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前程光明；黄河从地下流出，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潜藏的巨龙在深渊腾跃而起……”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这些在艺术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先贤，他们所呈现的智慧、对艺术品的理解以及倾尽全部人生的时光和坚韧不拔“士”的精神，堪称伟大！
　　我们能有幸拜观先贤所珍藏的人类艺术精华，去领悟古代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有能力又有幸珍藏其中的某一件，又有独到的见解，而后又能留给我们的后辈使其有新的感悟，那将是多么令人遐想和向往的……当然，我说的是“如果”。
　　将于6月初与广大藏家见面的北京保利2016年春拍，将呈现多个专场、多件重器登场。这之中，“名轩御藏”专场呈现的古董珍玩定会让好古之士欣喜不已。
　　唐代铜鎏金释迦牟尼佛立像就是一件难得之作。据了解，其为全球著名古董收藏家、经纪人埃斯卡纳齐的旧藏。佛陀肉髻高耸，波浪形发纹，脸庞宽厚饱满，五官清晰明了，比例舒展匀称，体态丰腴厚实，神情庄重而慈祥。现存世的唐代造像尺寸多为小巧，高度一般在5至10厘米。而此像高度近20厘米，紫色鎏金，灿烂雅丽，极为罕见，堪称唐造像的上乘之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具备了重要馆藏高古佛造像艺术的实物标本。
　　昭和年间，桥本卯太郎被誉为“最优秀的古董商”，喜好收藏“东方雅物”；时至今日，桥本家族在日本的政商界依然享有赫赫盛名。这件清乾隆金刚菩提翡翠念珠便是卯太郎先生极为珍爱的一件雅物。
　　此念珠由4颗翡翠结珠及18颗金刚菩提珠串连而成。雕琢翡翠向来“以素为贵”，颜色浓而不艳、柔而不薄、润而不腻，更能表现上乘玉质之美，堪称郁绿柔亮，拥有令人屏息震撼的魅力。与金刚菩提的完美组合，使念珠的魅力熠熠生辉。该念珠原配以竹胎大漆圆形念珠盒，中间上端落“联升造”。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及家族为了维持‘小朝廷”的日常开销，便将故宫珍宝一件件以“赏赐”的名义由其近侍和溥杰带出变卖。此件藏品最初便是由溥仪皇帝的家族释出，根据后来民国十八年版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溥仪取物账》中的记载，当时确有溥仪从养心殿中取走多串翡翠念珠的记录。
　　一尊隋代铜鎏金佛立像也是件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品。其著录于松原三郎著述的《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增订版第194页。昭和时期的日本，几乎没有人不佩服松原三郎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品。他毕生都致力于佛像研究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让近代高古佛艺术研究走向新的高度，这才是古董商应有的风骨，以及赢得所有人尊重的理由。
　　佛陀面容丰腴，法相庄严，上身饰璎珞，璎珞颗粒饱满，古朴而不失细致，绝对是隋代佛教艺术中的佼佼者。最让人震撼的是佛陀所流露出的悲悯、祥和和希望。
　　而山中商会旧藏的隋代铜鎏金宝冠观音，其颇为有趣的地方是台座中间饰博山炉，两侧对称置双狮，一只引首仰望，一只目视前方，形态生动可爱，鎏金肥厚灿烂，目前除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少数博物馆有相似馆藏文物之外，存世作品极少。
　　山中商会由山中定次郎先生一手创建。中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高峰正是发生在政局飘摇、社会动荡的晚清时期，而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古董商、日本古玩业巨子山中定次郎就是这波巨浪的弄潮儿。
　　日本学者五十岚牧太自“热河古迹特别调查所”，即“热河重修宫物所”建立之初，一直热衷于研究热河古迹并编著《热河古迹与西藏艺术》一书，其中便有清康熙铜鎏金交龙钮“南吕”编钟的踪迹。清代时按古制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两类场合使用中和韶乐。而乐器的种类和配件非常讲究，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材料（又名“八音”）制造，凡十六种、多达60多件。编钟属金属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历史更可追溯至商代。
　　此件鎏金编钟器型呈圆酒桶形，腹腰稍宽，下口平齐，和战国时代编钟原型的扁圆而下口带角的造型颇不相同。康熙朝统一了编钟的大小，以钟壁的厚薄和重量来调节高低音调，有异于前朝以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的做法。依《清会典图》所记，发音最低的“倍夷则”重达清秤180两，而发音最高的“应钟”则达清秤380两，差别逾二倍之多。钟身前后分铸“八卦”纹一组，横向以鼓钉，纵向以回纹分隔。此钟正面中央铸阳文楷书律名“南吕”，背面铸年款“康熙五十四年裂”。下方近口处铸八个“音乳”，作击打之用。保存完好，除少处磨损外，鎏金整体金光辉映，令人想像到康熙时祭祀典礼全套齐悬在金漆雕木编钟架上时所展现的华贵及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