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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作《师说》,说的都是小师,什么句读啊、传道授业啊,与时下潮流不合。现今是大师风靡的天下,故本人继韩愈之后作“大师说”。
古代中国没有多少大师,只有圣贤。近代以来或许是从海外舶来也未可知,反正从此大师就多了起来。大师本没有严格定义,只是凡人对成就高者一种崇拜的称呼。比如文学成就高的,你崇拜他,就叫他文学大师,艺术成就高的就叫艺术大师,武功高的就叫武术大师。近来传统文化比较振兴,于是满大街都是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是如此应运而生的。可是季老先生本人却不认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季老谦虚。不过说实在的,季老确实不是研究国学的,人家那个学问叫东方学。固然东方学必然要牵涉到国学方面的东西,但是侧重却在印度学等方面。季老在东方学方面的成就和地位都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大师,恐怕也不是一般人能验证的。季老擅长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懂。他翻译的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相信也没几个人真正读过。不过这都挡不住全国人民对他的集体崇拜。但是季老似乎对大师并不感冒,甚至连“学界泰斗”都不太愿意接受,称之为“过了”。央视的采访节目标题叫做“北大资深教授”,应是名至实归。在《病榻杂记》中季老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像季羡林先生这样自己洗刷泡沫的真是绝无仅有。季老的人品实在为人称道。
想当初,大师辈出的岁月,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学贯中西,卓然了得。这也都是学界同仁感佩其学问源深、自成体系、多有创见,其弟子一时间也多为名师,誉为大师实不为过。后来战乱频仍,运动常搞,大师者乃烟消云散。曾几何时,“导师”是最厉害的,因为只有少数人能享用。现如今什么博导、硕导,随便扔一根棍子就能“搏倒、搠倒”好几个。如果你还是“搠倒”的话,恐怕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也就是“搏倒”可能还有点市场。所以现今的“倒师”们,一枕黄粱的目标就是“大师”了。但是现在的大师大多数不是评定的,因此靠抄袭论文和暗箱操作还不太好运作。那么雨后春笋般的大师们都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我们细细探究终于发现,原来都是靠“传播”的功劳。过去靠的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现在更不得了,都IT了、都“网络”了、都博客了。因此一些脑袋瓜子比较灵光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文化大师”。还有一些满嘴花言巧语的,一不小心就成了“学术超女”。也有一些插科打诨的也在加倍努力,期待从“学术超男”往“娱乐大师”的蜕变。
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市场有什么需求,就提供什么产品,叫做“为客户服务”。消费者需要“国学”,我们就生产“国学大师”,传播“学术超男、学术超女”。这样的平台叫媒体,这样的方式叫“炒作”,这样的企业叫“文化传播公司”,这个产业叫“文化创意产业”。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这里有对大师的最迫切的崇拜。如果没有了大师,我辈真不知其如何也!既然没有战火,哪来的英雄。既然没有英雄,那我们就姑且崇拜“大师”吧!西方有个著名的神学大师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本人也秀一把说:“即使没有大师,我们也要造一打出来!”
除此之外,有一小部分大师还真是评定出来的。一类是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这些大师虽然名正言顺,但多是手艺人,很难受到大众广泛的崇拜和高人们的足够重视,影响力很小。再者是新评出来的“国医大师”,据说有个硬杠杠,那就是年龄必须足够老,因此有的评出来时,已经就木了。想当初的大师,查查年龄不过四五十岁,如黄侃、王国维。今之大师难说矣!
师之大者,万人景仰;万人景仰者,却未必是真大师。如果说当今世界会产生“经济泡沫”,那么产生“文化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泡沫就是泡沫,吹得越大,爆得越快。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孕育一些学科带头人,或许真能为一方水土的经济文化作出了不起的贡献。比如袁隆平,老百姓认可、官方赞扬、联合国也嘉奖啊,虽然还没有人叫他大师。东北的刘积仁教授,也没人叫他大师,可是人家却在政府的支持下打造起亚洲硅谷——大连软件园产业基地,造福一方人民。古代先贤更是如此,比如儒家的学科带头人孔孟二老,那可不仅仅是培养了齐鲁大地的厚朴民风,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主流风范。再如明朝心学的学科带头人王阳明,也在浙江等地塑造了注重实用、知行合一的数百年人文性格,为今日之经济崛起埋下了厚重的基石。
中国不是没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当年的陈寅恪、梁漱溟、冯友兰、钱钟书、沈从文等都当得起“大师”的称号,但我们把黄金当废铜卖了,他们的匡世才华消磨在一次次运动风潮中,等他们一一过世,留下一个个黯然神伤的背影时,我们才幡然醒悟。
在大师匮乏的时代,我们渴望大师的产生,但“大师”不是一盼就能盼来的。因为“大师”不是可以按计划生产的,大可不必为“大师”去立什么标准,也不必徒费心力去制定什么培养计划。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为“大师”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
古代中国没有多少大师,只有圣贤。近代以来或许是从海外舶来也未可知,反正从此大师就多了起来。大师本没有严格定义,只是凡人对成就高者一种崇拜的称呼。比如文学成就高的,你崇拜他,就叫他文学大师,艺术成就高的就叫艺术大师,武功高的就叫武术大师。近来传统文化比较振兴,于是满大街都是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是如此应运而生的。可是季老先生本人却不认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季老谦虚。不过说实在的,季老确实不是研究国学的,人家那个学问叫东方学。固然东方学必然要牵涉到国学方面的东西,但是侧重却在印度学等方面。季老在东方学方面的成就和地位都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大师,恐怕也不是一般人能验证的。季老擅长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懂。他翻译的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相信也没几个人真正读过。不过这都挡不住全国人民对他的集体崇拜。但是季老似乎对大师并不感冒,甚至连“学界泰斗”都不太愿意接受,称之为“过了”。央视的采访节目标题叫做“北大资深教授”,应是名至实归。在《病榻杂记》中季老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像季羡林先生这样自己洗刷泡沫的真是绝无仅有。季老的人品实在为人称道。
想当初,大师辈出的岁月,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学贯中西,卓然了得。这也都是学界同仁感佩其学问源深、自成体系、多有创见,其弟子一时间也多为名师,誉为大师实不为过。后来战乱频仍,运动常搞,大师者乃烟消云散。曾几何时,“导师”是最厉害的,因为只有少数人能享用。现如今什么博导、硕导,随便扔一根棍子就能“搏倒、搠倒”好几个。如果你还是“搠倒”的话,恐怕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也就是“搏倒”可能还有点市场。所以现今的“倒师”们,一枕黄粱的目标就是“大师”了。但是现在的大师大多数不是评定的,因此靠抄袭论文和暗箱操作还不太好运作。那么雨后春笋般的大师们都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我们细细探究终于发现,原来都是靠“传播”的功劳。过去靠的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现在更不得了,都IT了、都“网络”了、都博客了。因此一些脑袋瓜子比较灵光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文化大师”。还有一些满嘴花言巧语的,一不小心就成了“学术超女”。也有一些插科打诨的也在加倍努力,期待从“学术超男”往“娱乐大师”的蜕变。
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市场有什么需求,就提供什么产品,叫做“为客户服务”。消费者需要“国学”,我们就生产“国学大师”,传播“学术超男、学术超女”。这样的平台叫媒体,这样的方式叫“炒作”,这样的企业叫“文化传播公司”,这个产业叫“文化创意产业”。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这里有对大师的最迫切的崇拜。如果没有了大师,我辈真不知其如何也!既然没有战火,哪来的英雄。既然没有英雄,那我们就姑且崇拜“大师”吧!西方有个著名的神学大师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本人也秀一把说:“即使没有大师,我们也要造一打出来!”
除此之外,有一小部分大师还真是评定出来的。一类是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这些大师虽然名正言顺,但多是手艺人,很难受到大众广泛的崇拜和高人们的足够重视,影响力很小。再者是新评出来的“国医大师”,据说有个硬杠杠,那就是年龄必须足够老,因此有的评出来时,已经就木了。想当初的大师,查查年龄不过四五十岁,如黄侃、王国维。今之大师难说矣!
师之大者,万人景仰;万人景仰者,却未必是真大师。如果说当今世界会产生“经济泡沫”,那么产生“文化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泡沫就是泡沫,吹得越大,爆得越快。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孕育一些学科带头人,或许真能为一方水土的经济文化作出了不起的贡献。比如袁隆平,老百姓认可、官方赞扬、联合国也嘉奖啊,虽然还没有人叫他大师。东北的刘积仁教授,也没人叫他大师,可是人家却在政府的支持下打造起亚洲硅谷——大连软件园产业基地,造福一方人民。古代先贤更是如此,比如儒家的学科带头人孔孟二老,那可不仅仅是培养了齐鲁大地的厚朴民风,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主流风范。再如明朝心学的学科带头人王阳明,也在浙江等地塑造了注重实用、知行合一的数百年人文性格,为今日之经济崛起埋下了厚重的基石。
中国不是没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当年的陈寅恪、梁漱溟、冯友兰、钱钟书、沈从文等都当得起“大师”的称号,但我们把黄金当废铜卖了,他们的匡世才华消磨在一次次运动风潮中,等他们一一过世,留下一个个黯然神伤的背影时,我们才幡然醒悟。
在大师匮乏的时代,我们渴望大师的产生,但“大师”不是一盼就能盼来的。因为“大师”不是可以按计划生产的,大可不必为“大师”去立什么标准,也不必徒费心力去制定什么培养计划。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为“大师”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