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
西周时期，一切文化资源都被官府垄断，由专门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吏世袭保管，而这些官吏同时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师，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
伴随着春秋时代急剧的政治动荡、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官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文化下移”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应运而生，孔子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孔子在转益多师、博闻强记、增加个人知识积累的同时，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和使命，大力兴办私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意义的成功探索。
首先，孔子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以前，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是沒有这种资格和权利的。孔子洞察到了教育在开启人的心灵、增益人的知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把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兴办私学、教化学生当中。
孔子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对前来求学的人，不作任何的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既不考虑其出身的贵贱，也不考虑其来自哪个国家、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年龄是老还是少、智力是高还是低、性格是好还是坏，只要拜师求教，一律接纳。以出身和家境而论，孔子的学生中有高贵而富裕的贵族——孟懿子和南宫适都是鲁国大夫，但更多的还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贫寒之人：以国籍而论，孔子的学生不仅来自父母之邦的鲁国，来自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诸侯国的也为数不少，以年龄而论，有的与孔子相差不多，有的则小孔子四五十岁，更有曾点、曾参父子共同师事孔子的例子，至于智力和性格，孔子所谓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的评价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他对学生的来者不拒。正是由于孔门中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所以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待，来者不拒，所以看上去很杂。这一个“杂”字，正是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的生动体现。
其次，孔子设计并系统地推出了“四教”的教育内容。孔子秉承开门办学的理念，把受教育的大门向一切热爱学习的人敞开，与此同时，他注意结合社会和学生的客观需要，合理地设计和安排教学科目，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都能够得到提高，从而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君子。孔子设坛授徒，在教学内容上既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具体说来，他在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和补充，形成了“文、行、忠、信”的“四教”范式。“四教”中的“文”，即《论语·先进》所说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主体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重在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四教”中的“行”，是指社会政治实践，大致相当于《先进》篇所说的“政事”，重在培养学生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四教”中的“忠”，泛指道德品行，与《先进》篇所说的“德行”基本相当，重在提升学生的内在修养；“四教”中的“信”，是古人所谓“言语主信”的“信”，与《先进》篇所说的“言语”相对应，重在强化学生待人接物时取信于人的交际能力。可见，孔子的“四教”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综合素质，使其成为知识、能力和品德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再次，孔子发明并很好地运用了“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教育方法。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论主张。他认为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因而必须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难易程度，体现出必要的层次性。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入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同时，孔子认为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干差万別的，故而因材施教的另一个要义便是必须找准其兴奋点，“投其所好”，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说法就反映了这一理念。总之，因材施教也就是根据智力状况、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实行因人而异的差异化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总结出的具体教学过程中的方法论心得，其字面的意思就是 不到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极力要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是好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启发”一词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这句话。孔子对学生注重实行启发式教育，这方面的例子在《论语》中俯拾即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过去，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极力宣扬说启发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苏格拉底小孔子82岁，孔子死后10年他才出生，显而易见，启发式教育的发明权无疑应当归于孔子。
孔子把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相传他有弟子三干，其中不少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举其要者，子游、子张、子夏、曾参、商瞿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尤其是子夏，他对“六经”均有精深的研究，其学生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彪炳史册者也有十数位，其中既有魏文侯这样的侯王，又有段干木、吴起、李悝、商鞅这样的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慎到、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思想名流。除了上述学问家之外，孔子弟子中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里卓有建树者也不少，如冉求、子路、子贡、宓子贱、高柴、宰我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子贡。他先后在卫国和鲁国担任过重要职务，政绩不凡，还曾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诸侯，取得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外交成就、同时，他特别善于经商，擅长贱买贵卖，积聚起了千金之财，人称“富比陶朱”，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西周时期，一切文化资源都被官府垄断，由专门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吏世袭保管，而这些官吏同时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师，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
伴随着春秋时代急剧的政治动荡、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官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文化下移”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应运而生，孔子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孔子在转益多师、博闻强记、增加个人知识积累的同时，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和使命，大力兴办私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意义的成功探索。
首先，孔子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以前，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是沒有这种资格和权利的。孔子洞察到了教育在开启人的心灵、增益人的知识、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把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兴办私学、教化学生当中。
孔子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忠实地实践了“有教无类”的原则。所谓“有教无类”，就是对前来求学的人，不作任何的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既不考虑其出身的贵贱，也不考虑其来自哪个国家、家境贫寒还是富裕、年龄是老还是少、智力是高还是低、性格是好还是坏，只要拜师求教，一律接纳。以出身和家境而论，孔子的学生中有高贵而富裕的贵族——孟懿子和南宫适都是鲁国大夫，但更多的还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贫寒之人：以国籍而论，孔子的学生不仅来自父母之邦的鲁国，来自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等诸侯国的也为数不少，以年龄而论，有的与孔子相差不多，有的则小孔子四五十岁，更有曾点、曾参父子共同师事孔子的例子，至于智力和性格，孔子所谓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的评价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他对学生的来者不拒。正是由于孔门中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所以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待，来者不拒，所以看上去很杂。这一个“杂”字，正是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的生动体现。
其次，孔子设计并系统地推出了“四教”的教育内容。孔子秉承开门办学的理念，把受教育的大门向一切热爱学习的人敞开，与此同时，他注意结合社会和学生的客观需要，合理地设计和安排教学科目，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都能够得到提高，从而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君子。孔子设坛授徒，在教学内容上既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具体说来，他在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和补充，形成了“文、行、忠、信”的“四教”范式。“四教”中的“文”，即《论语·先进》所说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主体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重在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四教”中的“行”，是指社会政治实践，大致相当于《先进》篇所说的“政事”，重在培养学生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四教”中的“忠”，泛指道德品行，与《先进》篇所说的“德行”基本相当，重在提升学生的内在修养；“四教”中的“信”，是古人所谓“言语主信”的“信”，与《先进》篇所说的“言语”相对应，重在强化学生待人接物时取信于人的交际能力。可见，孔子的“四教”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目的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综合素质，使其成为知识、能力和品德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再次，孔子发明并很好地运用了“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教育方法。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论主张。他认为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因而必须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难易程度，体现出必要的层次性。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入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同时，孔子认为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干差万別的，故而因材施教的另一个要义便是必须找准其兴奋点，“投其所好”，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说法就反映了这一理念。总之，因材施教也就是根据智力状况、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实行因人而异的差异化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总结出的具体教学过程中的方法论心得，其字面的意思就是 不到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极力要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是好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启发”一词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这句话。孔子对学生注重实行启发式教育，这方面的例子在《论语》中俯拾即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过去，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极力宣扬说启发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苏格拉底小孔子82岁，孔子死后10年他才出生，显而易见，启发式教育的发明权无疑应当归于孔子。
孔子把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相传他有弟子三干，其中不少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举其要者，子游、子张、子夏、曾参、商瞿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尤其是子夏，他对“六经”均有精深的研究，其学生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彪炳史册者也有十数位，其中既有魏文侯这样的侯王，又有段干木、吴起、李悝、商鞅这样的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慎到、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思想名流。除了上述学问家之外，孔子弟子中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里卓有建树者也不少，如冉求、子路、子贡、宓子贱、高柴、宰我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子贡。他先后在卫国和鲁国担任过重要职务，政绩不凡，还曾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诸侯，取得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外交成就、同时，他特别善于经商，擅长贱买贵卖，积聚起了千金之财，人称“富比陶朱”，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