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李阳的外籍太太在微博上发布了被家暴后的照片，舆论一片哗然，诸多谴责指向李阳。随后李阳接受了采访，其中一些言论令人惊讶，比如他承认结婚不是因为感情，而是“为了研究家庭教育”，甚至在柴静问他怕不怕女儿们“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实验品”时，李阳回答：“挺好啊，有好的实验品和不好的实验品……小白鼠不是拿来实验的吗?”
　　这些谈话令大部分人感到气愤。不过依我看，李阳虽无理，却十分坦诚，他这些不中听的话其实是不少人的心声。大大咧咧承认为了研究家庭教育而结婚固然讨厌，可全中国有多少姑娘不也是为了套房子才结婚的么?在她们心里，婚姻和房子必须是有牢固联系的，就像李阳心中婚姻和研究教育也有必然联系一样。
　　同样，直接说“我家孩子就是实验品”当然挑战大众，可大众里有多少是以朗朗父亲为榜样，逼孩子每天刻苦练琴6小时，试图在中国几百万琴童里杀出一条血路?这些孩子只是没明说的实验品罢了。总的来说，大众和李阳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剥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为自己谋利。
　　李阳代表的价值观，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观念，就是“唯有用论”。在以李阳为代表的部分人心里，世界上只有一种衡量标准：对我有用，或对我无用，其余没有什么可尊重、值得仰望或需要忌惮的。比如学英语是“有用的”，因为英语学好了可以赚钱，而语言背后整个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则是“无用的”，对赚钱没有意义。
　　这种市侩到骨子里的价值观可以称为“极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这个词翻译得并不准确，梁文道认为应该翻译成“效益主义”更好。“效益主义”追求尽可能地把利益最大化，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并无善恶上的不妥。但万事就怕做过头，一个人要是在利益增值上扎得太深，一切都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唯一标准时，什么法律道德、社会规则、他人权利，基本都是可以无视的。
　　只苛责李阳个人的道德水准没什么意义，毕竞他这种心态和社会的大环境有直接联系。极端功利主义在这里既有深厚的土壤，又赶上了很好的时机——整个世界都在宣传唯一的标准：成功，因为成功的人往往能跨过法制道德等无数道围栏。而不成功的草根们，无论怎么小心翼翼都很难保住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恐慌下，人想不功利都难。这种大环境下产生扭曲的婚姻和家庭，并不算是多意外的事情。
　　“马桶骑士”请注意／龙隐
　　一般人进了厕所，其他能干的事情就不多了。不过厕所是部分古今中外思想者的乐园。宋时有人“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更说：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在“厕读”方面，作家亨利·米勒首屈一指。他确实在厕所里完成了一些名著的阅读，而且坚持认为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尤利西斯》的妙处是在其他地方无法完全领悟的。米勒认为只有少量的书籍和杂志才适合厕所“待遇”，其中他挑出了《大西洋月刊》。他甚至告诉别人什么样的厕所更适合阅读：如果要阅读《拉伯雷》，他建议找个简陋的农村茅房：“在玉米地的茅房里，新月的银色月光透着门缝照了进来。”
　　在以色列医疗机构工作的罗恩·绍乌尔最近了做了关于“厕读习惯”最科学的一次研究尝试，他收到了499份男男女女的完整调查问卷，年龄从18到65岁不等，其中有待业人员，也有学生、建筑工人和学者，一些来自农村，也有一些居住在城市里。超过一半的男性(64％)和41％的女性坦言自己经常在上厕所的时候读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读物就是“伸手可及的东西”，一般而言就是指报纸。
　　在豆瓣的“马桶读吧”小组，“马桶骑士”们交流多年的厕所读书经验，讨论在厕所最适合读什么书、有何注意事项。有位“骑士”说：一是不宜读“黄书”，因为这会引人走火入魔，产生其他冲动；二是最忌令人爱不释手的通俗读物，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俺第一次看《天龙八部》，一时大意带入了厕所，结果‘厕所方一刻，世间已半天’，待清醒过来已如同中了‘十香软筋散’，不但没站起来，还一屁股栽进马桶。”
　　当然了，对如厕读书也有人语带讥讽，清代学者郝懿行说，“入厕脱裤，手又携卷，非惟太亵，亦苦甚忙，人即笃学，何至乃尔耶。”
　　绍乌尔的研究暗示，“厕读者”更容易患上痔疮，不过绍乌尔总结说，“厕读”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它可以打发你的无聊，而且基本上是无害的。最重要的是，在那里绝对不会再有人在身旁喋喋不休或指挥你去干这干那，厕所是真正的清静乐土啊。
　　(龙隐，出版工作者，现居北京)