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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人身迫害和经济剥削，对言语虐待的探讨更为困难。通常政治、经济等有形压力形成的压迫机制较为显现，施行压迫的过程可以被实录或实证；压迫造成的伤害容易被确认、被验应。而言语虐待是无形的，它主要作用于心理形成精神压制，因而藏匿得更隐蔽，研究起来便越为困难，深究言语虐待，特别是挖掘虐待背后隐藏着的特征，也越具价值。当然，这些研究本身也是可能的，因为心理压制许多是由言语操纵和高压形成的，虐待的根源是支配权力；明显的心理压制很容易被觉察，隐匿的压制则可以通过观察受虐者的被伤害程度予以判别；严重的心理压制是会呈现一定的受伤症状、或留下后遗症的。换言之，我们可以从言语虐待形成的根源、受虐中的体验、虐待造成的结果等三个方面，透析言语虐待背后的特征。鲁迅先生是关注受压者命运、揭秘言语虐待的文学巨匠，其小说《祝福》在“揭示其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并且挑明意识形态结构与个体心灵法则对抗所出现的种种新异意识和思想裂缝”①，表现得尤为精湛与深邃。
一、言语虐待具有权力性特征
世界的运行总超脱不出两种权力模式：一种是会鼓舞人精神的个人权力，一种是会扼杀人精神的支配权力。“个人权力表现为众彼此相互储存，共同发展。”“个人权力模式之下，会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支配权力表现统治和支配别人的倾向”②，对别人的强烈控制，否定别人的价值和尊严，势必会出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屈从。支配权力是言语虐待的根源，言语虐待则是控制欲的一种外在表现，体现支配权力的特性，通常也是暴力支配行为的前奏。那些不可一世、打击贬抑对方、高高在上、具有偏执对抗性、喜欢操纵控制、吹毛求疵、强行推销个人意志、威胁恫吓等言语虐待，本质就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把控的表现形态。因此，言语虐待不仅是一个个人特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是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③为此，探讨祥林嫂遭遇虐待、压制时，必须联系她所处的社会阶层，还原她所在的特定的话语权力中的位置。
（一）政权话语虐待表现最狰狞、最刻毒。“信奉支配权力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倾轧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希望通过控制别人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④在鲁镇，鲁四老爷是封建政权的实际代表人物，“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顽固、守旧已经渗入到骨子里。当他面对社会最底层的祥林嫂时，那种天然生出的优越感、簇拥权力的自大感就会在言语中流露出来，抛掷一些鄙夷、辱骂性的言辞，施以污辱性的言语虐待便不足为奇。“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鲁四老爷对苟且活着的祥林嫂的恶语相加，对已死去的祥林嫂的高声谩骂，言语赤裸裸地表露了最直接、最恶意的人身攻击；“祝福”时节，鲁四婶三番两次地制止祥林嫂插手祭祀活动，隐藏着强烈的厌恶与歧视，是一种最直观的以权压人式的言语虐待。相比之下，众人对待祥林嫂的言辞虽然也带有厌恶的意味，但表现得委婉、内敛许多，比如短工谈及祥林嫂之死，“还不是和祥林嫂！”“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抗婚虽为不满，言语带有非难，甚或有怪罪怨愤之意，“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却绝无刻毒之辞。可见，言说者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言说的方式与言辞的内容。
（二）封建礼教的族权、夫权话语虐待表现最充分、最激烈。封建礼教是看不见、无形的嵌制权力。以鲁四老爷为代表者，秉承男尊女卑的礼教观念，维护奴役、束缚妇女的伦理道德，禀持“三从四德”“妇节”观。对丧夫、改嫁的祥林嫂表现出零容忍度，“讨厌她是一个寡妇”，视其“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维护族权、“家长制”，对祥林嫂逃离家门之举持否定态度。鲁四老爷是维系封建礼教的执行者。更为可怕的是，封建礼教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经历两千年的传承，全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每一个成员，甚至在妇女内心深深扎了根。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改嫁闹腾的极度不满，对祥林嫂所抗争的那个族权的捍卫：“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柳妈对祥林嫂“依了”改嫁进行无端指责，暗含对“妇无适二夫”的认同。“夫权”话语施以祥林嫂的虐待，表现得最充分、最激烈，引发的刺激最长效。
（三）神权话语虐待表现最神秘、最隐讳。敬神畏鬼，是中华先民远古而来的信仰。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统治者借助鬼神、阴曹地府的力量，麻痹民众，不断固化于人们的头脑，以此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柳妈这样的民众就是深受其毒浸，并不觉不察地布散、传播流毒，去戮害对此毫无免疫能力的祥林嫂，如“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神秘的冥界，狰狞的鬼域，柳妈竟然知晓得如此熟透，神权罗织一幅天地大网，布道于普通民众的内心。祥林嫂正是在柳妈的耳提面命之下，深信自己罪孽深重，捐门槛赎罪，以此乞求鬼神的饶恕。“捐了门槛”的祥林嫂，神舒气畅，眼光有神……但小小的门槛力量哪里抵得过强权，鲁四婶的制止如当头棒喝，将祥林嫂打入了冷宫。人们照例相信鬼神，遭受重创的祥林嫂开始质疑这个鬼魅异域的存在与无了。鬼神之事，说不清道不白，关涉神权的话语自然就成了最神秘、最隐讳、不容置疑的禁地。
言语虐待作为一种以权压人的手段，“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⑤。当鲁四老爷、鲁四婶对祥林嫂施以“言语虐待”的时候，通常不为人们所诧异；而当卫老婆子、鲁镇人、鲁四叔家的短工与柳妈动辄挥舞“言语虐待”的大棒时，人们会质疑这些虐待的“合法性”。其实，以权压人的手段已经形成一套体系，“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⑥ 二、言语虐待具有可觉性特征
言语虐待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隐藏的。明显的虐待，可觉性极高；而隐藏的虐待，觉察起来相对困难得多，因为这类虐待没有外伤，不像肉体虐待那样看得真切、辨得明白，其判别不能以侵害的次数、伤害的数据、创伤的等级等“量”来衡量，但是，“言语的影响是定性的”，造成“伤害的程度取决于受害者痛苦的程度，受害者经历的性质能表现出虐待的程度。”⑦换言之，言语虐待虽然十分隐蔽，其效能、强制力无法确知，但可依据虐待的性质、伤害的程度给予“定性”，借助于体验，言语虐待应该是可觉的了。
（一）明显的言语虐待。施虐者常常使用具有攻击性、伤害性的语言，“因为这种侵犯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很大，影响很深，受害者们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⑧，也很容易被其他人所觉知。在众多言语虐待中，“辱骂型”无疑是最直接的虐待，使用污言秽语，或使用侮辱性的称谓，进行人身污辱、恶意谩骂，鲁四老爷谩骂祥林嫂为“谬种”，公然使用侮辱性的语词，毫不掩饰厌恶之情。“对抗型”是公然决绝的虐待，如鲁四老爷见到祥林嫂皱眉头，一皱一颦之间，传递根植其内心的对“寡妇”的敌意；背后告诫使用“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等带有辱骂性的言辞，“对抗”“敌意”升级。“暗中破坏型”与“对抗型”的公开区别在于虐待趋于隐秘。如鲁镇人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追问，“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你那时怎么竟肯了？”“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无聊的人们戏谑的声调，令人窒息的笑声，绝非善意的言语抚慰，对于施虐者来说，得到了寻欢取乐的满足，而给祥林嫂则带来了锥心刺痛，无异于在受虐者的伤痕上撒下一把盐。“否认型”则是站在对立立场的否定性的虐待，如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改嫁”过程中一系列“抗婚”举动，完全采用“负面性”的说辞，表达了否认性的态度。“威胁型”是不折不扣的虐待，使用凶狠、狰狞的言语实施威吓，如，柳妈给祥林嫂描述“冥界”官司即属此类。施虐者无论是出于有意的刻毒，还是出自无意的愚昧，均能给受虐者心灵带来莫大痛苦，对其精神造成极大的打击。隐藏在言语背后的虐待属于可以被觉察或感知的。
（二）隐藏性的言语虐待。施虐者不会承认虐待的存在，反而使用各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虐待行为，而不明事理的人还会认为施虐者是真诚的，并不相信他们带有恶意。这给言语虐待的判别增添了莫大困难，也为“受虐”“施虐”双方提供了自我言说的可能。鲁四老爷家两次收留了无家可归的祥林嫂，解决了她的生活住处，给她提供饭食，还付给她工钱。在常人眼里，他们是乐善好施之人，具有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谁都不会相信他们是言语虐待的施虐者。事实上，真正执掌政治话语权、编织虐待祥林嫂言语场的是鲁四老爷；最先界定祥林嫂身份、言辞最刻毒的是鲁四老爷；纵容夫权族权戮害、最终酿就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是鲁四老爷；最后浇灭祥林嫂一线生存希望之光的是鲁四婶。鲁四老爷之流决不会轻易承认这些施予祥林嫂身上的控制与虐待，然而，我们总能在祥林嫂命运转折的每一关键点发现那致命的一击。
隐藏性的言语虐待极易伪装，有以漠然不经意的话语构成的，有以玩笑形式出现的，有用负面话语评价的，有由无知而演绎而来的。在公开虐待之前，人们很难识破这类言语的本质。我们可以从阿毛故事、柳妈交心等窥知一斑：祥林嫂反复诉说阿毛的故事，全镇的人们“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打断她的话，走开去。鲁镇人的“阻碍”未免太过冷漠了些，但做错的似乎不是他们，祥林嫂才是一切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言行上的漠视孤立构成“阻碍和转移型”的虐待。至于“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看似寻常的关切，于常人是再普通不过了，但于祥林嫂，“阿毛”则是心中治愈不了的伤痛，更何况大家带着取乐的动机“似笑非笑的”“觉得这又冷又尖”，是十足“掩盖型”的言语虐待。对于“改嫁”之事，柳妈与祥林嫂作了深入肺腑的交流。柳妈的言辞十分诚恳，对祥林嫂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对其不幸人生表示深切悲怜。正是这种情感的真实存在，干扰了人们对言语虐待的准确把握，柳妈对祥林嫂不符事实的“负面”评定、不明究理的无端批评，事实上构成了“评价和批评型”的言语虐待。而阴间“分尸”、“捐门槛”赎罪，将祥林嫂往万劫不复的深渊重重地推了一把，虽说不是有意，只因无知而致，恰做实了一宗“琐碎浅薄型”言语虐待。
言语虐待或多或少地隐匿于善意、无辜、无意的背后，施虐者常常暗示被虐待者做错事而导致所有的不幸，诚如祥林嫂被羞辱，受虐待时，常常或隐或显地被告知她是一切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世上不幸都是伴随着她而带来的，一切苦难皆由她引起，她自己总觉得对现实的认识并不正确。所有这些，势必给言语虐待的准确甄别带来了难度，唯其艰难，更体现了挖掘文本意义、拓展解读空间的价值之所在。
三、言语虐待具有压抑性特征
言语虐待“是一种心理暴力行为”⑨，通过藐视、压制、贬低受虐者，破坏其判断能力，使受虐者感到迷惑，在心理上产生极度压抑，对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以达到虐待的目的。罗伯特·富尔汉姆说：“如果你对生机勃勃的人或生物大吼大叫，态度蛮横，肯定会扼杀他们的内在活动。棍棒和石头可以敲断我们的骨骼，但言语可以伤害我们的心灵……”⑩言语虐待使受虐者生活的氛围越来越混乱，给受虐者造成压抑、痛苦是长期的，从压抑、痛苦中恢复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言语虐待的压抑性，可以在祥林嫂身上找以验证。
（一）压制与屈服。言语虐待的形式就是操纵、控制，使受虐者在强权压制下最终屈服。祥林嫂就是在言语操控、行动嵌制下，从起初的叛离逃脱、到誓死抗婚，直至最后屈从命运，一步步地循着封建强权设计的路径“沉沦”。“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鲁四叔站在封建宗法立场，坚定维护封建家族、家长对祥林嫂的控制权，在各方言语、行动的压制下，祥林嫂被捆绑回家，以被迫“屈服”完成首次登场。卫老婆子讲述祥林嫂改嫁时的情景，“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逼婚”进程酣畅淋漓，戏谑言辞直坦虐待，祥林嫂在强烈压制下照例“屈服”地成了家、生了儿子。祥林嫂经历的“抗争——压制——屈服”过程，实则是言语虐待压抑性的生动记载。 （二）无助与孤独。言语虐待往往使受虐者产生心理纠结，造成精神压抑，形成一种倾向——总是进行反省，回顾发生的事情，希望找出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受虐者时常感到困惑不解，失去方向，却难以与人沟通，于是希望逃离现有的生活环境。祥林嫂命运悲苦，再到鲁镇，鲁镇人与她讲话的“音调和先前很不同”，“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然不理会那些，希望通过倾诉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关心，但周围的人在短暂的眼泪之后，便是冷漠、鄙薄和揶揄，一听到她讲“阿毛”的故事就厌烦，“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祥林嫂怔怔的站着，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就连孩子都要吃惊躲走，“只剩下她一个”，祥林嫂简直孤立无援。阿毛的故事是大家被动的厌弃、冷落、孤寂祥林嫂的话，“额头伤疤”的故事则是大家主动的寻乐、虐待、压抑祥林嫂。“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言语虐待者违背正常人际交流的基本准则，无视受虐者的体验，拒绝倾听他们的倾诉，拒绝分享彼此的感受，其做法看似自我制造孤立的“自我压抑”，推而广之，在鲁镇形成共同的“拒绝祥林嫂”的策略，祥林嫂便成了人们共同孤立、集体虐待的受虐者。言语虐待的效果，大概也如施虐者所愿。
（三）责备与惊惧。用指责、怪罪的言语批评，是虐待的常见手段。柳妈看着祥林嫂额上的伤疤，追问“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指责祥林嫂，怪罪是她自己愿意的，对事实的真相与原委竟全然不顾，也根本“不信”，还异想天开地猜度，“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这种责备性的言语，明显地带有挑刺的意味，具有较强的攻击色彩，这不单单是对无辜者的漠视，也是对受虐者心理的蹂躏，更是对受虐者人格的践踏，充分表现了言语虐待的压抑性效用。不可否认，“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倒落了一件大罪名。”这些责备性的话语，夹杂着柳妈对同阶层人不幸遭遇的关切、凄苦命运的悲怜。而她给祥林嫂补上的“阴司分尸”故事的一节课，使祥林嫂增添见识的同时，犹如一把血淋淋的手术刀，深深地扎向祥林嫂颤巍巍的心脏，祥林嫂胆肝俱裂，惊惧不已，脸上流露出恐怖神色，第二天早上两眼围着大黑圈，料想魂魄已惊飞了几许。
（四）挣脱与绝望。言语虐待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要么揭开隐喻着的伤痛，在受害者倍感失落时，却不指明正确的疗伤办法或明示重新开始的出路，任由其盲目寻找机会和目标；要么在受虐者怀揣幻想，依靠希望支撑时，却告知最精彩的行为也是错误、徒劳的。柳妈出于善意的怜悯，给“阴司”缠身的祥林嫂出招，花钱消灾，出资“捐门槛”。真是“病急乱投医”，也是出于今世“罪孽”的救赎，对冥界“赎罪”的畏惧，第二天一早，祥林嫂便急切地去土地庙，经过恳切哀求才勉强获准“捐门槛”。祥林嫂的付出自然不会低，价目是辛辛苦苦积攒了近两年的工钱。捐门槛后的祥林嫂像打了鸡血，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与人说话。当然，祥林嫂的愚昧让人觉得可悲，其行为令人可笑，她的付出让人可怜，但我们不能无视她面对命运时的那种无奈，摆脱苦难的竭力挣扎，以及对幸福人生的渴望。
然而，祭祀时分，鲁四婶慌忙大声制止：“你放着罢，祥林嫂！”让祥林嫂措手不及，而且毫无心理准备，“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她感觉对一个理想的威严和希望彻底落空，于是丧失自信，变得焦虑不安。而当思想包袱过重，不能从中摆脱的话，便越发心神难守，精神重度失常，最终走向绝望而不能救赎。祥林嫂经此一击而表现出的“失神”“胆怯”“怕暗”“怕黑”“呆”“忘却”等后遗症，正是重度精神失常的症状，也是因长期压抑或实然重度打击而引致“绝望”的真实体现。祥林嫂的“绝望”，是言语虐待压抑性的重度表征。
（五）忍受与疑惑。言语虐待给人造成压抑，使受虐者最终屈从、或持久的忍受屈从。通常虐待、压抑得越长久，受虐者堕入麻目而终不觉察则越甚，忍受就越发成为一种习惯，更甚为一种自觉。“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11}前期的祥林嫂，默默忍受言语虐待，对虐待性、压抑性的话语逐渐适应、习惯，即使对严重挫伤自尊心的话语也无动于衷，她承认一切的错都是自己带来的，并没意识到所有的生活苦难、精神镣铐只是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更谈不上对别人言语虐待进行有效抵抗了。随着时间推移，虐待者、压抑者们不免也会发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语信息，比如祥林嫂土地庙“捐门槛”赎罪后——鲁四婶仍制止其接触祭品，祥林嫂的主观世界也十分混乱。由于种种原因，祥林嫂是不可能搞清楚这些言语虐待背后的问题的。但后期的祥林嫂开始疑惑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生活体验常常犹豫不决，随着自我怀疑不断增加，她的思维方式、个人态度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祥林嫂向“我”询问：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是否有地狱、死后家人能否见面等问题，是她对未来心存怀疑的结果。在此，也向我们展示言语虐待压抑性特征的又一内容，即让已经养成“忍受”习惯的人对自己身上近乎习性的“忍受”进行“疑惑”，无异于拿着手术刀往自己身上扎，这是无比痛苦和极其残忍的。
（六）消沉与陨消
言语虐待对人的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它会使人闷闷不乐，造成热情丧失，让人的生活失去活力。祥林嫂的一生，真实地演绎了言语虐待的情状：遭受言语虐待，精神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意志渐趋“消沉”，最终于“祝福”声中“陨消”。无需更多笔墨阐释，单单从文章对祥林嫂的前后肖像刻画中便能识清言语戮害、虐杀生命的进程。祥林嫂初来鲁镇，“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虽是寡妇，但勤快、有力，依然透着生机。这时的祥林嫂可作为后期的比照！第二次到鲁镇，“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脸色、精神、灵活、记性等不如以前，毕竟丧夫失子不久，还未从痛苦中摆脱。“捐门槛”被喝令制止，“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通过约束祥林嫂的行为打击其自信，摧垮她的精神支柱。这一回纯粹使用言语虐待，达到非常大的压抑效果。临死前，“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我们看到从祥林嫂的“消沉”到“陨消”的过程，尽管很难确诊是哪一处创伤导致其毙命，也很难指认哪一次疼痛是由言语虐待引起的，人们依然能领受到言语虐待的杀伤力。
从祥林嫂悲剧的人生经历中，人们可以得到体悟，言语虐待是一把看不见的匕首，它能撕裂人的希望，摧毁人的精神，使人变成毫无生机的、全无气息的“僵尸”。我们探究言语虐待对祥林嫂所造成的伤害，为消逝的生命破获戮害的手段，再现受虐者痛苦的真实情形，就是要揭示言语虐待操纵的根源，指明言语虐待的支配力量或控制模式；就是要识辨言语虐待或明或隐的形式，让那些隐匿藏遁的劣迹昭彰；更是要指明因压抑而造成的病理症状，透析言语虐待的压抑本性。唯有揭示言语虐待背后特性，才能做到擦亮眼睛，做好及早防范。否则，它就会阴魂不散的潜在人们的血液中，使麦素潜藏在自由的机体，折磨人们的生命，禁锢个人权利的自由绽放。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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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②④⑦⑧⑨⑩[美]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言语虐待》，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7、9、98、3页。
③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⑤⑥{11}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7、227、227—228页。
[作者通联：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一、言语虐待具有权力性特征
世界的运行总超脱不出两种权力模式：一种是会鼓舞人精神的个人权力，一种是会扼杀人精神的支配权力。“个人权力表现为众彼此相互储存，共同发展。”“个人权力模式之下，会形成一种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支配权力表现统治和支配别人的倾向”②，对别人的强烈控制，否定别人的价值和尊严，势必会出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屈从。支配权力是言语虐待的根源，言语虐待则是控制欲的一种外在表现，体现支配权力的特性，通常也是暴力支配行为的前奏。那些不可一世、打击贬抑对方、高高在上、具有偏执对抗性、喜欢操纵控制、吹毛求疵、强行推销个人意志、威胁恫吓等言语虐待，本质就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把控的表现形态。因此，言语虐待不仅是一个个人特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是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③为此，探讨祥林嫂遭遇虐待、压制时，必须联系她所处的社会阶层，还原她所在的特定的话语权力中的位置。
（一）政权话语虐待表现最狰狞、最刻毒。“信奉支配权力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倾轧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希望通过控制别人得到他所要求的东西。”④在鲁镇，鲁四老爷是封建政权的实际代表人物，“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顽固、守旧已经渗入到骨子里。当他面对社会最底层的祥林嫂时，那种天然生出的优越感、簇拥权力的自大感就会在言语中流露出来，抛掷一些鄙夷、辱骂性的言辞，施以污辱性的言语虐待便不足为奇。“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鲁四老爷对苟且活着的祥林嫂的恶语相加，对已死去的祥林嫂的高声谩骂，言语赤裸裸地表露了最直接、最恶意的人身攻击；“祝福”时节，鲁四婶三番两次地制止祥林嫂插手祭祀活动，隐藏着强烈的厌恶与歧视，是一种最直观的以权压人式的言语虐待。相比之下，众人对待祥林嫂的言辞虽然也带有厌恶的意味，但表现得委婉、内敛许多，比如短工谈及祥林嫂之死，“还不是和祥林嫂！”“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抗婚虽为不满，言语带有非难，甚或有怪罪怨愤之意，“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却绝无刻毒之辞。可见，言说者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言说的方式与言辞的内容。
（二）封建礼教的族权、夫权话语虐待表现最充分、最激烈。封建礼教是看不见、无形的嵌制权力。以鲁四老爷为代表者，秉承男尊女卑的礼教观念，维护奴役、束缚妇女的伦理道德，禀持“三从四德”“妇节”观。对丧夫、改嫁的祥林嫂表现出零容忍度，“讨厌她是一个寡妇”，视其“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维护族权、“家长制”，对祥林嫂逃离家门之举持否定态度。鲁四老爷是维系封建礼教的执行者。更为可怕的是，封建礼教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经历两千年的传承，全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每一个成员，甚至在妇女内心深深扎了根。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改嫁闹腾的极度不满，对祥林嫂所抗争的那个族权的捍卫：“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柳妈对祥林嫂“依了”改嫁进行无端指责，暗含对“妇无适二夫”的认同。“夫权”话语施以祥林嫂的虐待，表现得最充分、最激烈，引发的刺激最长效。
（三）神权话语虐待表现最神秘、最隐讳。敬神畏鬼，是中华先民远古而来的信仰。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统治者借助鬼神、阴曹地府的力量，麻痹民众，不断固化于人们的头脑，以此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柳妈这样的民众就是深受其毒浸，并不觉不察地布散、传播流毒，去戮害对此毫无免疫能力的祥林嫂，如“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神秘的冥界，狰狞的鬼域，柳妈竟然知晓得如此熟透，神权罗织一幅天地大网，布道于普通民众的内心。祥林嫂正是在柳妈的耳提面命之下，深信自己罪孽深重，捐门槛赎罪，以此乞求鬼神的饶恕。“捐了门槛”的祥林嫂，神舒气畅，眼光有神……但小小的门槛力量哪里抵得过强权，鲁四婶的制止如当头棒喝，将祥林嫂打入了冷宫。人们照例相信鬼神，遭受重创的祥林嫂开始质疑这个鬼魅异域的存在与无了。鬼神之事，说不清道不白，关涉神权的话语自然就成了最神秘、最隐讳、不容置疑的禁地。
言语虐待作为一种以权压人的手段，“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⑤。当鲁四老爷、鲁四婶对祥林嫂施以“言语虐待”的时候，通常不为人们所诧异；而当卫老婆子、鲁镇人、鲁四叔家的短工与柳妈动辄挥舞“言语虐待”的大棒时，人们会质疑这些虐待的“合法性”。其实，以权压人的手段已经形成一套体系，“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⑥ 二、言语虐待具有可觉性特征
言语虐待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隐藏的。明显的虐待，可觉性极高；而隐藏的虐待，觉察起来相对困难得多，因为这类虐待没有外伤，不像肉体虐待那样看得真切、辨得明白，其判别不能以侵害的次数、伤害的数据、创伤的等级等“量”来衡量，但是，“言语的影响是定性的”，造成“伤害的程度取决于受害者痛苦的程度，受害者经历的性质能表现出虐待的程度。”⑦换言之，言语虐待虽然十分隐蔽，其效能、强制力无法确知，但可依据虐待的性质、伤害的程度给予“定性”，借助于体验，言语虐待应该是可觉的了。
（一）明显的言语虐待。施虐者常常使用具有攻击性、伤害性的语言，“因为这种侵犯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很大，影响很深，受害者们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⑧，也很容易被其他人所觉知。在众多言语虐待中，“辱骂型”无疑是最直接的虐待，使用污言秽语，或使用侮辱性的称谓，进行人身污辱、恶意谩骂，鲁四老爷谩骂祥林嫂为“谬种”，公然使用侮辱性的语词，毫不掩饰厌恶之情。“对抗型”是公然决绝的虐待，如鲁四老爷见到祥林嫂皱眉头，一皱一颦之间，传递根植其内心的对“寡妇”的敌意；背后告诫使用“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等带有辱骂性的言辞，“对抗”“敌意”升级。“暗中破坏型”与“对抗型”的公开区别在于虐待趋于隐秘。如鲁镇人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追问，“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你那时怎么竟肯了？”“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无聊的人们戏谑的声调，令人窒息的笑声，绝非善意的言语抚慰，对于施虐者来说，得到了寻欢取乐的满足，而给祥林嫂则带来了锥心刺痛，无异于在受虐者的伤痕上撒下一把盐。“否认型”则是站在对立立场的否定性的虐待，如卫老婆子对祥林嫂“改嫁”过程中一系列“抗婚”举动，完全采用“负面性”的说辞，表达了否认性的态度。“威胁型”是不折不扣的虐待，使用凶狠、狰狞的言语实施威吓，如，柳妈给祥林嫂描述“冥界”官司即属此类。施虐者无论是出于有意的刻毒，还是出自无意的愚昧，均能给受虐者心灵带来莫大痛苦，对其精神造成极大的打击。隐藏在言语背后的虐待属于可以被觉察或感知的。
（二）隐藏性的言语虐待。施虐者不会承认虐待的存在，反而使用各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虐待行为，而不明事理的人还会认为施虐者是真诚的，并不相信他们带有恶意。这给言语虐待的判别增添了莫大困难，也为“受虐”“施虐”双方提供了自我言说的可能。鲁四老爷家两次收留了无家可归的祥林嫂，解决了她的生活住处，给她提供饭食，还付给她工钱。在常人眼里，他们是乐善好施之人，具有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谁都不会相信他们是言语虐待的施虐者。事实上，真正执掌政治话语权、编织虐待祥林嫂言语场的是鲁四老爷；最先界定祥林嫂身份、言辞最刻毒的是鲁四老爷；纵容夫权族权戮害、最终酿就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是鲁四老爷；最后浇灭祥林嫂一线生存希望之光的是鲁四婶。鲁四老爷之流决不会轻易承认这些施予祥林嫂身上的控制与虐待，然而，我们总能在祥林嫂命运转折的每一关键点发现那致命的一击。
隐藏性的言语虐待极易伪装，有以漠然不经意的话语构成的，有以玩笑形式出现的，有用负面话语评价的，有由无知而演绎而来的。在公开虐待之前，人们很难识破这类言语的本质。我们可以从阿毛故事、柳妈交心等窥知一斑：祥林嫂反复诉说阿毛的故事，全镇的人们“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打断她的话，走开去。鲁镇人的“阻碍”未免太过冷漠了些，但做错的似乎不是他们，祥林嫂才是一切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言行上的漠视孤立构成“阻碍和转移型”的虐待。至于“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看似寻常的关切，于常人是再普通不过了，但于祥林嫂，“阿毛”则是心中治愈不了的伤痛，更何况大家带着取乐的动机“似笑非笑的”“觉得这又冷又尖”，是十足“掩盖型”的言语虐待。对于“改嫁”之事，柳妈与祥林嫂作了深入肺腑的交流。柳妈的言辞十分诚恳，对祥林嫂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对其不幸人生表示深切悲怜。正是这种情感的真实存在，干扰了人们对言语虐待的准确把握，柳妈对祥林嫂不符事实的“负面”评定、不明究理的无端批评，事实上构成了“评价和批评型”的言语虐待。而阴间“分尸”、“捐门槛”赎罪，将祥林嫂往万劫不复的深渊重重地推了一把，虽说不是有意，只因无知而致，恰做实了一宗“琐碎浅薄型”言语虐待。
言语虐待或多或少地隐匿于善意、无辜、无意的背后，施虐者常常暗示被虐待者做错事而导致所有的不幸，诚如祥林嫂被羞辱，受虐待时，常常或隐或显地被告知她是一切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世上不幸都是伴随着她而带来的，一切苦难皆由她引起，她自己总觉得对现实的认识并不正确。所有这些，势必给言语虐待的准确甄别带来了难度，唯其艰难，更体现了挖掘文本意义、拓展解读空间的价值之所在。
三、言语虐待具有压抑性特征
言语虐待“是一种心理暴力行为”⑨，通过藐视、压制、贬低受虐者，破坏其判断能力，使受虐者感到迷惑，在心理上产生极度压抑，对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以达到虐待的目的。罗伯特·富尔汉姆说：“如果你对生机勃勃的人或生物大吼大叫，态度蛮横，肯定会扼杀他们的内在活动。棍棒和石头可以敲断我们的骨骼，但言语可以伤害我们的心灵……”⑩言语虐待使受虐者生活的氛围越来越混乱，给受虐者造成压抑、痛苦是长期的，从压抑、痛苦中恢复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言语虐待的压抑性，可以在祥林嫂身上找以验证。
（一）压制与屈服。言语虐待的形式就是操纵、控制，使受虐者在强权压制下最终屈服。祥林嫂就是在言语操控、行动嵌制下，从起初的叛离逃脱、到誓死抗婚，直至最后屈从命运，一步步地循着封建强权设计的路径“沉沦”。“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鲁四叔站在封建宗法立场，坚定维护封建家族、家长对祥林嫂的控制权，在各方言语、行动的压制下，祥林嫂被捆绑回家，以被迫“屈服”完成首次登场。卫老婆子讲述祥林嫂改嫁时的情景，“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逼婚”进程酣畅淋漓，戏谑言辞直坦虐待，祥林嫂在强烈压制下照例“屈服”地成了家、生了儿子。祥林嫂经历的“抗争——压制——屈服”过程，实则是言语虐待压抑性的生动记载。 （二）无助与孤独。言语虐待往往使受虐者产生心理纠结，造成精神压抑，形成一种倾向——总是进行反省，回顾发生的事情，希望找出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受虐者时常感到困惑不解，失去方向，却难以与人沟通，于是希望逃离现有的生活环境。祥林嫂命运悲苦，再到鲁镇，鲁镇人与她讲话的“音调和先前很不同”，“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然不理会那些，希望通过倾诉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关心，但周围的人在短暂的眼泪之后，便是冷漠、鄙薄和揶揄，一听到她讲“阿毛”的故事就厌烦，“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祥林嫂怔怔的站着，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就连孩子都要吃惊躲走，“只剩下她一个”，祥林嫂简直孤立无援。阿毛的故事是大家被动的厌弃、冷落、孤寂祥林嫂的话，“额头伤疤”的故事则是大家主动的寻乐、虐待、压抑祥林嫂。“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言语虐待者违背正常人际交流的基本准则，无视受虐者的体验，拒绝倾听他们的倾诉，拒绝分享彼此的感受，其做法看似自我制造孤立的“自我压抑”，推而广之，在鲁镇形成共同的“拒绝祥林嫂”的策略，祥林嫂便成了人们共同孤立、集体虐待的受虐者。言语虐待的效果，大概也如施虐者所愿。
（三）责备与惊惧。用指责、怪罪的言语批评，是虐待的常见手段。柳妈看着祥林嫂额上的伤疤，追问“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指责祥林嫂，怪罪是她自己愿意的，对事实的真相与原委竟全然不顾，也根本“不信”，还异想天开地猜度，“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这种责备性的言语，明显地带有挑刺的意味，具有较强的攻击色彩，这不单单是对无辜者的漠视，也是对受虐者心理的蹂躏，更是对受虐者人格的践踏，充分表现了言语虐待的压抑性效用。不可否认，“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倒落了一件大罪名。”这些责备性的话语，夹杂着柳妈对同阶层人不幸遭遇的关切、凄苦命运的悲怜。而她给祥林嫂补上的“阴司分尸”故事的一节课，使祥林嫂增添见识的同时，犹如一把血淋淋的手术刀，深深地扎向祥林嫂颤巍巍的心脏，祥林嫂胆肝俱裂，惊惧不已，脸上流露出恐怖神色，第二天早上两眼围着大黑圈，料想魂魄已惊飞了几许。
（四）挣脱与绝望。言语虐待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要么揭开隐喻着的伤痛，在受害者倍感失落时，却不指明正确的疗伤办法或明示重新开始的出路，任由其盲目寻找机会和目标；要么在受虐者怀揣幻想，依靠希望支撑时，却告知最精彩的行为也是错误、徒劳的。柳妈出于善意的怜悯，给“阴司”缠身的祥林嫂出招，花钱消灾，出资“捐门槛”。真是“病急乱投医”，也是出于今世“罪孽”的救赎，对冥界“赎罪”的畏惧，第二天一早，祥林嫂便急切地去土地庙，经过恳切哀求才勉强获准“捐门槛”。祥林嫂的付出自然不会低，价目是辛辛苦苦积攒了近两年的工钱。捐门槛后的祥林嫂像打了鸡血，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与人说话。当然，祥林嫂的愚昧让人觉得可悲，其行为令人可笑，她的付出让人可怜，但我们不能无视她面对命运时的那种无奈，摆脱苦难的竭力挣扎，以及对幸福人生的渴望。
然而，祭祀时分，鲁四婶慌忙大声制止：“你放着罢，祥林嫂！”让祥林嫂措手不及，而且毫无心理准备，“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她感觉对一个理想的威严和希望彻底落空，于是丧失自信，变得焦虑不安。而当思想包袱过重，不能从中摆脱的话，便越发心神难守，精神重度失常，最终走向绝望而不能救赎。祥林嫂经此一击而表现出的“失神”“胆怯”“怕暗”“怕黑”“呆”“忘却”等后遗症，正是重度精神失常的症状，也是因长期压抑或实然重度打击而引致“绝望”的真实体现。祥林嫂的“绝望”，是言语虐待压抑性的重度表征。
（五）忍受与疑惑。言语虐待给人造成压抑，使受虐者最终屈从、或持久的忍受屈从。通常虐待、压抑得越长久，受虐者堕入麻目而终不觉察则越甚，忍受就越发成为一种习惯，更甚为一种自觉。“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11}前期的祥林嫂，默默忍受言语虐待，对虐待性、压抑性的话语逐渐适应、习惯，即使对严重挫伤自尊心的话语也无动于衷，她承认一切的错都是自己带来的，并没意识到所有的生活苦难、精神镣铐只是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更谈不上对别人言语虐待进行有效抵抗了。随着时间推移，虐待者、压抑者们不免也会发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语信息，比如祥林嫂土地庙“捐门槛”赎罪后——鲁四婶仍制止其接触祭品，祥林嫂的主观世界也十分混乱。由于种种原因，祥林嫂是不可能搞清楚这些言语虐待背后的问题的。但后期的祥林嫂开始疑惑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生活体验常常犹豫不决，随着自我怀疑不断增加，她的思维方式、个人态度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祥林嫂向“我”询问：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是否有地狱、死后家人能否见面等问题，是她对未来心存怀疑的结果。在此，也向我们展示言语虐待压抑性特征的又一内容，即让已经养成“忍受”习惯的人对自己身上近乎习性的“忍受”进行“疑惑”，无异于拿着手术刀往自己身上扎，这是无比痛苦和极其残忍的。
（六）消沉与陨消
言语虐待对人的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它会使人闷闷不乐，造成热情丧失，让人的生活失去活力。祥林嫂的一生，真实地演绎了言语虐待的情状：遭受言语虐待，精神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意志渐趋“消沉”，最终于“祝福”声中“陨消”。无需更多笔墨阐释，单单从文章对祥林嫂的前后肖像刻画中便能识清言语戮害、虐杀生命的进程。祥林嫂初来鲁镇，“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虽是寡妇，但勤快、有力，依然透着生机。这时的祥林嫂可作为后期的比照！第二次到鲁镇，“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脸色、精神、灵活、记性等不如以前，毕竟丧夫失子不久，还未从痛苦中摆脱。“捐门槛”被喝令制止，“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通过约束祥林嫂的行为打击其自信，摧垮她的精神支柱。这一回纯粹使用言语虐待，达到非常大的压抑效果。临死前，“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我们看到从祥林嫂的“消沉”到“陨消”的过程，尽管很难确诊是哪一处创伤导致其毙命，也很难指认哪一次疼痛是由言语虐待引起的，人们依然能领受到言语虐待的杀伤力。
从祥林嫂悲剧的人生经历中，人们可以得到体悟，言语虐待是一把看不见的匕首，它能撕裂人的希望，摧毁人的精神，使人变成毫无生机的、全无气息的“僵尸”。我们探究言语虐待对祥林嫂所造成的伤害，为消逝的生命破获戮害的手段，再现受虐者痛苦的真实情形，就是要揭示言语虐待操纵的根源，指明言语虐待的支配力量或控制模式；就是要识辨言语虐待或明或隐的形式，让那些隐匿藏遁的劣迹昭彰；更是要指明因压抑而造成的病理症状，透析言语虐待的压抑本性。唯有揭示言语虐待背后特性，才能做到擦亮眼睛，做好及早防范。否则，它就会阴魂不散的潜在人们的血液中，使麦素潜藏在自由的机体，折磨人们的生命，禁锢个人权利的自由绽放。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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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②④⑦⑧⑨⑩[美]帕雷夏·伊文斯著、宋云伟译：《言语虐待》，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7、9、98、3页。
③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⑤⑥{11}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7、227、227—228页。
[作者通联：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