欣喜地告诉我的父母，言谈里自然是将我夸耀一番的。但父母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只需我学习好，可以考上大学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爱好与兴趣，他们不关心，也不懂得关心。于是，每次去我家，可以让洪先生觉得有话可聊的人，又增加了一个我。他总是让我拿作文给他看，我其实并不乐意，好像那是自己的隐私，而洪先生又特意要为了窥探这隐私而来一样。但大多数时候，我倒是愿意跟洪先生聊聊自己喜欢的书，我也因此从他扩充的故事里，获得更多的阅读的快乐。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我与洪先生聊得开怀大笑的时候，外人的风言风语，正怎样刮了过来。
是母亲先冲我吼开的：记住了，以后一个人不准去洪先生家！别人都说他神经不正常！母亲沒有说更多的话，但我却立刻领会到了那更深一层的意思。我想起一次偶尔听到的村里女人们的刻薄话，说，自从洪先生死了老婆，跟哪个女人聊得多一些，哪个女人肯定就是危险的。洪先生的危险，原来在女人们嘴里，是连像我一样的小女孩，也不肯放过的。尽管，我听到母亲警告的那一刻，内心无比地震惊和羞耻。
我很快学会了跟洪先生保持距离，尽管，为了钱的缘故，母亲像村里任何一个女人所做的那样，在他的面前，说很多的好话，一转身，便拿了他送我的压岁钱，去迎合别的女人对一个老鳏夫的刻薄。人前奉承，人后嘲讽，是乡下人最擅长的事。我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不碰触任何危险的人。那时，我已读了高中，和洪先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但我却自觉地离他愈发地远。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县城，洪先生也在退休后，被县城里某个诊所聘请为大夫，因此在附近租房居住。他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住在有小院子的平房里，他的女儿们全都出嫁了，曾经在洪先生嘴里，最孝顺的小女儿，说完等洪先生老了就养他的话，没过几年，也将他丢弃在租来的院子里，任其自生自灭，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过来看上一眼，讨要一些压岁钱，就热闹地离开了。那些村里的亲戚们，也依然是需要用他的时候，才热情洋溢地接他回村里居住，好心侍奉着他，就像供奉一个有着鼓涨钱袋的财神爷。
洪先生跟我们家常走动的事情，母亲怕遭人嫉妒，从不对村里任何人提及，她也不许我和弟弟说，好像洪先生在我们家，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亲戚。有时出于心理平衡，母亲会去给洪先生打扫下卫生，或者买些棉花，做一床新被；也有时候，邀他到家里来吃饭。洪先生从来不会空手来，总是提很多的东西。全家人都心安理得地吃着洪先生请的好饭，除了我。尽管，我知道洪先生是因为欣赏我这样一个“可造之材”，才每次兴冲冲地过来，并希望我能跟他聊一些看过的书。可是，他越是这样热情，我便越是冷淡，好像，我完全不关心他在金钱和精神上的付出。尤其，当父母在我们面前，听我和洪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更是表现出完全忽略了洪先生存在的冷漠。
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父母，去洪先生小院里，跟他坐上一两个时辰，喝一壶淡茶，聊聊生活，谈谈文字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的内心是自由的；无需看父母的眼色，或者无端地被他们打断，训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到底哪些话是该说的，哪些又是不该说的呢，我没有太清晰的界限，界限是父母划定的，我只能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一切从功利角度出发的裁决。但是，当满院子的阳光，晒得人心暖洋洋的，墙根下的丝瓜，不断地向上攀援，一直到那细细的丝线一样新生的茎，在蓝天下轻微地颤动，所有被父母训斥的那些点滴，都似乎消失掉了。我和洪先生像忘年交一样，开心地大笑，畅通无阻地交流。我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他则将朱红色的中药柜里，那些有好听名字的草药的习性，一一传授给我。那一刻，我和洪先生，隔着38年的时光，却息息相通。
但这样的时光，并不太多。我始终怕洪先生某一天忽然在父母面前提及这些美好的片段，因此招来母亲的呵斥，并阻止我跟洪先生继续来往；所以在短暂的热情后，像一壶冷却的热水，我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淡，看父母和其他村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地分裂地活着。甚至，有时候看洪先生提了下酒的好菜肴，走进我家同样租来的破旧的房子，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自己的书，是洪先生讪讪地坐上一会儿，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又起身离去了，我才难过地看一眼桌子上那袋孤独的酒肴，知道自己和村里女人们一样，是残忍的。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不会向母亲打听洪先生的生活，我知道母亲也不会对我说任何事，甚至她还会训斥我：问他做什么？！这个没有攒下一分钱、也没有买到一栋房子的衰颓苍老的男人，在周围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价值。就连说要给他养老的女儿，也因自己的公婆，无法将他接到身边。因为小脑萎缩，而很快行动不便的洪先生，住进了县城的养老院——在乡下人眼里，那是无儿无女的可怜光棍们才会选择的地方。
将工资交给了养老院作为养老费用的洪先生，自此再也不曾被人提起。有时路过养老院，我总会低着头，快速地走过，生怕那一群聚在门口下棋打牌闲聊的老人里，会有那么一个，忽然间站起来，向我走过来，并拦住我说：你忘了很多年以前，我曾在你去西安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支援过你的二百块钱了吗？
是的，我怕。或许，每一个躲着洪先生远走的村民，都怕他这样伸出干枯的手，讨要曾经慷慨的付出；尽管，洪先生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些馈赠。所有人怕的，不过是内心里那个欠下过洪先生很多人情的自己。
洪先生是个好人，好人却终没有美好的结局。在我三十岁那年，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
他是安静地上路的。我想。
责任编辑 王小朋
村长家的女人，似乎天生就顶着光环，在村子里走路，都要昂着头，视线翻到天上去，并随时准备接受村人的讨好巴结和谄媚。甚至她不小心跌了一跤，都会有人过来陪着肉疼。这是大部分村长家女人们的表情。在小小的、自成一个王国的村子里，村长家的女人，简直就是武则天、慈禧太后，在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位置，多少，都是骄傲的。
但村长富贵家的女人兰花，则跟走路摇曳生姿的村长夫人，不怎么沾边。否则，村人会给她起名喇叭花、蒲公英之类飘逸的名字，而不是授予她“棉花桃子”这样坚硬的外号。棉花当然是柔软的，云朵一样洁白的、浪漫的，可那是秋天；在秋天没有到来，人们还在忙着给棉花打叉子的时候，棉花桃子是没有丝毫美感可言的。它们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硬得根本就剥不开，如果摘下来，拿来砸人，其杀伤力一点也不比石头逊色。所以可以想见，村长家的女人兰花，长得有多么虎背熊腰，而这粗壮外表掩盖下的一颗心，却又有截然相反的柔韧，甚至在某些时刻，会忽然间裂开坚硬的外壳，流出洁白的棉絮。
村长富贵虽然是芝麻官，但在我们村里，绝对是说一不二的厉害人物。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常常有村民跑到陈设简单的村长办公室里，闹着要将某一笔账目搞个清楚。富贵老婆兰花自然是不参政的，但她在幕后垂帘听政，但凡富贵白天里捅下的娄子，兰花总能趁着夜色掩映，提了一斤白糖或者桃酥，骑着破二八自行车，到人家里登门拜访，将仇恨和矛盾，及时消解在合理范围之内；至少，不至于一触即燃，将村长家给一锅端了。
兰花说话总是粗声大嗓的，如果房顶不牢靠，她一开口，都会扑簌簌地飘下土来。那土恰好落在主人吃饭的碗里，不由得对旁边喋喋不休的兰花多关注一些。尽管，她来了打定主意是要将倔强的牛，给掉转矛头的。如果是在戏台上，兰花肯定是威风凛凛的武生，保护着富贵这一文弱书生。她的脸黑黑的，从来都是男人一样的短头发。她和富贵走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为他扫荡世间一切障碍的大哥，也无需动手，只是一嗓子吼出来，便会将男人们吓倒一片。大家因此便不明白，富贵怎么就看上了男人婆一样的兰花，或许是她老黄牛一样能吃苦耐劳？或许是她娘家有什么家产可以继承？或许是兰花的老子，能让富贵的官职，再上一层楼？也或许，是媒人忽悠富贵说，兰花有旺夫相？总之，富贵在娶了兰花后，像皇帝一样，一任接一任地将村长做下去，虽然没有继续升官的迹象，但至少，发点小财，还是可以做到的。
村民们因此眼红富贵，尽管村里的财务明细，是常常在村里的黑板上公布的。但大家还是觉得，村头河沿上一批属于集体的树，被卖掉后，资金去向不明，富贵有必要向大家老实交代，究竟怎么回事。于是一群男人女人，被某个跟富贵有私仇的人煽动着，涌进了村长办公室。富贵虽然气势犹存，但无奈势单力薄，好汉不吃眼前亏，找个出去撒尿的理由，就开溜了。当然，为他保驾护航的是他老婆兰花。兰花张开胳膊，像张开翅膀的母鸡一样，结实地将一帮大老爷们儿全给挡住了。她也不恼不怒，不像富贵，拍案而起，谁都不服。她就这样阻拦着想要追赶富贵的人，笑呵呵地哄劝着那些老哥老嫂子们，让他们别动气，到办公室来喝杯茶，她刚刚带了一点好茶叶，连富贵都没舍得给喝呢。
都是一个大队的，况且还要赶着回家给自己家的老人孩子做饭，院子里的鸡啊鸭啊狗啊，也等着喂食，田里的玉米更是被烤焦了，需要抓阄浇地，因此谁也没有时间在这里耗着，没必要为了一笔想象中的“巨款”，无休无止地闹腾下去。于是老少爷们儿纷纷走出办公室，在村委会空荡的院子里，半是不服半是泄气地蹲下身去，将兰花当成富贵的替身，好一通发泄和指责，直说到肚子饿得没有了力气，于是抬头看看梧桐枝干掩映住的深蓝的天空，和已经到了正午的日头，便将脚跟旁兰花倒上的一杯浓酽的茶水，一口喝干了，这才嘟囔着“过两天再说”，陆陆续续地四散开了。
此时的村长富贵，正很没出息地窝在家里，等待风平浪静后，再像乌龟一样探出头来。而他的新闻发言人兰花，在笑脸送完最后一个村民后，终于能安静地骑上她叮当作响的二八车，佝偻着腰，疲惫地朝家中驶去。
在致富这条路上，兰花比谁都走得远。她像一个力大无穷的男人，有着永远使不完的劲，去打理被富贵忽略掉的家。如果富贵不当村长，他也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田里的庄稼，他干不了几锄头，就要蹲在地头上，歇上一歇。更别说家里撒开蹄子奔跑的牛啊羊啊猪啊鸡啊之类的，更会怎么烦扰着他，他恨不能拿起算盘和大队公章，躲到村委办公室去住。那里也的确有一张床，据说是花梨木做的，一辈辈流传下来，很是昂贵，大约是谁家超生，被计划生育小分队，给拉到村委会抵罚金的。于是女人们便闲言碎语，不知富贵跟兰花吵了架，在这床上睡觉，会不会梦到一个梨花一样漂亮的狐狸精。女人们当然不知道，花梨木根本不是梨树上长出来的，她们也不在乎别人笑话自己没文化，反正能拿富贵和兰花开涮取乐，她们随时都愿意聚在街头巷尾，嘁嘁喳喳地聊上一段唯恐全村人听不到的隐秘。她们还笑话兰花，一点女人的样子也没有，嫁给村长又能怎样，还不是天天早出晚归地下地干活？連一身像样的衣服舍不得买也就罢了，竟然，还天天穿着富贵当兵时的一套旧军服，一点村长老婆的样子都没有；瞧人家赵庄的村长媳妇，天天抹着香喷喷的雪花膏，嘴唇也红艳艳的，一口馒头咬下去，上面都是喜庆的红。
兰花从来不在意女人们的闲言碎语，她只要能够挣钱就可以了。她手里握着卷了毛的钞票，就像握着富贵一样有安全感。她一年到头，能养四头大肥猪，为了省下猪崽钱，她还特意买了一头老母猪。女人们于是称赞道：兰花家的母猪，每年下两三窝，一窝七八个，只猪崽钱，啧啧，也挣老鼻子了！村里人很少见富贵扛过豆饼啊棉花啊玉米啊之类的麻袋，倒是兰花，常常碰见她在粮库里满头大汗地晾晒粮食。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也会碰到富贵过来，大抵是领导一样，来视察工作的。他的胳肢窝下面，还夹着黑色皮革的公文包，看到兰花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肩头一百多斤的麻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他灵巧地一躲，到底没让那麻袋的一角，将他的脑袋给削了去。 大约在兰花的眼里，富贵天生就是“蹲办公室”的料儿。所以她不让他的鞋子上沾一点泥土，尽管大队院子，一下雨，就成了蓄水池，富贵的雨靴一点用也没有。如果不是怕村里人笑话，兰花肯定会豪情满怀地高高卷起裤腿，光着大脚板，蹲下身，背起富贵就大踏步趟着满院子水出门去。女人们都说，兰花上辈子一定是个男爷们儿，富贵才是个千金小姐，只因富贵没能嫁给她，才千里迢迢这辈子倒贴过来，心甘情愿地服侍富贵。
不过这一世，兰花服侍的可不只是富贵一个人，还有两个“龟孙儿子”。他们都长得很帅，跟富贵一样，有一张白净的脸，和沾不得世俗尘灰的心。兰花的小儿子二马跟我同学，还在读小学呢，就有了纨绔子弟的习气，不管走到哪儿，都有黑社会老大的派头，那阵势，比他爹富贵绕着村子挨家挨户收集资款还有范儿。在校园里遇到了老师，他也不怕挨训，因为打狗看主人，作为随时可能回家扛锄头当农民的民办老师，是不会得罪了村长家的公子哥儿的。而兰花读了中专的大儿子呢，听说更是嚣张，每天只顾着谈恋爱，根本不关心试卷上的分数；而且还打架，每次都让兰花跑到学校里向老师和被打的学生道歉，好像那打出去的拳头，是长在她兰花胳膊上的一样。
富贵是大忙人，每天只顾着给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解决村里的大小事务。两个儿子，自然从一生下来，也就扔给了兰花。兰花疼富贵，但对儿子却下得了狠手。有一年的夏天，窗外正下着大雨，兰花忽然凶神恶煞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也不顾老师还在上课，大踏步走到最后一排。就在兰花老鹰叼小鸡一样，想单手提起二马，暴打一顿的时候，身手矫健的二马，早就哧溜一声钻出了教室，并跟电影里悲壮的英雄一样，啊啊叫着冲进了大雨里。二马叫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但猜测他是纸老虎，故意吓唬兰花的，是用这纵身一跃的姿态，警告她，别再追了，否则一个雷电，可能让她没了这个宝贝儿子。可惜兰花是带着一股子宁肯不要儿子，也要将这个小偷捉拿归案、打个半死的豪迈，去追赶二马的；所以她也奋身一跃，撞进了雨幕之中。
于是整个的校园都沸腾起来，老师们也不上课了，跟着我们学生一起，一边披上白色的塑料袋子遮雨，一边用貌似劝阻实则是火上浇油的语气，冲兰花喊：兰花，别打了，二马也没偷多少钱，被雨浇坏了还得花钱治病！果然，这句话引来的效果非同凡响，兰花一声怒吼：我今天非得打死这个龟孙儿子不可！就连大雨似乎也听懂了这煽风点火的话，用更为热烈的气势，从天上的某个无底洞一样的窟窿里倾盆而出。我们站在教室的房檐下，觉得像在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赛跑，二马机敏地绕着校园大气不喘地飞奔，兰花则拿着一根粗棍子，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眼看着那棍子就要触到二马瘦削的脊梁骨了，偏偏，二马灵巧地一弯身，绕过一棵粗壮的梧桐树，朝反方向跑去；于是那棍子就啪一声钝响，落在湿漉漉的树干上，咔吧一下，断成了两截。
房檐下的老师和学生，都忍不住笑起来，觉得这母子俩上演的猫捉老鼠的大戏，真是精彩极了，实在应该给他们颁个奖状才是。还有不过瘾的，卷起裤腿，啪嗒啪嗒踩着水，用衣服遮住脑袋，站在雨地里，近距离观看这场演出。兰花完全不在乎观众的反应，好像在这个偌大的校园里，她就是老大，她打二马，跟在自家院子里训斥个鸡鸭没什么区别。好在老师们也都是村民，在学校里手执教鞭，放了学，照例割草喂猪，所以也就不怎么会对兰花的泼辣举止觉得震惊，只是当一场热闹的游戏来欣赏；看完了，拍拍手上的粉笔末，胳膊底下夹起课本，调侃几句，也就将此事给忘了。
二马也忘得飞快，第二天来上学，他坐在教室后面，跟男生炫耀他最新制作的弹弓，说可以将任何飞禽走兽瞬间击毙。有八卦的女生听了立刻问二马：你娘那么厉害，你要真杀了谁家的鸡啊狗啊，还不得活剥了你？二马嘴一撇，道：我娘刀子嘴豆腐心，她才舍不得打我，没看昨天一棍子打在了树干上，没动我一根毫毛吗？
不过很不幸，这话恰好让数学老师偷听了去，并很快传给了二马在学校做杂工的爷爷奶奶，据说二马又被摁在床上，狠狠地挨了一顿揍。但二马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兰花去邻居家借东西的功夫，他忍着屁股上的疼痛，揭开灶间的瓦片，将兰花藏在里面的小药瓶打开，抽出一张纸币，又迅速将药瓶回归原位，便逃出了家门。
二马给兰花带来的烦恼，终归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二马哥哥大马，才时不时地给村子里带回来爆炸性的新闻。比如大马恋爱谈了一场又一场，每一个女孩都在花完大馬口袋里的钱之后，就飞快离去。比如大马在街头跟小混混们打架，进医院缝了十几针。再比如，大马将一个女孩给弄怀孕了，学校扬言要开除他。这最后的一个新闻，瞬间点燃了全村人的热情和好奇。大家都对兰花充满了同情，像安慰村子里任何一个不幸流产的女人一样，纷纷走到兰花家里去，陪着她流一会儿眼泪，倾诉一番养育子女的不易，然后再顺便八卦点女孩怀孕打胎的细节，以及到底大马会不会被真的开除，成为日后全村人教育自家孩子的戒尺。女人们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家孩子的那些破事，又很认真地捕捉着兰花口中的信息，然后将那些最重要的部分，蝴蝶一样捉住了，再沿着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放飞出去。于是，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大马把人家女孩弄流产后，还无情无义地跟人家分了；而他爹富贵呢，作为村长，自然是有本事的，跑到市里去找人说和，总算让大马保住了学籍，得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只是女中豪杰一样的兰花，却因此备受打击，好像一场暴雨过后的棉花桃子，不再满溢着生机勃勃的绿，而是永远也不会在秋天绽放的死寂与晦暗。
等到我和二马这一拨人像打工潮中的农民一样，凭借着高考，全都涌进了城市，村子里就变得空荡起来。富贵从村长的职位上退休，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相，而兰花则继续在土地上忙碌刨食。只是土地上的粮食不再挣钱，村子里也没有多少人会再养猪养鸡，大家都奔到大城市里打工挣钱，而后在乡镇或者县城里买一套人人艳羡的楼房，给自己，也给需要结婚买房的儿孙后辈。兰花已经老了，大马二马都已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人们都说，富贵当村长闹腾下的那些钱，还不够给一个儿子买房子付首付的；而兰花这一辈子更是不易，粮食值钱的时候，挣的钱全被上学的两个儿子败干净，等到老了，没有力气外出打工了，偏偏赶上粮食也不值钱。于是女人们都说，兰花真是没赶上好时候，搁到现在，就她那大块头，好身板，一把子用不完的力气，到哪儿干活不刨腾下一笔丰厚家业？倒是那些曾经被她安慰过的穷人，早一步进了城，也便早一点脱了贫，并在遇到兰花的时候，忽然间可以直起跟她一样驼掉的脊背，问一声：二马他娘，怎么没去城里看孙子？ 兰花的脸，已经完全是铁锈色了，好像一把常年无人会打开的锁。她讪讪笑着，跟人点点头，回道：家里一堆事忙呢。
问话的人，于是心满意足，知道没有多少钱支持儿子在城市里买房买车的兰花，也便没有多少“资格”，去看护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给人做了上门女婿。曾经粗声大嗓地训斥儿子的兰花，和退了休失了权的富贵，终于被搬进县城住了楼房的村人，给忘记了。就像，忘记乡下一头老去的、永远不再有力气耕地的黄牛。
洪先生
村里赤脚大夫跟我们家一样姓王，但村里人却都尊称他为洪先生，“洪”自然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洪先生个子矮小，但却学识渊博，再加上乐善好施，十里八乡认识他的人，但凡找他办事，总是有求必应，所以村里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地给他递一支烟，笑眯眯地问一声好，或者直接拉他去家里喝一杯清茶。
那时候大夫和老师，都是有学问的人，也自然是“吃国库粮”的，所以在乡下都是受人艳羡的职业。洪先生最初是自己做赤脚大夫的，后来考了医生执照，就到乡镇医院去上班了。但洪先生从未因此脱离过乡土生活，反而因此跟他出生的村子，关系愈发地近了。每个周末，他都骑车回到村子里来，还没到村口，就跳下了车，因为一路上不停地有人跟他打招呼，或者当街就向他咨询大病小情。于是便常会看到洪先生握着一个人的手腕，安静地听一下脉象，又让人张大了嘴，看看舌苔。小孩子们也喜欢脆生生地冲他喊“洪先生”，当然都是大人教的，因为洪先生的黑色提包里，从来不会只装着听诊器，一定会有一把亮晶晶的水果糖，是专门分发给小孩子们的。
不用说，吃了国库粮的洪先生，在村子里的地位愈发地高了。差不多每个学习好的孩子，都受过洪先生的恩惠，小到一个过年时的红包，大到一笔以借的名义但可能永远都不用还的学费。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一定会请洪先生在上座，主人的亲戚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谁让人家洪先生给的红包多呢，有微微嫉妒的人这么说。
但洪先生去谁家的次数，都没有来我家多。一则是母亲曾经跟着他做过两年的赤脚医生，算是师徒情谊；二则是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满墙的奖状，当然会吸引爱才的洪先生前来，跟父亲共商我的前途。
这自然惹得全村人羡慕。尤其洪先生的本家亲戚们，每次来叫洪先生去吃饭，都会带着点意见开玩笑说：哎呀，洪先生爱才爱得连亲戚家孩子过生日都给忘了啊！洪先生从来都是好脾气，笑呵呵道：什么都没有孩子的学习重要，谁家孩子学习好，我都喜欢。那亲戚听了又玩笑：你要是村長啊，非得将咱们村变成个状元村不可！洪先生听了这句话很受用，哈哈大笑着起了身，临走，不忘了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拿去买书看。来的亲戚眼睛不住地盯着洪先生的衣兜，看上去有些微的紧张，好像那里会掏空了，没有给他们家孩子的生日红包了一样。
其实村子里是没有给小孩子过生日的习惯的，即便是老人，也都是60岁之后，才会过寿。但是洪先生那些年轻的侄子媳妇们，有的是办法，让洪先生多掏一些钱出来。他们明知洪先生家里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正在读书，吃喝拉撒的费用，一点不比别人家少。后来是对人情世故看得透彻的某个女人，一语点破这些侄子媳妇们的用意：反正洪先生是没有儿子的，存了钱，又朝哪儿花？不如散尽了舒服，况且他老了，或许还得需要侄子们养老，但他到时候有退休金，谁能将这个香饽饽给抢过来，就意味着将洪先生的工资卡，给牢牢攥在了自己手心里。
或许，在洪先生刚刚成了“公家人”的时候，那些但凡跟他有点关系的亲戚们，就已经如暗夜里的野狼，睁大了贪婪的双眼，只等着在恰当的时机，一口吞下这个肥硕的猎物。洪先生也果然是好心的东郭先生，并不关心狼们的意图是什么，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那些恳求他的人，当然，他的施予也是有高有低的，而高低划分的标准，则是这一家的孩子，成绩是否优秀。
无疑，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爹娘，都跟洪先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来往。过年的时候，得了奖状，考了好成绩，一定要汇报给洪先生。那时的洪先生，总是穿了挺括的中山装，将一支好看的钢笔，别在上衣的口袋里，而后像旧时的私塾先生一样，等弟子们前来叩拜。我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洪先生的妻子，一个面容有些忧郁的家庭主妇。我觉得也只有她能够配得上读书很多的洪先生，她的文静与贤淑，将她跟村里那些喜欢骂街的女人们，很鲜明地区分开来。
洪先生在我的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夸过自己的妻子，父亲每次都默默地听完，一句话不说，是等到洪先生走了，才对母亲夸道：看人家洪先生的老婆，多柔顺，哪个男人娶了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过得舒坦，人家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了，连架都很少吵……
母亲每次都拿同样的一句话，堵住了父亲的嘴：她有资格吵架吗？一辈子生了四个闺女，没一个“带把的”，洪先生这么折腾败家，还不是因为没儿子，留了钱没用处么？
我相信全村的女人们，都像母亲这样刻薄过。而洪先生妻子脸上的忧郁，也一定来自于此。于是但凡有儿子的女人，在洪先生妻子面前，都好像高了一截。这让跟洪先生一样善良的女人，见了谁，都一副谦卑的模样。洪先生是没有什么男尊女卑思想的，他极爱读书，尤其是《红楼梦》，因此跟贾宝玉一样，有一副珍惜女孩子的菩萨心肠。但这样两个活菩萨，却在这一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最终，在洪先生四十岁那年，他的妻子因无法忍受没有给洪先生生下儿子的压力，上吊自杀。
这一事件，给洪先生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他带着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搬到了乡镇医院里，村里的那个老宅院，自此就一年年空了下去。而洪先生与乡下那些或许在妻子面前搬弄过是非口舌的亲戚们，也慢慢地没有以前那样热络。过年的时候，任谁来叫，都不再去，只象征性地去自己哥哥家里坐坐，说上半晌话，也就起身走了。
我那时已经读了初中，学校离洪先生的医院只隔着一条马路。于是在母亲的“教唆”和责骂下，我常常去洪先生家里“走动走动”。但我始终是个笨嘴拙舌又没有眼色的人，于是每次去，也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话话家常。洪先生像光棍一样生活简单，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必须用到的锅碗瓢盆，连医院里常常发的宣传画，他都懒得贴上一张。我不喜欢在他的宿舍一样的房间里待着，那里只有医院的来苏水味，缺乏女人柔和气息；好像冬天结冰的铲子，碰到冷锅冷灶的感觉。他的小女儿在读卫校，并不时常回家，他因此连一日三餐，都省俭成了两餐，甚至在医院里忙起来，直接简化成一餐。 那时我已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而在无意中跟洪先生提及正读的书时，他的眼睛里，竟然有了亮光。这亮光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庭院里看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洪先生。大约，在人生中，很少有人能够跟洪先生谈文学里的事，偶尔，他跟我正使着蛮劲编筐的父亲，谈起《水浒传》和《红楼梦》，曾经是文学青年的父亲，也只是迫于他对我学业的那点“用处”，而应付他几句而已。洪先生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找他操心的，不外乎都是钱的事，也没有人关心失去了妻子的他，精神上会有怎样的苦闷，而这样的苦闷，在一个书生气的男人身上，又是怎样加重了的。
于是，忽然间发现我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培养的写作苗子时，洪先生忍不住欣喜地告诉我的父母，言谈里自然是将我夸耀一番的。但父母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只需我学习好，可以考上大学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爱好与兴趣，他们不关心，也不懂得关心。于是，每次去我家，可以让洪先生觉得有话可聊的人，又增加了一个我。他总是让我拿作文给他看，我其实并不乐意，好像那是自己的隐私，而洪先生又特意要为了窥探这隐私而来一样。但大多数时候，我倒是愿意跟洪先生聊聊自己喜欢的书，我也因此从他扩充的故事里，获得更多的阅读的快乐。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我与洪先生聊得开怀大笑的时候，外人的风言风语，正怎样刮了过来。
是母亲先冲我吼开的：记住了，以后一个人不准去洪先生家！别人都说他神经不正常！母亲沒有说更多的话，但我却立刻领会到了那更深一层的意思。我想起一次偶尔听到的村里女人们的刻薄话，说，自从洪先生死了老婆，跟哪个女人聊得多一些，哪个女人肯定就是危险的。洪先生的危险，原来在女人们嘴里，是连像我一样的小女孩，也不肯放过的。尽管，我听到母亲警告的那一刻，内心无比地震惊和羞耻。
我很快学会了跟洪先生保持距离，尽管，为了钱的缘故，母亲像村里任何一个女人所做的那样，在他的面前，说很多的好话，一转身，便拿了他送我的压岁钱，去迎合别的女人对一个老鳏夫的刻薄。人前奉承，人后嘲讽，是乡下人最擅长的事。我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不碰触任何危险的人。那时，我已读了高中，和洪先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但我却自觉地离他愈发地远。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县城，洪先生也在退休后，被县城里某个诊所聘请为大夫，因此在附近租房居住。他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住在有小院子的平房里，他的女儿们全都出嫁了，曾经在洪先生嘴里，最孝顺的小女儿，说完等洪先生老了就养他的话，没过几年，也将他丢弃在租来的院子里，任其自生自灭，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过来看上一眼，讨要一些压岁钱，就热闹地离开了。那些村里的亲戚们，也依然是需要用他的时候，才热情洋溢地接他回村里居住，好心侍奉着他，就像供奉一个有着鼓涨钱袋的财神爷。
洪先生跟我们家常走动的事情，母亲怕遭人嫉妒，从不对村里任何人提及，她也不许我和弟弟说，好像洪先生在我们家，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亲戚。有时出于心理平衡，母亲会去给洪先生打扫下卫生，或者买些棉花，做一床新被；也有时候，邀他到家里来吃饭。洪先生从来不会空手来，总是提很多的东西。全家人都心安理得地吃着洪先生请的好饭，除了我。尽管，我知道洪先生是因为欣赏我这样一个“可造之材”，才每次兴冲冲地过来，并希望我能跟他聊一些看过的书。可是，他越是这样热情，我便越是冷淡，好像，我完全不关心他在金钱和精神上的付出。尤其，当父母在我们面前，听我和洪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更是表现出完全忽略了洪先生存在的冷漠。
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父母，去洪先生小院里，跟他坐上一两个时辰，喝一壶淡茶，聊聊生活，谈谈文字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的内心是自由的；无需看父母的眼色，或者无端地被他们打断，训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到底哪些话是该说的，哪些又是不该说的呢，我没有太清晰的界限，界限是父母划定的，我只能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一切从功利角度出发的裁决。但是，当满院子的阳光，晒得人心暖洋洋的，墙根下的丝瓜，不断地向上攀援，一直到那细细的丝线一样新生的茎，在蓝天下轻微地颤动，所有被父母训斥的那些点滴，都似乎消失掉了。我和洪先生像忘年交一样，开心地大笑，畅通无阻地交流。我给他讲学校里的趣事，他则将朱红色的中药柜里，那些有好听名字的草药的习性，一一传授给我。那一刻，我和洪先生，隔着38年的时光，却息息相通。
但这样的时光，并不太多。我始终怕洪先生某一天忽然在父母面前提及这些美好的片段，因此招来母亲的呵斥，并阻止我跟洪先生继续来往；所以在短暂的热情后，像一壶冷却的热水，我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淡，看父母和其他村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地分裂地活着。甚至，有时候看洪先生提了下酒的好菜肴，走进我家同样租来的破旧的房子，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自己的书，是洪先生讪讪地坐上一会儿，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又起身离去了，我才难过地看一眼桌子上那袋孤独的酒肴，知道自己和村里女人们一样，是残忍的。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不会向母亲打听洪先生的生活，我知道母亲也不会对我说任何事，甚至她还会训斥我：问他做什么？！这个没有攒下一分钱、也没有买到一栋房子的衰颓苍老的男人，在周围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价值。就连说要给他养老的女儿，也因自己的公婆，无法将他接到身边。因为小脑萎缩，而很快行动不便的洪先生，住进了县城的养老院——在乡下人眼里，那是无儿无女的可怜光棍们才会选择的地方。
将工资交给了养老院作为养老费用的洪先生，自此再也不曾被人提起。有时路过养老院，我总会低着头，快速地走过，生怕那一群聚在门口下棋打牌闲聊的老人里，会有那么一个，忽然间站起来，向我走过来，并拦住我说：你忘了很多年以前，我曾在你去西安参加一个笔会的时候，支援过你的二百块钱了吗？
是的，我怕。或许，每一个躲着洪先生远走的村民，都怕他这样伸出干枯的手，讨要曾经慷慨的付出；尽管，洪先生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些馈赠。所有人怕的，不过是内心里那个欠下过洪先生很多人情的自己。
洪先生是个好人，好人却终没有美好的结局。在我三十岁那年，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
他是安静地上路的。我想。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