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句：对于需要进行肝移植的患儿而言，只要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肝移植手术，疗效是非常理想的，有些患儿甚至是可以被治愈的。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世界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诞生

　　2004年，在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成立之初，夏强教授和他的团队主要开展的是成人肝移植。与其他移植中心一样，移植器官短缺、“无肝脏可换”的问题也时时困扰着夏强教授团队。为缓解移植器官“供需失衡”的问题，使部分亟须肝移植的患者不再因等不到“肝源”而抱憾离世，夏强教授团队决定涉足亲属活体肝移植领域。
　　“与传统肝移植相比，活体肝移植的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医生不仅要确保‘取肝’手术万无一失、捐肝者术后能顺利康复、切取的肝脏大小合适（既不影响供者健康，又要确保受者‘够用’），还要将肝脏移植到患者体内并使之发挥作用。这对肝移植团队的临床经验、手术技巧、团队配合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尽快掌握活体肝移植技术，从2005年起，我们主动去世界多地学习、进修，同时反复训练手术技术，为日后开展活体肝移植做好技术储备。” 夏强教授介绍。
　　2006年，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成功完成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夏强教授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开展的第一例活体肝移植，受者是一名胆道闭锁患儿，才9个月大，供者是孩子的母亲。” 夏强教授回忆道，“手术是在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陈肇隆院士团队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的，用了整整13个小时。由于患儿还不到1岁，器官特别娇嫩，血管、胆管都特别纤细，所以每一步操作、每一次缝合都必须加倍细致和小心。那台手术虽然很艰苦，但很成功，为我们增添了不少信心，也让我们团队顺利迈出了开展活体肝移植的第一步。”
　　在之后的几年里，夏强教授团队既做成人活体肝移植，也做儿童活体肝移植，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经验。渐渐地，夏强教授发现，与成人相比，儿童患者更适合做活体肝移植。因为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年龄跨度大（下至0岁，上至18岁），要找到恰好与患儿身高、体重匹配的肝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活体肝移植能绕过这个“坎”。

　　同时，夏强教授还发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需要做肝移植的患儿很少，其实是一种假象。大家之所以这么认为，并不是因为患儿少，而是因为当时国内大多数移植中心只做成人肝移植，不做儿童肝移植，肝衰竭患儿一般在儿科就诊，如果治不好，就直接放弃了，根本没有机会做肝移植。
　　“据统计，我国每年需要进行肝移植的终末期肝衰竭患儿至少有数千例，甚至接近一万例。由此可见，儿童肝移植的需求量也很大。所以，从2011年起，我们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儿童肝移植领域。”夏强教授说道。
　　近十年来，在夏强教授的带领下，仁济医院肝移植团队在儿童肝移植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儿童肝移植例数逐年攀升，从开始的每年几例、十几例，到后来的每年几十例、上百例，再到目前的每年400多例（相当于每天做1～2台儿童肝移植手术），年手术量连续九年位列全球第一;累计完成儿童肝移植手術2000余例，年龄最小的肝移植患儿仅出生80天;手术时间从最初的13小时，缩短到如今的5～6小时;手术成功率和患儿术后长期生存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填补空白，建立适合中国儿童的肝移植技术体系

　　与成人肝移植相比，儿童肝移植难度更高，需要关注的细节也更多。首先，大多数儿童肝移植为活体肝移植，需要切取成人的部分肝脏进行移植，供肝过大或过小，均会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患儿死亡;其次，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的血管、胆管很细，与来源于成人的部分肝脏进行吻合时，需要在手术显微镜下进行，难度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高，除非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熟练的手术技巧，否则手术极易失败。
　　为规范儿童肝移植技术，提升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总体水平，夏强教授团队提出并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肝移植技术体系，包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儿童活体肝移植供肝大小匹配安全标准;突破动静脉血管重建的技术瓶颈，首创自体门静脉补片、多模式肝动脉显微吻合与个体化流出道整形重建等新技术，使儿童肝移植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降至5%以下;等等。

重手术，更重术后管理，全程守护患儿平安

　　对肝移植患儿而言，成功的手术只是第一步，术后不仅需要长期应用免疫抑制药物，还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管理和监测，方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生存率。
　　儿童的免疫系统尚不健全，相比成年人，儿童肝移植术后更容易发生感染和排异，必须更严密地监测免疫状态、更精确地用药。然而，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用法、用量，以及药效监测，均缺乏相应的方案与标准。 　　“儿童肝移植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做个手术那么简单。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不能简单地将成人的免疫抑制剂用量‘按比例缩减’后应用于儿童，因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其代谢与成人完全不同;同时，中国儿童与国外儿童的情况也不一样，照搬国外的指南也行不通。”
　　为解决这些问题，夏强教授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儿童的肝移植术后管理方案：他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中国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和环孢素）的初始剂量;提出基于CYP3A5基因分型的免疫抑制剂个体化用药指导;创新地以外周血CD4 T细胞ATP浓度作为新的免疫监控参数，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儿童的术后免疫监控标准和决策方案，为免疫抑制剂的精准使用，减少术后感染与排异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制定指南，让儿童肝移植“有章可循”

　　2015年，夏强教授当选为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儿童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推广儿童肝移植技术，规范我国儿童肝移植的诊疗行为，也希望为正在或即将开展儿童肝移植的医疗单位提供借鉴和参考，夏强教授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儿童肝移植标准操作规范——《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2015版）》，详细介绍了开展儿童肝移植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如何精确估计供肝大小;儿童肝移植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有哪些;手术时机怎么选;术前评估的要点有哪些;手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如何处理;免疫抑制剂怎么选，如何用;免疫状态怎么监控;长期随访需要注意些什么;等等。而在此之前，我国儿童肝移植是没有章程可循的，很多诊疗行为可能都是经验性的。
　　“最近，我们正在讨论制定新版《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因为近五年来，无论是诊断方法、手术技术、监测手段，还是治疗药物，都有了不少变化，需要对指南进行更新。”夏强教授介绍。

“授人以渔”，为挽救更多患儿生命

　　为提高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总体水平，让更多患儿得到及时救治，夏强教授团队积极“授人以渔”，通过召开学术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将儿童肝移植技术在全国19省市的42家三甲医院进行推广和应用，还帮助不少医院开展了其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经过数年的努力，中国每年开展的儿童肝移植数量从2011年的75例增加至2017年的722例，患儿术后5年生存率从2011年的59.3%提高至2017年的78.8%。2017年，我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开展儿童肝移植数量最多的国家。
　　近几年，夏强教授团队还走出国门，积极向国际同道推广儿童肝移植技术;英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也纷纷派医生到仁济医院肝脏外科进修，学习儿童肝移植技术。
　　从“白手起家”到“世界知名”，从最初的“到国外学”到如今的“国外医生纷纷来学习”，仁济医院肝移植团队用16年完成了“华丽转身”。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他们用不分昼夜地勤学苦练、努力拼搏、潜心研究和大胆创新换来的。

未来：重点做好两件事

　　提到对未来的打算，夏强教授表示，将重点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继续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广儿童肝移植技术，让更多医生掌握这项技术，为更多患儿造福;第二件事，是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科研攻关，因为在儿童肝移植领域还有不少难题有待解决。
　　“临床观察发现，约1/3的患儿在术后3～5年会产生免疫耐受，可以逐步减少，甚至停用免疫抑制剂。然而，由于缺乏客观指标，我们并不知道哪些患儿、在什么时候可以逐渐少用，甚至停用免疫抑制剂。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希望能找到一种可以提示‘已经出现免疫耐受’的标志物，这样就能在确保不发生排异的情况下，让患儿逐步停用免疫抑制剂，最大限度地避免因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而导致的一些副作用。”夏强教授说。

专家忠告：别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在中国，儿童肝移植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手术成功率和术后长期生存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对于患有胆道闭锁、遗传代谢性疾病、急性肝衰竭等需要进行肝移植的孩子而言，只要积极配合医生，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肝移植手术，疗效是非常理想的，有些患儿甚至是可以被治愈的。患儿家长应打消顾虑，尽早将孩子送到有经验的医院，请有经验的医生进行诊治，切莫错过最佳治疗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