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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社保、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对此应从理论、体制、制度与政策上深入反省，用特殊手段解决农民问题，对农民进行第三次解放，即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解放。
关键词：农民问题；弱势群体；剪刀差；第三次解放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03－0001－03
一、对农民问题应彻底反省
我认为，解决农地转非合理补偿，首先应解决对农民的认识问题，对农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应重新认识，应有一个恰当的定位，这一前提不确定，有再好的意见也很难采纳。为此应当对过去的农民问题进行彻底反省，找出目前农民问题存在的原因，这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土地报酬问题。
在建国前我党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地改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看做是农民战争。由于对农民的这些定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使中国的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将“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变为严重问题在改造农民，农民成为每时每刻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以这样的观念对待农民，就将依靠农民变为不信任农民，不许成立农会，将革命主力军变为改造的对象，还经常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在理论上、体制上、制度上、政策上，做出了许多不利于农民的事情。在理论上，建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进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理论，就使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低于全民所有制，还有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大刮“共产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对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剥夺。在体制上，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农民占有的资源大大低于城市，只限制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国家对农民只有少量资源追加。在制度上，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严格区分开，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制度，使原有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差别以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社保、社会地位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没有迁移的自由，被禁锢在不能自主支配的这一小块土地上，一直成为管制改造的对象。从上可以看出：理论决定体制（两种所有制）、体制决定制度（二元结构）、制度决定政策（二等公民）。对于这些问题，应进行深入反省，从源头找出农民问题的根本。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有许多是对农民不利的。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名义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不许剥夺农民的教导，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农民一无所有，直到目前农民还没有土地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土地交易本身就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能否得到共识，如果这一基本前提得不到确认，谈土地的合理补偿，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对农民进行恩赐，作为恩赐合理的标准就很难确定。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将农民的余粮国家定价强制收购，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有的地方侵占农民的口粮，使生活难以为继。直到实行承包制以后，这一现象才有改变。农民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自我发展的自由权。
二、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
由于以上原因，农民在社会地位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任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多政策是损害农民利益的。最典型的事例，有人把它概括为四个剪刀差：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资剪刀差、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
价格剪刀差。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直到目前也没有消失。有人统计，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净拿走20 100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民人均年负担在100元左右，远远高于城市居民负担，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从全国来看，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大约为15％～30％，不低于外贸或国债的贡献率。而他们得到的报酬，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为25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17 000元贡献给城市。他们将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到农村既无医疗保险又无养老保障，仍然是一个二等公民。
地价剪刀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和城市从农村共拿走了2．7亿亩土地，从中国家拿走土地差价在6万～10万亿元之间，而将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的4 000多万“四无”农民留给农村，对他们只靠地价合理补偿解决不了问题。
教育、医疗剪刀差。教育和医疗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一切政策是向城市倾斜。高考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农村，政府的教育投资城市大大高于农村。供养大学生的费用所占家庭收入，农村大大超过城市。一个大学生四年需要学费28 000元，年均支付为7 000元，而2004年农民年均收入才2 936元，是力不从心的。在城市的适龄青年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在农村达到初中水平的只是少数人。在医疗上，国家对10亿农民的合作医疗每年才10亿元，人均才1元（近两年有所增加，但力度不够）。城市与农村的差别集中在知识上，它比经济上的差别扩大所造成的后果还严重，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农村的知识相对贫困，就使农民失去了发财致富的手段，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这一差距的缩小仅靠地价补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差别在扩大，把贫穷（相对）和愚昧留给农村，而城市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提出“少取、多予、放活”政策，减免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放开粮食市场，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医疗合作以及社保的投入，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缓解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农村的需要来说，相差甚远，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因为国家对农民的欠账太多了，必须在重新确定农民地位以后，另辟蹊径，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一劳永逸，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三、用特殊手段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应作为国家一个大战略来对待，通过综合研究、全面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分地区加以解决。现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松动，农民也获得一些现实利益，但这些只是治标不是治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在社会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应该处于一种什么地位，还不明朗。应当说三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旧的管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如土地的产权要不要明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要不要由市场来调节，农村的借贷、金融业什么时候开放，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怎样才能和谐相处，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不知何时、怎样才能解决，现在还看不到前景。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短期能见到成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用常规，必须采取特殊手段，下决心大力解决农民问题。现在农村存在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农民欠账太多，农村缺少资金，国家应有大量投入，进行偿还；二是农民缺乏知识，城市应该知识支农。从目前来看，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只看中央是否下决心。
首先，我国目前有大量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有坚实的基础，外贸有强大的后盾，增强了国家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表明过度外汇储备正制造新风险。中国宏观研究院王建同志就以此为标题，发表在《改革内参》2006年笫34期上的文章就指出，长期高度储备存在的风险和对宏观调控造成的困难。其中讲到，如果美元贬值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中国目前外汇储备70％是美元形态，有关研究认为，美元只有贬值30％～40％，才能纠正巨大贸易的不平衡，美元才能建立稳定的基础。如果是这样，即便贬值20％，也会造成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损失。中国外汇美元的储备主要是美国的国债，其收益仅4％左右，而美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一般在20％左右，这就意味着外国人用中国的存款来赚中国人的钱。针对这种情况，王建同志建议：解决外汇高储备所带来的难题，应“要突出一个‘用’字，就是找到合理的花钱领域，把多余的外汇尽量用出去，外汇收入不等于外汇储备”。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逐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2006年12月18日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维持在7 000亿左右美元储备是合适的（国际经验为5—6个月进口用汇）。在动用过高外汇储备方面，是否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是解决农村缺少资金的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二是国家对农民的欠账进行补偿，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三是减少外汇储备，有利于规避风险和国外压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其实把一部分外汇用来支农，只是偿还国家对农民欠账的很少一部分，国家现在有条件、有能力来承担。
其次，知识支农，目前这一条件也具备。我国现在每年都遇到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据说30％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限制大学的扩招。可是我国万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与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现在处于两难选择。如果能将城市的大学生动员下乡去支援新农村建设，这样既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又不用限制大学的扩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动员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不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知识支农，去改变农村的面貌。
将巨额美元外汇与广大大学毕业生的热情相结合，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在农村掀起一场新农村运动，为年青一代提供广阔天地。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的面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次大的飞跃，这是千秋大业，功在子孙。
为了使这一新农村运动能有高效率，很快见到成效，排除各方干扰，应从中央到农村建立独立的组织系统，垂直领导，是一个半官方的、非营利社会组识，为农村建设服务的ＮＧＯ机构。各级可吸收当地政府官员参加，以便结合当地情况，协调各方关系，但不参与领导只当参谋。经费预算单独核算，不纳入地方政府财政，可参考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的扶贫资金的运用办法进行管理。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报酬，应当高于一般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水平。这样经过几年（如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国农村会大变样，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会普遍建立起来，全面小康社会得到实现，这一美好的前景，就是靠这一宏伟计划来实现。
四、应再一次解放农民
用特殊手段支农只是措施之一，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还需全面考虑，总之一句话：再次解放农民。我国农民已经有过两次解放，一次是土地改革，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第二次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承包制，从控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现在农民应该有第三次解放，即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解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应从土地束缚下解放出来。土地承包制一方面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防止两极分化，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在当时讲，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土地制度也束缚了农民，使生产要素不能优化组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规模经营，优势种植。但目前过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出路之一是，允许农民自愿的、有偿的、合法的出让土地经营权，使土地适当集中，建立各种专业农场，发挥规模效益。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工资收入者在农场劳动。由于土地集中到耕田能人之手，进行规模经营，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会比原来耕地收入还高，还能获得社会保障。这时的两极分化不是看土地占有的多少，而是看收入的高低。二是农民自愿组成合作组织，政府要扶持，但不要干预，真正成为农民的自治组织。总之，农民只有从小块土地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权、经营权得到保障，才能进入市场经济，才能富裕起来。
合理解决农民土地报酬的根本性问题是改革现行的土地买卖制度，将以政府控制的两级市场、两种价格，改为农民有权自由出卖土地，可遵循市场原则，合法来进行转让。除了公益用地外，政府无权征用农民的土地，政府只从土地交易中征收土地资源税和交易税，不再从二级市场的地价中获取收入。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对获取土地报酬满意，才能一劳永逸地化解在地价上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报酬问题。现在，讨论土地农转非的合理报酬问题，只是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化解矛盾，而不是长久之计。对政府征地所遗留的问题很难找出一个合理的标准。我国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如土地的好坏、离城市远近、卖地时间的长短、以后增值的多少、当时地价的补偿、商业用地和公益用地、农民要求的不同，等等，在这千差万别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无理可合，只能作到合情，合情才是合理补偿的标准。解决农民出卖土地的难题，只有让农民有权出卖土地，自己来决定出让土地后所获得的收益，才不会出现因地价问题发生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才不用因合理补偿而伤脑筋。
第二，放开农村金融市场，让民间进行经营。将农民从自给自足经济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农民可以自由融资，才使一些能人有资本进入市场。可是，现在的政策是允许外资进入金融行业，而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四大银行都已从农村退出，又不许农民开展合法信贷，只能逼着农村地下高利贷发展，既不利于经济发展，又会使一些人债台高筑，只有高利贷者获利。现在对农村的信贷应当解放，建立规章制度，发放营业执照，政府监督，实行信贷自由，责任自负。过去晋商开了那么多票号，出现亏损倒闭的没有人去找当地政府，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就做不到呢？
第三，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割断农业产业链的行业设置，建立农产品加工业。现在应根据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来设计行业管理。不应延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业划分来管理，如将棉花种植、纺织、印染、服装等划分不同行业，割断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因织布不仅需要棉花，还需要羊毛、蚕丝、化纤，还有进出口，应按生产加工链进行规划管理。只有根据制衣的需要来决定纺织，只有根据纺织的需要来决定棉花的种植品种和数量，才能理顺它们内部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什么加工什么，生产多少加工多少，加工多少销售多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加工什么，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加工多少种植多少，加工、种植、完全服从市场，应该颠倒过来。如食品是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餐桌的顺序，作为一个产业链不应再将它们分割开，但从需要来讲完全倒过来，是从餐桌到加工，由加工到种植。只有建立这样的产业结构，才能有合理的加工业和合理的种植业，才能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将农产品加工业从各行业独立出来，改变各自为政，建立一个独立的农产品加工业，这对于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档次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很有意义。我国目前农产品加工一般是低层次的粗加工，产值很低。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与加工产值之比为1∶3，而我国为1∶0．8，可见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很大，这是农民增收的潜力所在，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四，政府应逐步提高将农民引入市场的档次。为了解决个体小农与市场的矛盾，许多地方提出公司＋农户，有的提出龙头企业＋农户等形式，这对于农户进入市场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形式属于低层次的，他们的地位、势力、信息不均等，公司占优势，农户处于弱势，容易出现合同不能兑现，发生坑农户的事件。现在应提高档次，以行会、协会、合作社等形式，在不改变现有承包制的条件下，以中介机构的形式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势力和大公司相抗衡。这种中介机构应维护农户的合法利益，是为农户服务的。它可代表农户与大公司签订合同组织销售，既可进行讨价还价，又能降低交易成本，还能提高合约履行率。这一中介机构是农户的自治组织，民主选举，制定章程，自我约束，自行管理，政府监督，还可传播经验，推广技术，提供信息，在融资等方面为农户服务。在发展中介机构时，一定要坚持自愿，政府不要干预，只能引导和扶持，不能强行推广，特别不应成为半官方机构。这一机构的普遍建立，就会使我国农业生产迈上一个新台阶，农村建设取得新成就。
总之，只有农民再一次得到解放，农村的面貌才会改观，农转非的地价补偿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责任编辑孙莉艳]
关键词：农民问题；弱势群体；剪刀差；第三次解放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03－0001－03
一、对农民问题应彻底反省
我认为，解决农地转非合理补偿，首先应解决对农民的认识问题，对农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应重新认识，应有一个恰当的定位，这一前提不确定，有再好的意见也很难采纳。为此应当对过去的农民问题进行彻底反省，找出目前农民问题存在的原因，这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土地报酬问题。
在建国前我党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地改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看做是农民战争。由于对农民的这些定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使中国的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将“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变为严重问题在改造农民，农民成为每时每刻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以这样的观念对待农民，就将依靠农民变为不信任农民，不许成立农会，将革命主力军变为改造的对象，还经常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在理论上、体制上、制度上、政策上，做出了许多不利于农民的事情。在理论上，建国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进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理论，就使农民的集体所有制低于全民所有制，还有建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大刮“共产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对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剥夺。在体制上，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农民占有的资源大大低于城市，只限制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国家对农民只有少量资源追加。在制度上，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严格区分开，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制度，使原有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差别以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社保、社会地位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没有迁移的自由，被禁锢在不能自主支配的这一小块土地上，一直成为管制改造的对象。从上可以看出：理论决定体制（两种所有制）、体制决定制度（二元结构）、制度决定政策（二等公民）。对于这些问题，应进行深入反省，从源头找出农民问题的根本。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有许多是对农民不利的。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名义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不许剥夺农民的教导，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农民一无所有，直到目前农民还没有土地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土地交易本身就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能否得到共识，如果这一基本前提得不到确认，谈土地的合理补偿，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对农民进行恩赐，作为恩赐合理的标准就很难确定。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将农民的余粮国家定价强制收购，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有的地方侵占农民的口粮，使生活难以为继。直到实行承包制以后，这一现象才有改变。农民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自我发展的自由权。
二、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
由于以上原因，农民在社会地位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任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多政策是损害农民利益的。最典型的事例，有人把它概括为四个剪刀差：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资剪刀差、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
价格剪刀差。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直到目前也没有消失。有人统计，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净拿走20 100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民人均年负担在100元左右，远远高于城市居民负担，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从全国来看，农民工对GDP的贡献率大约为15％～30％，不低于外贸或国债的贡献率。而他们得到的报酬，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为25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17 000元贡献给城市。他们将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到农村既无医疗保险又无养老保障，仍然是一个二等公民。
地价剪刀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和城市从农村共拿走了2．7亿亩土地，从中国家拿走土地差价在6万～10万亿元之间，而将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的4 000多万“四无”农民留给农村，对他们只靠地价合理补偿解决不了问题。
教育、医疗剪刀差。教育和医疗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一切政策是向城市倾斜。高考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农村，政府的教育投资城市大大高于农村。供养大学生的费用所占家庭收入，农村大大超过城市。一个大学生四年需要学费28 000元，年均支付为7 000元，而2004年农民年均收入才2 936元，是力不从心的。在城市的适龄青年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在农村达到初中水平的只是少数人。在医疗上，国家对10亿农民的合作医疗每年才10亿元，人均才1元（近两年有所增加，但力度不够）。城市与农村的差别集中在知识上，它比经济上的差别扩大所造成的后果还严重，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农村的知识相对贫困，就使农民失去了发财致富的手段，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这一差距的缩小仅靠地价补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差别在扩大，把贫穷（相对）和愚昧留给农村，而城市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提出“少取、多予、放活”政策，减免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放开粮食市场，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医疗合作以及社保的投入，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缓解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农村的需要来说，相差甚远，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因为国家对农民的欠账太多了，必须在重新确定农民地位以后，另辟蹊径，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一劳永逸，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三、用特殊手段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应作为国家一个大战略来对待，通过综合研究、全面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分地区加以解决。现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松动，农民也获得一些现实利益，但这些只是治标不是治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在社会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应该处于一种什么地位，还不明朗。应当说三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旧的管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如土地的产权要不要明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要不要由市场来调节，农村的借贷、金融业什么时候开放，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怎样才能和谐相处，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不知何时、怎样才能解决，现在还看不到前景。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短期能见到成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用常规，必须采取特殊手段，下决心大力解决农民问题。现在农村存在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农民欠账太多，农村缺少资金，国家应有大量投入，进行偿还；二是农民缺乏知识，城市应该知识支农。从目前来看，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只看中央是否下决心。
首先，我国目前有大量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有坚实的基础，外贸有强大的后盾，增强了国家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表明过度外汇储备正制造新风险。中国宏观研究院王建同志就以此为标题，发表在《改革内参》2006年笫34期上的文章就指出，长期高度储备存在的风险和对宏观调控造成的困难。其中讲到，如果美元贬值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中国目前外汇储备70％是美元形态，有关研究认为，美元只有贬值30％～40％，才能纠正巨大贸易的不平衡，美元才能建立稳定的基础。如果是这样，即便贬值20％，也会造成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损失。中国外汇美元的储备主要是美国的国债，其收益仅4％左右，而美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一般在20％左右，这就意味着外国人用中国的存款来赚中国人的钱。针对这种情况，王建同志建议：解决外汇高储备所带来的难题，应“要突出一个‘用’字，就是找到合理的花钱领域，把多余的外汇尽量用出去，外汇收入不等于外汇储备”。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逐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2006年12月18日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维持在7 000亿左右美元储备是合适的（国际经验为5—6个月进口用汇）。在动用过高外汇储备方面，是否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是解决农村缺少资金的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二是国家对农民的欠账进行补偿，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三是减少外汇储备，有利于规避风险和国外压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其实把一部分外汇用来支农，只是偿还国家对农民欠账的很少一部分，国家现在有条件、有能力来承担。
其次，知识支农，目前这一条件也具备。我国现在每年都遇到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据说30％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限制大学的扩招。可是我国万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与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现在处于两难选择。如果能将城市的大学生动员下乡去支援新农村建设，这样既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又不用限制大学的扩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动员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不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知识支农，去改变农村的面貌。
将巨额美元外汇与广大大学毕业生的热情相结合，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在农村掀起一场新农村运动，为年青一代提供广阔天地。彻底改变我国农村的面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次大的飞跃，这是千秋大业，功在子孙。
为了使这一新农村运动能有高效率，很快见到成效，排除各方干扰，应从中央到农村建立独立的组织系统，垂直领导，是一个半官方的、非营利社会组识，为农村建设服务的ＮＧＯ机构。各级可吸收当地政府官员参加，以便结合当地情况，协调各方关系，但不参与领导只当参谋。经费预算单独核算，不纳入地方政府财政，可参考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的扶贫资金的运用办法进行管理。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报酬，应当高于一般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水平。这样经过几年（如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国农村会大变样，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会普遍建立起来，全面小康社会得到实现，这一美好的前景，就是靠这一宏伟计划来实现。
四、应再一次解放农民
用特殊手段支农只是措施之一，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还需全面考虑，总之一句话：再次解放农民。我国农民已经有过两次解放，一次是土地改革，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第二次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承包制，从控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现在农民应该有第三次解放，即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解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应从土地束缚下解放出来。土地承包制一方面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防止两极分化，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在当时讲，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土地制度也束缚了农民，使生产要素不能优化组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规模经营，优势种植。但目前过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出路之一是，允许农民自愿的、有偿的、合法的出让土地经营权，使土地适当集中，建立各种专业农场，发挥规模效益。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工资收入者在农场劳动。由于土地集中到耕田能人之手，进行规模经营，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会比原来耕地收入还高，还能获得社会保障。这时的两极分化不是看土地占有的多少，而是看收入的高低。二是农民自愿组成合作组织，政府要扶持，但不要干预，真正成为农民的自治组织。总之，农民只有从小块土地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权、经营权得到保障，才能进入市场经济，才能富裕起来。
合理解决农民土地报酬的根本性问题是改革现行的土地买卖制度，将以政府控制的两级市场、两种价格，改为农民有权自由出卖土地，可遵循市场原则，合法来进行转让。除了公益用地外，政府无权征用农民的土地，政府只从土地交易中征收土地资源税和交易税，不再从二级市场的地价中获取收入。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对获取土地报酬满意，才能一劳永逸地化解在地价上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报酬问题。现在，讨论土地农转非的合理报酬问题，只是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化解矛盾，而不是长久之计。对政府征地所遗留的问题很难找出一个合理的标准。我国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如土地的好坏、离城市远近、卖地时间的长短、以后增值的多少、当时地价的补偿、商业用地和公益用地、农民要求的不同，等等，在这千差万别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无理可合，只能作到合情，合情才是合理补偿的标准。解决农民出卖土地的难题，只有让农民有权出卖土地，自己来决定出让土地后所获得的收益，才不会出现因地价问题发生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才不用因合理补偿而伤脑筋。
第二，放开农村金融市场，让民间进行经营。将农民从自给自足经济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农民可以自由融资，才使一些能人有资本进入市场。可是，现在的政策是允许外资进入金融行业，而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四大银行都已从农村退出，又不许农民开展合法信贷，只能逼着农村地下高利贷发展，既不利于经济发展，又会使一些人债台高筑，只有高利贷者获利。现在对农村的信贷应当解放，建立规章制度，发放营业执照，政府监督，实行信贷自由，责任自负。过去晋商开了那么多票号，出现亏损倒闭的没有人去找当地政府，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就做不到呢？
第三，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割断农业产业链的行业设置，建立农产品加工业。现在应根据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来设计行业管理。不应延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业划分来管理，如将棉花种植、纺织、印染、服装等划分不同行业，割断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因织布不仅需要棉花，还需要羊毛、蚕丝、化纤，还有进出口，应按生产加工链进行规划管理。只有根据制衣的需要来决定纺织，只有根据纺织的需要来决定棉花的种植品种和数量，才能理顺它们内部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什么加工什么，生产多少加工多少，加工多少销售多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加工什么，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加工多少种植多少，加工、种植、完全服从市场，应该颠倒过来。如食品是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餐桌的顺序，作为一个产业链不应再将它们分割开，但从需要来讲完全倒过来，是从餐桌到加工，由加工到种植。只有建立这样的产业结构，才能有合理的加工业和合理的种植业，才能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将农产品加工业从各行业独立出来，改变各自为政，建立一个独立的农产品加工业，这对于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档次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很有意义。我国目前农产品加工一般是低层次的粗加工，产值很低。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与加工产值之比为1∶3，而我国为1∶0．8，可见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很大，这是农民增收的潜力所在，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四，政府应逐步提高将农民引入市场的档次。为了解决个体小农与市场的矛盾，许多地方提出公司＋农户，有的提出龙头企业＋农户等形式，这对于农户进入市场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形式属于低层次的，他们的地位、势力、信息不均等，公司占优势，农户处于弱势，容易出现合同不能兑现，发生坑农户的事件。现在应提高档次，以行会、协会、合作社等形式，在不改变现有承包制的条件下，以中介机构的形式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势力和大公司相抗衡。这种中介机构应维护农户的合法利益，是为农户服务的。它可代表农户与大公司签订合同组织销售，既可进行讨价还价，又能降低交易成本，还能提高合约履行率。这一中介机构是农户的自治组织，民主选举，制定章程，自我约束，自行管理，政府监督，还可传播经验，推广技术，提供信息，在融资等方面为农户服务。在发展中介机构时，一定要坚持自愿，政府不要干预，只能引导和扶持，不能强行推广，特别不应成为半官方机构。这一机构的普遍建立，就会使我国农业生产迈上一个新台阶，农村建设取得新成就。
总之，只有农民再一次得到解放，农村的面貌才会改观，农转非的地价补偿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责任编辑孙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